爬到伟人肩上朝伟人撒尿——李锐庄重现象　　

《炎黄春秋》在09.7期抛出《谁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的文章以贬损毛泽东，出笼甫始就遭到众多网友批驳，是非曲直一目了然。本来是十分小儿科的事，居然也劳诸公枉费一番心血，“时间就是金钱”，不觉白白耗费资源么？可见，衮衮诸公虽然高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在实践上，还是坚持“政治第一”的。遗憾的是伎俩如此，未免使人感到有点气急败坏，太不择手段。　　

牛顿有句名言：我之所以站得高些，是因为我站在巨人肩上。　　

如果套用这一句式来概括“炎黄”与李锐、庄重们的反毛策略，这句话就变成：我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我爬到了伟人肩上，居高临下地往伟人头上撒尿。　　

作为妖魔化毛泽东的伎俩之一，也是一种“现象”。　　

李锐反毛鼓噪的蛊惑力，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的所谓“秘书”的身份。国家每部一个的“通讯员”，也就一年许，以“秘书手记”身份炮制跨度几十年的回忆，以攻击毛泽东，也够政治骗子的。作为共产党员，一看“社会主义历史终结”，马上改换门庭，以不择手段反毛出卖自己，这本身就够卑鄙的了。不过这里是政治因素压倒一切，道德还在其次。其最为人所不齿处，是其人的经营策略：先傍毛，再骂毛。不炫耀假“秘书”身份，李某人则一文不值也。　　

上世纪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许多“误入歧途”的曾经共产党员也纷纷忏悔反水。文坛上曾出现过一个名不见经传、却因为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而“不朽”的名人，此公就是“重写文学史”时讳莫如深的杨邨人。　　

杨邨人曾“误入中共”，大革命失败后反水，公开发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内称： “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父老家贫弟幼，漂泊半生，一事无成，革命何时才成功。我的家人现在在作饿殍不能过日，将来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苏区的情形来推测，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饿殍作叫化子的。还是：留得青山在，且顾自家人吧了！病中；千思万想，终于由理智来判定，我脱离中国共产党了。”其后在文坛为左翼所不齿，杨氏曾发表“公开信”攻击鲁迅，先生也以“公开信”作答：　　

对于先生，照我此刻的意见，写起来恐怕也不会怎么坏。我以为先生虽是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却并不是奸商。我所谓奸商者，一种是国共合作时代的阔人，那时颂苏联，赞共产，无所不至，一到清党时候，就用共产青年，共产嫌疑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阔人，时势变了，而不变其阔；一种是革命的骁将，杀土豪，倒劣绅，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称为“弃邪归正”，骂“土匪”，杀同人，也激烈得很，主义改了，而仍不失其骁。先生呢，据“自白”，革命与否以亲之苦乐为转移，有些投机气味是无疑的，但并没有反过来做大批的买卖，仅在竭力要化为“第三种人”，来过比革命党较好的生活。既从革命阵线上退回来，为辩护自己，做稳“第三种人”起见，总得有一点零星的忏悔，对于统治者，其实是颇有些益处的，但竟还至于遇到“左右夹攻的当儿”者，恐怕那一方面，还嫌先生门面太小的缘故罢，这和银行雇员的看不起小钱店伙计是一样的。先生虽然觉得抱屈，但不信“第三种人”的存在不独是左翼，却因先生的经验而证明了，这也是一种很大的功德。　　

——鲁迅：《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杨邨人氏为“4·12”的血吓破了胆，本意也不过洗手不干，老实做一介良民。因为鲁迅一封信而出名，倒是他始料未及的。如果想“门面”做大，那他就得攀附陈独秀或瞿秋白标榜自己做过秘书，或回忆与顾顺章的过从经历，那样，杨氏自然也就身价百倍了。　　

是不能还是不愿为，不得而知。总之，与李锐先生是“不同重量级”的。　　

庄重先生与李锐先生也不在一个重量级上。不知是积怨太久未得抒发，还是受“炎黄”愚弄所致，他挺身而出与毛泽东争著作权的动机，不敢臆断。较之李氏，名不见经传的庄先生，自然“门面太小”，出道不易，非得首先“傍毛泽东”不可。　　

即使《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确实与庄氏多少有一点瓜葛，但据此而争这篇历史文献的著作权，实在太缺乏小儿科常识了，不值一驳。　　

这里只强调两点：　　

其一，毛泽东不光是罕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理论家，还是很少匹敌的诗人、书家与文章大家。毛泽东非拙于为文者。如成吉思汗、朱元璋、如张献忠的政治军事家不在少数，倩秘书为文无可深责，“蒋公”的文章不也全仗布雷“文胆”吗？而毛泽东则迥异于是，既雄才大略，又文采风流。他本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继续革命创立了不朽的理论，形诸文字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郭沫若所谓“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是也。毛泽东的理论和文章属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毛泽东思想是谁也贬损泯灭不了的。而且，作为文章大家，毛泽东开一代文风，其对中国现代汉语的影响，除鲁迅外，无人可及。徐迟的1980年代写的《红楼梦艺术论》中谈到语言的贡献，谈到文章大家对民族语言的影响，将毛泽东鲁迅，与英之莎士比亚、俄之普希金等相提并论，称之为一代民族语言的奠基人。庄氏从毛泽东的巍巍经典传世雄文挑出一个《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去争个什么“著作权”，除了“桀犬吠尧堪笑止”，“叫我说你什么好”呢？　　

先生老悖矣，这个头出的不值。　　

其二，《投降书》是历史文献，其文之身份、气势、文风非毛莫属，俱为他人所难于模仿。毛泽东之文，即使片言只语，如人们耳熟能详的“纸老虎”、“两把刀子”、“就在党内”、“靠不住啊”、“一生办了两件事”、等等，其慧眼卓识、超然不群，其大气磅礴、举重若轻，其机智幽默、大雅大俗，都体现出一种独有的毛泽东风格。所以，许多电影中都有一个经典性的镜头：听到新华社某篇评论，蒋介石故作高明地自我解嘲：“听口气，就是毛泽东的手笔！”——《炎黄春秋》选择这个题目作为攻击点，实在不算高明。　　

不信，请看下面一段话：　　

“今天，我亲爱的祖国给予我新的力量，我又勇敢起来，敢于直言了。宪法和法律保障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我要出版一个文集，将我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收进去。我的自传也要写上这件事。这叫做顺理成章，物归其主。”　　

哪有一点灵气。较之《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风格气韵，能以道里计吗？　　

（0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