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西方社会的影响
作者：胡连生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内容提要 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统治阶级在言论自由、舆论民主的表象下掌控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实施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灌输；主流意识形态固化着资本主义的“本性”，维护着资本主义的正统秩序，导致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基调是敌视社会主义，分化瓦解社会主义国家。要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不仅要认识其经济基础，也要认识其上层建筑，不仅要认识其变的一面，更要认识其没有变的一面，不仅要认识资本主义各国的“内政”，还要认识其对外政策。
近些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种“复归保守”的迹象。国内政策进一步向富人倾斜，不断挤压民众的社会福利和劳动收入，贫富两级分化加剧；对外政策中的反共主义倾向已毫不掩饰。这种“复归保守”的原因错综复杂，但有一点须引起注意：长期以来，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决定了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西方社会中的发展和强势地位，而这种强势的主流意识形态反过来对西方社会的发展又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致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始终保持着最“资本主义”的底色。
一、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西方国家的强势地位
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是以反映和维护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雇佣劳动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进而以维护大资产阶级利益为核心价值的，以个人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为主要标志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经济上的反映是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是保守主义。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实际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的主要政治思潮和价值取向，是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西方社会中的集中表现。
1.统治阶级在言论自由、舆论民主的表象下掌控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标榜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并将自己打扮成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舆论民主、思想民主的榜样。然而，透过自我标榜的表象，人们还是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另一副面孔。在西方资本主义各国，资产阶级牢牢控制着思想舆论工具和新闻传媒，始终掌控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操纵着思想意识的舆论导向。这里的言论自由和舆论民主均以维护资本主义“正统”秩序为前提。超过这一底线，自由的言论和民主的舆论便会受到主流社会的封杀、屏蔽和各种形式的制裁。美国是资本主义的典型国家，在这里，统治者凭借强大的政府机器和新闻媒体绵延不绝地向民众灌输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使之接受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据统计，美国拥有4000种专业刊物、8000种娱乐杂志、9000个广播电台、5000个闭路电视系统、2000家出版公司，有14500家电视台、6983个电台全天播放节目。这些传媒机构推出的内容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其中均贯穿着一条主线，即维护资本主义“秩序”，求证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财产私人占有制度和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制度的合理性、神圣性；诋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揭示其“荒谬性”和“短命性”。“媒体的管理层一般都对本媒体的政治倾向有着一种‘共同观念’，或者以自由主义的形象出现，或者作为保守主义主张的代言人。这样的‘共同观念’或许只是一种默契，并不见诸于明文规定，但它深入到媒体中每一位成员的意识深处，不论是记者、专栏作家还是编辑，在采编和发表言论时都会不自觉地遵守这种默契。”最为典型的是隶属美国新闻署的美国官方国际广播电台——美国之音和美国政府支持下的自由亚洲广播电台，它们以攻击、诋毁、污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化西方资本主义为宗旨，为达目的不惜歪曲事实，全然不顾新闻的公正性和真实性。在这里，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一边倒的声音完全取代了言论自由和舆论民主。正如美国学者乔姆斯基所说，“‘反共’意识形态多年来是美国的‘国教’，堪称可与美国占支配地位的基督教媲美。只有检方、控方与原告，被告的声音缺失。在这个大氛围下，也就难怪美国根本没有‘共产主义’和‘伊斯兰教’的言论自由了。”为了防止话语权和舆论导向的失控，资本主义各国的统治者还运用国家机器强化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保障。美国法典第18篇第238条规定：任何蓄意鼓吹、煽动、劝说或讲授推翻或摧毁美国政府的行为，包括因此而印刷、出版、发表、传递、出售、分发或公开展出任何书写品或印刷品，都要处20年徒刑或2万美元罚款，或者两者并罚。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凭借着对话语权的垄断驯化和改变着民众的信仰、理念和价值判断，民众无时无刻不在接受资产阶级意识偏见的教化和训导。
2.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的表象下实施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控制。
多年来，人们从不怀疑西方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多元化，以为那里各种思想观点、政治思潮可以自由发展、平等竞争、相互激荡、相互争鸣。实际上，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光环下始终没有放弃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灌输。资产阶级主流社会凭借其强大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利用社会舆论、价值导向等软约束手段，使其主流意识形态牢牢控制着社会的思想文化阵地，始终占据着思想文化的主导地位。为了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灌输，资产阶级“正统”势力组建了大量的意识形态基金会，强化其控制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曼哈顿学会”、“美国企业学会”、华盛顿“遗产学会”等意识形态研究、宣传机构犹如雨后春笋般在西方出现，成了向民众灌输主流意识的堡垒。资本主义“正统”势力的文人们还频频著书立说，美化资本主义，诋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国学者福山曾撰文《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宣称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作为最终的人类管理形式已经普遍化。加尔布雷斯则宣扬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丰裕社会”。一些经济学者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吉尔德等人则高调宣传新自由主义思想，甚至还将其主张改编成电视剧强势宣传：“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保护法律和秩序，保证私人契约的履行，扶植竞争市场。”“凡是容许自由市场存在的地方，凡是实施机会均等的地方，老百姓的生活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为了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灌输，统治者在美国制造出一种保守主义的思想政治环境，在公众舆论中形成了一套“政治正确”的舆论氛围，这成为言论自由体系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会议员、新闻记者还是电视评论员，发表诋毁社会主义、美化私人占有制度的言论属于“政治正确”，不会带来任何麻烦，相反，如果发表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抨击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言论，就会因背离“政治正确”而遭到舆论和新闻传媒的围攻谴责，甚至遭致被封杀、解雇、起诉等严厉制裁。此类事例在西方并不少见。
资产阶级“正统”势力深刻地认识到，基督教教义和基督教伦理同资本主义的主流价值观——个人主义、保守主义、反共主义高度一致，“基督教影响最深的地方，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最普遍”。因此，西方社会极力向民众进行基督教伦理的说教，说服人们靠“顺服上帝，勤奋工作，靠善良和智慧以及上帝的祝福来致富”。统治者毫不顾忌地对民众进行基督教化的灌输。小布什的总统办公会议，每次都从全体阁员对上帝的祷告开始。在白宫，每周都要举行《圣经》学习会。在基督教伦理的强势影响下，美国有86％的人信仰基督教，其他国家信基督教的比例亦大体如此。“基督教势力强大，基督教思想深入人心”，这是美国几乎没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西方国家反共主义盛行的重要原因。
二、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西方国家“内政”的影响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一旦形成，便会对经济基础产生巨大的保护和固化作用，尤其是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这种保护和固化作用更为显著。大量事实表明，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于保护和固化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制度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固化着资本主义的“本性”。
在西方国家中，资产阶级“正统”势力始终在极力维护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为核心的传统制度。他们通过对资本主义决策者、法律体系和制度安排施加压力和影响，使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更加具有普遍性和不可侵犯性，使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发展变化都不得突破以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制度底线。通过资产阶级“正统”势力这个阶级载体，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当代西方社会主要形成两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它使财产私人占有制不仅成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安排，同时也成了一种人们相互恪守的社会契约。资本主义主流社会凭借其强大的新闻传媒和社会舆论持续不断地向人们灌输财产私人占有制度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理念。在当今的美国，“无论是电子媒体还是传统报刊都以服务于美国的私有财产制度为方针，害怕得罪有权势者，它们往往过分依赖官方和团体提供的新闻来源，因而向大众提供的大都是有偏向性的消息，在很大程度上，新闻媒介是阶级价值观念及业主和赞助商的经济利益的人质”。这使人们在价值观上对财产私人占有的制度安排习以为常，认同感增加。一个美国工人领袖说，如果“劳动力愤恨地破坏资本，那是无知和邪恶的情感在起作用”，“而未来将再次在资本与劳动力之间建立完全和谐的关系”。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社会运用主流意识形态已经比较成功地巩固、营造了“科学”、“完美”的财产私人占有制度，这个制度已经得到了民众的认同。
其次，它使合乎资本主义“本性”的东西继续扩张，使赚钱发财这一资本主义价值准则进一步强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积极营造富有的“上等人”顺畅盘剥贫穷的“下等人”的条件，极力将这个社会“建设”得更加便于富人赚钱发财，众多的劳动者更加便于摆布。主流意识形态对财产私人占有制度的“包装”和美化必然激起人们对财富占有的贪欲，进而将社会不平等视为常态。恰如一位资产者所说：“我就喜欢生活在可能发大财的社会。只要没有伤着别人，这又有什么错?我喜欢幻想哪一天我可能在众人之上，这种可能性给我的生活加入了激动人心的东西。假如我不能得到这些，也罢，但与此同时，我可能以达官贵人的生活方式为乐，我还可能为种种令人渴望的、超出自己能力的东西的起落沉浮所激发。”主流意识形态对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渲染，必然激发起人们赚钱发财和惟利是图的冲动，诱使人们个人主义膨胀，引导人们“利用贪婪的无情竞争力量和致富的欲望竭力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主流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制度“天然合理”的赞美，使维护资本主义的“效率”和“活力”已经成为西方“民众”的价值底线和他们“市民社会”的生存准则。
如此煞费苦心的“努力”，使合乎资本主义“本性”的东西在西方国家持续扩张，于是，它也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进一步加深，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社会化的性质进一步背离。
2.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维护着资本主义的正统秩序。
资产阶级“正统”势力运用意识形态武器，依靠操控在手中的舆论工具竭力维护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游戏规则，想尽办法将资本主义现存制度和秩序神圣化、正统化，实现对西方社会的强势约束和对民众的逐步“同化”。它们将个体自由、个性发展、机会平等、私人占有制度视为天经地义的制度安排，将“坚持个人主义、维护资本主义秩序”视为“自由主义始终如一的根本立场”。其中，资本主义各国的法律制度和警察、军队等政治设施以维护现存制度的稳定为宗旨，其新闻传媒等宣传机构则以求证现存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为工作重心。凭借着硬约束和软约束的巧妙配合，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对民众思想文化的控制。在美国，“热爱自己的国家就意味着爱自由主义。要证明自己对国家的忠诚，就要表示出对个人主义、自由、机会平等这些价值观的尊崇。作为一个美国人，不仅要表现出对这片特殊土地的忠诚，更要表现出对经典自由主义的无保留的接受”。这种经典自由主义的基本要求，就是维护“经典”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把尊崇富人、鄙视穷人作为合乎情理的价值标准。美国一位法官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所谓无产者，我指的是一个没有财产，不懂以勤勉节约和自我克制来积储财产的人，这种人只知道生男育女，厚颜无耻地依靠社会救济。”。多数西方民众事实上也接受了这种自由主义价值观。他们“存在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他们“在心理上不是敌视资本主义，而是接受了它”。
3.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改变着阶级力量的对比。
在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影响下，主张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资产阶级正统势力在美国力量强大，而主张变革资本主义的“左翼”势力在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几百年来，美国一直由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执政，而代表普通民众利益的政党根本无法染指政权。
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打压之下，美国从未出现过较强大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或反映中下层劳动者利益的左翼势力，几乎没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虽然美国也存在共产党、社会党，但都生存艰难，影响微弱。美国社会党最辉煌的时期是1912年，拥有12万党员，该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德布斯获得了全部选票的6％。此后，美国社会党便江河日下，毫无作为，到20世纪80年代便名存实亡。美国共产党在1938年拥有7.5万党员，但到1944年便宣布解散。后来虽又重建，但目前仅有数千名党员，影响微弱。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灌输和传播，使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对美国民众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美国民众几乎“不知道还可以过一种不是资本主义的生活”。个人奋斗、赚钱发财是人们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诉求。对大多数人来说，美国最通行的价值观就是赚钱自由，最基本的观念就是个人奋斗、优胜劣汰。市场原教旨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这里很有市场。2004年的一项调查发现，40％的美国人自称是保守派，只有20％的人自认是自由派(这里的自由派是激进派)。美国的所谓保守派，其基本诉求就是维护富人的“传统”地位，防范穷人“侵犯”富人的权益。
三、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
由于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保守性和阶级偏见性，导致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调是敌视社会主义国家，进而瓦解社会主义国家。
首先，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妖魔化”宣传，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敌视性和诋毁性解读。美国主流社会凭借强大的自由主义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地在“各个方面以自由反对潜滋暗长的社会主义”。他们利用所控制的各种新闻传媒对社会主义加以“妖魔化”宣传，把社会主义说成是侵犯自由、侵犯个人权利的东西，使世界民众对社会主义产生偏见和敌视。为此，他们将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攻击、诋毁和打压的主要目标。在苏联解体前，美国受其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其对外政策的重点，就是分化、丑化、搞垮苏联。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转而打压社会主义中国。“有问题找中国”已经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外宣传和对外政策的基本“套路”。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暴乱要中国负责，美国的贸易逆差要中国负责，甚至把世界粮食危机归因于中国的崛起。美国2008年5月出版的《生物能源文摘》公布的一份报告毫无道理地污蔑中国说：“如果中国人吃的肉与美国人一样多，中国会在2010年使世界粮食库存枯竭。”0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逻辑和颠倒黑白的做法几乎成了西方国家对外宣传、对外政策的常态。
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敌视和打压已经不加掩饰。2007年6月12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华盛顿出席“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时恶毒攻击共产主义说，共产主义在20世纪夺走大约一亿男男女女的生命。共产主义以“邪恶和恨为基础”，企图盗窃共产主义受难者的人性，抹杀他们的记忆。只要自由世界团结一致，“杀人不眨眼”的共产主义将和恐怖主义一样，走进历史灰烬。0可见，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渗透于西方社会的各个角落，包括对外政策。从而使西方各国政府越来越具有资本主义“正统”色彩和反共主义色彩。
其次，支持社会主义国家的西化分子，对社会主义进行和平演变。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就曾联手支持波兰的团结工会和瓦文萨等人，西化、分化波兰，最后搞垮了波兰的社会主义。继之，他们又给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以及后来俄罗斯的叶利钦提供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的“休克”疗法等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建议。这套改革建议实际上是搞垮苏联经济、搞乱苏联社会的陷阱。它使苏联解体，使俄罗斯经济衰退50％，且十几年低迷不振。他们还支持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企图搞乱中国、西化中国。1993年，美国国会竟然建立了“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专门支持各种反共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2008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之家”等机构支持藏独分子，提供资金给一些国外媒体，掀起了一场西方媒体的造谣运动，其宗旨依然是分化、搞乱中国。对此，美国学者威廉·恩达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年3月在西藏发生的骚乱事件是华盛顿最近一次策划的‘颜色革命’，这和曾经发生在乌克兰、缅甸的‘颜色革命’的模式都是一致的。”
四、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西方国家的影响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1.对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特殊作用应有敏锐的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外衣下，实际上贯彻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控制，主流意识形态占据了所有主流媒体和重要舆论阵地，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垄断性。在言论自由、舆论民主的光环下，主流意识形态极力打压各种“激进倾向”，具有极端的保守性和阶级偏见；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发展对外友好关系的美丽词句下，全力推动其主流意识形态对别国的指责和攻击及对别国民众的蛊惑和渗透，具有明显的思想文化侵略意图。正因如此，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有利地维护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强化着资本主义的“特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要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不仅要深刻认识其经济基础，同时也要深刻认识其上层建筑，尤其是它的主流意识形态。
2.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应有清醒的认识。二战后几十年来，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根本性质没有改变。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作为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始终在极力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有效加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因此，二战后资本主义虽有诸多调整，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基础地位没有改变，阶级压迫与阶级剥削的社会本质和资本主义“底色”也没有改变。基于此，要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就不仅要深刻认识其变的一面，更要深刻认识其没有变的一面。
3.对当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关系应有准确的认识。以上分析表明，由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外向攻击性所决定，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及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丑化、诋毁社会主义，西化、分化社会主义国家是西方国家的既定战略。而对我国来说，抵制西方敌对势力丑化社会主义，防止西化和分化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是坚持社会主义信念、捍卫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需要，更是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安全所必须的。只有积极行动起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人民，抵制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不仅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各国的“内政”，还要深刻认识其对外政策，唯此方能认清西方资本主义的真正面目。
西方国家掌控意识形态的途径和做法
作者：王勇桂 夏禹
在长期的意识形态掌控实践中，西方发达国家形成了一套成熟而有效的掌控意识形态的途径和做法，从而使西方国家对内成功地进行了资产阶级价值观念、政治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等的宣传和灌输，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尤其是对外进行的意识形态宣传、渗透、攻击等达到甚至超出了它们预期的目的。其基本途径和主要做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调传媒在意识形态掌控中的工具作用。西方发达国家始终将大众传播媒介作为意识形态掌控的主要工具，其功能的充分发挥离不开政府对传媒的控制。在政府的控制下，西方媒体的职能首先是对外宣传。西方国家不仅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书籍和电影等媒体向社会主义国家宣传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政治思想等理念，而且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大量歪曲事实的宣传。目前，西方无线电台网络已经构成了世界性系统。美国政府控制的“美国之音”等在西方对外宣传广播媒介中处于核心地位。苏东剧变与西方国家长期坚持的意识形态宣传是密切相关的。其次是发挥其对内引导、教育、塑造国家政府形象的功能。西方国家大众传媒是为特定社会集团利益服务的舆论工具，在对内新闻报道中体现着西方民主、自由的理念和价值观。为了维护其公众形象及贯彻执政理念，多数西方国家制定了法律或规则以限制媒体的新闻报道。而媒体面对政府的压制，往往采取妥协的态度。如英国媒体受制于政府，在对“9·11”事件、阿富汗及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上，始终保持与政府对外宣传口径的一致，片面强调军事行动的人道主义成分，从而失去了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应有的公正、客观的立场。显然媒体的报道虽然维护了政府的形象，但却牺牲了公众的知情权。
第二，重视宗教在意识形态掌控中的精神控制功能。西方发达国家政教关系紧密，重视发挥宗教作为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尽管西方国家大都实行政教分离，但在现实社会中，宗教与政治存在着相互渗透与相互利用的关系。国家多利用宗教的社会功能，对国民进行教化，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政治功能的正常运转。宗教的社会功能包括：发挥宗教作为社会纽带、加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作用；启用宗教作为法律和道德的辅助手段，进行社会控制的功能。目前，宗教在西方已经成为德育的重要内容；西方国家利用宗教教义所具有的精神麻醉功能，使人们安于现实，把希望寄托于来世。正是以上社会功能的实现使宗教成为西方社会不同群体的粘合剂。它在意识和行为两个方面维系着社会共同体，为西方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心理和文化基础。另外，西方国家也将宗教作为对外渗透与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工具。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有着系统的价值判断体系。它无法摆脱与种族、利益、集团势力的结合，因而宗教具有强烈的政治归属性。西方宗教源于私有制及其政治体制，与社会主义是完全对立的，因而成为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进攻的武器。乔塞亚·斯特朗在《我们的国家》一文中写到：“美国作为负有上帝使命的国家，神圣的职责是把美国的福音扩展到美洲之外的国家。”美国历届政要与罗马教廷相勾结，共同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登基之后，积极推行其“东方政策”，表明了与马列主义坚决对立的姿态。波兰社会主义政权的瓦解成为西方世界利用宗教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成功”的典型事例。此外，西方国家还将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结合起来为社会主义国家制造麻烦。如西方势力利用佛教与所谓的西藏民族问题制造事端，企图分裂我们的民族和国家。
第三，注重国民思想政治教育在意识形态掌控中的基础地位。西方各国政府非常重视本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并且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成熟的教育理念以及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方法，为西方国家政府对国民进行文化价值观、政治理念的传输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在教育途径及环境方面，西方国家非常注重家庭、学校、社会的密切配合，形成了一个辐射全社会的互相合作、不断协调、目标一致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通过“合力”的作用取得了最佳的教育效果。在教育内容安排上注重对受教育者素质的提高，而西方传统文化中政治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民主与平等、尊重与理解、责任与义务、诚信教育等在素质教育中处于核心地位。在教育方法上强调方法的间接性、启发性，并与教育环境相结合，以使受教育者在教育实施过程中进行自我感受、自我体验与自我规范，在潜移默化中达到教育的最终目的。西方国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推行，使国民对国家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有了高度的认同，并成为西方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支撑。
第四，强化社会舆情的控制在意识形态掌控中的舆论导向作用。舆情即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反映了社会公众与国家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心理的“风向标”。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重视对民情民意的调查研究，通过对舆情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及时准确地把握社会心理，并将此作为制定对内对外政策、化解社会矛盾、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维护社会稳定的依据。西方发达国家对社会舆情的控制包括三个步骤：首先，西方国家设置了完备的民意调查机构对民意进行广泛调查，为其制定政策提供依据。其次，西方各国政府重视对社会舆情表达的控制。即为了达到其特定目的，政府对明显处于劣势地位的公众的社会政治态度有可能进行有意识的掩盖，从而使民众的政治态度得不到表达或表达不充分。再次，目前在西方国家，政府行为在解决社会冲突及引导舆论上处于主体地位。政府的舆论调控行为遵循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并依据这一原则制定了保护国家利益的政策，任何损害国家利益的言行都会受到国家机器的惩罚。如为了限制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入侵，政府提出了“保卫法兰西文化”的口号，并立法规定欧洲及法国的影视作品的播出时间、财政资助的金额等。法国《当代新闻学》一书谈到法国广播电视事业时说：“他们大部分(电视几乎是全部)归国家管辖，因此一位共和国总统称他们为‘法国之声’。”在“9·11”事件以及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上，美英媒体以及西方主流媒体如CNN、ABC等始终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报道事件的经过，左右整个社会的舆论导向，为其制定对外政策提供国内舆论支持。
第五，始终坚持对外意识形态的渗透与输出。“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念体现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并在西方意识形态领域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如由于受意识形态的支配，美国的历任总统都积极致力于将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价值观输出国外，尤其是企图与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竞争并取得最终的“胜利”。西方国家对外意识形态渗透与输出的途径与方法主要包括：首先，西方发达国家看重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及人员往来的必要性。尼克松在他的《真正的战争》一书中提到人员互访，期望通过此途径将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传播到社会主义国家中去。“国际访问学者计划”、“培训中心”、“文化和学术交流中心”等在实践中得以推行。西方文化交流策略成为导致苏东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对外经济交往中附加政治要求。它体现的是“居支配地位的行为者(霸权国家)为了谋取更多的特殊利益而竭力维护自己的权力，并把规则强加于较弱小的成员”。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在经济、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以提供经济援助为诱饵，迫使社会主义国家接受西方的政治要求，以达到其对外意识形态渗透与输出的目的。作为经济援助的附加条件，受援国还应进行全盘西化的社会改革。西方强制推行的私有化政策在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亚洲国家都广泛存在。另外，西方发达国家还利用经济制裁实现其政治目的。
第六，毫不松懈地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攻击。西方发达国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始终不曾放松过，并力图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立的理论根基上对其加以彻底否定。它们否定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和科学研究的产物，认为这一理论是脱离现实违反历史规律的主观臆断。在苏联及东欧解体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将意识形态进攻的矛头对准了中国。在此背景下，“中国威胁论”走上前台，西方世界期望通过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破坏中国与邻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借以牵制中国的发展。西方政治理论家不仅全盘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的实践成果。理查德·尼克松甚至估算社会主义在2000年就从地球上消失，而事实已经证明了其错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