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新解释
基于马克思1870年代研究的研究
彭五堂译
在马克思的著作和文稿中，存在着关于危机的多重理论解释。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危机理论的研究最初集中在《资本论》第三卷和1864-1865年的手稿;后来，注意力转向马克思写作于1861-1863年间的《剩余价值理论》;最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进入人们的视野，至今它仍然是众多学者解读马克思危机理论的主要文本依据。由此看来，从《资本论》开始，关于危机理论的讨论逐步转向较早的文本。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的编辑出版，马克思写作于1860年代末到1870年代末的所有经济学文本和信件现在都可以看到，这些文献使得我们能够了解马克思在1858年以后关于经济危机理论思考的演变历程。
希望、经历与马克思危机理论分析框架的转变
在19世纪前半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这一事实已经很清楚。在《共产党宣言》中，经济危机被看做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威胁。1850年，马克思在深入分析1848-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的原因时，第一次认识到经济危机的政治意义。他认识到1847-1848年的经济危机是导致革命爆发的决定性原因。由此他得出如下结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在随后的几年中，马克思热切地期待着一次新的、更严重的经济危机的爆发。危机终于在1857年-1858年爆发了，而且这次危机在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马克思不仅在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多篇评论中对危机进行了敏锐的观察分析，而且还试图完成他计划已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成果就是今天以《1858-1858年经济学手稿》(该文献最初被冠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名称，学者们习惯上把它称为“《大纲》”，本文以后也简称为《大纲》——译者)为人所熟知的无标题的手稿。
在《大纲》中，马克思预言经济危机将会不断漫延，并像洪水一样“泛滥”，就像他在信中所说的那样。在较早的讨论手稿结构的草稿中，马克思把危机放在全部论述的结尾部分，在资本、世界市场、国家之后。马克思把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直接联系起来：“危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在所谓的《关于机器的片段》中，可以找到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理论的提纲。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科学技术应用的不断增加，“由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由此马克思得出一个影响广泛的结论：“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
上述文字经常被人引用，但没有人思考过，《大纲》作为草稿性质的文献，是否准确地反映了马克思的观点。例如，在《资本论》中，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区分被马克思认为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但在《大纲》中这两个概念根本没有出现。同样，在《资本论》中，“直接形式的劳动”并不是财富的源泉。物质财富的源泉是具体的有用劳动和自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财富的社会性质或价值的实体是抽象劳动，至于抽象劳动源于生产过程当中耗费的劳动力，还是源于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这一点并不重要。如果抽象劳动依然是价值的实体，那么劳动时间不再成为价值尺度的原因就是不清楚的，“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必然崩溃的原因也是不清楚的。例如，当哈特和尼格里(Hardt and Negri)主张劳动不再是价值尺度时，他们所依据的并不是《资本论》中的价值理论，而是《大纲》当中一些模糊的表述。
在《资本论》第一卷阐述相对剩余价值这一概念时，马克思间接地处理了《大纲》中的上述问题。他嘲弄了以下观点：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对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问题的关键在于，减少劳动时间是个别商品生产的要求——这也是《大纲》中崩溃理论的理论基础。
1857年-1858年的经济危机很快就过去了，无论从经济层面，还是从政治层面看，它都没有形成马克思所期望的足以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资本主义经济从危机中摆脱出来并且得到了加强，没有一个地方发生革命运动。这一经历反映在马克思的理论发展中：1857年-1858年之后，马克思不再坚持资本主义经济最终崩溃的理论，也不再把危机与革命直接联系起来。
从1857年开始，马克思陆续写作了3部内容丰富的经济学手稿。在《1857-1857年经济学手稿》之后，是《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其中包括了《剩余价值理论》)和《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它和其他一些材料被恩格斯用作编辑《资本论》第三卷的底稿)。在MEGA中，这三部手稿被冠以“《资本论》的三个草稿”的名称全部出版。但是这个广为人知的名称其实是有问题的：它暗示马克思的研究思路具有连续性，从而掩盖了马克思理论分析框架的转换。
《大纲》的一个结果是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序言中宣布的“六册计划”(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第一分册的主要内容是“资本一般”与“许多资本的竞争”。在竞争这一现象层面上显现出来的各种形式的资本将在“资本一般”这一部分得到考察，后者是对所有观察到的个别资本和特殊资本的抽象。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试图按照这一思路展开研究，并对危机理论进行了新的思考。危机不再被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体的指示器，而是与这种生产方式相始终的、完全正常的伴随物，是对“全部矛盾的强行纠正。”这样，危机理论就不再构成全部论证的终点，而是在不同层次的论述中对危机的具体情况进行的具体分析。马克思对此作了纲领性的陈述：“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作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因此，在这些危机中综合起来的各个因素，必然在资产阶级经济的每一个领域中出现并得到阐明。我们越是深入地研究这种经济，一方面，这个矛盾的越来越新的规定就必然被阐明，另一方面，这个矛盾的比较抽象的形式会再现并包含在它的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这一点，也必然被说明。”
在写作《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期间，马克思遇到两个难题：(1)六册计划过于庞杂，他不可能全部完成。于是马克思宣布把它的研究限制在资本这一册。最后，他打算设法找时间完成关于国家这一册，但这一工作只能由别人在他的基础上来完成了。(2)“资本一般”与“竞争”之间的严格区分无法进行，而且对于马克思现在计划中的关于资本的分册而言，“资本一般”变得不再重要。从1857年到1863年，无论是在自己的手稿中，还是给他人的信中，马克思在讨论到计划中的著作的结构时，经常提到“资本一般”。但是1863年夏天之后，这一概念就再也见不到了。
因此，我们不能把三个草稿视作为《资本论》最终版本而进行的写作，而应把它们分为两个不同的计划：1857年至1863年的计划是6分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63年之后，是4卷的《资本论》(3卷“理论”和1卷学说史)。1861-1863年的两个草稿是根据原来的6分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计划，为资本分册而写的，而1863-1865年的草稿则是为4卷本的《资本论》中的前3卷(理论部分)准备的第一个草稿。如果我们仔细考察《1863年-1865年经济学手稿》，就会清楚，“不仅资本一般”概念消失了，而且其论述结构也与此前的资本一般与竞争相对立的思路不再一致了。在该手稿中，个别资本与社会总资本的关系成为内容的中心，它根据资本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以及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统一的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生产等不同层次的抽象，对资本进行考察。在其中，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之间的严格区分也不复存在。在新的概念化了的《资本论》中，可以找到马克思此前计划的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两个分册的理论基础，所有保留下来的内容都是前面提到的计划专门研究的结果。总的说来，《资本论》与6个分册计划中的前3册的内容是一致的，只不过是在一个修改过的理论框架中。关于学说史的写作计划也被修改，一部作为整体的经济学说史取代了原来打算在资本分册中完成的个别专题的历史。这里原计划的二者分开也无法实现了。新计划的《资本论》的第一个草稿是《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1867年-1868年，《资本论》第一卷第一次印刷出版，1868年-1870年完成的《手稿II》是为《资本论》第二卷准备的。在同一时期完成的还有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写作的一个较小的手稿。所有这些构成了《资本论》的第二个草稿(1866-1871)。写作于1871年末和1881年间的手稿构成了《资本论》的第三个草稿，包括1872年-1873年完成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在第一版基础上有很大修改)和1872-1875年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有更多修改)。因此，我们把马克思的写作过程划分为两个计划，总共包括5个草稿。
1875年后马克思经济学写作的演变过程
I. 6分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63)
第一草稿《大纲》1857–1858
第二草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1859
《 1861–1863年手稿》
II.4卷本的《资本论》(1863–1881)
第一草稿《1863-1865年手稿》
第二草稿《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1867)
为《资本论》第二卷写作的《手稿II》 (1868–1870)
为《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写作的手稿(1867–1871)
第三草稿《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 (1872–1873)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1872–1875)
为《资本论》第三卷 写作的手稿(1874–1878)
为《资本论》第二卷写作的手稿 (1877–1881)
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及其被放弃(1865年)
在《资本论》的手稿中，对危机最为广泛的考察是在1864年-1865年为《资本论》第三卷写作的手稿中，它与对“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论述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分两步来讨论利润率规律，首先，他说明利润率为什么总会有下降的趋势;然后，他分析了一系列起反作用的因素，这些因素会使得利润率甚至出现暂时性的上升，因而利润率下降仅仅作为一种“趋势”存在。由于这些起反作用的因素在个别国家的某些时期表现十分突出，利润率的变化会出现各种情况。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就长期而言，利润率必然是下降的。
关于这一“规律”，马克思提出一个广泛的、存在主义的命题，它既不能靠经验来证明，也不能靠经验来反驳。这一“规律”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方式在长期内必然导致利润率下降。如果在过去利润率是下降的，它并不能证明这一规律是正确的，因为这一规律指向未来。利润率在过去下降这一事实对未来没有意义。如果利润率在过去是上升的，也构不成一个反驳，因为这一规律并不要求利润率持久下降，而仅仅是“趋势性”地下降。
这里我们讨论两点。第一点是“规律本身”与“各种起反作用的因素”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假定作为规律的利润率下降在长期内其作用胜过所有起反作用的因素，但是马克思没有对此给出原因。
第二点涉及到“规律本身”：马克思对“规律本身”给出了充分的证明吗?这部分只讨论这一个问题，可以看到，马克思并没有充分地证明这一规律。“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首先不是因为“各种起反作用的因素”而失效，而是因为“规律本身”无法证明就已经失效了。为了证明利润率下降，马克思一开始假定剩余价值率不变，并举例说明，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将会导致利润率下降。马克思主义根据以下的利润率公式进行分析的：
(1)
对上面公式分子分母同除以V，可得
(2)
正如马克思最初假定的那样，如果分母(C/V)+1随着C/V的增加而增加，而分子S/V保持固定不变，那么很清楚整个分数的值会下降。然而，分子不会保持固定不变，因为资本有机构成之所以会提高，是由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而后者的结果是剩余价值率提高。与广为接受的观点相反，作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结果的剩余价值率提高并不是“起反作用的因素”之一，而是规律本身存在的条件得出的必然结果。C的增加正是发生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必然导致剩余价值率提高。由于这一原因，在这一分析后不久，马克思强调当剩余价值率提高时，利润率也有可能下降。但是问题在于这一点是否可以证明。如果不仅资本价值构成提高，而且剩余价值率也提高，也就是说，在上面的分数中，分子和分母都提高，那么马克思要证明利润率下降，那他必须证明，在长期内，分母增加的速度快于分子。但是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点。
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三卷第十五章所使用的笔记中，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率提高而利润率仍然下降给出了最后的证明：如果工人随着资本价值构成提高而数量减少，在某一点上，无论剩余价值率提高多少，所获得的剩余价值总量会减少。这一点通过举例很容易得到证明：假定有24个工人，每人每天有2小时剩余劳动，总共是48小时的剩余劳动。假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生产过程只需要2个工人，即使这2个工人全部的劳动都属于剩余劳动，那最多也只有48小时的剩余劳动。因而马克思得出如下结论：“靠提高劳动剥削程度来补偿工人人数的减少，有某些不可逾越的界限;因此，这种补偿能够阻碍利润率下降，但是不能制止它下降。”
然而，这一结论只有当雇佣2个工人所必需的资本(C+V)至少和以前雇佣24个工人时一样多时，才是正确的。马克思仅仅证明，在等式(1)中，分子的数值在缩小。如果整个分数的数值由于分子缩小而缩小，那么分母至少要保持不变。如果分母的数值同时也缩小，这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即哪一个缩小的速度更快。但是，我们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雇佣2个工人所需要的资本少于雇佣24个工人时所需要的资本，为什么?因为只需要支付2个工人的工资，而不是24个。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增长(只需要2个工人，而不是24个)，我们可以设想消费品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同样有相当大的增长，因而劳动力价值会下降。因而2个工人的工资总额不是原来工资总额的十二分之一，而是比这更少。但是另一方面，生产过程消耗掉的不变资本也会增加，如果要使分母中的C+V至少保持不变，光是C增加还不够，C增加的数额至少相当于V减少的数额。由于我们不知道C到底增加了多少，我们也不知道分母是否增加，因而我们无法知道利润率(分数的值)是否下降。所以，什么也没有被证明。
在这里，一个根本问题变得清晰起来：无论我们如何衡量利润率，它始终是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仅仅知道这两个变量的运动方向(或者两个变量中间的一部分)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这两个变量哪一个变化更快，但是我们不知道。由于这一原因，在马克思论证的这一层面上，我们无法确定利润率的长期变化趋势。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无法展开详细讨论：C的增长是利润率下降的条件之一，但是它不是完全没有限制的。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五章的第二部分，马克思论证道，不变资本的追加使用会遇到它自身的限制，即导致可变资本的减少。如果考虑到其中的一致性，这一点进一步与“规律本身”相冲突。
没有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危机理论
由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把“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作为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基础，他们激烈地拒绝对这一规律的各种批评。但是上述观点实际上是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三卷时造成的。马克思的1865年手稿是恩格斯编辑的基础，它最初分为多个部分，共七章。恩格斯据此把《资本论》第三卷分为七个部分。在马克思的手稿的中，第三章是论述利润率下降的规律的，它最初并没有分为多个部分，是恩格斯把它分为三章。前两章“规律本身”和“起反作用的因素”严格遵循马克思的论述，但是接下来的手稿出现了大量的笔记和不时中断的思想观点。恩格斯对此进行了大量的修订，构建了关于“规律”的第三章。他通过节选内容压缩篇幅，对内容重新安排，把它们分为四个部分。这样就造成了危机理论大部分已经完成的印象。由于恩格斯给所有这部分内容加了一个“章”的标题：“规律内部矛盾的展开”，对于那些不知道此标题根本不是马克思所为的读者而言，就形成了危机理论是“规律”的一个后果的印象。
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转向马克思的文本，就会看到，马克思的考察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危机理论，而是包含着关于危机的多个完全不同的理论。关于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的最一般构想完全独立于“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它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就清楚了：
“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它是由生产方法本身的不断革命，由不断和这种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现有资本的贬值，由普遍的竞争斗争以及仅仅为了保存自身和避免灭亡而改进生产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必要性决定的。因此，市场必须不断扩大，以致市场的联系和调节这种联系的条件，越来越采取一种不以生产者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的形式，越来越无法控制。这个内部矛盾力图用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的办法求得解决。但是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基础上，资本过剩和日益增加的人口过剩结合在一起是完全不矛盾的”。
马克思分析了在“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基础上，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无限追求的趋势与剩余价值的有限实现趋势之间的根本矛盾。在此马克思并不是提倡消费不足理论，因为他把“资本的扩张冲动”也作为社会消费能力的一部分。他只是从雇佣工人消费可能性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局限性。虽然在马克思看来，不仅工人阶级的消费需求，而且资本家的投资需求也决定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但是他没有进一步分析积累冲动的局限性，如果要这样做，就必须要把信用制度纳入进来。一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的手稿中就已经阐明了信用制度所起的作用：剩余价值以一定数量的、超过预付资本的货币形式的实现，最终要靠信用制度。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大纲》中已经搞清楚的一些结论也需要系统地吸收：“在生产过剩的普遍危机中，矛盾并不是出现在各种生产资本之间，而是出现在产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之间，即出现在直接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在生产过程以外独立(相对独立)地作为货币出现的资本之间。”
因此，对危机理论的系统分析不可能直接沿着“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展开，而必须在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理论形成之后进行。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过程中，对危机理论的理论地位的设想无疑是错的，但这一设想影响极为广泛：许多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研究模式完全不考虑信用关系，而把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与货币和信用无关的现象。由于在1865年的手稿中马克思的信用理论还是不完整的，此后马克思也再没有在其危机理论框架下考察生产与信用之间的关系，他的危机理论不仅从文献存量意义上(从文献遗失的程度上)说是不完备的，而且从理论系统性的意义上说也是不完备的。
马克思在1870年代的研究规划
与《资本论》第三卷相联系的对利润率下降趋势和危机理论的讨论，是以马克思写作于1864年-1865年的文本为基础的。按照划分，该文本属于《资本论》的第一草稿。然而，马克思并没有于此停步。第二草稿(1866-1871)使《资本论》第二卷的研究取得进展。至于《资本论》第三卷，只有一些较短的手稿留存下来，即使如此，从中也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信用制度的处理有了很大扩展。在《1863-1865年手稿》中，信用制度仅仅被作为生息资本的附属部分，但是在1868年4月30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在解释《资本论》第三卷的结构时，已经把信用制度与生息资本同等对待了。在1868年12月14日的信中，马克思告诉恩格斯他将“用论信贷的一章去揭露现代的投机活动和商业道德。”这表明马克思最初想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可以预见到的是，这一综合研究需要更为广泛的理论进展。马克思似乎已经针对这一要求进行了调整，在1868年-1869年间，马克思对信用、货币市场和危机爆发等方面的文献进行了广泛的摘录。
最重要的变化出现在第三草稿(1871-1881)中。马克思应该早已为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众多疑点所困扰，因而在写作《1863-1865手稿》时，马克思就对于自己的解释不太确信，这一点可以从他对“规律”反复进行辩解的行为中清楚地看出来。到1870年代，这些疑点可能进一步增加。1875年，马克思写作了一个后来以《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数学分析》命名出版的手稿。在这个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大量的数学计算和多种条件分析，试图从数学上澄清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想证明“利润率变动”的“规律”。然而结果表明，利润率的各种变化都可能出现。此外，马克思的笔记中多次出现资本价值构成提高而利润率也提高的记录。在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第三卷结构的新构想中，所有这些内容都放在修订过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一章中。对内容的一致性的考虑将使马克思不得不抛弃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在一本《资本论》第一卷上手写的笔记中，也暗示了这一点：“为了以后备考，这里应当指出：如果扩大只是量上的扩大，那么同一生产部门中，较大和较小资本的利润都同预付资本的量成比例。如果量的扩大引起了质的变化，那末，较大资本的利润率就会同时提高”。
这里“质的变化“指的是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马克思认为资本价值构成提高导致利润率上升，这与他在《1863-1865年手稿》中阐述的利润率规律相矛盾。
至于危机理论，正如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所言，马克思越来越感到现有的研究基础还不够广泛，因而还无法对危机的“实际运动”作出恰当的阐述。在1873年5月31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怀疑“用数学方式从中得出危机的主要规律”是否可能，因为这需要假设危机运动过程很规则。马克思提出数学计算问题这一事实表明他还不清楚危机运动规范性的程度。在1879年4月10日致丹尼尔逊的信中，他坚持“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决不出版《资本论》第二卷，“这一次的现象是十分特殊的，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的现象不同，……因此，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
由此看来，马克思最终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危机理论。事实上，到1870年代末，马克思遇到一种新型的危机：持续数年的停滞，这与他迄今所知的经济快速的剧烈波动的危机完全不同。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的注意力集中于对危机过程有重要影响的国家银行的国际作用上。马克思对危机的观察报告清楚地表明，一个系统的危机理论不可能构建在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基础上(而这正是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三卷时所主张的)，而只有在阐明生息资本和信用之后才有可能。然而，如果国家银行真的如此重要，那么在对国家进行分析之前，能否对信用制度进行清晰地说明，就值得怀疑。对世界市场也是如此。对马克思而言，在《1863-1865年手稿》时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真正基础和生存空间”。但是他依然坚信必须从世界市场上的各种关系中进行抽象。值得怀疑的是，在对国家和世界市场进行抽象的前提下，马克思设想的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贯穿全部过程”的阐述，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能性。如果它是实际上不可能的，那么《资本论》作为一个整体，其结构就是有问题的。
基于上述考虑，对马克思而言，对此前的手稿进行简单修改就不再有现实可能性了。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新出现情况的复杂多样、研究视角在地理上的扩展(美国和俄国)、新的研究领域的整合——所有这些都要求对迄今的手稿进行彻底的修改。在1880年6月27日致纽文胡斯的信中，马克思写道：“在目前某些经济现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一年半之后，马克思考虑对《资本论》第一卷进行彻底修改。在1881年21月13日致丹尼尔逊的信中，马克思告诉丹尼尔逊出版商宣布有必要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马克思同意在做少量修改后出版第三版，但印量减少。在随后出版的第四版中，他将“对该书作出目前如换一种情况本来要作的那些修改。”遗憾的是，一个整合了马克思在1870年代研究成果的新的《资本论》版本并没有完成。
(迈克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是德国《社会科学批评杂志》的主编)
《每月评论》第64卷，第11期，201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