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关于民主与普世民主的相关思考
研究、弄懂民主问题并区分各种不同性质的民主，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民主，实质上是一种国家形式或国家形态。世界上从来没有抽象的、纯粹的民主，而只有具体的、历史的民主。因此，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全人类共同享有的民主、自由、平等与人权。目前西方少数强国的民主制度没有“普世性”。以美国为首的当今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理论，是对自由资本时代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我们不能简单地否认各种具体民主形式上的普遍性，但也不承认西方民主从形式到内容的“普世价值”。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
不久前，在各种报刊、杂志和互联网上以及在各种研讨会、报告会上，关于普世价值、民主和普世民主的讨论十分热烈。美国金融危机乃至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使这一讨论和大家对这一讨论的关注被冲淡。但随着美国金融乃至经济危机在全球的蔓延，人们寻求全球经济危机这一重大现象的深层次根源时，却很自然地又与普世价值、民主和普世民主联系在一起。
一、关于探讨民主与普世民主的重要意义
1850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发表评论，批驳英国作家托马斯·卡莱尔“不管我们怎样设想普遍民主，它是我们这个时代必不可免的事实”的观点时说：“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如果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我们就能对付民主，否则我们就会倒霉。”[1] 这充分说明，研究、弄懂民主问题并区分各种不同性质的民主，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1917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明确指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2] 我认为，这一定义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民主是国家形式，是指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民主是国家形态的一种，是指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
遵循“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这一理论逻辑，我们还可以从下面列宁关于国家的相关论述中，进一步认识探讨民主问题的极端重要性。1919年7月11日，列宁应邀到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作关于国家问题的讲演。他在这次演讲开始时便说：“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被资产阶级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3]“这是全部政治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4]“这个问题所以被人弄得这样混乱，是因为它比其它任何问题更加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一点它仅次于经济学中的基本问题）。国家学说被用来为社会特权辩护，为剥削的存在辩护，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指望人们公正无私，以为那些自称具有科学性的人会给你们拿出纯粹科学的见解，那是极端错误的。”[5] 他还说：对国家问题“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才能获得明白透彻的了解”[6]。
当前，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在民主问题上的争论，本质上都是从民主是国家形式和国家形态的一种这个层面和内涵上展开的。本文所涉及的民主，也主要是从作为国家形式和国家形态的一种而展开的。在探讨民主之时，有时可能会涉及与民主相关的自由、人权等概念。
今天，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初显端倪，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各种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在这样一种情势之下，我们又面临着“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和“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民主“这个时代必不可免的事实”。
一是从国内看。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与辉煌。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有得到广泛公认的发展与进步：我们党带领人民积极探索适应时代潮流、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得到保障，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等等。我国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及残奥会、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船成功发射并返回等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无疑向世人展示了我国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并使其具有一定的世界意义。例如，在奥运会开幕前夕，一位美国学者便惊叹我国各项准备工作的周密和完美程度：“人们不得低估中国的意识和能力，特别是当中国全民一致、共同努力的时候”，“北京奥运会的信息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不仅使其可以游刃有余地化解国际事务危机，而且，‘中国道路’甚至应当认为高于民主制度。中共坚持不懈的努力无疑将会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确保政治稳定并且产生重大的全球支持”[7]。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相适应，还需要我们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努力探索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不断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这是因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我国社会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越来越期望党和国家能为其提供更加有效、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博弈机制，维护和扩展自身的经济利益，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成为各个阶层普遍的政治诉求。随着社会各阶层发育渐趋成熟，各种不同的政治诉求也正在沿着两个根本不同的方向演进：其一，积极借鉴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有益成分，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进一步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其二，希望建立和实行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在我国全盘推行私有化，与西方社会“全面接轨”，让资本甚至让国际垄断资本在我国“当家作主”。在这其中，我们也必须充分看到，持第一种政治诉求的人占绝大多数，其用心是好的，但对于其中重大问题的认识却往往不甚清楚；持第二种政治诉求的人是极少数，但对于这极少数人的能量我们却不能低估。
二是从国际看。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和综合国力的明显增强，国内外敌对势力意识到依靠“硬实力”在我国要达到他们目的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因此，就把希望寄托在运用包括民主、自由、人权和新自由主义等“软实力”上。2008年8月，我们在欧洲访问时，曾与英国国家战略研究所负责跨国威胁和政治风险事务的负责人进行交谈。当我提出，能否用简洁的语言告诉我们，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是什么时？他本不愿回答，后来在我们执意追问下，他说，可以用这样简洁的语言表述：中国若“硬实力”崛起，美国则十分欢迎；中国若“软实力”崛起，美中之间将可能发生直接全面的激烈冲突。他的回答意味深长，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我认为，他所说的“软实力”，主要是指包括政治制度、文化观念、发展模式和社会价值观念，当然也包括民主、自由、人权等这些政治意识形态。
长期以来，国内外、党内外都高度关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特别是某些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异常“热心”，给我们开出了各式各样的“药方”，总是希望我们也实行“一、二、三、多和‘两杆子’”，即一个总统、两院制、三权分立、多党制和新闻自由（笔杆子）、军队国家化（枪杆子），妄图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向全盘西化的道路。
江泽民同志曾明确指出，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我们国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又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所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要特别注意防止国内外资本利用各种形式对人民政治权力的侵蚀，譬如，一些地方和单位特别是基层民主选举过程中出现的“贿选”现象，尤其在西部偏远地区，国外资本已经通过各种非政府组织等形式向我们的基层民主选举渗透。这值得我们高度警惕。西方敌对势力不断攻击我们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原因就是我们搞的政治体制改革与他们寄予“期望”的政治体制改革截然不同。他们所希望的改革，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颠覆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觉。当然，我们反对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并不妨碍我们对其属于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有益成分的吸收和借鉴。
三是从理论界到人民群众的认识和理解看。由于民主、自由、人权等与国家的发展前景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一直是理论界和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近年来，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等问题的学术论文和专著汗牛充栋，这既为我们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较充足的资料，也使得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性认识上产生了分歧。如，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学术界就分为本土派和引进派，这两个派别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民主，而是在于民主是否具有普世性，尤其是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否具有普世性，民主的存在是否要以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多党制”为前提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攸关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路径、方向和前途的重大问题。另外，在对民主本身的理解上，也出现了多样的认识。比如，一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二说“讲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不是说民主没有问题没有局限性”，即说“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搞不好是个坏东西”；四说“对当代中国来说，人民民主是个好东西，资产阶级民主是个坏东西”。这四种说法，都各自有着不同的认同群体，但哪一种或几种更为科学呢？
最近一个时期，理论界和媒体上关于民主、自由、人权是否属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比较热烈。持赞同态度的人中，有的说，“民主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但实现这种价值的道路却不是唯一的”；也有的说，“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从英国、美国推行民主以来，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地区都实现了民主，可见其普世程度”，“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是永恒的，而民族特色是会变化的……普世价值不应该成为迁就民族特色的祭品”；还有的说，“民主政治作为普世价值已经成了世界的潮流和政治文明的标杆”，“现代民主政治往往是一种各个党派自由竞争的政党政治”，“民主政治是普世的价值，既然是普世的价值，这就意味着民主政治是可以移植的”，“西方民主可以移植到世界各地”，“文化差异和国情不能成为抗拒民主政治的理由”，“要民主就必须搞资本主义”等等。
还有人认为，“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就是要确立到普世价值上来”，并把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归结为“普世价值”；有人说：“以人为本是个纲，要贯彻这个纲，就需要民主、自由、人权等一整套普世价值，就是需要价值观的转变。普世价值不能确立起来，就不会是以人为本。所以价值观问题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还有的说，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等意识形态，是“人类文明的核心，是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中形成的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价值准则，以及由这些准则所规定的基本制度”，是“最高文明境界”，是“任何民族最终的制度进化归宿”。
因此，无论从国内或是从国际，或是从理论界和人民群众对西方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认识、理解和把握上看，真正弄清民主、自由和人权等，以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都是一项紧迫而重要的政治任务。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8] 胡锦涛同志的讲话，一方面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生命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表示了我党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坚强决心。另一方面，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表示了我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模式的认同和信心，从而否定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资本主义方向。
可以说，民主及其相关问题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它在各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也是当前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争论的一个焦点。
二、我所认为的民主的马克思主义定义
可以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面对民主下定义。但是，本文所探讨的主要是从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对民主所下的定义。
如本文开始所说，本文所探讨的民主，是指社会政治制度层面上的民主，亦即列宁所说的作为国家形式或国家形态的一种。它不是指人民权利层面的广义的民主权利或管理层面的民主管理原则，不是指思想观念层面的民主精神或民主观念，也不是指行为方式层面的民主作风和民主的工作方法等。现在理论界所争论不休的民主，其实质都是从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展开的。
马克思说：“‘民主的’这个词在德语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9]“国家是抽象的东西。只有人民才是具体的东西。”[10] 恩格斯说：“民主这个‘概念’……每次都随着人民的变化而变化”；“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形式正是民主共和国”。[11] 马克思又指出：“显而易见，如果主权存在于君主身上，那么谈论同它相对立的存在于人民身上的主权就愚蠢了。因为主权这个概念本身不可能有双重的存在，更不可能有对立的存在”；“二者之中有一个是不真实的，虽然已是现存的不真实。”[12]
列宁把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付诸实践，成功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他对民主有过大量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阶级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13]“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的使用暴力的组织。”[14] 列宁还进一步论述说，民主“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15] 但是，“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保证公民不分性别、宗教、种族、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它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实行过。”[16]“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 ——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17]“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的，正是对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18]
毛泽东说：“实际上，世界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19]。
江泽民说：“世界上的民主，都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任何一种民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都是由本国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并且都是随着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20]
马克思主义上述关于这种狭义民主的含义，主要揭示的是在阶级或有阶级的社会里，以国家形态所表现的民主的特殊本质。因此，民主的本意应该是多数人的统治，即“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这就揭示了民主与国家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它一方面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部分人使用暴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人民）一律平等。“民主”这两个字中，关键在“民”字，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民或公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相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人民具有不同的规定性。在奴隶民主制下，奴隶在法律上是物品，并不是人，只有奴隶主才是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在封建民主制下，农民已不算地主直接占有的物品，他可以把一部分时间放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劳动，但他们不享受其他社会权利，只有地主才是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从形式上看，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大众都是“民”，实行的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制，是多数人当家作主，但实质上是有产者少数人当家作主。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就是容忍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21] 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制下形式与内容、名与实的严重背离，是资产阶级民主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也是一切私有制条件下的民主制度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只有在真正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的多数人的统治才能变为现实，从而也才能实现民主的形式与内容、名与实的高度有机统一。
有人说，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是民主的定义。我认为，这是对民主的一般意义上的定义。并没有讲清它实质性的内涵，即“人民”的具体内涵。我认为，可以对民主下这样一个定义：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阶级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民主，实质是一种国家形式或国家形态。世界上从来没有抽象的、纯粹的民主，而只有具体的、历史的民主。不同的社会形态，有着发展着的不同社会类型和程度不同高下的民主。
广义民主的含义，指的是各种社会形态下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民主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它适用于国家形态的民主，也适用于非国家形态的民主，还适用于国家形态下各个不同阶级内部的民主。原始社会没有国家形态的民主，但是有非国家形态下的民主的存在。恩格斯曾明确肯定原始社会有过“古代自然形成的民主制”[22]。 列宁也明确肯定过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原始的’民主制”[23]。 现在我们常说的党内民主、企业民主、村民自治、小区民主、学术民主、军事民主等都是广义民主中国家形态下的人民内部民主精神的体现。
我们通常所说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既包括国家形态的民主，也包括非国家形态的民主，而注意力是在国家制度上。
民主是国家形式和国家形态的一种，其实质就是阶级的统治，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最核心的部分。而所谓的自由、人权都是在一定国家形式形态下公民权利的特定表现。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民主、自由、人权的关系中，民主是前提、是核心。只有有了民主，才可能有自由和人权。这就如同一棵大树，民主是大树的树干，自由与人权是这棵树干上的枝杈，枝杈是依附于树干的，自由与人权是依附于民主的。只有有了一定的国家形式或形态，其阶级或个人的自由和人权才有可靠的保障。所以，只要讲清楚了一定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也就顺理成章的比较容易讲清楚。
民主、自由和人权，都是在人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形成的概念。无论是在阶级社会，还是在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里，或是在世界上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全人类共同享有的民主、自由、平等与人权。资产阶级是打着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的旗号上台的，它们的政府从来都把自己标榜为全体公民的代表。但是，实践早已揭穿了资产阶级的这类谎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与人权，就决不会有无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与人权。当然，马克思主义绝不排斥抽象思维中的认识论意义上的民主、自由、人权的一般。但是，必须准确把握和揭示民主、自由、人权的内涵与实质，以利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自己的民主、自由与人权。争得这些权利，本来就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目标。
三、关于普世价值与普世民主
综上所述，民主如同自由与人权一样，都是在人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形成的概念。在不同社会形态里，不仅民主发展程度的高下不同，而且民主的性质也有着根本的不同，从来就没有什么全人类所共同享有的、抽象的、纯粹的或曰“普世的”民主，在阶级社会或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尤其如是。要讲清有无普世的民主，首先需要厘清有无普世的价值。
关于普世。能否达成如下共识：一是这里指的是人类社会和人的世界。动物不能跻身我们这里所说“人的世界”。二是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也就是说，从横向上说，在天地四方的空间里，从纵向上说，在古往今来的时间里，不分种族、民族、国家、阶级及阶层、文化、宗教等异同，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应该被普世价值中的“普世”所覆盖。
关于价值。政治经济学对价值的定义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马克思曾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这些物能使人们‘满足需要’的这一属性”[24] 。马克思在这里所谈到的价值，显然是商品“使用价值”概念的直接延伸。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价值是指客体对于人或人类这一主体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
那么，从上述意义上讲，一些人所说的所谓普世价值，就应该是指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历史上和现实中所有的人都普遍需要和适用的东西。
根据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笔者认为，价值观这一范畴不是抽象的，而是具有特定的社会属性。一切已往的价值观、道德观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在阶级社会里，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汲取并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马克思、恩格斯说：“对资产者来说，只有一种关系——剥削关系——才具有独立自主的意义”，“这种利益的物质关系表现就是金钱，它代表一切事物，人们和社会关系的价值。”[25] 恩格斯还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确定人的价值”[26] 。因此，我们不仅应避免把政治经济学对价值的定义简单地引入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更应该避免把资产阶级的金钱即价值、有用即真理的极端自私自利和庸俗实用的价值观作为我们共产党人的价值观。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价值，应该是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有机统一。我们的最低纲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是实现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我们共产党人没有自己所追求的特殊利益，在现阶段，我们的利益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即根本价值相一致的；从最高目标看，我们的根本利益即根本价值就是要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所有制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在当今时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是不可能有统一的普世的价值观念的。
有人说，有；比如吃喝、食物与水、空气等对所有人都具有普世价值。马克思说：“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惟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27] 恩格斯也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28] 。应该说，认为吃喝、食物与水、空气等对所有人都具有普世价值，这是犯了基本的常识性错误。因为“吃、喝、生殖”等只是人和动物共通的生理机理，是全人类一切人与一切动物一样所具有的生物性，这并不是人类一切人所特有的普遍属性，也不是人世间所特有的“普世价值”。如果承认了吃、喝、生殖等等对所有人都具有“普世价值”，就是让动物跻身于人类，或者是说让人类降低到动物的水平。
有人说，如果人类没有一个普世的价值，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的人为何能产生一见钟情的“纯真爱情”？这里需要弄清四点：一是不同民族、特别是不同阶级的人产生的一见钟情的“纯真爱情”，往往是活跃在文学作品之中。我们知道，文学作品应当尤其是那些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经典名著也都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这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我们读的不是与我们同一时代或同一种文化的作品时，却依然能够从中发现自己生活的影子，这也是这一作品能够打动我们的根本原因。但有的文学作品却是误解甚至歪曲了社会生活的本质，是作者脱离现实社会生活的情感抽象或寄托，而涉世不深的少男少女也往往从这类文学作品中寻找或寄托着自己的梦想。二是这种脱离现实社会生活的情感抽象，在社会生活中有时可能会变成一瞬间的现实。但是，在阶级社会里，这男女双方所谓一见钟情的“纯真爱情”，一旦置身现实社会，就往往要受到自身所处的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根本性制约，便往往与社会现实生活发生种种碰撞而发生衰变、裂变甚至异化，一见钟情时所立下的“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山盟海誓便往往不能兑现，很难爱它个地老天荒。三是不排除个别有挣脱上述制约，把这种“纯真爱情”进行到底的现象，但套用马克思的话，如果对不同民族特别是不同阶级之间所谓的“纯真爱情”加以抽象，使性爱等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的，那往往仍然是动物的机能。有人往往把这种动物的机能误认成“纯真爱情”。四是爱情与性爱尽管有联系，但决不能画等号。爱情是只有人类才具有的高尚情感，很难设想动物也具备这种情感。我们也决不否认人世间有上述冲破社会经济文化等根本性制约的樊篱而要获得自己希冀爱情的“爱情至上主义”现象，但这种现象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毕竟是极少数，也根本不具备普世的意义。
有人说，人类中杰出人物所创造的一些非意识形态的如自然科学、语言文字、形式逻辑、山水画、无标题音乐等反映人类社会生活与精神现象的东西，也可以为全人类一切人共同学习或欣赏等等。人类社会是以能制造生产工具从事生产劳动相区别于动物社会的。从能制造生产工具从事生产劳动这一点上说，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切人共有的东西”的“现实普遍性”[29] 。人都能制造生产工具，并能共同欣赏如自然科学、语言文字、形式逻辑、山水画、无标题音乐等一些反映人类社会生活与精神现象的非意识形态的东西，这在形式上看，似乎有了一定意义上的普世性。但是，“一切人共有的”“现实普遍性”决不能脱离人的社会性，即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单独存在。随着阶级社会的诞生，随着人的社会性的增强，“一切人共有的”“现实普遍性”便会被稀释，有时甚至荡然无存。比如，随着剥削的产生，少部分人由于逐渐脱离了生产劳动领域，进入了专事压迫剥削他人的食利者阶层行列，这样便使其区别于动物的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逐渐蜕化。比如，在现实生活中，无论从作者创作和受众的角度讲，也确实存在不少毫无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山水画、无标题音乐等文艺作品，这也可以被称之为“一切人共有的”“现实普遍性”。但也要看到，也有不少从形式和表面上看确实存在的毫无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一些山水画、无标题音乐等文艺作品，但作者在创作时，有时却是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甚至是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不同的受众，会从相同的作品中，读出不同的情感甚至意识形态的色彩来，这就叫“一百个读者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无论从作者还是受众角度讲，这都可以叫做“托物言志”。比如，由于对所有制的关系不同和分得的多寡不同，人们所接受教育的程度便有所不同，同为一部小说或喜或悲这些共通或相似的情感和认知，是要建立在不是文盲或有闲读书这一共同的基础之上的。另外，维也纳金色大厅新年音乐会上的无标题音乐并不是所有愿意聆听的人都能购得起昂贵的门票的。“喜怒哀乐，人之情也”，从形式上，这也是一切人的“普遍性”或叫“普世性”。但是，鲁迅说得好：“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30] 鲁迅虽然讲的是旧中国，但对试图把资产阶级统治者的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的人，是不是一个有力的回答呢？这能不能说，名称上同曰为喜怒哀乐，穷国与富国、穷人与富人往往有着实质内容的不同，有时甚至有完全截然相反的内涵呢？
有人说，人类除了各自的个性和特定群体的共性外，还存在着超越于一切差别的共同性，就是通常说的“人性”。例如珍惜生命、同情他人、尊老爱幼、“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正是这些共同的本性，产生了对社会生活的共同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这些普世价值。我们在讨论一些抽象的理论时，往往费了很多口舌仍无法理论清楚，但一回到现实，问题往往便不难解决。我们看两个事例。一是一个个体：2008年5月我国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的“范跑跑”只是珍惜自己以及女儿的生命，连其老人和妻子的生命也全然不顾，谈何尊老，谈何同情他人。二是一个国家：从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开始到2008年7月8日，美军已死亡4114人，这还不包括死亡数万人的雇佣军。截至2007年底，战争还造成近70万伊拉克平民死亡。请问，美国当局和而不同了吗？飞机枪炮勿施于人了吗？同情珍惜本国士兵与伊拉克人民的生命了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美国当局并不希望自己的国土遭受炮火连天，可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却放开手脚，在海外连续发动海湾、南联盟、阿富汗、伊拉克四场规模较大的战争。可以说，珍惜生命、同情他人、尊老爱幼、“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或仅仅是部分国家或人们的优秀文化传统，或仅仅是一些人的良好愿望，或仅仅是少数人企图使他人甘受奴役的麻醉剂而已。但决不是全人类各个国家各个阶级各个人所共同承认并遵循的所谓“普世价值”。
有人说，解决环境污染、反对恐怖主义、打击贩毒吸毒等全球性问题可以被称之为“普世价值”或“全人类所共有的价值”。说到底，人们或国家的价值观念，是由人们或国家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的。治理大气污染，无疑涉及全人类和各个国家乃至每个个人的共同利益。1985年人类开始认识到二氧化碳的增温作用。但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并由此带来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的不同，但在采取实际行动时，这一“普世价值”往往被虚化和虚幻。美国以占全球5％的人口消费着全球25％的能源，在过去的20年，美国的人均碳排放量是中国的9倍。但美国却“果断”地拒绝加入全球任何就减排达成一致的国际协议，也不签署将于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至于“反恐怖主义”，现在各个国家及各个阶级对其定义都极不统一甚至截然相反。有的实质上为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却借着反恐为名，公然到处践踏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法准则，肆意侵犯他国主权甚至赤裸裸入侵他国。至于贩毒吸毒，之所以成为全人类肌体上很难愈合的顽疾，同样是由于特定国家的社会制度及特定集团、人群的特殊利益所决定的。至于绝大多数国家和绝大多数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共有利益和共有价值观念，这无疑在现实社会生活与观念形态中存在。但这与有的人所说的普世价值也有着根本的不同。在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里，在阶级社会里，为一切国家和一切阶级、一切人所共同接受的普世价值从根本上就是不存在的。
有人说，奥运会倡导的“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和北京奥运会确立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题超越了国家政治的局限，具有普世价值。实际上，奥运会的上空总弥漫着浓厚的政治对立空气。且不说1916年的柏林奥运会、1940年的东京奥运会和1944年的伦敦奥运会因为两次世界大战被取消，1936年的柏林、1956年墨尔本、1968年墨西哥、1972年慕尼黑等奥运会都没有摆脱被政治化的命运。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政治化达到顶峰，美国带头对这届奥运会进行抵制，而四年后洛杉矶奥运会时，苏联则率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抵制，奥运会成为冷战的延伸战场。北京奥运会圣火在境外传递屡遭干扰。奥运会前夕西方一些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是对中国所谓“西藏问题”、“人权问题”喋喋不休的指责。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各国报名到北京参加报道的记者达万人之多，其中有相当数量是因为预测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将会发生各种重要事件的西方记者；而当预测北京奥运会可能会举办得十分成功时，来到北京参加奥运会的记者却只有三四千人。由此可见，一些西方记者对报道奥运会运动场内任何一条打破世界纪录的精彩赛事和“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并未有多大兴趣。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也应当是世界休战日，而格鲁吉亚却选择在这一天对南奥塞梯发动进攻。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布什与普京“谈笑风生”，而却在数千公里之外暗暗进行着政治军事的角力。“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集中体现了奥林匹克精神，充分反映了中国和世界各国广大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强烈愿望，但却未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普世价值。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在阶级社会或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具体的人、集团和阶级总是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生存的社会条件产生不同情感、价值观念、思想方式和世界观的。其经济、政治、文学、哲学和道德等社会意识形式的内容主体和本质属性，都反映着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利益结构和社会关系，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时代性和社会形态的质的规定性，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的争论实质上是普世价值观的争论。如果有人一定要讲“普世价值”，其实质是想把他们的特定价值定为普世价值。有人引用胡锦涛同志指出的“中国共产党85年的历史，就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的讲话，企图证明自由、民主、幸福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这是没有道理的。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明确作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的质的规定性。这对有的人借此论证全人类的普世价值的存在不仅毫无裨益，而恰恰说明了“自由、民主、幸福”的阶级和国家的本质属性，是对“自由、民主、幸福”所谓普世性的否定。
在阶级社会和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探讨清楚了并不存在所谓的普世价值，那么，作为从形式到内容完全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家形式或形态的民主也就更加失去了所谓的普世性。
关于民主的普世性，现在媒体上讨论得极为热烈。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各种不同民主政治的历史背景、阶级属性、实现形式有着很大甚至根本的不同，但是，它们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些具有共性的东西，也就是所谓民主的一般特征，亦即民主的普世性或普适性。这些特征包括：（1）主权在民，即人民当家作主；（2）在自由与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协商；（3）按照多数人的意志进行决定；（4）程序化；（5）保护少数。当然，民主还有其他各种原则，譬如代议制原则、权力制约的原则、选举的原则等。而上述几个原则，则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则，是民主普世性或普适性的集中体现。
我认为，上述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值得商榷。
其一，任何事物都是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形式是我们区别客观世界各种现象的外部标志之一，是事物运动的外在方式。而内容，就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本身，是构成这一事物的一切要素的总和。事物的性质，本质上是由其内容所规定的。相同的事物，可能有不同的外在表现形式；不同的事物，也可能有相同的外在表现方式。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历史中，各种不同民主政治的历史背景、阶级属性、实现形式有着很大甚至根本的不同，但是，不同民主的外在表现形式上也存在着一些相同的东西。我们也可以把这称之为各种不同民主的外在形式的一般特征，但还不能称之为民主的普世性或普适性。因为，任何形式与内容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并须臾不可分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内容决定形式，内容决定事物的性质。离开民主的根本性质，仅凭性质根本不同的民主在形式上的某些相似之处，就把某种特定时代、特定阶级、特定国家的民主视为全世界普遍适用的民主制度，是很不妥当的。
我们可以按照马克思主义对“个别和一般”的思想方法来看一下“普世民主”。当我们把各种不同形式和形态的民主概括在民主这一概念下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们的质的差异撇开了。因此，民主这一概念本身与各种不同形式与形态的、特定的、实存的民主不同，它在社会历史的实际生活中并不是感性的存在。民主一般仅仅是民主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性的一个合理的抽象。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民主一般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民主都无从设想；但是如果说最发达的民主和最不发达的民主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民主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对民主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种证明现存的某种民主制度具有“普世性”并将永存的人、集团或国家，就在于忘记了这种本质的差别。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时代民主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民主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民主。因此，一说到民主，应该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历史的、具体的民主。
比如说，所谓“普世性民主”中的“主权在民”的第一个原则，是在公元前六世纪初开始的雅典民主制中逐渐确立的。创立这一民主制的伯里克利明确宣称：“我们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国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31] 毫无疑问，古希腊民主是人类古代民主的灯塔，但它的民主制的辉煌成就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据相关统计，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时，雅典成年公民为4万人，其家属14万，异邦人7万，奴隶在15-40万之间。其家属、异邦人和奴隶是不享受公民权的，真正享有公民权的仅有十几分之一。[32]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明确指出：“民主……是一种迷人的政府形式，变化多端、杂乱无章，给同等者和不同等者都分配以某种形式的平等。”[33] 此后的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鲁索又提出了“人民主权”理论，但他又说：“从民主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说，真正的民主从未存在过，而且永远也不会存在。”[34]
现在，多数人也都认为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我们从民主的构词上也可以看出民主的本质是人民自己作主，它的对立面不仅仅是君主，而且还有资本主义民主即资本主导下的民主。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主权在民即人民当家作主原则，体现和实现的实际上是资产者作主的原则；在自由与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协商、按照多数人的意志进行决定等原则，主要是在资产者内部实现的。广大劳动人民这个“绝大多数”实际上没有任何地位。至于整个社会中有时候真正多数人享有的民主权利并不是天赋的，也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自己的斗争争得的，比如，八小时工作制、“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等。也可能会有同志说，他们有“选举中的神圣一票”。其实，这神圣的一票仅是表面和形式上的。笔者在后面将专门涉及这个问题。
资本主义虽然有口号上与形式上的平等，但要看到，资本主义既有一人一票这样的形式上的平等，又有经济上的实际不平等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的不平等。列宁把这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之一”，并说“这是资产阶级的拥护者自由派用谎言掩盖的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却不了解的一个特点。”[35] 口头上主张竞争自由、贸易自由、金融自由和信仰自由、宗教自由的人与国家，是否就不独裁和专制了呢？我们作判断，决不能依据他们口头上说什么，而更要看他们做什么。正因如此，列宁明确指出：“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被压迫群众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到这个惊人的矛盾：一方面是资本家‘民主’所标榜的形式上的平等，一方面是使无产阶级成为雇佣奴隶的千百种事实上的限制和诡计。”[36] 他们形式上有“选举中的神圣一票”，但选举之后，便千方百计排斥他们，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排除在管理国家之外。资产阶级议会对劳动人民群众来说，是资产者压迫无产者的工具。这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内容。列宁在批判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总是谈论“一般‘民主’”时，曾尖锐地指出：“剥削者营垒总是把资产阶级民主冒充为一般‘民主’而一切庸人，一切小资产者，直到……社会民主党的大部分领袖，都跟着这个营垒随声附和”[37]；“他们一谈到‘多数’时，总以为选票的平等是被剥削者同剥削者平等，工人同资本家平等，穷人同富人平等，饥饿者同饭食者平等”；“善良、诚实、高尚、和气的资本家，从来就没有利用过财富的力量、金钱的力量、资本的权力、官僚政治和军事独裁的压迫，而真正是‘按多数’来决定事情的！”列宁还说，他们如此对资产阶级民主进行粉饰，“一半是由于虚伪，一半是由于几十年从事改良主义活动所养成的极端愚蠢。”[38] 列宁当年对考茨基等“一般‘民主’”、“纯粹民主”的批判，对于我们今天讨论“普世民主”难道没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吗？
其二，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民主也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或者说共性和个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并通过个性体现出来。民主的共性是从各种民主的国家管理形式或国家管理制度中抽象、概括出来的。但这种共性与个性一样，都是同时存在于每一种具体民主的历史形态之中的。如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既包含有某些共同的特点，但更具有根本不同属性的个性；前者反映了民主形式的某些普遍性或共性，后者反映了民主本质的特殊性或个性。不能因为民主形式的某些普遍性而否认民主本质的特殊性，也不能因为民主的本质特殊性而否认民主形式的某些普遍性。需要强调的是，“普遍性”和“普世性”也不是一回事。“普遍性”是哲学用语，是自在的、内生的，存在于事物内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客观存在的规律性；而普世性从概念的来源看，是个宗教用语，它强调的是社会及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念。从原意上理解，是超越尘世，其真理性来自上帝赋予的启示。因此，是一个不需要前提和证明的虚幻。但它会被现实中的一些人、集团、国家所利用，它不仅是虚幻的主观意愿，而且更是想把这一愿望变成所谓“普度众生”的现实。因此，是否可以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鼓吹的所谓“民主的普世性”，实际上是新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和西化、分化、规制化中国并最终把我们殖民化的政治主张和理论武器。
因此，我们决不能把需要借鉴和汲取的各种具体民主的形式中的某些普遍性，误认成需要把这种民主从形式到内容都要全部、整体地照抄照搬过来。资产阶级的民主，在形式上汲取了奴隶制民主和封建制民主的精华，并在其民主的形式上进行变革创新，以适应资产阶级自身的需要。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中包含的所有精华，我们应大胆吸收和借鉴。在这上面，我们决不能重犯“左”的错误。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和阶级的狭隘性，资产阶级民主根本不具有“普世价值”。我们不能简单地否认各种具体民主形式上的普遍性，但也不承认西方民主从形式到内容的“普世价值”，否则，我们在民主问题上，就会出现偏差而陷入被动，甚至如马克思所说的“就会倒霉”﹗
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所谓“纯粹民主”时还说：“考茨基迷恋于民主的‘纯粹性’，无意中犯了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派常犯的那个小小的错误：把形式上的平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彻头彻尾虚伪骗人的）当作事实上的平等﹗”[39]
邓小平曾说：“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区分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40]
邓小平还说：“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41] 因为，“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42] 财产集中必然带来政治集中，政治集中必然带来意识形态的集中。这就是从经济基础集中到上层建筑集中的必然路径。本来，民主是要彰显各类个性，结果却来了个“普世民主”的“统一”。一些国家为了推行“普世民主”，甚至不惜动用战争手段。民主虽然是一个颇为动听的词汇，但在西方民主的辞典里，民主就是反共。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讲，“普世民主”就是专制或专政，是与民主的本义完全相悖的。
人民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是与资产阶级民主相比较而存在的。不讲清楚资产阶级民主，就无法讲清楚人民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多数人的民主或统治，都倡导多数人的平等。但在现实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资产阶级民主却是少数人享有的民主，大多数人处于被剥削被压迫者的地位。而社会主义民主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人民当家作主，都是多数人之间的平等。我们讲，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在这里所说的民主，已经不是所谓抽象的、纯粹的民主了，而是有着其具体的规定性，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省略或约定俗成。这里的本意与实质是指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民民主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如果不省略，这句话的全部表述是：没有人民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美国等发达西方国家的民主，主要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垄断资本主导下的民主，与我们的人民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对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而言，说资产阶级民主虚伪，也就是说，他们在政治旗帜上写的是“人民民主”，而在现实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却被排斥在民主之外，处于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地位。如1960年戴维·布尔克利在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所说：“这是空间时代的首次大会——在这个时代，竞选者能够向月亮作出承诺，并能兑现承诺。”[43] 再如，1989年1月20日，曾担任过美国政府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的乔治·布什在就任美国总统后发表就职演说时明确表示，他在担任总统期间要“为人民服务”[44] 。乔治·布什的此“为人民服务”与毛泽东的彼“为人民服务”字面上是完全相同，但其本质内涵是完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这就正如同资产阶级的“民主”与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一样。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说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是指对于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的虚伪，而对于资产阶级本身来说确是真实的。当然，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从社会发展来看，同农奴制和君主制相比，毫无疑问是一大进步。但是，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不管怎样民主，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这种共和国愈“民主”，资本的统治就愈隐蔽、愈巧妙、愈厉害，也就愈无耻。
如果承认了一些人所说的“普世民主”，也就等于承认了存在绝对的、超阶级的民主。列宁曾经指出：“这种错误观念的根源就是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下来的偏见”，“从无产阶级看来，问题只能这样提：是不受哪个阶级压迫的自由？是哪一个阶级同哪一个阶级的平等？是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主，还是废除私有制的斗争基础上的民主？如此等等”。[45] 任何民主，与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阶级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在此之前，讲什么所谓的普世民主，就必然是愚弄人民的谎言。正如列宁在批判考茨基鼓吹的“纯粹民主”的言论时所说：“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46] 因此，一旦承认民主具有“普世性”或“普适性”，即是承认有考茨基所说的“纯粹民主”，就是有意无意重复一些人企图用来愚弄人民的谎言。
我认为，民主没有抽象的“普世性”，但在其类型上分高下。奴隶民主制是对原始社会“古代自然形成的民主制”的进步，封建君主制是对奴隶民主制的进步，资本主义民主制是对封建君主制的进步，社会主义民主制又是对资本主义民主制的进步。社会主义民主制是人类历史上新的更高类型的民主。而一些人在社会主义问题上，总是否定其共性，而高扬其个性；在民主问题上，却总是否定其个性，而大肆张显其共性。这实质是在理论逻辑上的双重标准。
有人说，“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正因为民主没有抽象的“普世性”，但在其类型上分高下，因此，上述这句话，是否可以改为这样的表述：民主是人类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共同创造和积累的政治文明的成果，追求新的更高的民主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
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的民主制度没有普世性
一些人所说的“普世价值”，实质上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具有“普世价值”。
我们应当看到，在私有制条件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1．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口号上标榜平等但是实际上不平等
比如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一开始便宣称：“我们认为这一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47] 这就是著名的“天赋人权”说。而实际上，当时签署宣言的却是清一色的白人绅士，他们笔下和心目中的人，并不包括黑人与妇女。1920年美国妇女才有选举权，1965年美国黑人才真正拥有投票资格。资产阶级在宪法的旗帜上讲民主，而在宪法的细节里却是赤裸裸的专政；在宪法这个母法里讲民主，而在子法即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同样是专制社会，只是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簿代替了，一切处罚都简化成为罚款和扣工资。在资本主义国家，情况往往是这样，即你可以游行示威，可以骂总统，但你对你的老板却必须绝对地服从。无论是在传统还是现代意义上的工厂或公司里，老板或总裁总是对工人或职员实行专制的“奴隶主”或“皇帝”。
在奴隶和封建专制社会，在熊彼特所说的“精英民主”的资本专制社会，它们有着共同的普遍性，这就是对少数人的民主，对多数人的专政，即是对统治集团内部少数人的民主，而对其他或是广大奴隶或是广大农民或是广大无产阶级的专政。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民主才是对工人阶级和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多数人的民主，是对敌视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少数人的专政。当然，也不排除一些打着社会主义招牌，实质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的情况出现。只要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会承认，在阶级社会里，不是对绝大多数人的专政，就是对极少数人的专政，所谓全民国家和所有成员的民主是不存在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从本质上讲，多党制不过是统治集团内部民主表现形式、权力分配方式与所谓“普世民主”的点缀而已。在美国，仅仅是数万甚至是数千富有的人或是他们的代理人在管理着美国。我们知道，在美国共和党的背后主要是军工、石油、制造等“传统商业”的支撑，而民主党的背后主要是金融、电信、传媒等“新兴商业”的支撑。
2．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形式外壳上平等但实际内容上不平等
比如一人一票选举制的平等，也仅仅停留在形式上而已。现在美国的大选往往参选率仅有一半多一点，无论何种原因，这在实质上就是剥夺了近半数人的参选资格。此外，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又往往掩盖着经济的不平等和随之而来的社会不平等。美国目前的百万富翁有800多万，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多达几千万。整日花天酒地和每天沿街乞讨的人之间，能说是平等的吗？另外，美国的联邦法律规定实行普选制，但又通过“选举人”制和州法律的“胜利者得全票”制即通吃制暗渡陈仓地改变和相当程度地削弱了普选制。
让我们再打一比方，来进一步说说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就像一个偌大的发育不健全的股票市场里的一个个股民。在股票市场里，从形式上看，任何一个股民，都有权利决定在任何情况下出入股市的“民主权利”；而实质上，大资本却有操控股市“坐庄”的“民主权利”，从表面和形式上看，小股民与大资本，各自有各自的“民主权利”，似乎并行不悖，十分平等；但在这表面十分平等的形式下，小股民有时会被大资本洗劫得倾家荡产。股市中这种表面上的平等，掩盖着大资本掌控小股民命运的实质上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形式上看，如同股民自由进出股市一样绝对平等，但实质上候选人只能在垄断资本事先圈定好的两个之间进行选择。即使在两人中间进行选择，看似自由，其实也极不自由，实际上垄断资产阶级早已通过舆论操纵了人们的思想，从而也无形地掌控了人们投票的这只手。这在后面将专门论及。
3．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本质上是金钱政治
曾帮助1896年威廉·麦金利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马克·汉纳说过：“要赢得选举，需要两个东西。第一是金钱，第二我就记不得了。”[48] 美国一位作家兼评论家也说：“无论民主制度在理论上怎么讲，在实践上人们有时倾向于把它定义为标准化的商业情节剧。”[49] 从1789-1797年担任美国首届总统的乔治·华盛顿，到2004-2008年的第55届总统乔治·布什，绝大部分担任美国总统的人出身富豪，可以说总统职位是富人的“专利”。许多人印象中的“平民总统”其实都不贫穷。华盛顿去世后，传记作家试图把他描绘成出身卑微的农民，但是他实际上成长于拥有49个奴隶、占地1万多英亩（约40.5平方公里）的庄园。《福布斯》杂志说，华盛顿在任期间就已跻身“美国400富豪”之列。美国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总统”。但实际上杰克逊在南卡罗来纳一处庄园长大，庄园里拥有多名奴隶。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经常说自己年轻时穷困潦倒，但他出生时，他的父亲托马斯·林肯拥有两个占地600英亩（约2.4平方公里）的农场和几块城镇地皮，还有大量的家畜和马。林肯五岁时，他的父亲已成为肯塔基地区最富有的农场主之一。
共和党是1854年成立的，从1860-2004年，美国“驴象两党”先后进行39次总统选举。其中，绝大多数是竞选开支超过对方的一方获胜。1860年大选，共和党人林肯竞选费用为10万美元，而民主党人道格拉斯为5万美元，林肯胜出。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同样是创美国总统选举历史上个人筹款纪录筹款多的6.41亿美元的奥巴马当选，而筹款仅3亿多的麦凯恩败北。美国总统竞选的费用在近些年不断刷新纪录。1980年的总统竞选耗费资金仅为1.62亿美元，到1988年翻了一番，达到3.24亿美元。到了2000年，竞选费用总额猛涨到5.29亿美元，而2004年再创新高，达到8.81亿美元，其中两党候选人布什和克里筹到的竞选费用总额就超过了5亿美元。200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本身花费更是创下24亿美元新高。[50]
让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游说集团。建国伊始，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第十篇阐明的主要论点是：美国人生活在利益集团的迷宫之中；废除冲突利益集团的斗争会损害自由；鉴于使全体人民拥有相同的意见、情感和兴趣又绝无可能，因此形成派别或利益集团也在情理之中；问题的关键是要把利益集团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51] 为达到此目的，美国直到1946年才制定了《联邦管制院外游说活动法》。但就是这唯一的一部相关法律，也只是对利益集团的活动予以规范，而并非是要限制。比如该法律要求游说公司到国会秘书处登记，定期呈报活动记录报告和收支情况等。这部法律的最大弱点或漏洞，在于未责成任何机构负责该法的实施，以及对游说活动与议员关系的规定含混不清。这一切使得该法对利益集团活动的约束力大打折扣。[52]
被称作“旋转门”的机制，也是我们了解美国腐败的最便捷的切入点。所谓“旋转门”，指的是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双向转换角色、穿梭交叉为利益集团牟利的机制。大体而言，“旋转门”机制可以被归为两类。第一类是由产业或民间部门进入政府的“旋转门”，这主要是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商业利益集团游说者进入联邦政府并担任要职。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这就可能为他们曾经代表的团体谋取特别的好处。第二类是由政府进入私人部门的“旋转门”。以前的政府官员充当游说者后，也可以利用自己与政府的联系来为现在所代表的团体谋取特别的利益。在当今的美国，“旋转门”司空见惯，而且运转良好，并且已经成为当代美国腐败的加速器。这种深深植根于美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以游说来达到一己之私的现象或存在，便是被称作除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美国“第四权力中心”。它不仅开创了一种腐败文化，而且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腐败行径披上了合法外衣。金钱是进入上述两种“旋转门”的入场券。很多团体在游说上每年都要花费上百万美元甚至更多。
4．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是金钱操纵舆论、舆论操纵民主的“民主”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笔者在这里引用爱因斯坦早在1949年《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一文中所说的较长的一段话：
私人资本趋向于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这些发展的结果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它的巨大权力甚至连民主组织起来的国家也无法有效地加以控制。事实的确如此，因为立法机构的成员是由政党选出来的，而这些政党要不是大部分经费是由私人资本家提供的，也是在其它方面受他们影响的，他们实际上就把立法机构和选民隔离开来了。结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实上不充分保护人民中无特权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此外，在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家还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情报和知识的主要来源（报纸、广播电台、教育）。因此，一个公民要达到客观的结论，并且理智地运用他的政治权利，那是极其困难的，在大多数场合下实在也完全不可能。[53]
爱因斯坦绝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上述这段话，把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权力和所谓民主的关系讲得清清楚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著名戏剧家帕迪·查耶夫斯基讲：“电视是最丑恶的民主。”[54]
事实的确如此。2008年5月，笔者到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访问，在与其几个议员和研究机构交谈时进一步认识到，在现代西方社会，垄断资本往往是通过金钱和所谓的公关公司、游说集团等控制立法、行政、司法机构，通过控制各种新闻媒介控制社会舆论和民众意识。在近几次的美国大选中，有些主要电视台播出的竞选广告，平均每分钟竟达上亿美元。从表面上看，选举时，民众都有所谓的人人平等的一票，但实质上，事先已经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即被灌输的意识在操纵着民众，去投垄断资本事先已经选定好的代理人。民众的所谓权力与自由，只不过是在他们事先设定好的资本统治集团内部少数不同代理人甚至仅在其两人之间进行选择罢了。这种极其有限的在几个人之间选择自己权力代理人的民主，在选举完结之后，便把民主又还给了辞典。
美国一是以从海外攫取的大量超额利润，在其国内建立所谓“福利社会”的“示范效应”，以从根本上增强美国所谓民主制度的吸引力、向心力和凝聚力。二是投入大量金钱兴办各类媒体，在其国内特别是世界上大肆宣扬其“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拼命诋毁他们企图颠覆的国家的执政者，用名目繁多的罪名指责发展中国家“独裁”、“专制”、“暴政”、“侵犯人权”、“自闭”等，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丧尽自尊，无颜自立；然后，使其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新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念和政治法律制度及政策在发展中国家畅通无阻，从而既达到西方国家和国际垄断资本对发展中国家残酷剥削压迫的目的，同时又能用这些巧妙动听的语言掩饰它们残酷剥削压迫的实质。三是拨出专款在对象国收买、培植代理人和所谓的“民主自由斗士”，筹建、资助、利用各种非政府组织，使它们成为推行所谓“民主自由”的先锋。四是利用对外援助，诱使对象国自觉自愿地进行所谓的“民主改造”并同西方民主制“接轨”。这种援助，在它们的“民主价值观大潮”兴盛之际，往往会减少投入；而在“民主价值观”受到置疑之时，往往会加大投入。冷战结束后的1995-2000年期间，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成员国净官方发展援助（ODA）总值逐年下降，从587.8亿美元下降到了537.49亿美元。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硬实力”的碰壁，他们又开始重视发挥“金钱外交”的“软实力”的作用。后冷战时期的“援助疲劳症”至此不治而愈。自2002年起，世界主要援助国普遍增加了对外援助拨款，年均增幅在100亿美元以上，其中美国在2001年以后对外援助的增幅，超过了“马歇尔计划”以后的任何历史时期。
5．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政治
我们还应注意，竞选费用正在扶摇直上，但是民众参选率却是江河日下。2004年选举受到选民高度关注，据统计，60％的选民（1.2亿人）参加了投票。布什获得51％的选票连任，实质是只占全体选民30％多一点。这30％多一点的赞成票中，实质也有不少是对方的反对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众的参选率可能比较高，原因主要是美国民众对美国金融危机出路的关切，其次是由于黑人奥巴马的参选。黑人奥巴马的当选，无疑也是美国资本主义民主的一次进步。
6．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往往对内“仁慈”而对外野蛮，有时对内也显现出“独裁”和“霸道”的“本色”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未来的结果》中说：“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55] 实际上，美国等西方强国的民主制，与希腊、罗马的民主制是一样的，是建立在对外征战和奴隶的基础之上的，它们对内表现得分外“仁慈”，而对外却特别残酷。因此，美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奥妙并不在于高科技，而是通过金融、高科技、军事和文化等手段，企图在全球范围内对所有劳动领域的劳动者的绝对控制。近40年来，美国的香蕉公司、银行和石油公司通过种种渠道每年对哥伦比亚进行几千万甚至多达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从而在哥伦比亚政府军的保护下掠夺其廉价资源，剥削该国的劳动力。
就是在对内“仁慈”的表面下，美国政府对人民来说，实质上并没有民主，本质上是赤裸裸的专政。近几年，美国国务院都要发表对别国的人权报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进行指责，却对自身的人权问题只字不提。为了让世界人民了解美国真实的人权状况，响应美国国务院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肆意歪曲和无理指责，敦促美国反思其所作所为，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连续九年发表美国的人权纪录。在《200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中指出，美国暴力犯罪上升，严重危及人民的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2006年，美国全国暴力犯罪为141万起，比2005年增加了1.9％。美国拥有私人枪支达2.5亿支，美国每年约有3万人死于枪击。美国执法、司法部门滥用职权，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美国监狱的虐囚现象很普遍。2006年，美国监狱共关押了超过226万犯人，人口仅占全世界人口的5％，而囚犯占全球囚犯总数的25％。美国公民享有的个人自由和权利正在逐步缩小。美国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到2006年底，美国贫困人口有3650万人，几乎相当于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生活在贫困中。美国家庭组织称，实际上，在65岁以下的美国人中，有近9000万人在2006-2007年之间（或其中某些时间段）没有医疗保险，占总数的34.7％。[56] 透过此类事实和数据，我们还能够说美国的民主制度是我们应该仿效的普世民主吗？
西方强国的垄断资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时在国内的选举中，甚至在表面和形式的选举程序上，所谓的民主与公正都会被抛弃，而显现出规制度上的“独裁”和“霸道”。让我们以英国1979年的大选为例：英国为了防止各个小党派联合执政，在其选举制度上就作出了极其不平等的规定。保守党只需4万张，工党只需4.2万张选票即可获得一个议员的席位，而其他小党联盟则需40万张选票才能获得一个议员的席位，其难度相当于保守党与工党的10倍。[57] 现在，这一极不合理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有恶化的趋势。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国际垄断资本为了进一步实现在全球的联合，进而巩固其在全球的统治地位，它们已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削弱各国的多党制，企图推行垄断资本内部的诸如美国十分成熟的两党制。
美国的总统选举，不过是统治集团内部各个不同派别代表人物的角逐。在他们内部，有时会斗得你死我活，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尼克松在美国政坛上活跃几十年，曾竞选过联邦众议员、参议员、州长、副总统和三次总统。当他离开白宫之后，在其《领导者》一书中，谈到竞选中的黑暗时，曾转引丘吉尔对政坛用语，三番两次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竞选“粗野而肮脏”。[58] 美国总统选举中，肮脏内幕的极端，就是对竞选对手的暗杀。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参选被暗杀身亡。1972年，乔治·华莱士参选，被暗杀致残。1974年，杰拉尔德·福特参选也曾被暗杀过。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虽然许诺并且宣告政权属于大多数人，但是它从来没有实现过。它与封建制度相比，只是改变了经济奴役的形式。封建制度是封建国家奴役制或依附农民租佃制，[59] 资本主义民主制则是雇佣奴隶制。只是后者对其奴役作了特别漂亮的装饰，但并未改变也不会改变这种奴役的实质。
有人说，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制度，贫穷国家的经济就能得到大发展。美国经济学家瑟罗曾统计了从1870-1988年这128年的历史跨度中，按人均GDP计算，全世界前20名最富裕国家排名几乎没有变动，而只有一个日本跻身其中。[60] 瑟罗没有谈到，日本的崛起，其主要原因是美国为冷战之需要，在东亚培植同盟的结果。现在世界上有22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极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外，其余几乎都是按照西方民主制在搞资本主义和所谓新一轮的“民主化”。但比较富裕的依然是那二十几个国家，其余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面貌依旧，甚至更加动荡频仍和贫穷有加。即使西方的民主制，在他们自己的金融甚至经济危机面前，也显得苍白无力，这是我们认识西方民主制所谓“优越性”的绝妙教材。
有人说，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就可以有效地防止腐败。陈水扁的民进党靠反国民党腐败上台，但陈上台之后，洗钱横跨全球，比国民党更有过之。意大利曾经是三届总理361个内阁成员全部都是腐败分子。在所谓最“民主”的美国，前几年因党派之争，美国国会山上游说集团涉及政府腐败内幕的冰山一角，但一旦发现继续揭露将可能伤及美国政体乃至国体，这刚刚开始的相互揭露便戛然而止。在现代金融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社会，现代金融隐匿运行加上经济高度虚拟，在客观上造成普通百姓与现代大资本所拥有的信息会越来越不对称，大资本侵蚀普通百姓权益的腐败现象会愈加容易发生。所谓“实行民主之初腐败难以避免，待民主逐渐稳定后必然清廉”说，也是没有道理和不符合事实的。
事实证明，美国式的民主没有普世性意义。（未完待续）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04页。
[2] 《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6页。[3] 《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9页。
[4] 《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0页。
[5] 《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1页。
[6] 《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0页。
[7] 爱德华·弗里德曼：《北京夺金牌》，《韩国时报》2008年8月4日。
[8]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8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2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1-662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年，第38页。
[13] 《列宁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6页
[14] 《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8页。
[15] 《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6页。
[16]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0页。
[17]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9页。
[18]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5页。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60页。
[20] 江泽民：《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87页。
[21] 《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4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3页。
[23]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8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5-406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80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65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2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2页。
[30] 《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64页。
[31]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30页。
[32] 应克复等著：《西方民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8页。
[33] 丹尼尔·B.贝克：《权力语录》，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页。
[34] 丹尼尔·B.贝克：《权力语录》，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35] 《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3页。
[36]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5页。
[37] 《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3页。
[38] 《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7页。
[39] 《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3页。
[40]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6页。
[41]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1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页。
[43] 丹尼尔·B.贝克：《权力语录》，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4页。
[44] 张海涛：《再说美国》，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67页。
[45] 《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7页。
[46] 《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3页。
[47] 陆镜生：《美国人权政治》，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第126页。
[48] 费利佩·萨阿贡：《美国的民主癌症》，西班牙《世界报》2000年8月16日。
[49] 丹尼尔·B.贝克：《权力语录》，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50] 《美国大选共花费53亿创新高》，《今日美国报》网站2008年10月24日，参见http://wwwbig5.hinews.cn/news/system/2008/10/25/010341513.shtml。
[51] 汉米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一）》，九州岛出版社，2007年，第117-133页。
[52] 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10-312页。
[53]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72页。
[54] 丹尼尔·B.贝克：《权力语录》，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4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2页。
[5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新华网2008年3月13日。
[57] 应克复等著：《西方民主史》（修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25页。
[58] 理查德·尼克松：《领导者》，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386页。
[59]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典型的封建制度要为民作主，而不是由人民自己作主。
[60] 莱斯特·瑟罗：《21世纪的角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13-214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