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1845 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以下简称《形态》) 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文本。他们的核心思想在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过程中有关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初始建构。以往的解读中大都集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概念的理解方面，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但笔者认为，对“历史”理解的过度解读往往忽略了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建构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空间问题”。目前的问题是，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中到底有没有空间问题? 如果有，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空间问题是内在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之中还是与之对立?实际上，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能不能兼容“空间”的问题关系到其生死存亡。这是因为在晚年列斐伏尔、大卫·哈维等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家那里，基本上对此都持一种否定态度，从而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过时而必须加以改造。对此，笔者试图从空间语境中对《形态》第一章进行解读来重新思考这一问题，并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回到现实生活”: 一个讨论社会空间的方法论前提

　　晚年列斐伏尔在其著名的《空间生产》中一开篇所做工作就是界划“社会空间”、“自然空间”与“精神空间”的区别。他批评近代以来，人们把空间概念理解为一种笛卡儿式的“几何学概念”，认为这种空间观念实际是一种“精神空间”，其错误根源在于这种空间观念脱离了“现实生活”。因此，该书试图从“现实生活”出发去解构唯心主义的实体化了的“空间概念”。在从现实生活过程讨论一种概念的形成与发展的这个立场上，列斐伏尔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评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方法论在根源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此时的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基地挣脱出来，但仍然保留了很强的历史话语痕迹。他们在建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却隐性地伴随着社会空间分析，在描述人类社会历史的显性话语中夹杂着“空间话语”。

　　我们知道，《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是未完成的手稿。根据最新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的编译情况来看，总共有四部分组成，分别是[I][II][III][IV]。其中，第[I]部分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最后写成的第四、五手稿接合而成的，而第[II][III][IV]部分分别对应的是他们当时最初写下的第一、二、三手稿。因此，在写作顺序上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思考逻辑正好是相反的。

　　在第一手稿，即第[II]部分那里，我们看到，他们重点针对费尔巴哈进行批判并正面阐述了其“历史观”的核心构件。而在第四、五手稿，即第[I]部分中，他们的理论重心明显发生了变化，，即不再重点针对费尔巴哈而是上升到针对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特性进行批判。由于这一理论批判对象的变化，导致了他们在理论逻辑的起点与特征上相比第[II]部分来说，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与第[II]部分的具体理论建构不同，第[I]部分更多的是概括性的理论逻辑，用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先提出一些有关德国哲学和整个意识形态的一般意见。”在当时的他们看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产生的”，“不仅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神秘主义”。这种“神秘主义”实质上阻断了意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因此，在第[I]部分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重点在于揭示与批判那种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的“非现实性”。这种“非现实性”导致了“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因此，旗帜鲜明地提出“回到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过程中“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与“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等这些观点表明自己的科学理论立场，是此时马克思恩格斯论战的主要理论目的。其实这也是不久前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以下简称《提纲》) 中所获得“哲学革命”的新视界的进一步的理论运演。

　　那么如何从现实生活过程去描绘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呢? 与在第[II]部分中通过原初四重关系具体建构他们的理论不同的是，在第[I]部分的第四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比较概括性的描绘了这一机制。他们首先强调了自己的理论前提是一种“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个“现实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里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强调的“现实前提”，包括三个方面: “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以笔者的理解，在此他们强调的既不仅仅是“现实的个人”，也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而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活动”的基础之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说: “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的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新视界的逻辑起点。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思在《提纲》中把对象“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理解”的这一思路的另一种表达。在“人们的活动”中，“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为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生产活动”。这是最初在第一手稿中提出来的关于历史的第一个规定性。在第四手稿中，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直接从“生产”的概念跳跃到“生产方式”概念分析，显然这与在第一手稿中那种通过四种原初历史关系的详细说明不同。正如笔者上述提到的那样，这是由理论对象与理论目的不同所致。这里有可能是为“生活决定意识”这一基本立场提供一种粗线条的理论认证。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说: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因此，我们看到，强调从现实生活过程出发描绘“意识形态”的反映与发展，并以此批判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第[I]部分主要的思考情境。对此，我们可以通过简略地“词频统计”来证明这一点。笔者注意到，在这一部分中，仅仅在第五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用“现实的前提”、“现实的个人”、“现实的生活”等这些词中的“现实的”这个修饰语就多达十几处。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的核心理论旨趣当然是批判“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非现实性”问题，并表明人们的意识与观念的产生与发展的现实历史基础。不过，他们在批判过程中从“现实生活过程”出发探讨人们的观念形成与发展所体现出来的全新的哲学方法论也同样重要。这是马克思在《提纲》中的那个实践概念的进一步具体化。

　　我们知道，在第[II]部分，即在第一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具体规定，这种“现实生活过程”首先是为获取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过程”，并由此正面建构了科学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的根本在于物质生产过程中“生产进步”所带来的“历史时间性”。这也是在以往解读中被关注的一面。

　　事实上，当马克思恩格斯一旦把理论目光聚焦于现实大地，从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来探讨观念的现实历史基础时，在其显性的历史话语层面上，也就必然伴随着空间话语，这是由他们的“实践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的逻辑造成的。这是因为，历史性与空间性是人们描述与记录“物质生产实践”进程中的双重基本维度。前者是一种历时性角度，而后者则是一种共时性角度。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使用显性的历史话语来表述自己的理论逻辑( 以至于被我们概括为“历史唯物主义”) ，但是在他们的理论逻辑进展中总是“溢出”空间话语。针对以往我们对“空间问题”的忽视，英国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多琳·马西有些报怨地说: “‘空间’沦落为社会过程布展的被动结果。当然，同样令人沮丧的必然结果，就是社会过程本身可以继续从无空间的意义上被概念化”，“正如不存在纯粹的空间过程一样，也不存在任何无空间的社会过程。”

　　事实上，也正是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出发这一科学立场，为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语境中讨论社会空间提供了方法论前提，尽管他们的空间理论各有不同的理论特点与基本路向。

　　二、历史本体规定中的空间意蕴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只有费尔巴哈“才至少向前迈进了一步”。众所周知，费尔巴哈向前迈得这一步，总体来说是从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哲学挣脱出来，回到了唯物主义阵地。不过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于已经获得全新的哲学新视界的马克思恩格斯来说，仍是“旧唯物主义”。马克思在《提纲》中对此已经初步提出了批判思路。在第一手稿中，他们又进一步分析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进而正面表述了自己的“新唯物主义”理论立场。这是第一手稿中的重要部分，当然这也是《形态》整部手稿的核心部分。

　　让我们先来分析第[II]部分，即第一手稿中马克思所编的页码从第 8 页到第 10 页，这部分马克思恩格斯从“实践”的角度具体批判了费尔巴哈哲学中三个重要的理论核心，即“自然”、“人”与“直观”，同时也是《提纲》中尤其是第一、五、九条的具体展开与深化。笔者注意到，在这一批判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显性的历史话语中同时隐含着关于“社会空间”与“自然空间”的界划。

　　在他们看来，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存在着两点缺陷: “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这种缺陷的实质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实际上，“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感性世界能如现在这样存在的深刻基础，哪怕它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他、费尔巴哈、直观本身的能力甚至它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自然界本身就是人的实践产物，而是说人的“周围的感性世界”是通过人的实践历史性地呈现出来“感性自然空间”。这种“感性自然空间”恰恰是构成后来空间语境中的“社会空间”的物质存在形式。

　　这里需要说明两层意思: 一是被实践作用过的自然并不会因为人的活动而丧失其客观存在的意义，其所丧失的只不过是物质本身的“自在性”，而是新的客观存在形态; 二是尽管人在实践活动中能够创造出自然界本来不存在的“新的物质存在形式”，但这并不是说人在实践中创造“新的物质”，而不过是“天然物质在人的实践中，按照人的效用取向发生了客观结构重组”。用空间语境的话来说，即“自然空间并没有纯粹消失而是外观形式发生了变化”。这恰恰是人类社会空间的物质载体。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这种“感性世界”的前提首先是承认存在着先于人类社会历史而存在的“自在自然”; 其次是即使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实践进程中，“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存着”。在这一点上，当青年卢卡奇说“自然是一种社会历史范畴”时，他也就开始滑向了人本主义逻辑。在此，笔者认为，他们关于“感性世界”的这一界定，实际上为进一步界划“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提供了中介性范畴。社会空间还不等同于“感性世界”，“感性世界”只不过是“社会空间”的物性载体。社会空间的本质是在下面他们关于“历史”的本体规定中才被间接地说出的。

　　费尔巴哈的错误在于把已经是经过人类实践活动改造过的，并作为历史结果的周围自然环境“直观”为天然的“自在自然”。因此，在他那里，社会空间的观念是不存在的。因为“他没有发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可以肯定的是，在费尔巴哈的空间观念里，要么是“自然空间”，要么就是“精神空间”，两者互不相干。他的哲学方法论上的直观性所丢失的正是由人们的实践活动、生产活动所开辟出来的历史性与空间性。不过这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显性话语逻辑中，他们所关注的焦点是人的实践活动造成的“历史”，这个“历史”实际上是优先于空间并把空间包裹在内的一个“总体性哲学规定”。那么，什么是他们所说的“历史”呢? 在第[II]部分第一手稿由马克思编号的第 11 页至第 16 页中，他们系统地阐述了关于这种“历史”的全新的本体性规定。

　　在批判完费尔巴哈之后，他们立即给出了关于“历史”的第一个基始性规定: “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应该有生活的可能性。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所必需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这样的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 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 。”显然这里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不是现代经济学意义上为了交换而进行的生产，而是一种创造性地满足生命组织存在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这是一种全新的哲学规定。与动物对自然界的直接依存不同，人类通过物质生产开始在自然界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周围的感性世界”，人类历史性与空间的社会存在由此开始。后来，晚年列斐伏尔在《空间生产》的第三章《空间的建构》中也做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做的类似的工作，即探讨“社会空间”的现实起点问题。尽管他也从实践活动出发，但是由于没有把人类实践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理解为这里的“物质生产”，而是借助于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的身体理论，从空间性的身体出发去建构他的空间理论。这实际上在空间问题上就走向了人本主义逻辑。显然，列斐伏尔并没有领会马克思恩格斯把“物质生产”作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逻辑起点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真谛。

　　紧接着，马克思恩格斯给出了第二个规定:“第二个事实是，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同时，“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 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注意，这里的“一开始”实际上就是“最初”、“第一个”的意思。

　　到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连续用了三个表示“第一个”意思的词，这表明: “不应该把社会生活的这三方面看做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该看做是三个方面，或者，为使德国人能够了解，把它们看做是三个‘因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起，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这是强调了人类社会历史发端的三个不可分割的基始性前提“因素”。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这三个“因素”之后，紧接着进行了更为深刻的逻辑提升，即第四个因素: “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 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共同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

　　在这里，请注意，他们为什么说“不管这种共同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 这一点显然与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及手稿中专门强调这种社会关系规定性的重要性相矛盾了。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强调的是社会关系的“被建构性”的哲学意义，即社会关系是由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建构出来的。在这一点上，历史唯物主义也就超越了过去一切旧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说的“社会关系”既不是黑格尔体系哲学中那种意识之间的“精神活动”之间的关系，也不是费尔巴哈的那种“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那种类关系，而是“现实的人”在现实的大地上运用“现实的手段”进行“物质生产活动”而建构起来的一种空间性存在的“关联性”。这种“物质生产活动过程”总是“镶嵌在自然地理”之上，从而在自然空间的基础上建构起一种空间性的社会存在。因而在哲学抽象上，这种滚滚向前的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不仅表现为一种“历史性”生成，而且也表现为一种“空间性”布展，人类社会存在本身是一种历史性与空间性的社会存在。对此，美国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家大卫·哈维说: “时间与空间并不是在过程之外而由其建构的，过程不是发生在空间之中，而是决定着它们本身的空间形态”，“空间是镶嵌于或内在于过程之中的”，因此，“不可能把空间与时间分割开来”。多琳·马西干脆就说: 社会与空间本身就是无法分开的。

　　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隐性话语中，“现实生产活动”之间产生的“客观物质关系”，实际蕴含着后来空间理论语境中所讨论的“社会空间”概念。对此，列斐伏尔说: “社会关系作为具体化的抽象物，脱离开空间不可能真实存在。它们的支撑基础是空间性的。”后来，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语境中，“社会空间具有关系属性”这一观点几乎在所有讨论中达成了共识。

　　当然，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思考的重点仍是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唯心主义历史观，为此他们迅速用三个连续递进的“由此可见”来表明他们自己的历史观: 第一，“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总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 第二，“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 第三，“由此可见，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们本身一样古老; 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是‘历史’”。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连续使用的四个“一定的”关键词，也是后来马克思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进一步把这种“一定的”规定表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规定的最初语境。“正是这个‘一定的’有时空限定的历史情境，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过去的一切形而上学界划开来，也使他的新视域真正超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他们在此除了要强调社会形态的暂时性之外，也同时要求我们关注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中所形成的社会存在的特殊性存在。

　　其次，历史恰恰不是一种均质的流淌，而是在一定物质条件下由当下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创造出来的。用空间术语来说，“每一种生产方式生产出自己的空间”。而正是这个“特定的空间性社会存在”构成了“一定的”历史语境的根本所指。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专门研究与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空间中的那种特定的“生产方式”。可见，“历史”这个总体性的哲学本体规定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同样蕴含着“空间”向度。

　　至此我们看到，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这里，物质生产不仅“生产”出自己的“历史”( 时间性)而且也生产出自己的“社会”( 空间性) 。但就时间性与空间性而言，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 谁是第一位的? 显然在马克思恩格斯显性话语逻辑中，他们谈得更多的是“历史”，用“历史”包纳了“空间”，让“历史”对“空间”保持了优先地位。这一点后来被青年卢卡奇发挥到了极致: 让空间直接消融在了“历史”之中。当海德格尔通过“此在”上手状态环顾周围世界来表达“在世间”的人与物的实践关系时，他在《存在与时间》第七十节中同样坚持了“此在”的“时间性”对“空间性”的优先地位，并明确说: “此在特有的空间性也就必定奠基于时间性”，“空间性在生存论上只有通过时间性才可能”。有意思的是，到了后来，“海德格尔完全放弃了时间优先于空间的想法，认为这一节‘站不住脚的’，不能一开始就给予空间以时间性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晚年列斐伏尔，或许就受此启发直接转换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式，把空间性置于更根本的位置上，从而提出了自己的空间理论。

　　三、走向“世界历史性存在”: 一种“空间解放”的批判性话语

　　仔细阅读《形态》第一章，我们不难发现，除了上述马克思恩格斯正面表述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一般逻辑思路之外，还有一种思路就是从分工出发，对现实历史的直接描述，并且“与第一种非批判的一般理论表述不同，马克思的这种历史性阐述直接转换成了一种全新的科学实证批判”。这实际是把上述的“总体逻辑抽象”回落到“现实历史过程”。笔者发现，在他们这一显性现实历史分析中，同样伴随着更加具象的社会空间分析，既描述了空间与社会形态变化相互之间的影响，也呈现了空间在克服分工所造成矛盾与异化的作用，尤其是把“共产主义”的实现与个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紧密绑定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空间解放的批判性话语。马克思恩格斯在第[I]部分的第五手稿和第[IV]部分中，首先从分工的视角正面描述了从“部落所有制”、“古代的公社和国家所有制”到“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再到“资产阶级社会现代私有制”的不同社会形态的“历史”。在他们的描述中，随着不同社会结构转型的同时，总是伴随着社会空间关系的进一步丰富与扩大。而这种“社会空间结构”的丰富与扩大反过来又加剧了社会形态的转型。他们实际上勾勒出了一幅从最初孤立的地点与狭隘的生产关系到资产阶级社会大工业实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市场”的人类社会空间形态变化的历史画面。笔者还注意到他们在归纳社会历史形式演变的内在动力时还谈到了“历史矛盾的空间化”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说: “因此，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种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在这个国家发生冲突。由于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产生类似的矛盾( 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 。”在这里，他们显然是注意到了“空间关系”对“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的影响。在更加广泛的国际交往所产生的社会空间联系中，就有可能缓解甚至转移自己本身的社会矛盾。这一观点，后来被列斐伏尔表述为“历史矛盾的空间化”问题。而在大卫·哈维那里则被表述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观点: “空间修复”( Spatial fix) 。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空间问题”正是导致当代资本主义幸存的重要原因之一。

　　按照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水平，他们认为分工是一把“双刃剑”: 既推动了社会历史的进步，同时又带来了社会生活对个人的“异化”。因此，我们看到，他们从主体性的思路批判了“分工”，并把个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作为扬弃这种“异化”的前提条件。这一部分集中表现在第[II]部分，即第一手稿中马克思所编页码的第 16 页到第 23 页之间。

　　在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劳动分工和私有制是等同的表达方式”。因此，对“分工”的批判就是对“私有制”的批判。在私有制中，“只要活动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这种“受劳动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但是，“生产力好像具有一种物的形式，并且对个人来说它们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这种由分工中必然造成的人创造出来的“物质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现象，后来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进一步确证了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社会中客观发生的主客颠倒的“异化”现象。这里显然不同于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劳动异化”的人本主义逻辑。在这里，马克思不再是从人的劳动类本质中引申出来那种“应然状态”来否定当下的“实然状态”，而是试图从现实的经济运动本身的内在客观趋势中探寻资产阶级社会灭亡的根据。

　　随着分工与交往的不断发展，社会空间结构的不断扩张，这种“异化”的物质力量还不断地被“空间化”: “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劳动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单独的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用晚年列斐伏尔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的同质化的抽象空间的统治与支配。

　　如何扬弃这种“异化”的物质力量呢? 在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要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但要“消灭分工”，个人就必须要取得“世界历史性存在”才有可能，但又必须以“生产力巨大增长与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在他们看来，只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人们才能摆脱“狭隘地域性的存在”，从而获得“世界历史性存在”，最终，“受地域限制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这里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如果用空间话语来说的话，其实就是“世界空间的历史性存在”。在“世界空间的历史性存在”上，“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界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 也同精神的生产) 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 人们所创造的一切) 的能力”。这就为人们全面控制与“自觉驾驭”这些由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所创造的“异己的支配力量”并为“共产主义革命”创造了前提: “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把人们所获得的“世界空间历史性存在”与“实现共产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这一点尤其对作为共产主义革命的主力军来说更为重要: “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因此，作为全面扬弃“在世界空间内存在的异己的物质力量”的共产主义革命本身就是一种“空间解放”。到那时，“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用空间语境中的话来说，就是人们开始在全新的世界空间关系中通过“自主活动”创造一种与资本主义同质化的抽象空间及矛盾空间不同的“差异性空间”。

　　我们看到，在马克思恩格斯这里，共产主义解放本身就蕴含着一种“空间解放”。这种“空间解放”话语在时隔两年之后的《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只不过在那里，他们仍然是用一种“世界历史”的显性话语隐性地表达了共产主义的空间向度。到这里，我们可以说，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家们所涉及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问题”之间关系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之中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空间问题”内在地镶嵌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之中。(注释略)

　　(作者系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杭州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