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历史观就是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总的看法，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历史观，包括完全零历史感的人。

很多人喜欢将历史看作一盘棋，比如象棋，围棋，跳棋，军旗……

“唯心史观”和现在的“唯物史观”喜欢把历史看做象棋，有帝王将相车马炮兵。

这种有个人的作用的历史学，其实是政治学。

新历史观是自然决定的历史观，其喜欢将历史看做“围棋”，每个人都没有区别，都是历史中的最微不足道的一份子。

新历史观是没有个人作用的历史观，而且通常是时间尺度较大的历史观。

有了新历史观，过去的许多人文社科的基础现在有了疑问，比如，国家不再是因为阶级分化的“分”而得，“分”是不合逻辑的，其一，人类第一个国家是奴隶制国家；其二，奴隶来自于大规模奴隶战争的战俘。

但是，没有奴隶制国家之前，哪来的大规模奴隶战争？

国家其实是源源之于“合”，是在自然大变迁时，在各部族最激烈对抗中，催生出来的部族聚集的“合”，谁能够更大规模的“合”，谁才有可能赢得生存，我们所有在座的人，都是“合”的后人，文明和国家是“合”的产物，“合”就是民族危亡时的统一战线，“合”就是五星红旗。

有了新历史观，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也变得非常清晰，大致也就三种情况（黑非洲除外）：

其一，五千年前先夏大迁徙时，留在中原和离开中原后走到宽广地域的人类，基本都成了“汉族”。

其二，走到偏僻和荒僻地方的人类，很多就成了少数民族。

其三，还有一些人，很早就走到了国外。

有了新历史观，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也变得非常清晰：

母系社会——是人类在自然顺境时的社会形态。

父系社会——是人类在自然逆境时的社会形态。

以往考古发现的母系社会痕迹，正好都是在地球升温和温暖的自然顺境期。

有了新历史观，以前一些根深蒂固的认识开始退位，连以前几乎是遥不可及的先夏历史，现在也有了初步的轮廓，以下做一些简要的介绍。

二、竺可桢先生与新历史观：

新历史观是受竺可桢先生的启发而生。

竺可桢先生是著名的气象学家，其在解放前后都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其写的《中国古代五千年气候变迁初探》非常重要。

竺可桢先生发现，地球气候的变迁是经常性的，其极大的影响人类的生活、生存，甚至是朝代更替。

他发现，当中原的王朝遇到较大尺度的气候变冷时，经常就像是被一把双刃剑锁喉，因为只要气候变冷，北方的游牧民族就会被逼迫着更频繁南下，而中原遇到气候变冷时，其内部多数也会发生因气候异常失收的情况（比如赤地千里），这不仅是在需要防御资源时缺乏防御资源，而且还极易引发农民起义。

有些情况非常的微妙，当一个王朝从建立到盛世的顶峰之后，常常伴有减免租、役的大量举措（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而当盛世之后遇到气候变冷时，增租、增役甚至已经成了道德上、法理上不齿和不义的行为，结果，不增收则无以对抗外敌，而增收则会官逼民反，历史其实就是这样

气候变冷不是指一年四季到了冬季，因为冬季的寒冷是意料之中的，不是白人处于寒冷的地域就会进化的更强，爱斯基摩人处于最寒冷的地带，但却丝毫都没有更为突出的表现。

国家很像一个保险公司，当只有小赔小付的时候，公司的财池可能会聚得很大很大，这时候一定会有人来打它的主意，如果真被他们把钱弄走，并赞同他们把钱弄走的种种歪理，等到大宗赔付来到时，已经亏空了就没法应付，这对于国家来讲，就只能是朝代更替，不管公司或国家的CEO有多么高明。

竺可桢先生除了发现突如其来的地球气候变冷过程，对人类历史的变迁具有非常大的作用力和影响力之外，他甚至发现：

宋末气候变冷可能导致了蒙元的南下。

明末气候变冷可能导致了满清的南下。

无疑，他已经具体的看见了这种“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历史，但他还拿不定主意，他说“也许这不是普遍规律，普遍规律可能还是传统理论认识的生产力决定” 等等。

但是，地球较大气候变冷对人类的影响，怎么可能不是普遍规律呢？

以竺可桢先生的能力，他肯定不会看不出：

1、地球气候变冷是全球性范围的影响（其规模远大于此起彼伏的阶级斗争）。

2、地球气候变冷是力度极强的影响。

3、地球气候变冷经常都是持续很久的影响。

在竺可桢先生之后——有人研究说盛唐后期也是气候变冷。

还有人研究说汉朝后期也是气候变冷。

甚至连5000年前的华夏之初也是气候变冷，只不过其南下时，中原还没有国家形态，这是以后的历史不能相比的。

竺可桢先生看不到的，马克思也看不到的，其实是地球气候变冷对人类进化的作用方式，而要获得这种认识，不跳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束缚，不抛弃以为人类是在原地进化，然后先进战胜落后的错误历史观，是不可能的。

人类真实的历史，其实是一次大迁徙的历史，而要认识大迁徙的历史，首先要从“认识大迁徙”和“找到人类历史的原点”开始。

三、找到人类历史的原点：

因为人类固有的历史观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结果人类喜欢到处去认祖宗，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二百万年，但人们都忘了极重要的一点——人类居住的地球是存在冰期的！

道理非常简单，欧亚大陆的最南端的纬度大约是10度左右，如果冰期的影响力达到这个纬度，欧亚大陆的人类就可能会被彻底清场。

在人类还没到达美洲之前，如果人类在欧亚大陆被清场，人类主要的最后保留地，就在非洲的赤道附近。

到了冰期过后，如果非洲赤道还有人类，如果他们很容易回到欧亚大陆，现在全世界应该都是黑人。

但是，因为黑非洲三面是海，北边又被撒哈拉大沙漠完全封闭，在远古的时候，如果不是有几个人偶然掉下大海，而且抱牢了漂浮物，几乎是不可能来到欧亚大陆的。

　　1、上次冰期后人类历史的原点（红海附近）

那么，最早的这几个人是什么时候过来的呢？首先当然是在上一次冰期过去之后，按照英国气象学家给出的一万年地球气温曲线，这个一万年的起点（a点）就是冰期之后：

　　2、英国气象学家的地球一万年气温曲线

图中：

a.冰期，欧亚大陆人类被完全清场

a-b.约1000年的升温期，人类非常惬意的往北迁徙，母系社会

b-c.约1000年的降温期，人类间有些搏斗

c-d.连续3000年超高温期，人类多数趋向于在很高纬度生活，母系社会

d-e约1500年的气温大幅下降，人类由北到南大搏斗，d.开始进入文明，父系社会

e-j.气温以一定幅度呈锯齿形波动，多次朝代更替

何以证明人类这一期的历史是在这个时间和地点开始的？

由于最早到达欧亚大陆的几个人，是带有M168的遗传标记的，所以，现在黑非洲之外的人类遗传标记，基本都是与M168有所关联，这几个人当时所在的地点，应该是在西亚或北非离黑非洲很近的地方（大概在红海附近），最早的这几个人站在了欧亚大陆的南端。

我们这一期人类的历史从这个时间和地点开始，这决定了这一期的人类历史，最开始只能是“由南往北”走的。

注：可能冰期时亚洲赤道也有人类得以保留，但影响力有限。

记住这个时间和地点很重要，因为这还可以做一个对比，美洲大陆的人类跟我们是同一期的人类，“印第安”可能就是“殷地奄”，其离开先夏大约才4000多年，而且是从美洲北部的阿拉斯加去美洲的，但其却被“摩尔根”称为《古代社会》，为什么差异这么大呢？

恩格斯很喜欢关注这个问题，他看不到“印第安”跟我们是同一期人类的这一面，他就着《古代社会》，写出了《家庭、婚姻、私有制与国家》。

谁也没有发现，同一人类在两块大陆进化速度的巨大差异，就是来自于人类在“欧亚大陆”是“由南往北”迁徙，而在“美洲大陆”却是“由北向南”迁徙，就这么一点点差别。

由于地球气候是变化的，迁徙的出发点不同就完全不同，当“由南往北”的迁徙遇到较大尺度的气候变冷时，北方最前锋人类的回头往南，是回到了已经有人的地方，所以都会遭遇非常可怕的人类间最大碰撞，而这种最大压力的反复作用，就是人类及人类社会进化的超级加速剂。

因为中国是在欧亚大陆，所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不断顶住北方压力的“π”字，其上面是一道长城顶住了不断到来的北方压力，下面的左边以前是“汉江”，其往南一直可以将珠江流域的资源送往长城，下面的右边是“大运河”，这是输送江南资源到长城，后来，由于“汉江”过于曲折，西安才告别了成为古都的历史。

结果，中国（含欧亚大陆）的历史境况，就会呈现不断颠倒和转换的情形，其在气候温暖时是自然顺境，在（较大尺度的）气温下降时是自然逆境，人类在自然逆境时，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赢得国家形态，而在自然顺境时，又会“夏虫语冰”的自毁长城，直到下一次又被人狂屠，这些都是必然的。

欧亚大陆人类不断在自然顺境与自然逆境中转换的历史境况，很像交流电在示波器上显示出来的正弦波的波形，其不停的在正负极之间转换着：

　　3、交流电电压不断颠倒和人的颠倒感受

非常有趣的是，这个波形与英国科学家一万年气温曲线的主要部分非常相像，只是后者不规则些，以下是《曲线》的主要部分：

　　4、地球一万年气温曲线的主要部分

中国（及欧亚大陆）人类的历史境况，其实是与地球气温曲线相吻合的。

而因为气温曲线就是很像正弦波在不断颠倒和调转极性，这极像一个老练驯兽师的皮鞭和糖块，而大自然就是这个最无情和最具威权的驯兽师。

相比之下，美洲人类的“由北向南”的迁徙刺激就即缺乏力度又缺乏变化，即使其同样遇到气候变冷往南迁徙，其仍然是去到了没人的地方，这种历史的刺激性当然是太平淡无奇了。

四、历史的前五千年是由南往北：

这几个偶然闯进欧亚大陆的人，非常幸运的就成了所有黑非洲之外所有人类的祖先，而我们这一期人类的历史，就从冰期后的这个时间和地点开始了，这是欧亚大陆的南端，只要地球继续升温，这一期的人类的原生迁徙行程，注定了是要“由南往北”，向北是他们的迁徙主线。

这是伊甸园的年代，整个大陆的果子和贝类等完全没被人动过，亚当和夏娃除了尽量的吃之外，再就是可以尽量的生，升温的年代大约持续了1000年（《曲线》a-b），人类大致能迁徙到中纬度附近，这时候遇到了一段降温（《曲线》b-c），但估计问题不大，当时人类很少，就像围棋开盘时那样很少棋子。

紧接着a-c段的2000年之后，地球开始进入连续3000年的超高温期（曲线c-d），对于人类的成长，这几乎是可以直接叠加成为一个连续5000年（曲线a-d）的自然顺境期的，这非常了得。

到5000年的后期，那时的生活好得都不需要男人就能很好的生存，所以基本都是母系社会，据推测，那时女性部落首领如果想要怀孕，公了的方式就是去找老道（粤语“老窦”），你要是各方面的条件不好，就吃不上她们送的软饭，老道住在道虚，所以中国人的岁数是从去“道虚”时算起的，这就是“虚岁”，黄帝姓”公孙”就是“公”的孙子……

不过，连续3000年的超高温期（曲线d-c）也实在太热了，那时没有国家之分，也没有签证一说，所以，除非傻子，大家都走到接近北纬60度甚至更高处生活，宽阔的欧亚大陆高端在温暖期特别富饶、湿润。

请注意，这时中原以下可能很少有人，而黑非洲简直就是蒸笼，而且还逃不出来。

五、历史的后五千年是由北往南：

但是，好日子终于过完了，在距今约5000年（《曲线》d.）的时候，地球开始大降温，当年升温期走在北部最前端的人类，这时候最早感受到了大降温威胁，这像是布满围棋子的纸质棋盘被人掀了一个边，而随着温度的不断下降，这些人最需要的就是不断的回头南下、南下、南下……

　　5、气候变冷相当于从北边掀动了围棋的棋盘

北部最前锋的全部棋子回头进入相邻区并发生剧烈碰撞

以当时东北的情况来看，先夏最北的痕迹可以去到库页岛的波罗河，然后是南下到黑龙江一线，然后是南下到哈尔滨一线，然后是到吉林和长春一线，然后是南下到朝阳、盘锦、赤峰一线，然后又被史前大洪水逼到了大连附近，最后是渡过渤海南下进了山东。

　　6、黄河在山西偏关县附近堰塞，洪水往东冲向辽西先夏的红山地域和北京

先夏南下的人类被迫往东逃往辽东大连一带

　　7、先夏依托长山列岛从大连渡过渤海登陆到山东

东北是非常特别的地理单元，其在温暖时期是超量储能和养人的“北大仓” ，在寒冷时期又能彻底吐出能量成为“北大荒”，而且，由于其南出口极其狭小（山海关），其总是会以聚能喷射状来吐出所有能量，所以其经常都能成为骇人的历史动力源，这是北纬其它高纬度地域难以相比的（维京有过类似表现但规模小得多）。

　　8、气候变冷时东北的超级聚能作用

先夏力量之所在，就是在大自然气候变冷驯兽师的反复威逼下，最早在东北就锤炼出了远强于一般单个部族的大型部族联盟，先夏的部族联盟曾有近万部族会盟的记载。

在山东之后，特别是先夏从山东到山西追杀蚩尤之后，黄帝与盘古开始分立并持续对峙。

其原因是盘古的“血亲部族联盟”进入中原后，由于血亲的基础运作不灵全社会崩溃，人类社会形态开始进化到黄帝的以承认和遵守“规则”为准（后来的封和礼），不管血缘关联如何，就算盘古是老爸也不行，这就是文明国家，这些，直接奠定了五千年的人类文明史的基础，文明不是文学、不是国学、不是青铜器。

后来，盘古集团离开中原南下，从山东到江苏到浙江，然后分成几路，一路往东到宁波并继续往南，一路经江西、福建、台湾，一路经江西、湖南、广东、海南、广西、云南、西藏等，一路经南昌、武昌、宜昌到西北、西域等等，而黄帝则一直继续跟随其后。

　　9、4600年前的先夏大迁徙和中国的原始版图

在中国的四邻，先夏往东影响到朝鲜、韩国、日本等、更远的影响到美洲（殷地安），往南去到印尼（泗水市），西南经越南进入东南亚，往南亚及以西有据可查的是印度（殷都）、阿富汗、伊朗等，往西北的方向曾建有很多先夏后裔的王国。

由距今大约4600年稍前一点开始，先夏用了大约100年的时间，或者再稍多一点的时间，到了尧王的“五族既睦”，就基本完成了前述的多数迁徙。

由于自然的原因及先夏大迁徙，人类的文明（及国家）状况在地域上是有大致的分层的：

1、中原以上的纬度是孕育文明冲击力之地。

2、中原的纬度是承受最大冲击并产生文明之地。

3、日本和英国是紧邻文明腹地的大型岛国，其即能吸收到文明的成果，又有更强的紧迫感。

4、中纬度以下是被动文明的不稳定地域。

5、美国和美洲是人工嫁接的文明。

之后，地球又重复了数次升降温，道理完全一样，中国（及欧亚大陆）因此又经历了几次顺境与逆境的调转，而由于气温升降的幅度相近（《曲线》f-j），这还为人类留下了中原是历史中心的印象。

西方的国家形态是在成吉思汗的狂暴冲击下学成的。

六、达尔文主义与新历史观：

讲到历史必然要讲到进化，而讲到进化，则往往就得联系到达尔文，不管现在是不是有人反对达尔文，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全世界仍是极其重要的。

马克思非常仰慕达尔文的唯物主义，并以跟达尔文是一样的唯物主义为荣，所以，马克思寄送了一本《资本论》给达尔文，其献言是：“赠给查理？达尔文先生，您真诚的渴慕者卡尔？马克思” ，但据说达尔文并未回复，也没看完，过去，似乎一直也没有人对此有过较真。

为什么没有人较真过呢？因为其实并没有人认真想过，马克思的唯物跟达尔文的唯物是非常不同的。

达尔文研究的是生物进化，最著名的例子是达尔文鸟的研究，请注意，达尔文的研究，无论任何实例，从来不在研究对象自身找原因，比如某岛的达尔文鸟翅膀较短，结果发现原因是这个岛独处于季风带。

外部的自然决定是达尔文唯物主义的根本，生物的进化，说到底完全是在适应自身外部的大自然，即生物的所有进化都是适应自然的结果，不能适应的最终会逐渐消失。

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人类历史观的极重要进步，但马克思与达尔文正好是相反的，马克思主义绝对是“内部决定论”，如果达尔文用马克思的方法研究，就得去研究达尔文鸟的基因，基因数以亿计，怎么可能，而且，这也就变成只是在研究生物学，而不是研究生物的进化。

一个是外部决定！

一个是内部决定！

这可能就是达尔文无法回复的原因。

到底是内部决定对？还是外部决定对呢？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是人文科学开始离开以为是由神与上帝决定的年代，神和上帝决定无疑都是外部决定，所以，当时的人们可能很容易会有一种倾向，就是想在“离开外部决定”找出路，而马克思主义找到了内部决定，很多人就以为已经是找到了出路。

但是，纯粹从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决定来看，其生产力决定并不是自然决定，因为生产力里面包含有太多人为的成分，在前些年有段时间，甚至连“娼盛”都被说成是生产力，虽然这不是正说，但其宽泛度确实有点太大，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则是干净利落的说出“由自然决定”。

现在，几乎全人类都知道达尔文是“适者生存”，但其实每个人的心目中几乎都是“强者生存”，这个通病是绝对难以克服的，因为“强者生存”的直接结果，不是“种族主义”，就是“社会沙文主义”，但这些都是不懂得大自然对人类历史和人类进化的作用方式的误解。

而由于历史的这种局限，马克思的唯物，任何时候都只能是附有条件的，其说到底其实只是“有物主义”，所以其不能完全由自然决定，不过，虽然马克思主义只是人类思维曾经的最高峰，其已能引领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现在如果真有了崭新的路径，这或许应该更值得期待。

七、读懂中国地图和汉字：

读懂了新历史观，人类历史开始变得清晰，中国人在这方面具有特别的优势，因为历史还藏在中国地图和中国的语言文字之中，中国的汉字是几千年没有中断过的文字。

几千年前造字时，在空白的地图上填空所写上的地名，偏偏就多是部族的名字，或者与部族相关的字眼，而那是一个部族大迁徙的年代，地图上的地名，很多就是部族移动的痕迹，所以，中国地图就是一部先夏的历史书。

先夏的部族联盟有多大呢？据历史记载，夏代曾有近万部族参加会盟的记载，其最早时是五行不用文字，后来是八卦使用简单的文字，再后来到六十四卦，六十四卦的字形不好记了，这就开始需要文字，只有文字，才有可能组织六十四个部族以上甚至组织近万部族的联盟。

仓颉绞尽脑汁造字，不过道理非常简单，地位高的部族是“部首”，小部族是“偏旁”，任何婚娶也可以造字， “字”非常严肃，任何错失都可能有遭至杀头和灭族的危险，这样一来，不仅文字有了，而且也传播开了。

不要是为文字是象形而造，任何人对任何人说的任何一句正常话里面的字，绝大多数的都不是象形的，不信可以任意去试试，字最早是名字，上古的时候，不断的婚配就不断的产生新字，文字成就了部族联盟，而部族联盟的最高形态就是国家，所以，是文字成就了国家。

那汉字的字义从哪里来呢？汉字的字义是从“典”来，举例：

“启”是夏朝第一个王，所以“启”有了“开启、启动、启封”等字义。

“淹”字是因为“奄国”的首都经常被水冲淹。

“真”字可能是“匕+目+兀”的部族组合的表达，从汉语有“真人、真理、真心真意”等等来看，如果先夏的族源不跟“真”有关，就很没道理。

连“习俗”一词都含有历史，“习俗”就是“习部族的风俗”，就像“风俗”是“风部族的习俗”，“风部族”的首领就是盘古的母亲“华胥氏”。

“难”字原本是一种鸟的名字，是某部族的图腾，其实就是“鸡”字，其被周灭了以后，在西安附近的合阳立国，又被灭，之后散在陕西、山西、四川等，一些人随国王“分和檀”进入印度与佛陀为邻，佛陀为其解“九九八十一难”，结果“难”字有了“困难”的字义，这是佛经有记载的。

如果要读懂盘古，可以从读懂“磐石、盘锦”开始，另外还有一系列带“旺（日王）”字的地名，最终是浙江的“磐安”，“安”有可能是安息之地，“盘古”在浙江衢州附近住时，是在江山市“打江山、坐江山、守江山、丢江山”，世界第八奇迹的“龙游水下石窟”，可能是其预挖的水封墓穴（跟苏州的剑池类似），但估计没用得上。

如果要读懂“盘古”的嫡妻“常羲”，就必须知道“常”字是“尚”家的女性嫁给了“盘古”（常羲也叫“尚仪”），“盘古”也叫“帝俊”，“尚+巾”就是“常”，另外“常”字的字音来自于“长”，“长白山”和“长春”，还有“常”的字义，是来自“常羲”经常和“盘古”在一起，顺着地图上一系列的“常”与“长”，福建莆田市秀屿区古代就有“没后乡”，只有“常羲”配做“妈祖”。

要读懂“盘古”的另一个妻子“羲和”，就要读懂“和”就是“禾”，普通话的“我”的读音，就是来自“羲和”语言的“禾”，连字形都像，这个字音可能是广州话，“羲和”是“黄帝”的母亲，又是几个地位最高的老太之一，其应该是随“黄帝”从“太行陉”，追击蚩尤上了“太行山”，后来去了“太原”，其为“盘古”生了十个儿子，所以在山西还建了“纯阳宫”，“羲和”最后可能死在“吉山”。

要懂得“犍陀罗”，就要懂得“犍” 在没有被阉之前，应该是叫“建”的牛，东北“建州”和“望建河（黑龙江）”的“建”，那里有“托罗山（陀罗）”，“犍” 被黄帝阉后，交给“盘古”管制，因为“盘古”和“建”常在一起，有很多“建议”和“建设性”的行为，“建”有些人去了福建，核心部分后来到过四川“犍为县”，最后出国一直去到阿富汗，“建”也住在“同”（徐州铜山），这是后来“胡同”的出处，“同”可能就是“铜”。

要想读懂“盘古”的母亲“华胥氏”，就要知道其是“风部族”的首领，离“磐石”不远的“雷青村”可能就是“雷泽”，“华胥氏”可能就是“太湖”之“太”，其进入广东之后已经高龄百岁，一路都要搀扶，所以有广东三水有“胥江祖庙”、广州有“胥江”、“扶胥镇”、“扶胥古埗”等等，伴随她的是“疍家”和“番禺”，其可能在“梅州”的 “百岁山”过世。

“番禺”是“盘古”的重孙，古籍说：“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番禺”可能较多跟随“疍家”生活，“疍家”是讲“虱乸na2话”的人，因为“番禺”是重孙，所以广州话现在将重孙称之为“虱”，“虱乸话”的“乸”就是“婆”，这应该就是“湿婆话”，“印地话”很可能就是“殷地”的“湿婆话”。

懂得了“华胥氏”在广州有这么多的痕迹，当然很容易考古，有一天我对我夫人说，我感觉越秀山上有古物，因为越秀山古代的正门（南门）一边是“三元宫”（盘古的三个妻子），一边是“太华坊”，中间是广州最古老的中轴线，越秀山是中轴线的原点，结果走上去直接就找到了，当时拍了照片就放到了网上：

越秀山上被丢弃的古物（略）

这可能是观音的神座，现在被丢在路旁，可惜主画面被灰沙覆盖了，不过几处竹纹还看得清，越秀山的观音，是道教的“哪跋ba2”，所以其用竹纹装饰而不是莲花，很可能是佛教之前的物件，竹纹之源应在渤海的大、小竹山岛，云南彝族有“竹王”，广州陈家祠和波罗庙石雕有竹纹，福建泉州开元寺保留的部分旧石料也是竹纹。

八、结语：

只有读懂得了新历史观，才能真正读懂人类历史，我们这一期的人类历史，人类文明的历史，是从一万年前的那一次地球冰期结束开始的。

我们现在正处于多重的自然顺境期（温暖、生产力和中国经济发展），因为“电位”的极性不同，我们理所当然会将过去逆境期的一切都判定为错，但我们在顺境时的盲目自信，可能会在引领我们走进新的危险。

不要相信西方人的误导，西方人现在在全世界的优势，其实原本也是一次来自北方的回头碰撞，只是其一方面带有国家形态的优势，其另一方面又是经由海路隔层碰撞（以前是差距较小的邻层碰撞），结果几乎霸占了整个世界，其所到之处，原已有国家形态的后来还可能复原，印第安人地盘最好又没有国家形态，所以至今仍积重难返。

所有的历史都是一样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是被落后追杀的历史，北方的畜牧当然是落后于中原的农耕，以前所说的“先进战胜落后”并不是正理，“落后就要挨打”其实是“国家散了就要挨打”。

新历史观的基本历史机制是：

因为地球是存在冰期的

遇到较大冰期人类必须回到赤道附近

每一期的人类历史都是始于低纬度向高纬度的迁徙

当人类还没有在美洲发展之前

人类达至文明的进化历程

只有在欧亚大陆（包括北非）由南向北的一条主线

而在北上遇到较大尺度的气候变冷时

由于北上前锋的人类回头往南是到了已有人的地域

这是人类间最大规模的剧烈碰撞

而引致人类以同样方式反复碰撞的自然作用力

就是人类和人类社会进化的最大动力

这就是新历史观

新历史观说到底就是——“自然决定论”，以及“人类及人类社会的所有进化都是在适应自然”。

人类近一万年的历史，其实就是在自然力作用下往北往南各走了一趟（几趟）。

　　10、人类近一万年的南北历程主线

注：本文是今年六月份应邀到北京某一流大学演讲的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