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苏联不仅综合国力在40多年中居世界第二，其政治经济体制还曾被数以亿计的人们看作代表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包括一些西方国家学者在内的很多人，曾认为苏联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然而，苏联不仅没有能够登顶成功，也没有保住老二的位子，甚至苏联这个国家本身，也出乎所有分析家的预料，几乎在顷刻间土崩瓦解了。

今天的苏联各个继承国家
对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各国政要和学者有着多样的解读，如计划经济丧失活力、军费开支拖垮经济、美国的和平演变、苏联上层背叛社会主义（如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的《来自上层的革命》提出的观点）等等。然而，这些说法强于解释苏联的“改旗易帜”，却较难解释苏联为何在共产党下台后不能像东欧的波兰等国一样，维持国家的统一。本文仅就苏联国内宪法体制的隐忧和维系苏联统一的意识形态支柱被苏联领导人削弱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苏联这个结构特殊的国家，改旗易帜为何必然导致土崩瓦解。
卫国战争胜利后，苏联迅速恢复经济，成为核国家，组建了华约组织，与美国为首的北约分庭抗礼。到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的核武器达到了与美国的均势，从此基本排除了外敌入侵的可能。苏联的经济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后增速减缓，但经济总量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仍居第二位。1987年日本账面上的经济总量超过苏联，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被美国逼迫将日元升值及房地产泡沫的结果，各项主要工农业品产量苏联仍居第二位甚至首位。直到1990年，苏联社会失控之时，苏联经济才出现了和平时期的第一次下滑。可见，苏联丢失老二地位乃至解体，主要原因并非军事失败或经济崩溃，而是政治凝聚力出了大问题。

人类历史上唯一不以民族或地域命名的国家
苏联解体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国内而不是国外，这说明苏联的国家制度设计存在关键性的缺陷，使其无法承受国内重大的政党纷争、政治风波和社会冲突。这种关键性缺陷，使得苏联共产党丧失权威之时，国家不仅改旗易帜，而且土崩瓦解。
苏联政治凝聚力的隐患，从国家的名称就可以窥见。苏联的全称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其中“共和国”还是复数。仅仅从名称上看，这个国家就很另类。第一，世界各国大多警惕“国中之国”的存在，苏联却公开的把其组成单位称为“共和国”；第二，从国名上看不出国家的主体民族和领土范围。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不以地域或民族名称命名的国家，其特征体现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这样的政治经济制度之中。　
因此，英国左翼学者佩里•安德森指出：“十月革命以超绝努力造就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覆盖了前沙俄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但是，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拒绝以疆界为基础来界定自己的现代国家，新生的苏联并未诉诸爱国主义的自豪感或是民族构建。其诉求是国际主义的：全世界劳工运动的团结一致”。
苏联成为这种不包含民族或地域名称的国家，是与十月革命前后的历史背景有关的。
苏联世界反殖民主义浪潮开始涌动的时候，在沙皇俄国的废墟上建立的。1897年，俄罗斯帝国已经地跨2250万平方千米，拥有1.282亿居民，俄罗斯人仅占总人口的43.3%
1917年的二月革命后，芬兰和波兰脱离俄罗斯而独立。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不久，乌克兰、外高加索各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阿布哈兹）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也宣布独立。自治运动也在其他一些地区兴起。
1917年11月，在布尔什维克主导下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布了“俄罗斯各民族人民权利宣言”，包含了“俄罗斯各族人民有权就分离并组成独立的国家而自由的自决”的内容。1924年1月31日，全苏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宪法确认了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为统一的联盟国家的事实，规定了加入苏联的自愿和平等原则以及各加盟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
因此，从十月革命到20年代中期，苏俄第一代革命领袖出于与沙俄的民族压迫划清界限，团结各个民族的政治需要，逐步建立起民族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如果在国名中出现“俄罗斯”这一结合了民族和地域名称的名词，很容易引起当时占人口超过一半的非俄民族的反感。最终，新生的国家采取了以共同的政治制度（苏维埃）和共同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来将宪法规定拥有主权的各个名义上独立的国家结合成国家联盟的这种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国家结构形式。到20世纪后期，苏联的组成部分中包括了俄罗斯联邦等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10个自治区和128个边疆区或州，每个单元都以“民族”来命名。

按照苏联宪法，各个加盟共和国本来就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依靠苏维埃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可见，苏联一旦去掉了“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纽带，国家的统一也就很难维持。1991年12月成立的“独立国家联合体”，从名称上看，其实就是砍断了这两条纽带的苏联。独联体，很快变成了一个类似于解决离婚后分割财产问题的沙龙。俄国打算在独联体框架内保留联盟统一军队的打算很快破产。后来所谓的独立体集体安全机制，只是俄国与相对亲俄的几个前苏联继承国家的组织，也并未涵盖独联体的全部。

宪法保留加盟共和国退出权
与此前建立的美国、德国等联邦共和政体不同，苏联的联邦单位不是基于地区，而是基于民族建立的。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在宪法中的地位，远远超出一般组成联邦国家的邦或州，而是明确规定了拥有主权、发展对外关系的权利，甚至还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力。列宁本来主张联盟只是权宜之计，建立一个更加中央集权化的大国是将来发展的方向。然而，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袖们，在1936年、1977年的苏联宪法中，并未削减加盟共和国的权利，仍在条文中保留其主权。
其实，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苏联共产党在国内一直垄断了政治权力，苏联国内并没有组织化的政治反对派，西方国家数次在冷战中处于守势，疲于应付第三世界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实力干预苏联的内部政治架构。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废除加盟共和国制，改行基于地区原则的联邦制，或者实行除俄罗斯外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制度，并不会遇到巨大的政治阻力。例如，1956年，赫鲁晓夫决定将苏联16个加盟共和国之一的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1940年苏芬战争后成立）降格为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下属的自治共和国，此时名义上的主权国家领袖——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奥托•威廉莫维奇•库西宁，并不敢公开发表一句怨言，只能乖乖的去当降格后的自治共和国首脑了。此外，在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中，只有少数几个曾是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独立国家（如两次大战之间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国），有的从未成为独立国家（如白俄罗斯），有的仅在强国之间维持过程度较低的独立，也未受到国际承认（例如18世纪格鲁吉亚周旋于俄国、波斯和奥斯曼土耳其之间，哈萨克诸汗国同时向俄国和中国清朝称臣），还有的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被苏联的“民族识别”制造出来的（例如，历史上从未有称作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的国家，这些民族的先民所建立的封建汗国之间并不是按民族分布来划界的）。这样，在苏联存在的大多数时间里，大多数加盟共和国的主体民族其实并未形成稳定的政治民族意识，各族精英大多熟习俄语，认同苏联为祖国，苏联中央如果下决心改变国家结构形式，成功的把握是很大的。
但直到解体，苏联也并没有废除加盟共和国的架构，保持了15个加盟共和国的建制。中国社科院的马戎先生认为，苏联领导人可能是对于苏共维系国家统一的能力过于自信，也可能贪恋联合国的三个席位（苏联在联合国获得多个席位的理由之一，正是加盟共和国就是具有外交权的主权国家），一直没有触动加盟共和国体制。斯大林还自豪的宣称“以军事和经济事务的共同要求为基础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是国家联盟的一般形式……是世界上对许多民族和部族和睦共处及兄弟合作的试验获得成功的唯一国家”。勃列日涅夫在位时，苏共政治局也曾否决了要求取消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以及限制加盟共和国权限的动议。这样，苏联几代领导人，都把列宁设想的过渡性的联盟体制长期化了。
苏联1974年的各级行政区划示意图

保证苏联统一的三大支柱全靠意识形态维系
苏联宪法体系存在着加盟共和国拥有主权和退出联盟权利的漏洞，但威胁国家统一的这种隐患，长期没有成为现实。
苏联拥有维护国家统一的三大支柱，一是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压制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二是根据民主集中制，而非联邦制建立的各级共产党组织，各个加盟共和国共产党只是统一的苏联共产党的支部，共产党垄断了各级政权；三是集中管理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各项主要工农业产品的生产和对外贸易，都由联盟中央的相应部门自上而下垂直管理。这样，法律上拥有脱离权的加盟共和国，在脱离的道路上没有话语权、没有人事权、也没有财权，寸步难行。
然而，共产党领导和计划经济这两大支柱，实际上都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在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实行多党制和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只有以消灭私有制为最终目标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能够证明一党制和计划经济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看，苏联这个超过占世界陆地面积四分之一的大国的统一，仅仅依靠马列主义来维系。在这种“一柱擎天”的形势下，如果苏联领导层没有意愿或决心废除宪法上带有松散邦联色彩的加盟共和国体制，那么就应该加倍珍视意识形态支柱，保持马列主义的生机活力。
但是，苏联对马列主义却一再滥用，其中最明显的是将“共产主义”这一人类的最高理想，作为似乎很快就要实现的奋斗目标来激励人民。赫鲁晓夫宣布“1980年建成共产主义”，实际上是把共产主义庸俗化为一种每天能吃“土豆烧牛肉”的小康生活。当群众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一次次落空的时候，意识形态本身逐渐沦为信仰危机的困境。勃列日涅夫对苏联人民的承诺相对现实一些，不再提“共产主义”，改为“发达社会主义”。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被军工所吞噬，人们很难把一个和平时期也需要经常排队购买面包等生活必需品的国家，与“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画上等号。1982年，老态龙钟的勃列日涅夫寿终正寝的时候，苏联群众表现得几乎无动于衷，与斯大林逝世时绝大多数人的真心悲痛形成鲜明对比，可见苏联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在国力持续增强的同时，却大大削弱了。

赫鲁晓夫推行玉米运动，号召向共产主义过渡
过度指责斯大林动摇立国之本
比起苏联对意识形态的滥用，对支撑国家统一的意识形态支柱危害更大的是赫鲁晓夫以后的苏联领导人过度谴责斯大林的言行。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初，斯大林在苏联各族人民中享有历史形成的崇高威望，在与德军作战中，苏联红军战士们高呼着“为了斯大林，冲啊”的口号前赴后继。斯大林的名字，和列宁一起，成为苏联共产党乃至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象征。。全国各地都悬挂苏联国旗、苏共党旗和列宁、斯大林的肖像，都把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当作经典来阅读和信奉。
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斯大林说成是精神有问题的多疑而凶残的暴君，卫国战争初期惊慌失措的胆小鬼和整个战争过程中的瞎指挥的军事外行。尽管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公认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在对华政策中存在大国主义倾向，仍对赫鲁晓夫的做法表示不满。毛泽东批评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现在又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
尽管秘密报告和此后一系列的苏共决议和相关的书籍文章中对斯大林“罪行”的揭露，有许多记载符合事实，但总体上却严重夸大了,而且把责任主要归结到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方面。据苏联解体后俄国学者对解密档案的研究和俄国政府正式公布的数据，“大清洗”中死亡者的数量级不是上千万或数百万，而是数十万，而且其中很多人根据当时的苏联法律，确实应该判处死刑。对“斯大林主义”的声讨造成了苏联社会长期的信仰危机，吸引力本已减弱的意识形态变得更加脆弱。
据当代历史学家对经历过20世纪50年代人们的访谈，当时很多党员团员陷入痛苦和迷茫之中。虽然苏共秉持无神论，限制宗教，但对于具有强烈宗教传统的俄罗斯民众来说，共产党的宣誓仪式本身就带有宗教色彩，是一种对信仰的终身的承诺。这些党团员们在入党入团时宣誓为列宁和斯大林的事业奋斗，而新的苏共中央却下令从理论旗帜中去除斯大林。这样，党团员们面临两难处境，如果照办就是违背自己先前的誓言，如果抵制就是对抗上级，违反共产党组织赖以生存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赫鲁晓夫等人揭露斯大林“罪行”的活动，还使其自身及以后苏共领袖们的道义威望严重受损。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在世时曾称斯大林为“父亲”，此后的表现却像个不孝之子。苏联社会中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在赫鲁晓夫读完秘密报告后，一个代表递上来一张纸条，问“如果斯大林这么坏，那么赫鲁晓夫同志，当时你在哪里做什么？”赫鲁晓夫举起纸条高声质问是谁写的，要求此人站出来向大家做自我介绍。会场上鸦雀无声。赫鲁晓夫说：“当时我就像你一样”。这个笑话的实质，在于苏联公众心中领导人勇敢坚强的形象，已经变成了畏畏缩缩的市侩小人，不敢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
在非斯大林化的氛围下，苏联五六十年代成长的青年中出现了严重怀疑本国社会制度合理性的一些人。佩里•安德森认为，到了1980年代中期，在苏联知识分子阶层当中的几乎所有思潮，无论以什么形态出现，都认为共产主义十分令人厌恶。就连传统上的两个指标性派别，斯拉夫派和西化派，也在反对苏维埃的统治秩序这一点上联合起来了。
随着收到反共思潮影响的人逐渐走上领导岗位，逐渐发起了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所针对的矛头不仅是某个具体的领导人，而是政治体制本身。还在1984年，戈尔巴乔夫在会见瑞士记者时，就说这个制度“一切都腐烂了，必须用民主化、公开性的手段促其变革”。
结果，民主化、公开性两把大斧头轮番挥动，给了维系苏联统一的唯一支柱——马列主义以最后的沉重打击。既然苏共改为信奉“民主社会主义”，就没有理由继续垄断政权，1990年的新宪法取消了苏共对国家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佩里•安德森指出，戈尔巴乔夫架空了苏共政党系统的组织脉络，他自己则成为了既游离于苏共之外却又凌驾于其上的个人统治者，如此一来，再没有什么东西还能将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结合为一个整体了。没有了苏共的约束性架构，苏联便没有了贯穿全联邦的纽带。此外，既然要搞市场化，垂直管理经济的计划体制也就难以保留。原来在苏联宪法中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的加盟共和国主权和退盟权，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激活，苏联走向解体。
总之，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就在于宪法规定的国家结构形式的松散，而苏联领导人的一系列错误举措又削弱了维护这一松散的国家结构的根本支柱——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终于酿成国家土崩瓦解，人民生活水平大大倒退的恶果。
（原载2011年12月《兵器知识》B刊（《防务观察家》杂志，有修改和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