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周新城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迫切现实意义
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解放了全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顺利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跌入低潮的大环境下，我国出现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社会安定的欣欣向荣的局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总结历史经验，我们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载入了《党章》和《宪法》。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目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我国是在帝国主义包围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在苏东剧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和平演变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活动集中到一点，就是宣传、散布西方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动摇和破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国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结构、就业方式、收入来源、社会阶层发生了很大变化，相应地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在这种国际国内条件下，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现和蔓延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近年来，在我国，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说、“儒化中国”论等错误思潮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蔓延。这些思潮的代表人物，或者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理论，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实行全盘西化；或者照搬社会党修正主义理论，要求把对资本主义加以些许改良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或者照搬儒家学说，主张儒化共产党、儒化社会，回到封建制度去。所有这些思潮，尽管观点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点：都要求抛弃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用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如果听任这些观点自由泛滥，势必造成党内以至整个社会的思想混乱，最终会葬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斗争的现实表明，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问题，同样，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问题。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关系到党和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
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政治阵地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在斗争中确立和巩固的。在我国思想政治战线上存在着激烈的争夺阵地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结局决定着马克思主义能否保持指导地位，最后决定着我国社会向何处去。在 20世纪 50年代中期，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以后，毛泽东明确指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但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今天，离开毛泽东这些论断已经50多年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但是，毛泽东上述论断的基本精神并没有过时，就当前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状况来说，可以说是切中时弊的。这些年来，意识形态领域中常常出现噪音和杂音，一些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相违背的思想言论不时见诸报刊。在事关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的重大问题上，一再出现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观点，这就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对于违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改革开放政策的错误思想和政治观点，对于反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和攻击，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不能听之任之，任其自由泛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在与各种谬误的斗争中确立、发展起来和不断深入人心的。听任错误观点蔓延，让它去搞乱人们的思想，搞乱我们的意识形态，那是极其危险的，势必危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危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党的历史和当前斗争的实践都表明，在思想政治战线，始终存在着谁来占领阵地的问题。这一阵地，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非无产阶级思想必然去占领；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必然去占领。在这里，不存在“真空”，不可能保持“中立”。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必须有清醒的“阵地意识”，自觉地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地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开展思想斗争，主动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缺乏“阵地意识”，放弃必要的思想斗争，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指导地位。
有人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原则已经载入《党章》、《宪法》，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自然而然就已经确立和巩固了，无需为此做占领阵地的工作了。这种认识是不对的。要知道，尽管马克思主义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工人运动不会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需要从外部“灌输”，广大党员、干部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而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尽管马克思主义已经居于指导地位，但人类社会的几千年私有制统治的影响不可能一下子消除，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人民群众中间仍广泛存在，而且是根深蒂固的。加之在当今世界上，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科技上、军事上处于优势，在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占统治地位，西方国家正在通过各种渠道把它们传输到我国国内来。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政治工作阵地客观上存在着争夺与反争夺的激烈斗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主动地、积极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有意识地用马克思主义去占领思想阵地。这项工作应该坚持不懈地经常地开展，不能有丝毫松懈。
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反映，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它“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但马克思主义又不是固定不变的教条，而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以新的知识、新的结论丰富自己。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在不断同教条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不坚持就谈不上发展，因为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谈发展，实际上已经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变成别的什么主义了；同样，不发展也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坚持，因为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回答新的问题，阵地也就守不住了。
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统一，关键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分析具体问题得出的具体结论区分开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必须坚持的，丝毫不能动摇，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意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的就是坚持由它的基本原理构成的理论体系。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针对一定时代、一定环境的具体情况，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分析具体问题得出的判断、现点、公式．是可以而且应当变化和发展的，因为条件变化了，研究的对象不一样了，具体结论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化。这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含义。
马克思、恩格斯就作了这样的区分。1872年，他们为《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写了一个序言，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说的是，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是不会过时的，过时的只是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
马克思主义是这样一个理论体系，它的基本原理是稳定的，但随着条件的变化又不断发展，因而显示出阶段性。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既不能因为基本原理的稳定性否定发展的阶段性，也不能因为发展的阶段性而否定基本原理的稳定性。有人提出“传统马克思主义”与“现代马克思主义” 的概念，认为应该用“现代马克思主义”取代“传统马克思主义”。这种看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因为它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当作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了；这种看法在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因为它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信念，仿佛有的马克思主义是对的，有的马克思主义是错的，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都是其发展历程的不同阶段。它们是统一的，其统一性就在于，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基本原理是一样的，根子都是马克思主义，它们都是同一条根上生长的繁枝茂叶。对于这一科学的理论体系发展的不同阶段不能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是一致的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是指使我们的思想从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错误观点束缚下解放出来，目的是做到主观符合客观、思想符合实际。所以，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一致的，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同时，也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这样理解解放思想，我们就可以看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解放思想是统一的。邓小平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的思想才能符合客观实际。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揭示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如果我们不掌握马克思的理论武器，就不可能科学地认识和把握社会现象，不可能正确地分析和处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就容易受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和束缚，主观思想就不可能符合客观实际。所以，邓小平在谈到解放思想时，总是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
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必须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要注意反对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一种是空谈坚持马克思主义，把经典作家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分析得出的具体结论当作固定不变的教条，搬到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的今天来，不懂得随着时代的发展，应当根据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以新的经验、新的结论发展马克思主义。持这种教条主义态度的人，不是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而是以经典作家的个别词语为依据来判断是非对错。他们不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实践的指南，而是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可以为各项具体工作提供现成答案的百科辞典或日用大全。其实，早在19世纪末列宁就曾指出：“在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完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种教条主义曾经给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重大损失，毛泽东和邓小平同这种教条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证了我们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大业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发展。
另一种教条主义是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甚至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为圭臬。在当前，这种迷信突出地表现在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上。例如，在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尤其是经济改革问题时，最为流行的方法是，把新自由主义各种流派诸如新制度主义、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等，当作分析的前提和逻辑框架以及判断对错的准绳，言必称科斯、弗里德曼、布坎南等等，仿佛他们的学说就是真理，就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万灵药丹。在某些刊物上已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了，连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词句也不见了，通篇充斥的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这种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及经济改革的实际工作中的影响力正在上升。毫无疑问，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各种文明成果相互借鉴，有利于人类的共同进步。我们党历来主张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的经验和知识。但这决不意味着在思想政治上要改弦易辙，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陷入对西方理论的迷信，用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或者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势必滑进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陷阱，使我国陷入动乱、停滞和倒退，重新沦为西方的附庸。
这两种教条主义、两种迷信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理论脱离实际。它们都是从本本出发，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背离人民的根本利益。经过多年的斗争，第一种教条主义在理论战线和经济改革实践中的影响已经日渐式微，这是解放思想的巨大成果，也是党和人民创新精神的伟大胜利。对于第二种教条主义，“理论工作者中早有质疑，党的领导人也有所告诫，但是至今未引起思想理论界应有的反响。”对于西方的理论和学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还缺乏认真的鉴别，往往把反映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理论观点，甚至一些已经被西方抛弃了的过时的政策主张，当作理论创新的成果，向各个学科渗透。毋庸讳言，这种洋教条主义、洋迷信在理论界、特别是在经济改革实践中的影响还有上升的趋势。苏联东欧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陷入这种洋迷信，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不仅毁灭了社会主义事业，而且出现了经济倒退、政局动荡、社会不稳、人民生活下降的困境，这一沉痛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正确处理一元化与多样性的关系
我们强调指导思想必须一元化，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决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决不是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只允许一个学派、一种观点存在，只能用一种声音说话。相反，我们党在 20世纪 5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当时，毛泽东针对苏联思想领域形而上学盛行、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明确指出，“双百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他主张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讨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该通过自由讨论、通过实践去解决，真理越辩越明，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靠行政手段去解决。建国以来的历史表明，凡是“双百”方针贯彻得好的时期，我国科学文化就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相反，忽视甚至破坏“双百”方针，就出现万马齐喑的萧瑟景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和发展科学文化的必由之路。
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与学派、意见、风格的多样性是统一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指我们的科学文化工作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下开展，是指一切科学文化工作都要把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最广大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并采用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正确方法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并不妨碍意见的多样性，也不妨碍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不仅允许而且鼓励不同意见的相互批评和争论，反对“一言堂”，反对专横独断，主张通过自由讨论，发展正确意见，克服错误观点，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这两者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正如列宁指出的：“多样性不但不会破坏在主要的、根本的、本质的问题上的统一，反而会保证这种统一。”正确处理“一元”与“多样”的关系，在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前提下实现多样性，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坚持“双百”方针统一起来，这是繁荣和发展科学文化的根本保证。我们在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时，强调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也是这个意思。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中，还必须正确对待舆论的一律与不一律的关系。我们的舆论应该是既一律又不一律。在建党立国的基本原则问题上，舆论宣传应该是一律的，不应该出现噪音、杂音。党有《党章》，这是对建党基本原则的规定，每一个党员都应该遵守；国有《宪法》，这是对立国基本原则的规定，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守。一切违反《党章》、《宪法》的言行，都是不允许的。在这方面没有统一的认识和严格的要求，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就没有精神支柱，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就谈不上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根基。然而我们有的舆论工具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往往出现违反《党章》、《宪法》的言论，该“一律”的地方“不一律”。甚至出现这样的怪事：境外臭名远扬的新自由主义者张五常，公开攻击“马克思为祸最深”、“马克思由头错到尾”，吹嘘他“三招两式”就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打得“片甲不留”，叫嚷要“在马克思的棺材上再打上一颗钉子”，断言“中国大陆的共产经验一败涂地”、“共产制度迟早会瓦解”，这样一个赤裸裸的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人，却被我国某个中央国家机关请来，并在中央党校和几十所著名高校发表讲演，为他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言论提供讲坛，真是咄咄怪事。
我们在强调建党立国的根本原则问题上舆论必须一律的同时，主张在人民内部，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舆论应该是不一律的。每一个人的成长环境、生活经历不一样，对各种问题的看法显然是不一样的，强求一律是做不到的。利用我们的报刊、讲坛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并相互展开争论，这既是人民的民主权利，又是繁荣科学文化的必不可少的途径。社会是充满矛盾的，任何时候都有正确与错误的斗争，这种斗争只能通过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靠行政命令、压制的办法是无济于事的。更何况有许多问题，例如艺术风格问题，本身并没有对错之分，更应该允许相互共存和竞争。只有民主的、平等的讨论，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和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科学文化才能出现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只准发出一种声音，用政治高压手段封杀其他观点，搞得各种舆论工具千人一面，毫无生气，不仅扼杀了科学文化的发展，而且这种局面也是维持不久的，因为它必然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我国“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情景就是一个例证。
从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看，正确处理“一元化”与“多样性”、舆论“一律”与“不一律”的关系，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展科学文化中的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往往不是偏向这一面，就是偏向另一面，而且经常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这就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认清两者的统一性，多一点辩证法，少一点形而上学。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行“兼容并蓄”方针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注意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先进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也就是说必须注意“兼容并蓄”。人类文明是有继承性的，只有继承和吸收前人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人类社会才能发展。列宁曾经严厉批评那种认为“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想法，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但是，当我们讲“兼容并蓄”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把我们的意识形态搞成一个什么都有的“大杂烩”，而没有一个“主心骨”。在民国初期，封建主义思想还占着统治地位，这时蔡元培先生提出“兼容并蓄”，要求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甚至要求引进马克思主义，允许它们在北京大学讲坛上有一席之地，这显然是有进步意义的。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时谈论“兼容并蓄”，必然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一，谁来继承和吸收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好的东西？“主体”是什么？这里有一个“体”与“用”的问题。清末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中学”是指封建主义的思想。这是巩固封建统治的方针。当然，由于当时封建主义已是强弩之末，面临崩溃之势，“中学为体”是无从实现的。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我国人民，必须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吸收，为我所“用”。第二，继承和吸收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立足现代来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而不是复古；立足中国来吸收西方国家先进文化的优秀成果，而不是崇洋。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一切都服务于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服务于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摘自2009年第2期《中华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