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毛泽东哲学的根本目标就是要“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此，毛泽东经历了艰辛的探索，从最初的“梦想过一种新社会生活”到“改造中国与世界”，再到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成功地完成了思想和理论的升华。本文详尽地梳理了这一发展过程，并对毛泽东理想社会目标的理论脉络与意义进行解析，探讨了他融汇中西哲学于马克思主义的尝试，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落实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及走向共产主义的实践之中。探求人类理想社会是毛泽东的终生目标，毛泽东的成就在于，把这样一个问题从最初的具体设计提高到最后的哲学概括。
[关键词]毛泽东； 人类理想社会； 哲学思考
毛泽东哲学的根本目标是什么?在他的哲学著作中并没有给以明确的回答，但却可以从他自早年即开始的哲学探索实践中去加以把握。事实上，任何一种哲学都必然有它特定的目标，毛泽东哲学的根本目标就是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
任何一次社会革命都包含着对未来新世界的一种至善至美的追求。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即深受传统中国文化的“大同世界”和西方近代乌托邦空想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与他对现实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激烈批判相互作用，从而构成了对现实社会进行改造的实践意志和对未来的执著追求的个性气质。而当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对新世界的追求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或者说，他原来的、尚处于朦胧形态下的新世界梦想，在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中得到了升华。
毛泽东的最初哲学活动，实际上是从解决社会问题和探索人生真谛入手的，不管我们是否承认，这种最初的哲学探索活动都必然要指向一种实践活动，这种指向从本质上说，是理论本身的实践精神所规定的。“改造中国与世界”不仅只是一种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打碎，它更主要的是要改造和建设一个未来的新世界。同时，这种改造也不仅仅只是政治的改造和思想的改造，就最终意义上讲，改造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建设，是人类的真正理想社会的实现。
还在求学期间，毛泽东即梦想过一种“新社会生活”，但囿于种种原因，直到从一师毕业后，才开始着手进行这一新生活的实验。他与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寄居于岳麓书院半学斋，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一面拾柴挑水，自煮自食，一面自学、讨论。试图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互爱的新村。后虽因多数朋友不能久居湖南，而“事无成议”，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这一梦想。1919年春夏，在经受了五四运动的新思潮洗礼之后，他再度产生了对实验新生活的构想，并拟订了一个建设“新村”的计划，发表于《湖南教育月刊》上。这一设想与一年前的实验有了一个明显的差别，即一年前的实验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既无周密的计划，也无明确的目标，而只是毛泽东生于穷乡僻壤的农村，目睹中国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凄凉和悲惨，在少年时即立下的要把这个不平等社会打破的宏伟抱负的一种感性实验。而现在所拟计划则具有相当的理论准备，这就是他在北京时所大量接触和研究的与无政府主义有血缘关系的新村主义、工笃主义，特别是对于日本的武者小路笃实提出并实验的新村主义理想更加倾心。为此，他在《湘江评论》上撰文指出：“自俄式的思想传到东方，虽然也有人去研究，但还谈不上实行的人，偏偏日本这两种人都齐备了。1910年，武者小路笃实纠会了一班同志，在东京发刊白桦杂志，到了近三、四年，影响渐渐盛大，造成一种新思潮新村的计划，我以为便是这种理想的实现。”随后，他又在《学生之工作》一文中，更加具体地说明了他自己对“新村主义”的设想：“我数年来梦想社会生活，而没办法。……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不管毛泽东此时的设想具有多少空想成分，他至少已经开始对建构梦想中的社会生活进行一种理性的思考了。从无政府主义到新村主义，不过是他对“中国向何处去”的一种回答，是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一种实践。
毛泽东所设想的新村，是以农村为基点的。这既是他生长于农村，从而具有的一种特色，同时也是他对理想社会构思的一种局限;既是他对中国社会现状的一种无意识的、不自觉的客观认可，又是对于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一种自觉的理想寄托。他的这一设想，最根本的就是将新家庭、新学校及新社会连为一体。毋庸置疑，这一根本理想是与他力图完成人与社会的一体改造的最完善构思相联系的。如果从近代以来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主旨来看，毛泽东的这一构想，已经在某些方面具有超越性，即在这三者的浑然一体中，传统社会的各项社会功能已经从相互分离、隔阂而达到一种和谐与平衡。显然，这是同传统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相一致的。之所以说它具有超越性，乃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朴实性使然。而且毛泽东的新村模式，对于长期以来围绕中西方文化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也提出了截然不同于以往学说的解决方式。在中国社会中，受传统文化影响，个人是完全依从于社会的，而在西方则相反，一切以个体自由的实现为宗旨。在新村构想中，由于家庭、学校、社会的浑然一体，个体的价值、自由已经没有一种超然于他之外的力量束缚了，因而个人与社会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同一。维持这种同一，不是靠传统的权威和法规，而是通过教育所达到的社会成员的群体意识和道德自觉。许多研究者在论述毛泽东的早期社会理想时，都把新村构想疏忽政治关系，缺乏领导与被领导的政治权力关系和社会管理系统，当作这一计划的农业社会主义的一种例证，当作其空想性的依据。其实，毛泽东之所以作出这样一种新村构想，正是对于现实社会的一种否定，正是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一种实验，它在现实社会的不现实性和空想性本是应有之义。我们对这一设想的研究，其目的并不在于看它在现实社会能否实现，而是探讨它对于未来社会理想设计的影响。从这一角度而言，对于毛泽东早年关于“新村”这一人类理想社会的初步构想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事实上，当毛泽东把这一主观先验的理想模式付诸社会实践之时，便产生了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这突出地体现于随后的“湖南共和国”的政治主张中。面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环境，毛泽东执著地追寻那将个体自由融汇于群体凝聚之中的社会环境，因而1920年6月，在与陈独秀讨论了由他和彭璜共同拟定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后，又与彭璜共同起草了《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并连续发表文章，倡言湖南自治。他特别区分了“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的概念，指出前者“仍是一官治，不是民治”，但是“民治”是需要一种载体的，否则，仅仅限于一种概念和原则，这种“民治”只会是“完全无望”的。这样一来，毛泽东的社会理想在现实社会的实施中，便难以摆脱传统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关系，他所强调的“湖南共和国”的政治目标，仅仅只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翻版。但是我们又不能单纯地把这一思想放到当时社会政治思潮和政治目标的环境中去思考，毛泽东在“新村”构想中，没有涉及政治关系，即是他对未来社会理想的一种设计。在现实社会中，他从这种建设“自治共和国”的实践出发，正是为了试图寻找一个既体现群体意志，又具有权威核心的现实社会组织模式。正因此，我们说，“湖南共和国”的模式在政治思想上，是毛泽东对人类社会构想中理想主义浪漫色彩的减弱和现实主义实证精神的加强。但在对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的追求中，又从反面说明了政治关系的引入，必然引发出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不管毛泽东当时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以后的追求中，事实上避免了这种矛盾。
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召开新年大会讨论新民学会的未来目的、达到目的的方法以及当下如何着手，毛泽东提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改造中国与世界”，这就是毛泽东从早年的带有中国传统大同理想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理想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转折点。1921年1月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明确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此后，毛泽东也多次在不同的场合阐明了他的共产主义观。如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再次向全党宣布：“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1957年毛泽东在纪念十月革命大会上说到：“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共产主义理想已经成为毛泽东的终生奋斗目标。
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便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对现实中国社会的批判之上，他在客观上区分了对人类理想社会目标的追求与在现实社会进行社会批判和改造这样两种任务。1925年毛泽东在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中关于在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竟抱何种信仰时写道：“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但是实现共产主义必须要进行切实的革命和奋斗，因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如何实现我们的理想?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后，毛泽东又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又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充分印证了他为追求人类社会理想而致力于对现实社会所做的批判和改造，印证了他对于现实问题的一种求实态度。不论是对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的探索，还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他都强调了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强调革命的阶段性和最终目标的一致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期间，他将对共产主义最终目标的追寻具体化在社会主义从不发达到发达这样两个阶段，“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然而，毛泽东在他一生的革命实践中，一直没有忘记那早年“梦想新社会生活”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他面临着两方面的历史任务，一是要完善那一人类理想社会的构思，一是如何在现实历史进程中向那一目标迈进。这种双重的任务纠合在一起，往往造成一种现实与未来，空间与时间相互渗透的情势，从而使毛泽东常常会在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和改造的顺利之时，将他那在未来所寻求的目标提前加以实验，这或许是他在晚年的激进、“左倾”的原因之一。
对毛泽东不同时期关于人类社会理想的追寻的探索，或许会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他的思想进程，并把握他那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在他的早年所设想的新村计划中，他作了这样的描绘：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赡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医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在这里，集中了除社会的政治机构之外的几乎在当时所能够想象到的各种社会组织。早年毛泽东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目标设定，当然与他既受各种社会思潮、尤其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又不具备深厚的理论思维有关。同时还有一点是应肯定的，即他的这一构想是对于现实社会的不合理、不平等的一种否定，而且这种否定已经开始涉及造成这一切的根源--社会的政治关系。从哲学的角度出发，毛泽东对人类理想的追求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无疑，这种发展必然留下了政治的痕迹。1939年4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的讲话中说到：“你们将工农商学兵结合起来了。你们读书叫学，开荒是农，打窑洞做鞋子是工，办合作社是商，你们又是军，你们是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起来，可算是天下第一。”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是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求来表达他的未来社会的理想了，或者说，他对于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并不等于在未来的社会中去实现，只要条件允许，把它置于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并无什么不妥。在抗日战争中，针对敌人的封锁而发动大生产运动，在特定的环境中，为了自己救自己，每个人都具备多种技能，从事多种劳动，是一种现实的要求，这种要求与毛泽东的未来追求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吻合，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在于，这种吻合及由此所产生的现实结果--中国革命的胜利，给毛泽东留下了一种范例，即只要条件允许，就可以大胆地、不失时机地进行新社会的建设。这一点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表现得更加明显。1958年，面对蓬蓬勃勃兴起的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说过，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并且进一步指出，“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公社将仍然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显然，在革命事业一路顺风的大好形势下，把对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付诸实践已经不是某种特定条件下的暂时举措了，而是一种直接的、可看到终极目标的社会实践了。在毛泽东那里，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已经很明显了，而且这种模式，完全不同于早年的“新村计划”，这一模式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创造性发挥中提出来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发展，……为我国人民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道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以及国家对内职能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这里面已经包含着对前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特征否定的具体途径。因而，尽管人民公社运动在兴起及存在的20年中，体现了一种“左倾”思潮的作用，但作为毛泽东对人类理想社会的追求，应该是具有更多的理论根据。如果我们舍弃具体的历史阶段和过程，那么，人民公社所规定的，既是生产的组织者，又是生活的组织者，既是共产主义新人的产物，又是产生着共产主义新人的学校的特征，对于未来社会理想模式的构想，便具有相当的可参考价值了。
问题在于，历史总是历史，它是不能被设定的。对此，毛泽东并不是不了解，然而在落后的现状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面临着一对常常使他走入歧途的矛盾，这就是一方面他忧心于“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事实，于是赞同进行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出现“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和平演变的可能，于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既能够防修反修，又能够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提高革命觉悟。因而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即提出了立足于“建设新世界”的纲领性的《五•七指示》。这一点很耐人寻味;“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摧毁全部现存秩序，然而在“砸烂旧世界”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尚未正式通过之前，便对如何“建设新世界”，进行了原则性的设计。这些充分说明了毛泽东的最终目的仍然是那终生萦绕于脑海的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五•七指示》由军队讲到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由农副业生产讲到办小工厂、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等，范围涉及各条战线，内容涉及各个方面;而且，它不是讲经济建设的一般方针，而是讲整个社会的总体规划，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这种“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正是毛泽东实现从现实社会达到理想世界的康庄大道。《五•七指示》的基本内容在早年的“新村计划”中，在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中，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都有过不同程度的表现。
因此，我们认为，毛泽东对于人类理想社会的追求是他终生的事业，尽管他在不同时期所提出的设想有显著的区别，有些甚至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但有两点却是一致的：其一，他追求的人类理想社会的目标是没有改变的，其二，这一目标是一个和谐、幸福、平等的社会。毛泽东的错误在于他常常不顾客观规律地要提前达到这一目标，而他的功绩则在于，人类理想社会在他的探索努力下，具有可资实践的目标。
近代“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课题，起源于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整体冲击，因而，这一课题本身在实质上就是社会的理想目标的实践。西学冲击中国社会，造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存在的危机，而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又只能从现实的基础出发，因而，在探讨中国社会目标的哲学活动中，中西哲学的影响及对于这种影响的态度，必然是毛泽东哲学的应有任务了。
从毛泽东探寻人类理想社会的思想过程来看，他曾受到中国传统哲学、西方近现代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程度不同的影响。
其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对毛泽东追求人类社会理想产生了最初的影响，并且在以后的岁月中，始终以各种方式显现出这种影响。
“大同”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在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之际，诸子百家纷纷提出自己的新的社会理想方案。孔子从“天下归仁”的原则出发，提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论语，公冶长》)的理想社会方案，这一方案的不完整性后来由孟子加以弥补，最后成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政”社会理想模式。与儒家不同，老子学说充满了对现世社会的愤慨和对黎民百姓的忧患。他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乃是“道”的复归，即对原始共产主义的一种向往。而墨家则从小手工业者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兼爱”、“尚同”的社会理想。从哲学上讲，这三家各自存在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联系的因素，儒道两者一个入世、一个出世，在人生态度并放大到对人类社会的态度上两者是对立的，而墨家思想则对于两者具有一定的中介作用，“兼爱”、“尚同”实际上与儒家“仁政”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其对现实社会的鞭挞又与道家是一致的。另外儒道两家同时也有一致性，即都把眼光投向过去的世纪，儒家推崇“三代圣世”，道家则要回归原始社会，唯墨家是力图在对现实的否定中，向未来去寻求。然而不管他们有何不同，在他们的理想社会蓝图中，“大同”理想都带有一种普遍性。这一理想的比较完整的体系出现于秦汉之际的《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一理想社会与前述各家的社会理想具有一种相承性，是一种提高和发展。这种以“天下为公”为最高原则的社会理想，在长达数千年的发展中，沉淀为整个民族的心理欲望和现实愿望，从而既鼓舞了人民群众反抗罪恶和压迫的斗争，又平抚着在现实中倍感无望的历代生灵。显然，“大同”理想在客观上成为反抗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思想武器。
对“大同”理想社会的追求，长期以来成为中国人民的理想目标，因而当中国社会再一次处于向何处去的变革时期，“大同”理想又成为思想界所关注的焦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不仅在理论上对此作出了新的解释，而且把这一理想直接付诸实践。康有为则不仅在内容上接受了“大同”的传统，而且以《大同书》表述了他对于未来社会理想的设计蓝图。孙中山同样继承了这一思想，并把“天下为公”这一大同理想的最高原则作为座右铭。然而，“大同”理想经过两千多年的培育，在近代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论是洪秀全，还是康有为，或者是孙中山，他们对于“大同”理想的接受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乃至本质上的改变，即渗透着西方哲学的影响。这自然是与近代中国的时代特征相关联的。这一传统同样对于早年毛泽东的人类社会理想的追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毛泽东的第一个比较明确的社会理想--新村设想，是在受到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潮、新村主义思潮影响下而提出的，但是这一设想的实质内容则包含了传统中国“大同”思想的影响。从他首先把建构新社会新生活的基点放在农村，并把到农村去视为进入符合人类自然本性的天人合一境界的标准，可见他对于传统中国“大同”理想的一种认同。另外，从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中，特别是他将这种构想实施于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传统中国“大同”思想的一些原则也同样得到了体现。当然“大同”理想作为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广大人民群众反抗压迫，追求平等的社会理想，其中自有合理的成分。毛泽东哲学在对未来社会理想的探索中，毫无疑问继承了其中优秀的成果。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中国“大同”理想的影响，对于毛泽东来说已经不全是直接的了。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是中西文化交汇的时代，他的思想的成长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种交汇的影响，而且他对于中国社会理想的思考，一开始也就受到了前辈们对此问题进行探讨的影响，从洪秀全到康有为、孙中山概不例外。而他们对于未来社会理想的探求，虽然都是对传统中国“大同”理想的一种继承，却又都接受了西学的影响，所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社会构想要借助于上帝、天父、天兄的威望，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是建立在历史进化论的基础上的，而孙中山的共和国则毫无疑义是资产阶级的。毛泽东在进行自己的人类社会理想的追寻中，既然受到他们的思想的影响，便必然也同时受到西学的影响，尽管只是间接的。
其二，西方近现代乌托邦主义也对毛泽东探寻人类社会理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种影响常常并不是乌托邦思潮的直接作用，而是通过毛泽东哲学认识上的失误间接地发生作用的。
毛泽东开始哲学活动之时，首先是具有空想特征的各种西方学说和思潮对他产生了直接的重要影响。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民粹主义、泛劳动主义、社会互助论、空想社会主义等等，这些透露着某些乌托邦气息的思想，对于社会的认识是肤浅的，对于西方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感性的和直接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一开始便接触与接受了这些思想的影响，并在他最初的理想社会目标中得到体现。同时，这种影响又不完全是直接的，在中西学交汇中，由于任何一种新的学说都包含着这种交汇的影响，因而毛泽东的哲学探索活动也会受其影响。
特别要提到的是，西方近代以来的乌托邦思潮，还会通过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理解而产生作用。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的英法空想社会主义，作为乌托邦主义的发源地，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常常会因主观或客观的原因而被混淆，这样便会使乌托邦思想得以渗透和扩展。然而，中国社会的现状与人们所期望达到的目标之间又存在着差距，这种差距也为乌托邦思潮的存在提供了现实的基础。恩格斯曾经对此有过精辟的概括，他说：“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毛泽东早年的“新村计划”正是最好的注脚。而人民公社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五•七指示”所设计的理想社会模式，应该说，其空想成分也完全可以从恩格斯的这段话中得到解释。或者可以说，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在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初阶段，客观上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当然在主观上则是认识的失误所致。然而，正如同空想社会主义尽管因其乌托邦色彩，会对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走向不彻底，但它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的作用则是不可否认的一样，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所出现的对未来社会理想的某种空想特征，在对其进行批判的同时，也要看到它所提供的一种有益的借鉴作用，或者说，剔除它在现实社会的实施因素，仅从一般理论的角度去解说，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追寻，对于那一最终目标的完善则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三，马克思主义构成了毛泽东对人类社会终极目标追寻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自从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他对于理想社会的探索并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依据，便构成了哲学思考的主线。马克思主义明确地把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认为在那个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的理想社会，这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很显然，在这里我们是不能就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特征进行考证的，而只应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描述视为一种一般的原则，即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这一点在毛泽东的构想中更加明确些。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是全面发展的新人，这样的“新人”将同时既是脑力劳动者又是体力劳动者，任何人都可以是哲学家、科学家、作家或艺术家。由这样的新人所造成的社会，是一个逐步消灭了分工的社会，那种“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代之以人的全面发展。虽然从社会生产的角度看，分工依然存在，但这种分工不是奴隶般的服从，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他都具有充分发挥自己潜能的可能和条件。同时，这样的社会又是一个逐步消灭商品的社会。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设想看，商品交换、货币都取消了，因为产品在消费领域是直接分配，而在全社会范围也是一种调拨。毛泽东将这一设想进一步地加以充实，在关于人民公社的规划中，在“五•七指示”的实践中，以及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学习中，都做了这一工作。另外，这样的社会，在马克思那里，是对现实社会不合理现象的彻底否定，是消灭各种不平等现象的社会，也是消灭三大差别的社会。毛泽东在这一个问题上给予了更大的关注。他一生的目的，就是要把一个具有悠久的、具有光辉文化传统的中国，从帝国主义列强和经济贫困的双重历史灾难中拯救出来，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和富强的公正社会。因而，毛泽东特别重视社会的自由和平等，他从哲学的高度对这样一种社会进行了规定。
什么是自由?历来有不同的解释。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由于恩格斯是在阐述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时作出这种解释的，因而他没有直接涉及除自然界之外的其他领域，但我们则应从他所揭示的这种认识原则来理解自由。对此，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作出进一步的概括：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而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毛泽东把这种已经认识到必然的境地，称作“自由王国”，人类认识从必然到自由，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一种巨大的飞跃。同样，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这样一个自由王国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如此，毛泽东心目中的人类社会理想目标，就具有高度的哲学意义。他认为，人类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在今天达到了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即整个地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是一个比历史上以往任何一次飞跃都更加伟大也更加艰巨的飞跃。赢得了这个飞跃的成功，人类将进到一个空前自由的新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什么是平等?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平等作为一种观念，是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历史和阶级的内容。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对此，毛泽东在理论上是清楚的，他在对现实中国社会主义的深入思考后，试图通过文化大革命对现实中的不平等现象予以消除，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过程中，他多次表达了这一愿望。但是问题也正在于此，毛泽东对现实的不平等现象的破除超出了恩格斯所指出的那个范围，他在剥削阶级被消灭之后，在现实社会各阶级的根本利益一致的状况下，要求实行一种分配上的绝对平等。这样一来，他就把未来社会人们的平等权利提前支配使用，从而走上了平均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在于他混淆了平等与平均，不平等与不平均的界限。这使得他在对未来社会的理想目标设计中，不能够建立起完善的总体大厦，而是更多地显露出一种对理想社会轮廓的憧憬。
尽管毛泽东在对人类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中，交织着哲学的高度概括和具体的形象描绘两种趋势，从而使他最终未能完成理想社会的总体设计。但从他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我们却可以看到一种对于人类美好理想社会探求的精神。根除他的平均主义、空想主义倾向，他所设定的一系列未来社会的原则以及哲学规定，无疑是我们进一步探索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