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Дом
--苏联解体二十年祭 之四
信仰：自由资本主义
悖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期待：公众的思潮
回望Дом
苏联崩溃、苏东集团瓦解标志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衰落。这让“自由资本主义”高度亢奋，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就是人类社会演化史的终点。“市场经济导向”凝结成为所谓“华盛顿共识”，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各国际经济组织在全球大力推行。以贸易自由为诉求的“关贸总协定”进化成了“世界贸易组织”。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力图挤进这个组织，为此甚至不惜损害自己的经济独立和底层国民的生计。
2008年3月，号称“全球领先的金融服务公司”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arns Cos.)传出遇见流动性危机的信息。结果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危机证实，所谓“自由资本主义”是一种不稳定，不可持续的社会机制。人们不得不思考社会应走向何方？
观察各方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讨论，可以识别出三个主要的倾向。
在学术界里，占主流的倾向仍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研讨和教学以它的话语体系进行，各经济主管部门用它的统计指标体系管理经济，各国际经济组织更是它的积极推行者。
然而，这一切并非建立在学理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诚如张维迎指出的：
“西方经济学界一般把对市场的信仰划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对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场经济，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第二个层次是怀疑主义，摇摆不定，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主张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
第三个层次是对市场经济非常信仰，但是也认为，必要的时候，政府应该介入市场，这是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就认为，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让经济走出低谷；
第四个层次是对市场坚定不移，完全信仰，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但这一学派当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国。”（张维迎《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2009年2月8日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演讲）
在“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中，货币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赚钱（学术化的术语是“利润极大化”）是经济运行的核心的动力。在“自由资本主义”的货币理论中，将货币定义为“交换媒介”，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费雪公式”，以描述货币发行量、物价和真实财富间的关系。
然而在每一次交易中，“利润极大化”机制都将一部分购买商品的货币变为利润，并加入到试图“以钱生钱”的货币中。这种机制长期运行的结果，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在货币发行总量中的比重越来越低，而今，货币发行总量中，试图“以钱生钱”的部分已经占到了绝大多数。于是统计数据与费雪公式发生了极为显著的背离。（王中宇《货币循环的另类观察--系统动力学的视角》 科学时报 2009年11月5日A3版）“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不去分析“交易媒介”这个假设是否成立，反而制造出“货币的迷失”这个不知所云伪问题，进而陷入了寻找“货币需求函的稳定性”的死胡同。这样弱智的理论体系，要立足于世，也只能仰仗“信仰”了。
“利润极大化”机制持续运行的结果，必然是试图“以钱生钱”的货币指数增长，使购买消费品从而提供利润的货币越来越无法满足其胃口。为了维持经济运行，货币当局不得不超额发行货币，造成货币超过真实财富而膨胀。这些不对应于真实财富的逐利资金，造就了迅速膨胀的“虚拟经济”，这个泡沫总有破裂的一天，这就是经济危机。
对这一事实，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用“产能过剩”来描述。自由资本主义理论相信，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只要听任失败的资本家破产，让经济体系毁灭过剩的产能，就能够实现自我调节，恢复供需平衡。经济系统将持续运行下去。整个经济就在周而复始的“景气-衰退”循环中成长。
然而经济系统毕竟不是象牙塔里的“孤立体”，它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的动荡与衰退，直接威胁到社会底层大量居民的生存，威胁到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一旦弄到“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反待如何！”的地步，连这个社会结构都无法维持。遑论其经济子系统的自我调节？
由此我们看到，在自由资本主义充满学究气的外表下，是一颗冷酷而鲁莽的心。
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张维迎对各国政府救市政策的评价是“饮鸩止渴”。这个评价相当确切。然而奥巴马对美国社会结构的信心，不足以让他遵循哈耶克主义，他不敢听凭经济系统的自我调节，而宁愿饮鸩止渴。格林斯潘、伯南克等美国经济学大拿，对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解决不低于张维迎，他们也同奥巴马一样，宁愿饮鸩止渴。一个依赖于“信仰”的理论，其力量不过如此。
前已提及，为国家资本主义奠基的是德国人李斯特。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将经济系统视为孤立体，而李斯特认识到经济体不可能孤立于社会系统，在社会系统中，李斯特以“国家”为利益单位，所以，他的著作取名为《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以笔者有限的阅读，改革开放以后，首先在国内大力介绍李斯特的是韩德强。此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渐为部分学人关注。最近大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是李非，2009年5月，他在乌有之乡网站上发表了长文《国家资本主义之前世今身》，文中详细介绍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由来与发展，认为前苏联和中国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样本。文章逻辑清晰，证据丰富，可视为这个方向的代表作。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激烈地抨击自由资本主义：
“自由资本主义是有一个自己的世界前途愿景的，这个愿景就是金融大鳄索罗斯在其若干著作中所披露的‘开放社会’。这个‘开放社会’的基本内容就是自由资本主义彻底抛掉国家的外壳，全球强国统统大分裂，国家公司化，变为大大小小的有限责任国，世界改由跨国财团的大公司直接统治。这样，企业化的国家就可以破产，以土地和人民抵债。”
“‘开放社会’不是没有‘政府’，‘政府’是有的，就是大的世界级金融财团，他们通过金融手段控制各个地区，视其它经济或政治的联合体为‘牲畜’，届时养肥，定期宰杀。这样的一种‘理想社会’，显然就是一幅中世纪欧洲的场景，甚至还不如中世纪的欧洲，因为他已经不把社会公众当人看待了。”
“在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已变的无比强大，这些资本一刻不获取超额利润就不能生存，它们从吞吃自己的人民再到吞吃盟国的人民，直到自己吞吃自己，大资本之间相互吞吃。次贷危机，使得他们失去了自我放纵的堂而皇之的理由。最后的烂摊子要政府给他们收拾，要各国官吏给他们收拾。到此为止，历史性的时间之窗给了国家资本主义一个重大的机会。”（李非《国家资本主义之前世今身》）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历史的演进有自己的看法：
“以农耕为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阶段性进化中，从奴隶社会进化到封建社会后，不是一步跳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有一个最高进化阶段，这一阶段就是中央专制社会。”（同上）
据此，李非认为：“工业社会也有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类似过程”,其后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走完了这一阶段才可能进入社会主义。这一观点源自前引列宁的观点：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门阶，是历史梯子上的这一级，即从这一级到社会主义那一级是没有任何中间级段的。”（列宁《大祸临头及防止之法》）
据此，李非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人类开辟了光辉的前景：
“金融机构和商业机构会被废除，被统一的社会分配机关所代替。利用人们对未来、未知的恐惧追逐金钱的证券、保险、期货等行业将会消失。这些行业所解放出来的人将会把精力和智慧投入到科学、技术、管理，以及文学、艺术、体育、游戏等方面。”
据此，他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共产党人在一个国家夺取政权后，只要是作为国家执政党而存在，就必然是搞国家资本主义，除非他放弃对政权的夺取，任由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他作为其中的一个政党参与竞选。”
“事实证明，对于落后的大国来说，要想走到世界前列，国家资本主义是唯一可以采取的手段。”
然而，回顾苏联的历史，主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学者无法回避以下问题：
1、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要求官僚集团控制几乎全部社会资源，结果，除了内部监督，他们事实上不可能受到有效的制衡。李非认为，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存在三个主要的社会集团：官吏、群众和资本：
“当官吏和资本的矛盾加剧时，资本会受到控制，反之，当官吏与群众的矛盾加剧时，资本会利用群众与官吏进行抗衡，避免官吏的错误在没有强有力制约的情况下走到极端，这都使得作为群众的第三方利益得到适当保护，使资本与官吏都受到双重节制。”
这与苏联的历史经验不符。事实上在苏联，官僚集团同时就是资本集团，不存在官僚集团之外的独立的资本集团，与官僚集团相比，群众处于地道的弱势，除了怠工，事实上没有任何制衡官僚集团的可行手段。苏联建国元年成立的秘密警察机构“奇卡”，其全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怠工”与“反革命”并列，可见在官僚专制的社会中，“怠工”的重要社会功能——它是被专制者唯一可用的“制衡”方式。
2、李非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这些方面（注：指商品交易，追逐利润），与自由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多大区别。变只变在国家的核心资本改由国家官吏（干部）控制，而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官吏受无产阶级监督，必须为穷人服务。”
但李非指望的“官吏受无产阶级监督，必须为穷人服务”，事实上取决于官僚群体的“自觉”，而这种“自觉”其实是稀有物，只能靠凌驾于官僚群体之上的“绝对权威”来维持。
考诸史实，人们看到的是：官僚集团专制几十年后，其第三、四代无可遏制地退化，变得贪鄙而弱智。他们无力承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得不承担的社会责任；却羡慕自由资本主义中私人资本家的“自由”；同时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显赫的社会地位并非源于自己的能力，只是前任官僚“封妻荫子”、“提携门生”的结果。于是鲁莽地拆屋分家，将自己的国家推入最野蛮的权贵资本主义泥潭。
当年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寄望于革命者的第三代，现在这些“第三代”频繁出现在欧美的贵族学校中，在“胡润富豪榜”上、在“克利翁国际名媛俱乐部”内，在各大公司的股东、董事、董事长名单里。让人们不得不佩服杜勒斯的历史眼光。
史实证明了所谓官僚们“受无产阶级监督，必须为穷人服务”之虚妄。
3、历史反复证明：控制几乎全部社会资源的官僚集团，不可能容忍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学术界必然沦为“翰林院”和“喉舌”，成为官僚集团对公众洗脑和自欺欺人的工具。其结果必然窒息社会的理性思维能力，使整个社会“无脑化”，干出一连串无法弥补的蠢事。
指望官僚专制下的无脑社会能过渡到“社会主义”，最欢迎这种理论的恐怕是希特勒先生，他的纳粹主义意译过来是：国家社会主义。李非在文中就正确地指出：
“希特勒上台后，又是利用德国国民在俾斯麦时期就打下的根深蒂固的国家资本主义理念，推行国家资本主义，使其经济快速复苏，从而能够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4、李非认同列宁的一个著名判断：
“列宁最为警惕的是千千万万的小生产者，认为他们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自由）资本主义。列宁这样的看法，就是要防止和限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自发的、大规模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自由资本主义势力”。
李非强调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提出的对待小生产者的政策：
“一是继续加强国家资本主义，用国家资本主义挤垮和控制私人资本主义。二是把小生产和农民通过合作社的方式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
而现实和历史都表明，具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占有巨大的经济资源，更垄断了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机会，但它解决国民就业的能力极差。统计数据显示：国有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从未达到20%，它的两个峰值是：19.49%（1960年）、19.15%（1981年）。这两个峰值，前者是“大跃进”的结果，后者是“洋跃进”的结果。对国家资本主义而言，均远远偏离了其正常运行的范围。1981年后，国有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一浪低过一浪，1994年后更是一泻千里，跌到了8%附近，甚至低于1953年的水平。（见图一）
图一：国有单位就业/社会劳动者合计
（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改革的重要动因之一，就是国有体制无法解决广大国民的就业问题，只好放开政策，让失业者自谋生路，同时大力鼓励在职人员“下海”。此门一开，国企的经济官僚们马上看到了“甩包袱”的门道，接着就是“优化组合”、“下岗待业”、“买断工龄”，将大批劳动者抛向社会，经济官僚们则垄断生产资料与经济机会，实现“减员增效”，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率”，让自己的收入与自由资本主义中的垄断资本家“接轨”。
事实上，绝大多数国民就业于中小企业与个体户，从事的是地地道道的“小生产”。它们在各衙门的严厉管制下，动辄得咎。以至于民谚云“十几顶大盖帽，管一个破草帽”。
《中国统计年鉴》用年销售额500万元作为工业企业“规模”的门槛。对“规模以上”企业再分划为大、中、小型。
“规模”以下的微型企业，占企业的绝大多数，他们所拥有的资本不过是几万元到几十万元，小型企业也很少有资产上千万元的。正是这些企业为绝大多数国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在今天的经济生态中，这些企业的平均寿命不过几年，是地地道道的“微生物”，从事着国有企业不稀得干的苦力活。
与之相比，大型国企的老板，如马明哲，仅年薪就超过了6000万元，小企业主那点资本还不够他们一舔。我国工业资产的平均利润率不到8%，6000万元的年薪相当于拥有7.5亿元以上的工业资产，而小企业主的身份是“资本家”，马明哲们的身份却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有比这更搞笑的逻辑吗？
“小生产”无疑具有资本主义倾向，但它却不是今天中国问题的症结。历史反复证明，社会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聚敛”！当“可投资资产”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时，绝大多数国民除了“小生产”有何出路？笔者也希望消灭“小生产”，而它的前提是劳动者自己占有生产资料。只要少数人聚敛大量生产资料，多数国民就只能两手空空，除了“小生产”，想不饿死，就只好乞讨、盗窃、抢劫！
事实上，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农民工与小企业主站在同一战线，对抗拖欠工程款的发包方。而拥有总包地位，得以向小企业分包工程的，正是大型国有企业。尽管媒体将欠薪问题归咎于小企业主“黑心”，相关部门则在“保护国有资产”的旗号下偏袒国有企业，但农民工已经看明白，欠薪的根源是发包方要求小企业“带资施工”，并拖欠工程款。
可见，在今天的现实中，与“小生产”者为敌，其实是与国民的多数为敌！
广泛存在的“小生产”不过是高度集中的大资本的伴生物。而依靠行政权力实现资本的高度集中，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现实中的大资本只有两类：披着“国家”外衣的官僚垄断资本和披着“民营”外衣的权贵垄断资本。不去解决大资本问题，却拿“小生产”开刀，这暴露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立场。
不难看出，所谓“自由资本主义”，其背后是权贵资本的诉求；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则是官僚资本的诉求。这两种诉求造成了主流学术界中声势最大的争鸣--“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
然而，争论中“民”与“国”的概念却从未被清晰地分析过。
私人大资本家以“民”的面貌出现，然而各种调查数据显示，逐利资金在国民中的分布高度集中。近年来，金融界高度关注“私人银行业”的市场状况—即私人“可投资资产”在国民中的分布状况。2009年，出现了两个市场调查分析报告--招商银行的《2009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私人银行业：坐看风起云涌》）和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的《中国财富管理市场—为中国高端客户度身打造最佳价值定位》。报告显示：不超过1 %的国民拥有了几乎全部可投资资产（见图二）。可见，笼统的“民”事实上已经明显分化为两大类，一类腰缠万贯，靠财产性收入为生；一类两手空空，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至于主流理论家们大肆宣扬的“中产阶级”，无论在人口中的比重，还是占有资产的份额，都微不足道。
图二a：2008年资产分布曲线
图二b：资产分布曲线的高端
（摘自《“财产性收入”—一个观察社会性质的视角》
科学时报 2010年1月12日A3版）
官僚资本以“国”的面貌出现，苏联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有能力、有欲望“卖国”的正是他们。至于广大的国民，对“国有资产”根本无权置喙，只能眼看着权贵们瓜分“国有资产”。这样的“国”，与广大国民何干？倒是那些以“民”的面目出现的私人大资本家，没有官僚集团对“国有资产”的处置，他们如何能在短短一二十年内聚敛上百亿的资产？
于是在公众中涌现出了各种思潮，但主流学术界或者假装无视其存在，或者扣上“民粹主义”的帽子。然而，这些思潮在网络上已经汹涌澎湃，并赢得了越来越多国民的同情与共鸣。主流学术界还能当多长时间的鸵鸟？
这种现象表现出了两大阵营的疏离：一方是私人大资本群体和官僚群体，一方是社会公众。这种疏离导致了“毛泽东思想”的回归。“毛泽东思想”是个敏感的话题，2009年国庆游行队伍中，临时增加了“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竟引起了轩然大波。恐怕全世界也没有哪个国家对自己的缔造者有如此尖锐对立的态度。
毛泽东在临终前回顾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赶走了日本人和蒋介石；一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前者就是建立人民共和国，后者则是治理国家。
当年的国民党政权，搞的其实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被共产党恰当地称为“官僚资本主义”、“四大家族”。德国、日本和苏联模式对国民党的治国理念影响极大。其结果是资源高度集中，广大国民贫困而愚昧。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武器，其实就是两个主张：经济上“耕者有其田”，解决广大国民的生产资料问题；政治上“还政于民”，解决官僚政治问题（见《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这两条击中了国民党的命门，使其在国民中彻底孤立。
国民党覆亡的教训深深地印在毛泽东的心里。观察毛泽东的治国理念，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始终将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国民放在首位，同时对社会上层的精英集团高度不信任，无论他们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老精英，还是在“打江山、坐江山”过程中形成的新精英。这在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就已经显出。在他治国的二十几年里，始终贯穿着“消灭三大差别”、“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干部参加劳动”、“两参一改三结合”等等主张。他反复要求医疗、教育、文化系统要面向工、农、兵。对“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深恶痛绝。
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写道：“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他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呢？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命的对象”（《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页）
他还特别担心干部子女，“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许多优越感。”（毛泽东与王海蓉的谈话1964－1965），1952年6月14日，在给周恩来的信中，他提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毛泽东选集》第六卷）
当年的人们，视毛泽东的这些理念为说教，因为当时的干部和干部子女放在今天，几乎大多数都堪为楷模。而今，毛泽东的忧虑获得了全社会的共鸣。
毛泽东对苏联模式也保持着警惕，在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中，他写道：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
“苏联有个高薪阶层，在农村中还有富裕农民阶层。对这些人来说，保持和扩大物质刺激，对他们是有利的，取消物质刺激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会进行抵抗。”（第276-277页）
“既得利益集团”、“高薪阶层”，上层精英集团在毛泽东心目中就是这般形象。基于对上层精英集团的高度不信任，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第275-276页）
在读到第341页时，他写到：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但“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
等读到第742页时，他写道：
“我们还要看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性的，……。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警惕，如果我们及早注意，是可以解决的。”
到了第743-744页，他写下了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判断：
“一个社会阶层的统治代替另一个社会阶层的统治，就要革命。总的趋势是这个革命必不可免，但是目前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远远跳出了“打江山，坐江山”的历史惯例，他心中的目标是消除“统治-被统治”的社会结构，他看到了上层精英集团与底层社会公众的对抗性矛盾。这是他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深层根源。从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结构：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員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員会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員会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常设”的“权力机构”由“全面的选举”产生，其成员“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这其实就是马克思高度认可的“巴黎公社原则”，也是列宁在1917年反复强调的原则。
客观评价毛泽东治国的是非得失，不是本文的主题，但毛泽东提出的，国家不能只由一部分人管理，却是一个意义极为深远，但尚未找到答案的问题。
当年的列宁认为，仅靠“识字的工人”就可以管理国家，已被历史证明不现实。列宁曾构想将几十名基层工人送进党中央，毛泽东则在实践中将一批工人、农民引进了中央委员会，并将其中一些人放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但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在文化革命中，毛泽东指望发动群众，批判党内的“走资派”，却引发了大规模的派系斗争甚至武斗，他寄以期望的“革命小将”们，在“当权派”的巧妙操作下，分化成了相互对立的派别，毛泽东号召他们“大联合”，却无济于事，不得不以“军管”和“清理阶级队伍”收场。结果官僚集团获得了更为稳定的地位，而当初的“革命青年”却成了“幻灭的一代”。
许多左翼人士将这一结果归咎为某些人的“背叛”。如果这就是问题的症结，那人类历史就取决于少数伟人的选择，我等芸芸众生就只能指望救世主。这种思维模式可追溯到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犹太人的“弥赛亚预言”，佛教的“弥勒佛”信仰，——孤苦无助的人们无力认识世界，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只好期待救世主降临。
观察历史可以发现，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实现了由全体国民共同治理社会。哈耶克曾提出过“权力控制财富”还是“财富控制权力”的问题，我们能看到的所有国家，无不处于这个“双稳态触发器”的某个稳态之中，更有一些国家在这两个状态间来回跳跃。
可见对左翼学者而言，真正需要的是，深入研究并切实回答以下问题：
社会底层公众如何同时制衡“官僚”与“资本”两大势力？
一个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其社会经济系统应如何运行？如何保证其运行的效率与稳定性、可持续性？
怎样从现实社会走向理想中的社会？
如果不能有说服力地回答这些问题，“左翼”就只有道义上的批判力量，而缺乏实践上的建设力量，充其量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与旗帜，而“新朝代”最终只能落入“热月党人”的手中，社会只能继续在哈耶克的双稳态触发器中震荡，直到自我毁灭。
（注：“热月党人”并非某个政党的成员，而是法国大革命后期反雅各宾派的各派人物的暂时结合，他们的核心诉求是“秩序”，他们的共同理念是“一个有产者统治的国家是有社会秩序的国家，一个无财产者统治的国家则是处于自然状态之中的”。--1795年法国宪法草案报告）
苏联走进历史已将近20年，自18世纪以来，俄罗斯民族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历程，既有足以傲世的辉煌，又有令人没齿难忘的惨痛。这一切本质上是人类对自己集体生存方式的探索。
前人遗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物质财富，不仅是生产力，不仅是科学技术。最宝贵的是，付出了无数鲜血与生命换来的集体生存经验。客观而深入地研究它们，方可能使人类认识自己，学会更理性地生存。
观察俄、苏走过的历程，可以识别出一个广泛存在的历史循环：
对社会实行专政的精英集团，在时间的作用下日渐贪鄙腐败，聚敛无度，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积累起越来越大的内应力，这内应力既包括经济运行的障碍，也包括底层公众的怨恨。这积累过程一旦超过某种限度（类似于断裂力学中的“屈服应力”），便造成了爆炸性的释放，使社会陷入混乱。此时激进社会集团的诉求几乎都是：消灭精英集团，代之以公众管理社会。然而历史的事实总是“热月党人”（在中国则被称为“真命天子”）成为新的精英集团，在“秩序”的旗号下，重建对社会的专政，为新一轮循环拉开序幕。
这告诉我们，精英集团与社会公众的关系，是理解历史、理解社会结构的关键。
马克思从“阶级”的视角分析社会结构，而“阶级”的分化仅取决于经济地位，尤其是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然而，在许多社会中，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下的私人产权，却照样存在社会的分层、奴役与人为灾难。
现代社会学从“职业声望”的视角研究社会结构，所谓的“职业声望”指人们对各种职业所做的主观评价，由社会学家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得出。1961年，美国社会学家奥蒂斯·达德利·邓肯发现，调查所得的职业声望可由相应职业的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解释，由此，他建立了一个回归方程，以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计算所有职业的声望得分。由此计算出的得分，被称为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ocio economic index)。
这一方法被引入中国后，学者们发现，仅用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不足以有效解释中国的职业声望，必须加上第三个因素：权力（见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社会学研究 2005年2期）。
这告诉我们，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不是单一的经济因素，而是三个因素：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权力资源。
这个事实打破了一些传统术语造成的幻象。学术界往往在“官僚集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类术语中打转，似乎这是三个相互独立，界限分明的群体。事实上，贵而不富、学历低而权重、富而无权的人在统计意义上并非主流。社会精英集团事实上同时掌控着这三类资源。
这一特征在工商文明侵入中国之前就存在。那时的社会精英群体被称为“士大夫”，这个称谓展现了精英群体的政治--文化特征，研究地主经济的学者们则发现，地主经济中占优势地位的是官僚地主土地所有制。“官僚地主”这个称谓展现了精英集团的政治-经济地位。可见精英群体对这三类资源的“赢家通吃”，是一个更长久而稳定的结构特征。
如果我们不囿于在工商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既有理论框架，直接观察历史经验，可以发现“赢家通吃”的上层精英集团与几乎一无所有的底层公众集团间的对立，是社会的主结构；而这两个集团各自的内部结构，是次级结构。于是精英集团与公众集团的矛盾永远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而精英集团通常是这一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因为只要“内应力”没有积累到“屈服应力”的附近，在精英专制下的底层公众集团总是被动的、沉默的。
如果精英集团能自觉地承担“家长”的责任，对公众、对全局、对长远负责，则家和万事兴；如果精英集团贪鄙自私，聚敛无度，甚至勾结外人，盗卖祖产，则家道难免中落，家人难免遭殃。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一次次王朝更替，说白了是一次次更换“当家人”。这更替的代价，一方面是“王冠落地”，另一方面则是“杀人盈野”，“流血漂橹”。
中国历史上“当家人”的周期性更替，使“轮回”的观念深入人心，也引发了无数仁人志士的深思。这种深思大体可归纳为两个方向：
其一，如何减缓精英集团退化、腐败的速度？
其二，如何改变精英集团当家，而广大公众被动的社会结构？
其实，当今人类还面对更为严峻的难题。人类社会系统寄生于生态系统之上，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是人类社会得以持续存在的前提。工商文明的基本理念是竭力发掘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欲，“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这同一赛场上竞争。而竞争的结果是：不可再生资源已面临枯竭，人类社会已经危及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在人类社会内部，则分化为几无调和可能的对立集团。这促使人们思考：
工商文明是否已经制造出它自己无法解决的矛盾？
工商文明是否已经走到尽头？
人类的社会经济系统能否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共生？
人类能否找到一种可行的持续生存方式？
……
愿这些方向的研究更加开放、更加务实、更加深化；愿这种研究能引导社会走向更理性的状态；愿我们的Дом能够长治久安，百姓能够安乐祥和。
这样我们才对得起前人（包括我们的先辈和伟大的苏联人民）遗留的、代价昂贵的集体生存经验。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瓦.列别杰夫.马库奇《祖国进行曲》
别了，苏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