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性课题探讨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马克思对启蒙精神的继承和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思考使他与现代性课题紧密相连。当然，我们不能说现代性就是资本主义，但是，现代性首先是以资本主义的历史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中，内在地包含着他对现代性的思考。对现代性课题的关注，构成了马克思一生理论活动的焦点。
一
马克思的哲学思考深受启蒙现代性的影响，在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上禀赋了现代性的特质。马克思毕生坚信现代性的价值信念。在马克思心目中，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两个对西方现代性的建构影响至深的思想解放运动，始终占有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他们所首先倡导的自由、平等、人类解放的现代性价值信念，经过马克思的批判性吸收，内在地构成其哲学的重要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启蒙现代性的精神气质之间存在着深层的一致，其中充满了实现人类解放的坚定信念和理性、进步的自由精神。这表明了马克思是现代性的追随者和信奉者。著名社会学家科瑟曾把马克思称为“启蒙运动之子”，伯曼把《共产党宣言》称为“一部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品”，道理就在这。马克思在继承启蒙精神的同时，着重于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进行理论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背景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在这一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
第一，马克思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取得的历史成就，为未来理想社会的产生准备了人的条件和物的条件。马克思认为，独立个人的生成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两个突出成就。资产阶级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破坏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依附关系，使个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它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巨大发展日益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前提。从这个角度出发，马克思曾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他认为，由于忽视了资本主义所取得的物质成果的意义，“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必然是非建设性的、无效力的。马克思十分重视资本主义异化的物质遗产，尽管否定私人所有制，但是，异化劳动的物质内涵被保存在它的“绝对肯定”之中，即作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之中。马克思说：“‘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人的全面性不是臆想出来的，而是建立在资本的趋势和潜能所普遍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和一般财富基础上，建立在普遍地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由此可见，马克思充分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文明影响”对共产主义实现的必要性。充分肯定了工业化在打破狭隘的和固定的分工以及在创造充分满足的条件（人的条件和物的条件）中的进步作用。
第二，马克思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问题。马克思认为，从人的发展的历史形态来看，所谓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困境，实质上就是人的发展的第二种历史形态，即“个体本位”的困境。相对于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群体本位”阶段，“个体本位”无疑是人的巨大解放。但是，这种解放是建立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分裂之上的，它在把人从对自然的屈从和对抽象共同体的依赖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却又使人陷入了对物的依赖。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纯粹经济的、非人格的契约和交换关系居于支配地位，个人成为“偶然的”通过市场中介相互联系的独立的经济单位。资本主义组织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资本的所有者积累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工人的需要。对商品的占有和对利润的追逐成为价值中心，商品和金钱成为联系人与人的纽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为暂时的、外在的关系，个人丧失了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紧密联系，人变成了纯粹工具性的存在，失去了自由和意义世界，这就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悖论。
从社会历史根源上来看，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论并不意味着启蒙现代性价值理想已经失效，而是表明人们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途径和方法出了问题。现代性价值理想虽然最初是由资产阶级提出的，但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资本和劳动的分离和对立，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对生产力的桎梏，成了阻碍现代性的潜力得以实现的最根本障碍，也是导致现代性悖论最深刻的根源。要拯救现代性的合法成果，就必须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终结资本主义所有制。
二
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剖析和批判的同时，马克思提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代性价值理想，并把这个理想的实现与社会历史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革密切联系起来，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这实质上是在重写现代性。
马克思提出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代性价值理想，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行考察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是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中处于异化状态的人的一种超越，也是人的发展的最高阶段和理想状态。
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与人的社会环境的改变相一致的。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个人所有制”。消除一切自发性，扬弃异化，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前提。
“个人所有制”是马克思设想的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理想所有制状态。马克思所讲的“个人所有制”并不是个人生活资料的所有制，也不是任何现存形式的公有制。“个人所有制”是指劳动者自由地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相结合，从而实现人的自由个性。这种“个人所有制”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由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基础之上的，它本身就是对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否定。在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中，作为劳动的客观条件的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占有，劳动者靠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才能实现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因此，劳动者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的结合不是自由的，而是被迫的。“个人所有制”则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说：“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到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这种所有制是“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这是一种非特定占有的所有制，这种所有制为人的自主活动提供前提，也就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
马克思认为，“个人所有制”的建立，是一切异化、一切“自发性”消除的基础。在马克思那里，自发形式是与人被自身的活动和产物所左右相联系的，只要人还不能够自由地支配自身的活动及其产物，那么，人的活动就必然会产生自发性。要消除这种自发的生存状态，就要消灭私有制，代之以“个人所有制”。
自发性的消除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完整的个人”生成的历史前提。马克思说：“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完整的个人”也就是“有个性的个人”，它不仅超越了思想和政治的强制，取得了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而且达到了经济的解放。这种“完整的个人”处在自觉的生存状态之中，这种自觉的生存状态是与自发性相对的状态。在其中，人的自觉活动与其社会活动的结果是相一致的。在这里，作为个人交往活动产物的社会结果，例如生产力、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与个人的自主活动相一致，这就是人类的非异化的生存状态，人类的这种生存状态也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所追求的目标。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说：“公社曾想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权。它曾想剥夺剥夺者。它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
三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前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进行了理论思考，探讨了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而走向现代社会发展道路的可能性。
“社会形态”学说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提出，人类社会发展存在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说，为我们思考现代性课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迪。
第一，走入现代社会是世界历史的普遍发展趋势，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表现，人类社会或迟或早都要走入现代社会。从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来看，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后一种社会形态是对前一种社会形态的扬弃，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马克思曾明确地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看作是现代社会来临的标志。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把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称为“现代的”，他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第二，资本主义现代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并不具有永恒性。从现代性的起源和发展阶段来看，资本主义与现代性是一种“重合”的历史进程，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最终要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现代化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史无前例的巨大进步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及其生存环境带来巨大的灾难，使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社会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社会主义则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形态。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种历史形态的分析和考察，指出资本主义现代性只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这一特定的阶段中，社会主义现代性已经蕴含其中。
马克思在肯定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普遍性的同时，并不否定不同的国家在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有自己的特殊道路。马克思在深入剖析东方社会土地所有制性质的基础上，提出了“非资本主义”的概念。例如，他在写到印度时使用了“实行非资本主义生产并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的说法；对阿尔及利亚使用了“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马克思通过对“非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内部结构的研究，使他确信这些社会发展的特殊道路。查苏利奇曾写信给马克思，要求他谈谈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理论是否适用于俄国的特殊条件。马克思在复信中指出，《资本论》在分析封建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是以剥夺生产者为出发点的这种“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不一定适用于俄国。
马克思根据俄国农村公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状况，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昭示了尚未完全资本主义化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并从理论形态上确认了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有可能率先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取得初步的成功，从而超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马克思认为，如果俄国农村公社具备一定的条件，就有可能超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些条件是：第一，“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它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第二，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的成果”，“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
马克思关于“非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以及超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使马克思对“西欧中心论”进行了解构。马克思指出，世界各国所处的历史背景不同，它们进入现代社会的方式亦有所不同，不可能都走同一条预定的发展道路，不能用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性来取代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更不能用西方现代社会发展模式来套东方社会的发展。马克思的理论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西方资本主义并不是现代性的唯一模式，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走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在今天的东方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也在印证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作者单位：求是杂志社评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