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来，国内外学术界一直把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一段话作为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其实这一认识是可以商榷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有一段话专门阐述唯物史观,其思想与前者基本相同，但又有重要区别。对这两次重要表述加以比较,可以深化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德意志意识形态》：

　　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由此还可以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加以神化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份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扰。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以上对唯物史观的两种表述，基本思想是一致的。第一,它们都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第二，它们都强调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最终而言是物质生产力,而不是观念、意识。这两点无疑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

　　但是，它们显然又有所不同。首先，前一种表述，即1859年的表述，使用了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更科学的概念，而后一种表述还使用市民社会概念，对生产过程、生产方式也未作严格区分,等等,因而前者对唯物史观思想的表述更简练、更准确。其次,写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表述,尽管使用的概念和相应的表述还不够科学，但使用了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这种观点表明……”等表述方式，显而易见,马克思恩格斯更像是在就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做专门的阐述。最后，更重要的是,后一种表述包含前一种表述没有的思想——它突出强调了物质生产这种实践活动在社会发展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例如，它说：“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各种观念被马克思恩格斯视为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所在。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把1859年的表述视为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这一表述使用的概念更科学、更成熟是重要原因。然而，实际上，长期得不到重视的后一种表述极为重要,因为其中包含的关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的思想,意义重大。

　　二

　　就理论本身而言，1859年的表述存在两个重要缺陷。第一，由于只强调了物质生产力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没有对它本身的发展机制做出唯物主义的说明，因此，这一理论未必一定是唯物主义的。理由很简单：一旦有人从唯心主义出发解释了生产力的发展，1859年表述的理论就整个建立在唯心主义之上。生产力的主要标志是工具，工具是人制造的，人制造工具首先要在头脑里想象、设计出新的工具，然后经过实践使之变为现实。归根到底，决定生产力从而决定人类历史的是人的头脑。只讲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很容易滑入唯心主义的。第二，1859年的表述只讲了生产力、生产关系、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以及人的意识相互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没有揭示生产力的发展机制，因而这种表述只是揭示了它们的静态的或者共时态的关系，而没有展现为一种历时态的运动过程，也就没有涉及它们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表述虽然强调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所表述的实际上不是关于社会发展的历史理论，而是关于社会诸因素相互关系的社会学理论。

　　以上两个缺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表述中是不存在的。这种表述一开始便说：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用物质生产活动解释了生产过程、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及其发展，进而用生产方式解释了市民社会，再用市民社会解释了上层建筑及其发展。各种社会因素由生产实践活动所决定，一方面有着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另一方面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这种表述展现的是一种真正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具体而言，物质生产活动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此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从上下文看，显然是由新一代人的生产实钱活动所改变。《德意志意识形态》还说，人和自然的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这是对生产活动决定生产力发展的更清楚的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又说：“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这句话之前曾有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的说法，这句话之后，马克思恩格斯说，“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可见，“环境”即“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生产关系。“人创造环境”指的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主要是生产关系，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创造的。

　　马克思恩格斯还说：“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里所说的“革命”，从上下文看，是指“实际地推翻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的改变，如前面所说，取决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观念形态上层建筑的发展也借助人的活动而得到唯物主义的说明。

　　《德意志意识形态》把物质生产活动作为唯物史观的基础与马克思恩格斯对人和历史的本质的理解有关。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从现实的人出发，他们说：“这里所说的个人……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可见，人的现实性首先在于他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他们强调物质生产活动是唯物史观的根本前提,指出：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擞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

　　他们又说：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曰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

　　由于把物质生产活动作为历史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是一种最终用物质生产活动解释历史的理论。他们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

　　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说：“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他还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恩格斯在晚年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在我看来，……马克思的附录(即写于1845年春天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本文作者)其实就是它的起源! ”然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我们找不到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论述，只能看到马克思对实践活动重要性的高度重视，看到在实践基础上人和环境相互改变的思想：“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846年12月，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蒲鲁东不了解，“人们还按照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恩格斯1888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把他和马克思的哲学称作“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在1890年致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

　　综上所述，真正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思想的不是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表述，而是写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三

　　上述结论与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是不一致的。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相关论述已经作为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被人们普遍接受。但是，这是一种“误解”，它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这里有三种情况需要考虑。

　　首先，“经典表述”所讲的根本不是历史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第二段结束时马克思说：“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第三段讲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因，第四段讲起初阶段的研究经过和研究中得出的用于指导进一步研究的“总的结果”，对这一结果的阐述即“经典表述”。可见，“经典表述”所表述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指导方法。政治经济学，按照当时英国人的理解，是关于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的科学;德国人把它称作国民经济学，认为其研究对象是一门系统地研究国家应该采取哪些搢施和手段来管理、影响、限制和安排工业、商业和手工业,从而使人民获得最大福利的科学。不论按照哪一种理解，它都不是历史科学，主要涉及的是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因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指导方法主要涉及经济、市民社会与政治的关系。至于马克思，只要说明前者对后者的决定作用即可,没有必要探讨经济本身(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机制。“经典表述”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正是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应有的特点。

　　尽管如此，必须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社会历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演变历史的观点。即使是从劳动实践出发解释了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没有“经典表述”揭示的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同样不会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表述的唯物史观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也是最基本的内容。

　　其次，马克思一生从未在公开发表的著作中阐述过自己的唯物史观。恩格斯一再讲，唯物史观的发现主要是马克思的功劳。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去世半个世纪后才问世，在很长一个时期，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人们能见到的马克思对自己发现的唯物史观论述最多的文本。这当然要对人们理解唯物史观产生影响。除此而外，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基本上都是在与理论对手的论战中阐述的，对手的特点必然影响到他们对自己观点的阐述。针对青年大学生在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中过于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恩格斯称：“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因，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具体地说，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对手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尤其是公开发表、影响广泛的著作，例如《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都集中反驳了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因而片面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这进一步造成人们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当作唯物史观经典表述的错觉。

　　最后，一百多年来，人们一直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即：“经典表述”写于1859年,但所表述的是1844年或1845年前期的思想，也就是说，其中的思想早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经典表述”用语准确成熟,这让人感到它表述的是已经完全成熟的1859年的思想，其实这是错觉。这里的用语、概念是成熟的，表述的思想却是不成熟的。

　　马克思说,他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经典表述”是这些研究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其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这一结果即“经典表述”,在它之后马克思紧接着说：

　　自从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

　　这里所说的“同我一样的结果”是指“经典表述”中的思想;“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著作，即《德意志意识形态》，从哲学上“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宗旨。还应当注意，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写于1844年9月一1845年3月。综上所述,这段话告诉我们:第一，1845年3月时,马克思恩格斯都在经济学研究中形成了“经典表述”所说的唯物主义思想。第二，1845年春天,他们在布鲁塞尔决定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阐述他们经济学研究中得出的唯物史观思想，但是阐述的角度是哲学。由此可见，《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的唯物史观与“经典表述”的思想有共同之处，但肯定又有所不同：前者是从哲学的角度阐述唯物史观，后者则是他们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得出的对社会生活的唯物主义理解，前者有后者所没有的哲学思想。第三，《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的清算”，也就是说，他们是在这里首次向世人宣告自己唯物史观的思想及其诞生。

　　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要在1845年春天决定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德国意识形态家，同时阐述他们的哲学思想?要知道，这一年的.2月出版的《神圣家族》已经是他们对德国意识形态家的批判。几个月后决定再写一部著作重新批判德国意识形态家，一定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哲学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因而对德国意识形态家的思想以及自己与他们的对立有了新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新发展是什么?不是别的，正是1845年春天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阐述的实践观。前面提到，恩格斯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在我看来，……马克思的附录(即写于1845年春天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本文作者)其实就是它的起源!”而我们知道，《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全篇都在强调人改造环境的实践活动——其实主要是劳动实践——在社会历史中的重要意义。这是1845年春天马克思形成的崭新思想。这一年2月刚刚问世的《神圣家族》对费尔巴哈给予高度肯定与赞扬，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则强调费尔巴哈不懂实践的意义因而在社会历史观上仍然是唯心主义者。这一新思想使得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必须立足于劳动实践活动对自己的社会历史观重新阐述，必须对德国的意识形态家，包括费尔巴哈，作新的评价与批判，清算自己与他们的关系。只要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略加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一推测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于1845年9月，它所阐述的唯物史观与“经典表述”阐述的1845年3月以前的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相比，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它建立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这充分表明，《德意志意识形态》表述的唯物史观才是马克思恩格斯吸收了自己1845年春天获得的最新哲学成果因而更成熟的哲学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经典表述”只是在1859年用更成熟的用语和概念对1845年3月及以前的、从经济学研究得出并用于指导进一步研究经济学的、不完全和不成熟的、还没有达到哲学高度的唯物史观思想的表述。这些思想只是经过1845年春天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后才上升为哲学理论,并在该年秋天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表述。

　　所谓“经典表述”虽然一百多年来被唯物史观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普遍接受，但它表述的其实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唯物史观。只是由于用语更成熟、更准确、写作时间更靠后，且《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1932年才公开出版，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社会生活唯物主义思想的阐述才被误认为是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全面的哲学高度的表述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里的表述思想是成熟的，但是用语、概念是不成熟的。建构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是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