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批判
——重读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
刘复生
《天涯》2009年第二期
在1990年代末关于“自由主义”的论争中，韩毓海的这篇名为《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的文章曾备受争议，如单从所受指责的刻薄与措辞激烈程度而言，应是极富代表性的一篇。
这不是没有理由的。这是一篇绕开繁复的理论纠缠，直抵思想分歧之实质要害的文字。它抓住了所谓自由主义的理论表述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真实的历史企图和政治诉求，包括那些所谓自由主义者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这套表述所具有的真实的历史内容。此文无意于用规范的学理软化尖锐的立场，相反，它用清晰的态度鲜明地亮出自己的政治判断，决绝地表明了它与批判对象之间的无法弥合的根本原则上的分野。这种揭老底式的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洞察，和它敏锐、尖利的表达风格，当然冒犯了它潜在的理论对手。
需要澄清一个广泛的误解：这篇文章批判了自由主义。其实，韩毓海从来就没有打算批判自由主义，更没有批判作为权利的“自由”；相反，韩毓海比那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更爱自由，更尊重作为一般价值的自由。他所质疑和批判的是当代中国关于自由的那一套话语或说法（它们甚至严重违背了自由主义的精神），以及这种话语实践所试图掩盖，也试图塑造的真实的历史实践，和现实的实质性的制度安排。这也正是韩毓海要给自由主义加上引号的原因。与之相对照，韩毓海在文中有时也引用自由主义大师如密尔、伯林的论述，却带着某种肯定的意味——那与其说是在理论上赞赏自由主义，还不如说是对冒牌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嘲讽更准确些。韩毓海当然不是要拿所谓真正的自由主义来批判假冒的自由主义，这样的对照只了为了说明：这些以西方自由主义传人自居的中国学生，恰恰可能并不明白，更准确地说是并不在乎老师们说了些什么，他们之所以祭起自由主义的神圣大旗，只不过是为了进行更动人的理论欺骗罢了。“而今天在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那里，保留的实际上不过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某些词句，丧失的却是自由主义的精神——反对一切形式的控制之民主的斗争精神。他们虽然声称要‘回到古典自由主义’，但是，这最多不过说明他们自己是一些力图用十八世纪的头脑来思考二十世纪问题的智叟罢了。由于姿态化和简单化，某些‘自由主义者’——特别是自称得到了古典自由主义真传的人走得离现实世界的确太远了。”
另外，同样值的注意的是，除了给自由主义加上引号，韩毓海在指称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时，经常会使用“新右派”及“保守的自由主义”这样的称谓。这是一个准确的定性。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者”带有浓重的保守主义色彩，更类似于西方自由主义中的极端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如美国的诺齐克，政治立场上更接近于西方的新右派（New Right）。韩毓海要揭露的正是当代中国右翼的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实质，以及它所代表的现实理解的狭隘性和排他性——它自命为对当代现实的唯一合法的理解，代表着唯一的“政治正确”的标准（韩毓海讥讽道，在这一点上它一点都不宽容，一点都不自由主义）。
所以，对于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的批判，最重要和最需要的不是规范式的理论批评（如社群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之类），所谓“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朱学勤语），那样只能冲淡乃至掩盖了真正的关键问题——虽然某些具体理论的批判与探讨是必要的。
这正是《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的核心内容，它是对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批判。在这一点上，它闪烁着马克思式的批判锋芒和理论风采。
虽然理论重心是意识形态批判，韩毓海仍做了一些必要的理论分析，比如，他时常把中国当代“自由主义”表述与他们表面上奉为师傅的西方自由主义传统进行对照，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指明：他们刻意强化了自由主义的哪些部分，又刻意遗漏了哪些部分。这正是对阿尔都塞式症候式阅读的方法的出色运用。
不难发现，这是有选择性的简化，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复杂的，不乏自相矛盾的自由主义传统进行了削足适履式的裁剪（自由主义内部对公平、民主的复杂论述——比如罗尔斯、德沃金的论述被忽略了，来自自由主义内部的反省与自我批判的紧张感消失了）。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远远不能代表自由主义，他们真正奉为圭臬的是西方世界197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以区别于历史上的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的意识形态，它是在对抗带有某种社会主义色彩的福利国家制度中成长起来的。从中也不难发现，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右翼意识形态的内在深刻关联。韩毓海提示了这样的线索，但未来得及展开这方面的论述（对于他的文章的议题而言也没必要）。《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发表已越十载，今天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自由主义”的真实的逻辑和历史后果，当代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原本就具有超越民族国家利益的本质。
作为对“自由主义”批判的一部分，韩毓海重新强调了民主的意义，这当然不是在一般的自由主义背景上谈民主。他关心的不是制度意义上的形式民主，而是实质性的民主，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民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治民主。在他看来，这是建立一种合理的体制安排的前提。韩毓海指出，“新右派”通过“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表述所要呼唤的政治方案，维护的正是对民众及社会进行剥夺的现实秩序，除了经济上的剥夺，还有政治上的剥夺，即取消反抗这种社会安排的政治力量和政治能力。所谓“最小社会”、“消极自由”，所试图摧毁的正是对扩张性的市场力量进行必要限制的社会保护力量或“公共性”本身，民众面对强势的市场社会的精英集团（包括官僚集团）维护自己权利或基本“自由”的能力（显然，这种“积极自由”不属于“自由主义”的内容）。“自由主义”那一套把国家、市场相对立的理论表述，把政治与经济领域分开的思维方式，试图掩盖的不过是这一事实：经济安排其实正是一种政治安排。这样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才是“自由主义”曲折的、真实的历史意图。所以，毫不奇怪，为何“自由主义”者一方面要最小政府，另一方面又要强化那种推行市场制度的国家力量，这种放任主义和威权主义集于一身的矛盾性格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自由主义”的政治企图。“保守的‘自由主义’向右翼的极端发展，已经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线索：‘自由主义’所要做的，不是限制集权性，而是限制人民，限制人民对公共事物的参与，限制政治领域的公共性和人民主权的政治原则。”而“自由主义”对“多数民主的暴政”的担忧，则不过是站在强者一边的“自由主义者”真实的政治恐惧的理论呈现罢了。
韩毓海对民主的重新强调，包含着对自由主义遗产做出的富于革命性的再阐释，“这个遗产的宝贵之处就体现在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中：个人自由发展的权力必需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和尊重。而这个遗产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只有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扩大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范围，才能最有效地对包括政府在内的集中权力进行限制和监控，才能防止各种形式的专制的产生。”它提示着一个对当代中国至关重要的问题，政治的、文化的“公共性”丧失的问题，其中蕴含着旧有社会主义实践遭受巨大历史挫折的沉重教训（中国、苏联及东欧）。“在那些地方，市场摧毁的从来不是全能的政治社会，它摧毁的只是人民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方式和‘公民道德’。留下的是一种类似于‘发誓三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之式的知识分子和无数奉行明哲保身主义的冷漠大众。”事实上，这也是中国现实的内在政治危机。不幸的是，这也是这十年来的某种普遍的现实状况。在对民主的呼唤里，清晰地流露出韩毓海对建立一种具有公共性的创新性制度的期待。不过，很显然，只有首先打破“自由主义”试图建立的垄断性的社会方案，这种未来的新体制才是可能的。
这是《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留给我们继续思考的问题。
十年之后，重读此文，我们可以更公正的对它的历史意义和不足之处做出评价了。我想，它最大的贡献在于戳破了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大气球——至于对自由主义的实质性的理论批判，我倒并不认为有多么重要，事实上，作为思想史一部分的自由主义学说，也可以成为所谓“左派”思想的一部分。甘阳不认可那个显然别有居心的“新左派”命名，大概这也是原因之一，他认为没有什么“新左派”，只有“自由左派”（《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当然，这个说法，多少还是混淆了所谓的“左”与“右”之间更深刻的思想差别。
但显然，“新左派”的命名带来了广泛的误解，其实，这一命名本身就是误解的产物。在此后的论争中，韩毓海的这篇文章招致的批评和这种误解密切相关。在此，我想说，如果有人指责韩毓海未能提出一种替代性的方案，我能够理解，尽管那不是这篇文章的目的，也承受不了这种使命。或者，如果有人指责这篇文章情绪过于激烈，未能认真区分自由主义者内部的差异，把某些具有批判性立场的自由主义者“驱赶”到了“强者”一边，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掩盖了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者共同分享的前提。我也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有人批评说，韩毓海把所有的当代社会问题都归结为资本主义，如，“新左派朋友认为中国已经卷进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泛滥成灾，主要的抵制对象应该是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入侵，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 朱学勤：《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分歧何在》）；或者，批评韩毓海，说他认为中国当代压根儿不存在所谓“左”的问题，都是因为自由太多惹得祸——顺着这个逻辑，甚至认为韩毓海必然会反对包括普遍的财产权、言论自由在内的自由权利（汪丁丁《自由：一段脚踏实地的叙说》）……，总之，批评他在讨伐自由的同时，轻易放过了中国的专制力量（当然不包括市场的专制），甚至为它做了辩护；再进一步，说他反对市场，全面拥护文化大革命。那我只能为这样的批评者的理解力表示遗憾了——当然，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除外。
事实上，如果不怀偏见地认真读读这篇文章，一个合格的读者应该能明白，韩毓海所呼吁的恰恰包括那些自由主义所看重的现代自由权利，只不过他要求把在市场社会中处于弱势的广大普通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包括在内，而且这种自由必须是实质性的而不是形式上的。当然，和那些同样热爱这种自由的人们所不同的是，他对这些自由可能在当代丧失的原因，以及这些自由如何才可能有效地得到保障的路径，理解上可能有所不同。他只是提醒这些同样热爱自由的人们，不要放过真正的敌人，哪怕这些人自命为“自由主义者”。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提及，韩毓海的这篇文章虽然出色地完成了它自身的使命，却也忽略了自由主义话语（不一定表现为自由主义的理论形态）在中国当代的意义衍变过程，和它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尽相同的内涵和意识形态功能。当韩毓海一锅煮地将“二十年来”的自由主义表述一起批评的时候，多少还是冤枉了自由主义表述可能具有的某种革命性意义（尤其是早期的时候）。
应该看到，自由主义有一个演化的过程，它联系着知识分子历史位置和社会功能的变化轨迹。早期的有关自由的表述，由于那种历史性的天真，尚未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历史内容，因而得以保留了它动人的理想主义形态和鲜明的美学风格，具有宽泛的解放性意义。后来，随着历史逻辑的真实展开，自由主义逐渐获得了意识形态的自觉，这导致了自由主义自身的庸俗化和市侩性格——1990年代以后，在丧失了理想性的“新右派”眼里只剩下利益了，于是，自由主义也褪去了任何的理想主义特征和美学装饰，同时也丧失了理论的想像力，丧失了自我批判性的内在紧张。“自由主义”堕落为干枯的意识形态说辞。
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沦落：要么，是真实地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成为新兴权贵阶层的代言人与意识形态的辩护士（这在经济学、法学领域表现得最明显），或者文化帮闲（文学领域），他们在事实上或在想像中挤进了权贵阶层——“右派”也俗了。
要么，就是仍沉浸在旧有的意识形态迷梦中，根本不知道自己高喊的“自由”已开始具有了怎样的真实的历史意义，也不清楚自己正在扮演着何种历史角色，在一种对“自由”的唯名论的或本质主义的崇拜中，这些天真的、不乏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为自己可能并不赞同的历史进程敲着免费的理论边鼓，这部分的谓知识分子在不知不觉中成了真正的笨伯。
韩毓海虽然没有描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变化，对此却是清醒的，否则他不会在《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的最后部分郑重地谈起知识分子的话题，事实上，这决不是与“自由主义”无关的题外话。在这段真正曲终奏雅的点睛之笔中，韩毓海通过不无痛苦的反省，指出在当下这个时代做一个批判性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以及要成为一个具有总体眼光的“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在精神上和能力上做出什么样的准备。
我揣测，这也是韩毓海等人（或许还要包括以汪晖为代表的一批人）从文学研究出走的原因，他们不满意当代的文学研究对既定意识形态前提的不加反省的态度（如对人性，自由，启蒙），更不愿意在此基础之上做出一些不但意义空洞，而且十分危险的研究——因为这些研究可能在加固着他们所试图批判的不合理的秩序。这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所不愿承受的。
韩毓海曾经是位出色的文学批评家，这在他的理论文章中留下了痕迹。我们不难从他的文章中看出鲜明的文学批评家的气质，它体现在理论方法和修辞风格上，并给我们带来了理论的文学感染力。《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既带给我们思想的启示，也带给了我们阅读的愉悦。十年之后，旧文重温，我们仿佛又再次回忆起初读此文时的美好感觉。
附文：
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
韩毓海
《天涯》1998年第五期
今天，中国知识界撇开许多紧要问题：诸如民主、资本、腐败、利益分化等问题，独独高扬起“自由主义”的大旗，这种立场的选择并非偶然。因为，今天具有特殊利益者的确要求更多的“自由”，而广大人群却要求有发言的场所和表达自己声音的方式——“民主”。两厢比较，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站在哪一头，应该说是清楚的。各种主张、各种流派的自由主义不是没有自己的历史。但是，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却不无骄傲地认为，在他们之前，中国就没有过“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即使有，也不过是“自由主义的插班生”，因为那些“插班生”只会从“政治和文化角度”谈自由主义，而不会从“经济角度”谈自由主义，不懂得财产私有、市场经济是自由主义的根本，那么，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真的懂市场经济吗?这其实正是可疑之处。例如他们一般地说，市场经济可以代替和摧垮一个全能的政治社会。但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在前苏联、东亚和拉美这些迅速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地区，市场社会助长了一个权钱交易的社会，这项交易——权钱交易，被历史证明是市场交易中最符合交易原则的大买卖。在那些地方，市场摧毁的从来不是全能的政治社会，它摧毁的只是人民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方式和“公民道德”。留下的是一种类似于“发誓三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之式的知识分子和无数奉行明哲保身主义的冷漠大众。自由主义的先驱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说：“一个绝对不能参与政治事物的人，不能叫公民。”由这个自由主义的观点看来，当代中国的某些“自由主义者”可能连现代意义上的“公民”都算不上。
实际上，在某些奢谈“市场”的“自由主义者”那里，市场经济从来就不是以官僚精英政治为对立面，而是以公共参与和人民主权的“公民道德”作为自己的对立面而提出并且被捍卫的。“自由主义者”在赞扬市场时一般声称，市场规定了人人赚钱平等的原则，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而，只有市场才能把我们带到民主、公正的世界里去。但是，他们很少去指出名义上的机会均等与现实不平等的关系，形式上公正的法律在现实中是怎样运用的以及遭遇了什么样的问题。由于他们根本没有思考仅仅是在名义上、形式上独立公正的国家在面对强势的经济和弱势的群体时所扮演的真正角色，所以，正如鲁迅所指出的，这样美丽的空话还不如不说。马克思说，不是契约里规定的平等，也不是法律条文上规定的平等，而是现实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占有量，决定了我们实际上的不平等和根本不可能平等。在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看来，市场经济保证的自由就是赚钱的自由，但是，根据这样的“自由”，这样的社会自然就有让孩子辍学的自由，就有让女人卖身的自由，就有允许官僚腐败的自由——只要这些行为“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只要这些行为看起来是“自愿的”就行。所以，一切肯动脑子，肯思考的人，理解现实都只能从马克思所说的现实出发，从而毫不费力地明白一个起码的常识：在这样的“市场”胜利的地方，站起来的从来就不是“民主”，而是一种畸形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受社会公意制约，可以独自为社会立法的，具有“自组织性”和控制社会能力的所谓“市民社会”。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从政治的、文化的、公众参与的——一言以蔽之——从民主的角度谈自由主义是肤浅的，只有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才是一个公正、自由、合理的制度的真正基础。把自由主义从根本上看作一个经济决定论思想的人们忘了，自由主义并不是一种经济学说，它同样是一种政治学说和通过政治竞争达到民主的方案。古典自由主义者相信自由竞争的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是通向民主的途径。由于从“混合型民主”思想中汲取了在政府、市民社会、人民大众之间“分权”的互相制约互相竞争的思想，自由主义曾经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思想资源。但是，由于职业政客和政党的作用膨胀，代议制的弊端造成的人民对政治的冷漠，由于经济力量对政府和人民代表的干预操纵，消极自由主义的民主模式越来越面临危机。
在当今世界，大资本和利益集团控制投资，操纵政治，使政治的自由竞争不可能公开公正。而市场造成的经济危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分配的不合理说明市场竞争也离公正差得更远。但是，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从来拒绝回答是什么东西造成了人民大众对政治的冷漠，是什么东西阻碍了大众在一个互相竞争的“混合政治”中扮演一个有竞争力的角色。像他们自招的，他们只喜欢从经济角度谈自由，刻意地将政治和经济领域分开来。就是在经济领域内，他们也不谈民主，或者说，不从民主角度谈经济和谈经济民主。难怪他们今天连“真正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不愿谈。他们好像不懂得，民主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自由主义不过是实现民主的一个方案，古典自由主义甚至是在实现民主方面不太成功的一个方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评，就是为了回应古典民主(在西方就是希腊民主)的欲求。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方面片面地理解自由主义，鼓吹“补上古典自由主义这一课”，另一方面，则攻击古典民主制度，同时无视自由主义的当代自我反思和发展的历史，在他们眼里，人类历史仿佛就是他们所理解的那种自由主义的历史，是那种自由主义一步步走向胜利的历史，而不是民主的历史，不是民主的力量一次次被压抑、被扭曲的斗争的历史。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不是一种统治形式，而是“自由的象征”，这一见解即使仅从理论上看也是很成问题的。毫无疑问，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划出一个界限，这的确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发明。但是，却没有一个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者不加分析地像他们鲁莽的当代中国传人那样肯定地说，相对于政治这个“强制”的领域来说，经济领域是完全“自由”的、“公正”的、非“强制”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真义毋宁是：对私人领域不能进行强制和侵犯。所以，如果他们能够看到经济和市场成为对私人领域、社会公共领域和基本人权进行如此控制、强制和侵犯的力量的话；如果他看到这个市场使人“自愿”卖身、“自愿”欺诈、“自愿”辍学、“自愿”当奴隶的话，我想，他们一定会像要求对政治领域进行限制一样，立即主张对无限扩张的经济领域进行限制。因为古典自由主义的真义就是主张必须对那种全能的社会控制力量进行限制，这是由他们的民主追求所决定的，也是他们的主张在当时具有活力和战斗力的原因。
实际上，稍对自由主义有常识的人就会知道，即使是功利自由主义的思想也曾经为现代西方福利国家的设计提供了依据。而今天在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那里，保留的实际上不过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某些词句，丧失的却是自由主义的精神——反对一切形式的控制之民主的斗争精神。他们虽然声称要“回到古典自由主义”，但是，这最多不过说明他们自己是一些力图用十八世纪的头脑来思考二十世纪问题的智叟罢了。由于姿态化和简单化，某些“自由主义者”——特别是自称得到了古典自由主义真传的人走得离现实世界的确太远了。毫无疑问，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仅仅是表达了对官僚制国家和国家专制的不信任。他们只是在国家干涉经济事物方面划出了一个限制。他们既不敢，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动用国家权力，以法律和立法的名义，捍卫“市民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唯一合法性，同时压抑不同利益集团的声音和组织形式的存在。但是，在当代新右派或保守的自由主义那里，国家一方面要弱，要单纯地为经济活动提供机会；另一方面国家要强，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来压抑那些对恶性经济活动构成压力的组织和声音。当代新右派自由主义所谓的“最低限度的国家”概念，实际上是与某种强烈的干预思想相联系的，这种干预就是要抑制那些向所谓“自由市场”所造成的不平等挑战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必然是强制性的或强力国家。新右派已经把国家当作了经济利益集团的统治工具。这些人的确是要歪曲和限制国家，但是，他们限制的是对国家的民主性的理解和运用，并以这样的方式促进他们反民主的“自由主义”大业。
因此，需要问的是：当前企业集团化以及垄断化的趋势，是否意味着经济权力的集中?经济权力的集中会不会导致政治权力的集中?如果自由主义还承认权力的集中就是专制的根源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市场经济及其生产关系不具有政治性?是否可以认为市场不会演化成，乃至就是一种统治形式?是否应该对集中的权力进行限制?怎样限制?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显然拒绝回答这些问题。他们于声称在自由主义胜利的地方就是民主的终结的时候，是否忘记了，他们不是自己声称是“民主的斗士”吗?根据这样的原则，他们不是应该赞成参与，赞扬机会的均等吗?可是他们在面对现代社会最大的集权——经济霸权时又是怎么说的呢?在当代世界通过经济权力的集中重建集权政治的过程中，他们又是怎样做的呢?
“保护少数人”和“防止多数人专制”是自由主义的口头禅。但是，他们没有结合具体的历史状况问一问：这种说法是谁，为什么提出来的?它为现实政治的哪一方服务?无庸讳言，今天主张补古典自由主义课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实际上更多地是在重复哈耶克的新右派理论，但是，在当代中国，几乎没有人注意哈耶克对“经济人”的批判，没有人注意哈耶克理论的困境，即使抛开哈耶克的理论自身的问题不谈，在现实运用方面，尤其必须慎重。在这方面，当代俄罗斯已经给我们提出了教训。首先，哈耶克的理论是一种为了纠治西方福利国家制度之偏而设计的。但是，无论是前苏联还是“文革”中国，都不能算是“福利国家”，计划经济和国家官僚制度不是“福利国家”制度，在前一个制度里，广大人民实际上没有享受到多少“福利”。斯大林主义制度也不能被看作与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判然分明的社会主义制度，恰恰相反，在那里，国家官僚抽取剩余价值，控制资本积累，剥夺国家企业，履行着有产者担任的角色——只不过是以匿名的方式。在这样的国家里，根本不存在哈耶克所描述的“福利国家”所出现的“多数人专制”对自由造成的威胁，因为专制的还是少数人——无论是以人民的名义还是以公共国家的名义。
由此，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对“多数人专制”威胁自由的恐惧自何而来是要再分析的。反过来说，市场对少数人专制的状况有制约能力吗?哈耶克起码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实际上只有广大人民对政治事物和公共事物的参与，只有保证公民权和国家政治的公共性，才能真正制约少数人专制。这个问题是哈耶克不愿面对的。实际上，在俄罗斯，市场经济没有能力对少数人专制形成制约。相反，那些以匿名的方式抽取剩余价值，剥削国家企业，控制资本积累的官僚，可以通过市场化重新使统治更为集中化。在1989年之后，他们通过资本全球化，以改革的名义与跨国公司携手，与世界资本市场结合为一体，正是通过这一过程，他们使自己成为“合法的”市民社会，而把民族国家的广大地区和人口边缘化为“非洲”。而通过将国家机构和企业公司化、市场化，他们则巧妙地使政治对经济的控制和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转化更加合法化。与哈耶克估计的完全相反，资本主义在这里加速了权力的集中化，使权力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重新集中起来，其结果是：腐败盛行，贪污合法化，金融投机和生产徘徊不前，人民大众普遍的政治冷漠。
当“自由主义者”暗含着对人民民主、人民主权的否定，表达他们对于“多数人专制”的恐惧时，他们没有拿出过哪怕是一件严肃的事实分析作为自己学术论争的依据，以说明人类现代历史上真的存在过“多数人专制”。就是在他们可能举出的唯一的例子里，他们自己不是也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个人独裁”而不是“人民民主”吗?实际上，自由主义通过把社会简化为政府和市民社会两个领域，把政治简化为政府行为——他们通过这样一个致命的错误，一方面把人民从政治活动中开除出去，另一方面，使掌握着投资和生产资料的市民社会和经济领域实际上掌握和操纵着政府和政治。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国家就不再是人民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形成的公共领域，不再是不同阶级、种族、性别和利益集团讨论、竞争和表达自己声音的制度保障；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也就不再是在社会的有机联系和利益分歧中思想的，具有总体眼光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再是穿行于不同利益阻隔之间的，为弱势群体争取发言权的“文化游击队”，知识分子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依附于政府和市民社会的经济领域的“有专业知识的管理者”。毫无疑问，根据“自由主义者”们的理想，这些“有专业知识的管理者”将会使现代社会的管理制度更加科学化，更加有效率，但是，真正具有讽刺意味的却是：这种管理越科学，越有效率，它对“自由”的威胁就越大，直到它可以取消所有人的自由——包括那些可笑的“自由主义者”自己的自由——而在此后还不会自动停止。
实际上，我们迄今为止所受的痛苦，远远不是来自所谓人民民主和“多数人专制”，在人类现代历史上，少数经济既得利益者的专制和少数目光呆滞、不近人情的职业官僚的专制铁笼，是我们最耳熟能详的，是打熬我们时间最长的专制形式。自由主义者经常说，人民是目光短浅的、感情冲动的和朝三暮四的，但是，他们从来拒绝回答，使人民群众得不到信息，使他们对当代政治既无参与能力，又无理解能力的那些制度的基础实际上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不正是少数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造成的对政治和公共领域的垄断才造成了“消极冷漠的大众”吗?——是的，在现代历史上，人民大众经常犯错误，但是，我相信，他们所犯的错误绝对不会比少数精英们犯的更多。今天，尽管许多“自由主义者”是以政治专家的面目出现，但是他们对政治的理解却是狭窄的。这就是把政治仅仅理解为政府的功能，而政府的功能仅仅是保证所谓“自由化”经济。政治仅仅与职业管理者和资本自由有关，而与人民和公意无关。他们不懂得：自由主义在什么意义上才是人类思想中伟大、宝贵也是有发展生命力的遗产。
这个遗产的宝贵之处就体现在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中：个人自由发展的权力必需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和尊重。而这个遗产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只有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扩大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范围，才能最有效地对包括政府在内的集中权力进行限制和监控，才能防止各种形式的专制的产生。但是，也正是在政治领域，也就是在如何对政府进行限制方面，自由主义具有理论的困境，存在着不同的争论；甚至也就是在这种矛盾和争论中，政府应该如何负责任和更好地负责任的问题，逐步被演化、模糊为政府可以不对人民负责任的命题。因为一旦人民和广大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的能力和机会被遏制，国家就不再是公共的。而一旦把政治行为仅仅理解为政府的事物，同时将社会参与看作是有害的，那么，国家和政府的公共性就只能是名义上的。当这个名义上的公共国家的作用仅仅被限制为制定法律保障经济活动的自由时，它就实际上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通过接受社会成员的批评，改善自己的工作，而只能把所有的社会问题统统推给“自由竞争”的市场去“自动解决”。——而那个市场却是遵循着保护“最大利益”和“最大利益集团”的基本原则。
保守的“自由主义”向右翼的极端发展，已经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线索：“自由主义”所要做的，不是限制集权性，而是限制人民，限制人民对公共事物的参与，限制政治领域的公共性和人民主权的政治原则。他们认为，人民主权的原则实行到底只能是摧毁所有差异性，拉平社会差别，而且，人民参与和人民民主也只能降低政治效率，甚至造成社会动荡。正是因此，他们才认为“消极自由”和“消极参与的大众”比积极的参与要好得多。与此同时，他们并不认为各种形式的集中权力和“少数人”专制是危险的，而认为直接民主才是“万恶之源”。而这就是近二十年来我们耳熟能详的高贵的“自由主义”的声音，是当代中国主流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意识形态。
今天，当代社会正在承受着这些智叟们所制造的社会方案的后果，但是，我依然十分怀疑：右派“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是明智的，明智到足以真正看到了他们方案的后果。因为面对着这样的世界，我分明听到了伟大的自由主义先驱依赛亚·伯林的警示，这是对把公共参与开除出政治领域，把政治仅仅理解为政府行为的错误思想的警示。他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论断说：“在当代世界上，唯一可以选择的是：或者公民大众在只有议会制外表的科层制‘权威国家’中既无自由权利，国家就像管理牛羊般对公民们进行‘行政管理’；或者是国家以使公民们成为‘共同统治者’的方式把他们整合到国家之中。一个‘主宰民族’对此只能选择后者，因为只有这样的民族才可能和可以在‘世界政治’中进行角逐。诚然，民主化可以一时被阻挡，因为有权者的利益，以及各种偏见和恐惧症在这里全都联合起来反对民主化。但为此很快就会付出代价；大众的全部精力都会用来与国家作对，因为国家外在于他们，大众并不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一部分。这种不可避免的政治后果或许使某些社会集团得益，但断然违背整个民族的利益。”
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经常以国家发展的名义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并把压抑政治公共性和民主参与视为代价和必然。他们忘了，对公共参与的取消，对人民主权的取消就是取消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同时也取消了经济发展的合法性基础，因为它最终将破坏人们“追求福祉”的理想，从而在根本上破坏人们对经济发展追求的正义性。自由主义近二十年的得势既不是因为它独立于政治，也不是因为它创造了最好的政治模式。自由主义的得势是因为它为右派政治提供了摆脱政治合法性危机的理论借口。这一政治合法性危机是指：现代国家的“公共性”名义和它实际上的“资产阶级资产管理委员会”的实质之间的矛盾。这样的国家要摆脱人民民主和普遍参与对自己责任的追究，从而使自己合法地，明目张胆地仅仅为官僚和资产阶级服务，就只能借助右派“自由主义”的思想，以宪法和法律的名义，遏制引进批评市场的力量，从而单方面地维护所谓市场“自由化”的原则，因为只有这个市场的原则无可避免地要遵循“利益最大化”的准则并且合理合法地保护“最大利益者”。自七十年代末，西方世界的里根、撒切尔政权正是利用了福利国家制度出现的问题，借助右派自由主义的思想，建立起右派资产阶级的强权政治。正是这个政治开动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旨在灭绝全人类的“星球大战”计划，展开了最严酷的军备竞赛。直到最近，早已退休的撒切尔依然奔走于英国军火商人和台湾之间，为加剧海峡两岸的冲突出力。里根政府给美国留下的是种族暴动、失业增加和经济衰退。金斯堡当年在《美国》中写道：“美国我已将一切奉献给你我如今一无所有/美国1956年1月17日两美元一角七分/美国我受不了自己的思想/美国我们何时休止世界大战?/用你们的原子弹操你们自己去吧。”——只是，即使诗人的想象力也没有到这样的程度：他并没有想到那个当时放狼狗到柏克利校园对付学生的加州州长日后会成为美国总统。右翼自由主义与政治的结合说明：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标榜的相反，自由主义政治从来就既不“独立”也不“宽容”。
同样，1989年在苏东和社会主义阵营所发生的事变，是由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掌握着生产和企业的经济官僚共同推动才发生了这样的戏剧性转化的，它当然借助了人民民主的力量，借助了对现代“社会主义”国家合法性危机的批判声音，但是，这是“自由主义”的胜利，并不是民主的胜利。因为它同样为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提供了不祥的解决方案。这种危机是指：社会主义的斯大林版并没有真正实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改造，市场取消后所留下的空白被国家官僚填充了，国家官僚实际上扮演着有产者的角色；人民只是在名义上有参与政治和经济事物的权力，而实际上这样的权力操纵在少数官僚手中。对这一合法性危机的解决因此可以有两种方案：一种是通过扩大民主参与的方式和渠道，使政治领域日益成为公共的；一种是通过实际上是受控的，自上而下的市场化和私有化，使少数人对生产资料的掌握，由匿名的，变成公开的、合法的。而主张保护最大利益者的“自由主义”思想不幸成为了后一种道路的主要理论依据。因为他们的自由最多是所谓“公开性”而已——这种“公开性”就是“少数人”由匿名的垄断和占有，借助市场和“自由竞争”的名义，变成“公开的”垄断和占有，由对一个表面上均衡、公开的社会和理论的破除，导向一种“天然的不合理”、“自然的不公正”。
因此，当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宣称自由主义胜利的时候，他们是否愿意回答：在那些地方，市场是“自由”吗?人们在“自由的市场”里是自由的吗?不同阶级、种族和性别以及各种利益共同体是否找到了形成政治公共性的新的、有效的途径?毫无疑问，在俄罗斯，新的经济利益集团与统治权力的关系是不清楚的，在东欧，“专业管理阶层”成为最大的经济利益集团。“自由主义者”宣称：自由主义胜利的地方就是历史的终结，于是，一个绝望的问题重现在我们面前：在自由主义胜利的地方，民主为何失败?特别是：以这样的形式，在这样的历史时刻走向这样的失败——这是没有公开的对民主的审判，所以不但没有辩护，没有讨论和复议，没有抗辩和不服，没有上诉——甚至连同情都没有，所有的只是代表着上层社会的沙龙里的假想的意见一致，和代表着整个社会在经济方面的利益一致。
对自由主义的历史稍作回顾就会知道，自由主义的历史中并没有多少华彩乐章，自由主义并不总是那么清白无辜，它毫无疑问帮助过历史上那些最不合理的制度。作为一种理论的自由主义并不是好的或者坏的，问题是自由主义与什么样的政治和统治形式相结合。特别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自由主义对民主的反思在当代被如此夸大了?今天，民主并非老生常谈，真正的老生常谈是所谓民主将危害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说法。“自由主义者”帮助散播这种老生常谈以使民主不得人心。但是，他们从不睁开眼去看一看，现代社会的总体趋向却是：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随着市场的垄断，越来越多的人被排斥到社会的边缘。他们参与市场竞争和公共事物的能力深刻地受到其所具有的物质和文化资源的限制。一方面是他们既“不懂政治”又“不懂市场”，另一方面，是政治和市场越来越神秘莫测，越来越没有公开性和公共性。结果，人们除了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那些只对自己系统的利益负责的官僚和只对自己最大利益有兴趣的经济利益集团之外，交给那些民众无法使其负责的集团之外，就别无出路了。
我相信，理解真实世界的方法不是看知识分子怎么说，而是看现实究竟是什么。当越来越多的人作出捍卫“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姿态时，我们要不要问：现实中的经济状况是什么?它是怎么运作的?很多刺心的现象那能叫市场经济吗?自由主义者一方面说，正是自由主义为各种思想和利益集团提供了生存的场所；但是，实际上，另一方面，他们主张用法律和政府的职能去维护和捍卫他们那个意义上的市场，压制对市场的不同理解。历史证明，凡是用强力推行的东西，无论是好是坏，都很难造成好的效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这样做的时候没有考虑过，保证所有的人公开、公正，自主地参与公共领域和经济活动，不正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吗?根据这一原则，市场经济的原则难道可以不以民主和公共参与作为保障和前提吗?根据这样的原则，在当代生活中，真正存在单元的、唯一的“市场经济”和“不容质疑的市场经济的理想形态”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们要捍卫的究竟是什么呢?
在这个不断沉浮的世界上，自由主义的得势是自然的，而且，我深深明白：这种得势还会持续更长的时期。在这方面，我甚至比一切“自由主义者”都对自由主义的“前景”更为乐观。因此，我对批判思想的前途比“自由主义者”的估计要更加悲观。但是，自由主义的得势并非因为它说出了什么“真理”，相反，它以“人性的弱点”：自私、贪婪和控制欲——不可克服，不可超越的抽象人性论的名义，顺应和维护的是建立在这些弱点基础上的某种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并且认为，这种制度是不可克服，不可超越的。实际上，当代“自由主义”以经济活动不得干涉的名义，捍卫并造成的是那些介入、掌握和控制着经济活动的最大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的不得干涉的事实——更多地站在当时社会最强大的势力一边，而不是站在社会公意和人民民主一边，这就是“自由主义者”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沉浮中的一般选择，尽管他们(包括我自己在内)经常自称为民主的捍卫者和人民的同路人。也正是这种选择决定了相当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般命运，——这是一种十分可悲的命运——因为在这种虚伪的姿态背后，暴露出的是知识分子主流的合法性危机，是作为“公意”和公共性的天平的倾覆——由于这个天平的倾斜，很多知识分子的知识和精神已经在事实上，从内部崩溃和破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