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备忘录：质疑“全球化”
作者： 戴锦华

千禧之年？　

　　2000年在人们的殷勤中“如期”降临。尽管毫无疑问，剥去了层层包裹着它的言说与语词，2000年的1月1日，一如每一个普通的日子，用海明威的说法，便是“太阳照常升起”。

　由于与西方世界的心理时差与距离，千年之末，甚至在我们的心理体验和感受中，也并非一份真切的存在。这不仅由于作为非基督教信仰的东方世界，我们事实上无从体验千年之末——尽管已是第二个千年——在基督教的世界图景中的末日劫难、最后审判与救赎的意味；而且由于尽管历经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百年，现代文明——准确地说是西方文明仍在诸多话语建构中，被描述为外在的、全能的拯救力量，因此我们无法真切地体味显影于这一千年之末的文明的分外脆弱的外壳。与“千年虫”相伴随，或者说以“千年虫”为偶然的表征，人们不得不正视，我们认定以钢筋水泥的都市丛林为丰碑的现代文明，事实上建筑在极为脆弱的外壳之上。但有趣的是一项综合有关机构的社会调查表明，中国百姓1999年“最不上心事”，是“‘千年虫’捉到没有”。这与其说表明中国仍置身于第三世界“滞后”的生存现实之中——仿佛“千年虫”仅仅威胁着电脑拥有者的利益，或仅仅是有限“网虫”们的奢侈烦恼；不如说由于我们不愿、也无法相信西方现代文明建构了一座硕大无朋的活火山，并将全世界放置其上。当中国传媒喜气洋洋地追随着香港凤凰卫视的“千禧之旅”穿洋跨洲，当中央电视台与全球同步将人们的视线牵引向临时命名的“千禧岛”以迎接“新世纪”的第一线曙光，不曾有任何报导告知我们此时的美国进入了“灾变”前的“一级战备状态”，纽约市民被要求备粮、备水、备火烛。最好在除夕夜与元旦日留在家中——因为尽管一再宣称“‘千年虫’问题已基本解决”，却没有任何电脑专家敢宣称2000年1月1日，完成了“数字化生存”的现代西方世界，不会在瞬间毁于一旦。而在中国，当名为“赛先生”的科学，仍被人们视为全能的拯救所在，且不无尴尬地遮掩着“德先生”／民主的身影，充当着“五四精神”的全称，人们无从反身现代科学观念跻身其间的现代文明系统的深刻的内在危机；我们间或因此而无法了解在美国的大众文化中无所不在的技术崇拜与科学恐惧，无法分享其惩戒“科学怪人”时的快感与面对“弗兰肯斯坦”的恐惧。

　尽管“拉马丹大十字架预言”一度在90年代初年的中国流行——无疑仅仅是彼时彼地社会心理的别样发露；但伴随1999年的临近，人们却相当本土化地将西历——准确地说是基督教纪年中的2000年，“翻译”为盈溢着吉祥喜庆意味的双整数新开端。姑且将笔者曾反复论及的百年中国文化中无尽的对开端的构造与对“新”的饥渴与呼唤存而不论，且搁置甚至上一世纪末的颓废狂纵的时下中国牌仍应答着“中国同步于世界”的喜悦，对2000年的话语构造及其无穷梦想，如果说尚不完全是对“四个现代化”实现及“小康社会”莅临许诺的畅想；那么它确乎出自对中国终于明确地定位于全球化版图之中的由衷欢乐。

　作为不胜枚举的语词旅行——不如直白地称之为文化误读——中的一例，“全球化”，这一用来描述二战后世界格局演变的、具有相当明确的批判性意义的语词——用以指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并进一步用于描述冷战后愈加鲜明的一极化国际政治及经济格局，用于描述跨国公司统治的实现，用于表达富国与穷国间的尖锐对立，用于书写在资源意义上的掠夺、极度不平等和政治、文化上的霸权及观念、产品倾销，　在90年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其不时被译为：走向世界、同步于世界、人类地球村，人类资源共享。而“本土化”，这一用来形容一体化世界中的差异性因素，用来表达有限的反抗或自觉抗议的语词，则常常被理解为偏狭的民族主义、乃至国家民族主义。

　一如大书在有“中国硅谷”之称的中关村地区的一条广告云：“全世界计算机联合起来，Internet就一定要实现！”似乎不难识别这是曾经响彻20世纪某段岁月的《国际歌》的句子：“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英特纳雄耐尔（international：国际主义， 一度被接受理解为共产主义）就一定要实现”的摹本。与其说这是与政治波普同源共享的戏仿之举，与其说是具有冒犯意味的“挪用”，不如说，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借重：借重当代中国特有的历史资源与历史记忆，赋予国际互联网／Internet以神圣庄严，至少赋予其共同梦或曰乌托邦色彩。仿若“走向世界”——加入全球化进程，是实现人类大同的另一路径，如果不说是唯一的康庄正路，余者皆是左道旁门。如果说，类似借重，确乎仍多少在戏弄着昔日神圣；那么，它却同时是现代性逻辑与权力逻辑的延伸。如果说，“上网”、“网络生存”、“网络文学”……在千禧之年沸沸扬扬，成就并印证着中国介入全球化进程的乐融融景观，那么，与上述“标语”相映成趣的，在它的正对面，是北京白颐路上沿途林立的“语录牌”——后者无疑仿效着“文革”年代，在引人注目的红底白字的告示牌上题有“最新指示”，下面则是百特门的品牌广告。两者或许不期而遇，构造着一幅在遗忘中揭示着历史的、颇具“中国特色”的差异景观。

　或许正是在拥抱千禧年、迎接新世纪曙光的热闹之中，当代中国及其中国文化似乎在充分体验着加入全球化、至少是有望加入全球化进程的欣悦。——中国终于获得了美国的允诺（如果不说是恩准），很快将加入WTO，似乎是最令人充满希望和遐想的证据。然而， 正是此间诸多似是而非、彼此错位的因素与表征，似乎再度印证着中国版的“全球化”——中国作为人类大家庭成员，分享共同命运与未来，是一份不无荒谬与误区的想象。就在我们欢呼中国有望入关的胜利之时，西雅图爆发了抗议WTO的大规模示威，几乎酿成了社会骚乱。 因为在别样的全球化图景中，WTO的另一张面孔，是儒雅斯文的强盗行径——劫贫济富， 是赢家通吃的逻辑，是现代世界的特殊悖论：更高的效率、更多的财富与更多的失业和贫困。所不同的，是它固然表现为富人与穷人的对立，同时显现为富国与穷国的冲突。

文化逻辑

　毫无疑问，当笔者着眼于质疑乌托邦化的全球化图景时，并非旨在说明全球资本主义逻辑或曰进程，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唯一问题或者说是最重要的问题。和大部分置身全球化版图间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所面临的，是异常繁复多端的困境。其中斑驳庞杂的悖论式情境，使每个尝试勾勒这一社会图景——无论是试图测绘一幅全景式的文化地形图，还是仅仅提供一份片段式的素描——的人，深感力不胜任。但笔者所一贯采取的立场，是不断反省并努力拒绝简单的二项对立化判断，拒绝对冷战时代的思维方式描摹并勾勒后冷战时代的社会文化景观；同时拒绝在对历史的逆向参照中，得出两恶相交择其稍善者而从的肯定性结论。

　而笔者所以选取质疑全球化为题，不仅由于伴随着当代中国对这一进程的介入，其间的问题将愈加清晰而深刻地成为中国社会与文化重要的内在困境，而且在于参照当代中国知识界、乃至公众对当代中国历史及内部社会问题的洞悉，我们对于全球化进程所必然携带的众多问题、乃至灾难，却缺乏起码的正视与思索。一个有趣的事实表明，尽管80年代的中国与90年代、21世纪初年的中国已判若两然，但文化颠覆与建构性力量与历史之手的书写方式却在90年代的开端处，和谐共谋又分道扬镳。如果说，现代性话语于80年代中国的重写与再度扩张，一度曾充满了社会批判的锋芒与力度；那么，它却因与权力话语的渐次契合而成为强有力的主流建构性话语。如果说，80年代文化特有的文化“借喻”方式，曾经使彼时的精英知识分子（其时其典型身份是作家）以特定的、在社会接受与理解中极为默契的文化修辞，直面社会现实与权力结构；那么，进入90年代，昔日的颇有冒犯意味的精英话语却已然成为暗合于新（？）的权力逻辑的公众常识系统；而对类似权力逻辑之现实延伸的窥破与洞察，却在社会批判视野中悄然滑落，或则成为十足阳春白雪的独白与低语。

　一个十分切近的例子，是笔者在新浪网上读到了转载自《天府早报》的一则题为《成都举办〈居安—思危〉行为艺术展》的报导及图片，其中第一幅照片、第一件（？）作品《爬墙》，是观念艺术家身着印有汉砖拓片的古代服装，徒手奋力攀登一面古城墙。报导记述了现场目击观念的解读：“即便为传统所包裹，我们仍然要翻越传统的阻隔。”有趣之处在于，这是一个以环境、或曰环保为观念主题的群体行为艺术，其中一个最为直接的表达／作品是：艺术家头戴放毒面具，以面团和维生素为饵在湖边垂钓。在此，姑且不论环境／环保命题，作为典型全球化时代的命题所背负的、并不简单的含义；至少，在笔者看来，这组行为艺术中所包含质疑、而非简单否定现代化／全球化进程、提示现代主义（至少是在资源与环境意义上的）噩梦的意旨一目了然；它因此而显现了一份不同于80年代的文化姿态。但其现场观众——使类似作品得以完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对其做出了极端典型的80年代解读。在这一读解中，传统仍然是、似乎也只能是某种“阻隔”，某种通向现代化通衢大道的障碍。笔者并非、也不想试图化妆为观念／行为艺术的权威阐释人。类似艺术原本见仁见智。但类似解读者显然忽略了身着印有汉砖拓片的艺术家以自身形象所提示的与古城墙间的同形同构；照照着“居安—思危”的观念主题，一个不同的、但同样是可能的解释，是身着印有汉砖拓片图案的古装的艺术家，以包裹在古墙图案的古装中的血肉之躯，提示着古城墙曾是、并依然是生命充盈的古城的服饰；而徒手攀援必然伴随的、令观者揪心气促的危险，则可能不仅展示攀援者的勇气，而且预示着古城墙在现代化进程中岌岌可危的前景。这或许仅仅是一个偶然的例子。或许正是笔者，而非现场目击观众的解读，提供了文化误读的力证。但笔者仍时时不无心惊地发现建构、成形于80年代的文化逻辑，在90年代至今的社会现实与多元文化表达面前，已成为具有巨大遮蔽力与吸纳性的权力话语，它渐次与经典政治权力话语水乳交融，相得益彰，有力地阻断、消解着任何另类文化与表达的空间和可能。

　 一个同样的有趣的语词旅行／文化误读的例证，刚好是这一在全球化、质疑全球化进程中开始变得重要的词汇：另类（alternative）。这一译自英文的词汇，其原意中选择性，有选择的，或可供选择的。其前提或曰上下文，是全球化进程所构造的、乏味整一的生活模式与价值观念。我们因此向往“另类”，向往别样和不同，向往有所选择、提供选择的世界和人生。在彼词的原有语境中，它指称着某种对时尚的拒绝，或者说，它是对不入时的选择。但同样可以作为当下中国主流文化巨大吸纳／消解“另类”空间的例子，“另类”一词，成了1999年的时髦、流行语词之一。几乎可与都市新生代的时髦语词“酷（COOL）”的恶俗程度媲美。不是反叛的别样，不是拒绝或“说不”的别样，而是主流的时尚先驱，是规范别样以纳入大潮的“另类”。1999年，最有影响力的畅销书之一，名曰《格调》，便是一套命名为《另类丛书》的第一本，亦可以说是“另类”一词成为时尚流行的始作俑者。姑且不论此书作为美国的过气著作原本并无多少另类色彩，而它在世纪之交中国的接受语境中，原书微弱的讥讽美国不可见的阶级现实的味道亦完全殆尽。其热销的直接原因，是用来读作阶级身份标识指南，有效而颇为实用的指南，可直接应用于着装、装修、品味与行为规范。此例中，一个必须提及的改写，是此书的原标题Class ／阶级——一个在美国和今日中国都刺眼刺耳的字眼，被恰如其分地转译为“格调”，一个关于优雅趣味与身份的入门读本。

“金拱”之下

　全球化，作为一个汉语中同样时髦的新词，同时更作为一个我们方始遭遇、并继续全面遭遇的现实际遇，在全球视域中，却远非一个新鲜的事实。姑且不再重复：资本主义逻辑，在其肇始处，便始终以“小小环球”、最好以“小小环宇”为其无边帝国的梦想版图；以“全球化”这一语词所标识出的，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渐次在西方，准确地说，是在西欧和北美所形成的新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就笔者所关注的社会文化与表象系统而言，这一全球化的典型标志与指征，被欧美知识界简捷地称之为美国化。所谓“美国化”，在全球化所构造的表象系统中触目可见，清晰分明。美国著名左翼学者詹明信曾将其描述为“高速公路旁的快餐店风景”。它当然包括福特汽车公司事实上改写了人类历史与文明进程的著名的T型车所造就“大众”汽车文化， 以及与之伴生的高速公路景观及郊区住宅的兴起，间或包括因此而成为巨大资源的旅游业；包括着以麦当劳为标识和象征的快餐文化的极盛，它不仅改写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而且提供着标准化连锁店的成功范本。而这类在美国公认的廉价的垃圾食品，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却成为并非价廉的美味特餐，为跨国公司提供着源源不断的高昂利润。所谓“美国化”，当然包括着利维斯或李与耐克、锐步等等公司所共同造就的蓝色牛仔裤、T恤衫和旅游鞋的海洋。对笔者说来，更为重要的， 则是以平装本畅销小说和好莱坞电影所象征的狭义的大众文化的全方位兴起。今天，当我们论及全球化／美国化的时候，不可能不提及的，尚有IBM 电脑公司、比尔•盖茨和微软公司的系列产品。因此，一幅曾屹立在北京双安商场对面的IBM公司的巨幅广告曰：“无论一大步，还是一小步， 都是带动世界的脚步”，可谓言之有据。

　 如果我们依照几年前在美国学界颇为流行的一本人类学著作的标题，将麦当劳的标志：巨大的M字样，称作“金拱”；那么， 我们或许可以说，所谓全球化，便是在金拱的辉映与俯瞰下的世界大都市的无名景观。姑且搁置激进的社会批判立场，类似全球化／美国化的进程的问题，在于它造就了一幅整齐划一、因之单调乏味的世界图画，生活其间的人们，一如执掌电视遥控器的手，似乎权能无限，却无法选择众多频道外的内容。而频道与频道之间，大同小异，面目雷同；有限的“格调”呈现，充其量只能是一张清晰整齐分类后的社会阶层（如果不说是阶级）的标签而已。另类，因近乎不可能而弥足珍贵。如果说，民主社会的理想，便是建立一处个性充分张扬而又相安无事的自由空间，那么现代社会的建构却将人们引向千人一面而远非舒适幸福的规范之中，它所能给出的，最多是异化的灵魂所耐受了的异样的安详。一如我们难于肯定方便的牛仔裤确乎舒适，麦当劳的汉堡饱真是美味佳肴；我们同样必须正视自我放逐、自我囚禁在栅格化的现代社会空间中的人们，离人类幸福之梦，何止谬之千里之遥。这不能说不是20世纪人类的悲剧经验之一，尽管在战后的西方世界，类似经验充满创痛却全无血痕。而身为第三世界或曰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国民，便没有如此“幸运”，类似“美丽的新世界”的莅临，仍必然以暴力甚或血腥的社会进程为先导；而且可以肯定，决非每一位“世界公民”都有望进入这远非完满的现代主义噩梦。全球化／美国化，或曰全球美国化，如若视作一个在误读中充满诱惑的允诺，那么，除了在最浅薄的表象系统的意义上，它无疑是一个空前巨大的谎言。仅就资源分配与消耗的层面而言，维系美国式生存的前提，是一个美国占有并消耗着全球近一半的资源。

文学的“围城”　

　回到我们所置身的中国现实之中，90年代中国社会变迁，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外在指征，便在大众文化的勃兴。作为80年代末陡然空寂下来的文化舞台的恰如其分的填充者，以“大型室内剧”《渴望》为公认标志的中国大众文化的入主，无疑相当迅速而彻底地接替、取代并改写了80年代精英知识分子与精英文化的社会功能角色。我们很难将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初年的中国大众文化指认为狭义的“美国化”进程。相反，他们大都有着相当本土化的包装与内容物。事实上，中国大众文化的典型版本——电视剧，有着远比美国版肥皂剧繁复得多的意识形态功能、经典权力运作与介入方式，及其相差甚远的生产方式与制作过程。当然，设若溯本寻源，我们仍可以找到美国经典的电视肥皂剧《豪门恩怨》或《鹰冠庄园》彼时已在中国播映的事实，及其作为中国再度“草创期”大众文化的曲折源头与遥远范本的意义。作为美国正版大众文化范本的好莱坞电影，直到1995年方才获得了侧身进入的机遇；此间，好莱坞之于中国，时起风波，频有插曲：一时是《廊桥遗梦》因“美化婚外恋”而在通过发行令上颇费踌躇，致使梅莉尔•斯特立普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上海之行未能成行；最近的，则是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引发了短暂的抵制好莱坞行动。未几，《国家的敌人》，便以“解冻后第一部大片”的旗号，赫赫登场；接着是进口“大片”的额度在中美双边谈判中，由十部变为二十部。但尽管不足六年的时间，不足十部的额度，好莱坞的有限进入，已几乎击溃了原有的庞大的中国本土电影工业；其复杂而深刻的后遗效应，将在今日的岁月中愈加清晰地呈现出来。

　更进一步，无论是本土的、或美国式的版本，大众文化作为全球化进程的重要而必需的程序，其基本特征，便是它充分的消费、娱乐功能。作为极为明确的文化商品，它将自己定位于消费与娱乐的供需关系之中，并在中国社会多种政治力量及权力中心所划定的可行维度之间，尝试提供最大观念群落的消费快感。呈爆炸状在90年代中国迅速繁衍的大众文化，伴随着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形成了经典文学艺术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中的一处“围城”。一边是急剧膨胀而内里空虚匮乏的大众传媒，一度朝向种种昔日精英文化张着饥饿的口袋。一边则是，对于文学艺术人来说，那确乎意味着巨大的诱惑与机遇；进入传媒，似乎便是把握了未来，便是获得了触摸社会与民众的途径，便是实践文学艺术家的社会职责及责任的绝佳（如果不说是唯一）可能；而秘而不宣的则是，介入传媒，不仅是“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后”的一夜成名的机遇，而且是快速“脱贫”的可爱契机。于是，出现过1993年文坛的怪诞奇观：六部《武则天》并置于书摊之上；据称，那一年影视剧本写作一度将当代文学家“一网打尽”。尽管对于大众文化，同样持有社会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各有评判：彻底否定者，如法兰克福学派，称之为有效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心灵统治术、“社会水泥”；乐观者，如约翰•菲斯克，认定大众文化如此，但民众（亦称庶民）自有其运用主体性自行消费、消解其意识形态控制的高招。然而，在笔者看来，或许大众传媒一如任何一种统治术，有效却有限；或许一如人们的乐观判断，娱乐观众毕竟强似说教道学；但正是大众文化／大众传媒自身的消费娱乐定位，确定了它必需充分地“尊重常识”。它不仅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而且以不断、充分的复制为其主要特征，因为就接受的经济学而言，模式的微弱变奏，稔熟间的些许调整，是大众文化屡试不爽的验方。于是，就其“本性”而言，它便与经典文学艺术的基本规约水火不相容。经典的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是创造力，是发现，与对发现的独到表达。如果仍认定经典文学艺术可能并应该继续生存，仍应作为一处“半自律空间”互动于社会，那么，其完成表达对“陌生化”规约便依然有效。此间的“围城”情境是，进入大众文化的生产，也许意味着文学艺术家的生存、至少是更好些的生存境遇；但介入大众文化的生产，则几乎毫无疑问地意味着经典意义上的文学艺术的无疾而终。尽管“后现代”论者声称，“后现代”文学已成功地填平了“雅俗鸿沟”，但全世界范围内，确乎获得雅俗共赏的“后现代”杰作却凤毛麟角。文学或艺术当然不拒绝市场或畅销，但为市场或畅销而度身定制的作品，却几乎没有可能成其为“艺术”。

　 如果说，90年代初年，中国大众文化自身多少陷落于“围城”情境：一边洋洋自得地登堂入室，称孤道寡；一边却多少因身为后生小子而觊觎仰视昔日精英。因此，娱乐，却自觉不甚至堂皇；曰媚俗，正因为难于自认“俗辈”。于是不时受困于媚俗与媚雅的两难之间。如果说类似两难，一度使精英知识、文化界看到了希望，那么伴随《快乐大本营》、《真情对对碰》等等游戏节目的全线“闪亮登场”，精英文化不更其面目而介入大众文化生产的可能便已然化为乌有。

　或许对于文学矢志不渝的热爱者而言，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是一个更为直接而内在的文化困境。如果说，文学——小说、诗歌、戏剧，作为80年代精英文化的典型文本，曾深刻而有力地参与了关于进步的线性历史景观的构造，参与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呼喊与吁请；那么它自身也无疑成了这一文化／话语建构过程的直接承受者。于是，作为文学的“走向世界”之梦的最直接呈现，便是中国作家的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诺贝尔情结”。在此，姑且不去再次重复，全球化图景中的世界仍是西方中心的世界；即使借用“地球村”或“人类大家庭”的温情比喻，村落和家庭从来不曾自外于权力结构与秩序之外。于是仲裁者的标准、趣味、尺度与预期，便成为不可更动的金科玉律。然而，如果说，张艺谋等人率先“走向世界”——影片频频于国际A级电影节获奖， 可以自辩曰：电影原本使用的是“世界语”；那么，当代文学的境遇相相反。在八九十年代不断的关于内与外、自我与异己的参照和思考中，中国文学的长足发展，表现为一份文学自觉的复苏，一种返观媒介——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充分意识；八九十年代以来，关于“现代汉语写作”的讨论，正是这一自觉的直观呈现。但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全球化的现实与“走向世界”的渴望，显影为一份无奈与挤压。与中国在全球化版图中的位置直接相关，汉语远非世界通用语言，它因此直接而“简单”成为中国作家的优秀作品与类诺贝尔奖之间的巨大高墙。对纯正、精妙的现代汉语的追求与营造，意味着文学的成就与当代中国文学的成熟，但借用一个极不严谨却颇为中肯的说法：最好的文学语言便是难于、或者说是不可能翻译的语言；于是，中国作家文学的自觉并置于全球化图景之侧，成为一份难于消解的深刻困境或者是难言隐痛。而“为翻译而写作”，则是另一重对“文学”的贩卖。

　书写一份备忘，并非为了勾勒一幅悲观的图景。文学的放逐或者文学家自我放逐，在今日世界原本是一类“正常”的情形。从前或今日及可预见的未来，文学本是愈加“寂寞”的事情。而今日中国，被林林总总的方式与途径支撑的文学刊物、文学出版社仍蔚为壮观，文学的生存，尽管无从再现80年代的异常辉煌，却并非生计艰辛的行当。只是需要一份清醒，耐住几许寂寞罢了。不想做悲壮状，不想使用“荒原”或“荆棘路”一类的比喻，倒宁愿选用王小波描述过的遍开野花的小径来形容今日的文学。文学本该是某种另类。　

200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