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被称为“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韩树英近日致信《光明日报》，建议在思想理论斗争中要讲究策略方式，如果不是说理而是靠恐吓、扣帽子，不但不能说服中间状态的群众，反而会遭到反感，脱离群众。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心任务，是怎样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通社会主义大道。

韩老信中说，现今思想理论界，从报刊和互联网上看，各种观点五光十色、纷然杂陈，而“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在我看来应该大大加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千秋大业，没有强大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思想指导作用，不占领广大的指导思想阵地，就不会推动我们的事业顺利前进，不会从思想理论上战胜妄图“西化”“分化”我们的思想敌人，战胜对手的各种阴险狡诈的招数，如“改革开放绕不过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是当今世界潮流”等等，不一而足。

　　他还说，问题在于这是用意识形态的形式来掩盖政治图谋的，我们的批判、斗争不能不讲究策略方式，不能不讲“有理、有利、有节”(毛泽东)。不是说理而是靠恐吓、扣帽子，不但不能说服中间状态的群众，反而会遭到反感，脱离群众。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心任务，应该说是怎样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通社会主义大道。

韩树英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被称为“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

【光明情结】

　　光明日报编辑部：

　　问同志们好。我最近住院几个月，出院后才看到你报创刊65周年并举办几项庆祝活动的来信。但有些活动早已举办过了，我只好写信向你社表示祝贺!

　　至于说到和你报的情缘，话则长矣。

编《哲学》专刊

　　20世纪50年代初，你报办有《哲学》专刊，由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央党校三家轮流出人协办，我是第二任党校的协办人。《哲学》专刊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也看。当时正处在建国之初，老知识分子、哲学家响应号召自觉改造思想。和办专刊一样，北大是举行哲学界座谈会适中的地点，记得北大的郑昕是中心人物之一。冯友兰、贺麟、石峻等都经常出席，汪子嵩等年轻人，包括我在内，每次必到会，直到“反右”开始。大家畅所欲言，有争论，也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气氛是好的。光明日报因和知识界有特殊关系，在报道上也起了积极作用。

　　但专刊也惹过祸。1964年5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党校教师艾恒武和林青山署名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经康生的挑拨、搬弄是非，在全国开展了“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论战，从“大讨论”引向“大批判”“大斗争”。我虽然既没有写过文章，也没有讲过“合二而一”的课，协办的也不是我，但也没有幸免，从此身处逆境十二年。

发表为平反而写的文章

　　“文革”结束，胡耀邦同志来党校任副校长，主持工作，我们一些人的问题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原职。不久胡耀邦被任命为中组部部长，仍兼任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在中组部大刀阔斧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但也遇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不少人因在“文革”时期讨论问题中，说“毛泽东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被打成反革命。为这样敏感的问题进行甄别平反，必须有充分的理论根据。

　　胡耀邦通过秘书要求我写一篇理论文章。我写完文稿，经胡审阅并略加修改，于1978年7月15日在《理论动态》发表，题为《“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杨西光(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经胡耀邦同意，于1978年7月23日在《光明日报》一版公开发表。文章发表后，问题也就得到彻底平反。

　　文章对辩证法基本问题的阐述，也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姊妹篇，并且是其前提。

获“光明杯”奖

　　我受中宣部委托，根据邓小平写出“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文章，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1983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教科书出版一年即销售一百万册，因而获1987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奖”。1990年出修订版，1991年又获“光明杯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荣誉奖”。2004年由中国出版集团收入“中国文库”第一辑，印数在300万册以上，影响不小。

　　此外，我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一些文章，不过平素读报则获益更多。

居安思危

　　现今思想理论界，从报刊和互联网上看，各种观点五光十色、纷然杂陈，而“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在我看来应该大大加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千秋大业，没有强大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思想指导作用，不占领广大的指导思想阵地，就不会推动我们的事业顺利前进，不会从思想理论上战胜妄图“西化”“分化”我们的思想敌人，战胜对手的各种阴险狡诈的招数，如“改革开放绕不过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是当今世界潮流”等等，不一而足。

　　问题在于这是用意识形态的形式来掩盖政治图谋的，我们的批判、斗争不能不讲究策略方式，不能不讲“有理、有利、有节”(毛泽东)。不是说理而是靠恐吓、扣帽子，不但不能说服中间状态的群众，反而会遭到反感，脱离群众。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心任务，应该说是怎样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通社会主义大道。“右”的要翻车，“左”的也要翻车!这就要眼观21世纪的世界大势。一、要理论结合实践，充分从理论上谈明这条道路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过程性和阶段性。二、当代资本主义又处于什么阶段?它在不断发生的危机中，有“自我调节”的能力，以致可以替它喊“万岁”吗?在现在globalization(全球化)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的发展不能自外于它，但又应该怎样和它对立统一呢?三、当下我国社会基尼系数为什么比发达国家乃至一些发展中国家都高呢?问题出在哪里?又该怎样较稳妥合理地解决问题?

　　当然问题不只是这些。不过这是我居安思危，常常萦绕脑海，最刺激我心的几项而已。

　　同志们!我已九十多岁，来日无多，但还想尽自己所能做应该做的事情。你们正当年，继承、发展这个千秋大业，数风流人物还是你们。

　　我想从我们的岗位来说，首要的还是大力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树立、坚定科学的世界观。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就是要用我们的“看家本领”来武装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提高我们干部队伍的理论水平。我们事业的成败，关键还在我们能否自觉认真学习、研究马列著作，融会贯通，用以指导工作;掌握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提高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行动。

　　在这方面我特别希望光明日报能作出重大贡献，纪念创刊65周年，这是我最想对同志们说的心里话。

　　我老矣，说起话，写起文，就这样啰嗦，很对不起。

　　最后，我再次向你们祝贺，你们劳苦功高，我表感谢。

　　敬礼!

　　中央党校 韩树英

　　2014年6月27日

　　（韩树英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