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第五纵队

新自由主义在80年代曾对一些主要西方国家的政府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的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政府、中国80年代后期的赵紫阳以及90年代前期苏联及俄罗斯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改革，所实施的都是具有新自由主义特征的经济政策。

这种政策的共同取向集中在两点上：（1）让政府功能最小化，（2）让经济体制趋向私有化和自由化。

新自由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削弱国家在经济中的导向作用：

1、反增长，自然增长，依赖私人投资，使发展中国家资金分散，不能集中国力发展垄断的竞争性产业，

2、反政府导向，可以抑制后进国家的工业化运动。因为只有政府积极导向才能发展重工和国防部门，

3、全球经济自由化（李斯特论点），有利资本雄厚的西方商品的自由输出，

4、反价格控制政策，因为价格政策是无形税收、间接税，是一种直接作用于消费者的高税率，有助发展中国家积累工业化资金。价格放开后，消费者得到好处，国家财政收入锐减，于是转嫁到企业头上，会导致国有企业竞争力下降。　　但是，新自由主义这一套在中国并没能全部得逞，中国没有陷入停滞，是由于涌现大量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利用源源不断的低工资的农民，填补了国有企业所让出的市场空间。

5、资金市场自由放任和国际化，有利于西方金融资本主宰全球金融空间。

6、所有制改革，主要目标是打击中国的国有经济的骨干企业，包括重工和国防工业。

7、数学陷阱。新自由主义卖弄使用特定的数学语言，使局外人难以理解经济理论的社会及政策的涵义。

8、反垄断导向，目标是打碎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控制体制。实际上，如果真正反垄断，那么美国就不应该让中国帮助它保护知识产权。因为所谓知识产权本身就是一种绝对垄断，而且是最赤裸裸的知识技术垄断。（例如微软。）

在中国，新自由主义祖师科斯以提出所谓"产权明晰"、"交易成本"而知名。由于其理论论证了私有化的经济合理性，为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私有化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导致这些国家的市场改革和经济瘫痪，而于1990年被西方授予诺贝尔经济奖。在80年代中后期以香港作为意识形态基地而渗入了中国。

90年代中期以后，引导中国经济改革理念的市场经济设计中，一些重要的政策影响来自新自由主义，特别是新制度主义传播的"产权明晰及产权革命"观点。 因而许多经济改革措施都被引向于瓦解国有经济和推行私有化。例如：以严厉的金融监管和高额税收政策，扼杀国企的融资手段和营利空间，以"反垄断"和新的不公正竞争规则，困闭国有企业的市场空间。以"股份制改革"分解、蚕食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产权，让银行过剩的金融资本流入房地产业和股市炒作套利，造成泡沫经济，形成虚幻增长的表象。 一些地方政府甚至直接以纵容性的政策，鼓励贱价变卖国有企业和地产的私有化运动。其结果是导致了国有企业的大范围破产，同时造成了大规模失业问题。这种政策，实际都是根据于新自由主义理论所设计的空想性自由市场模型而发生的。

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这种渗透，伴随着对传统马克思学派政治经济学的否定，以及对国有制经济、中央计划经济以及国内市场保护主义的全盘否定同时发生。

为了渲染一种新的正统性，这种新自由主义极力将自己包装成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性"的"经济科学"，冒充为具有现代"产权观念"的"现代经济学"，因此盅惑了不少幼稚和轻信的人。然而，我认为，新自由主义根本不是科学而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我认为，经济学距离成为一门具有实践意义的真正科学这一目标还非常遥远。（这一点实际上也是西方多数公正的经济学者所公认的。）

据我长期观察和思考，我认为，确实存在一个来自美国背景，而通过受其操纵影响的中国学者以及部分官员来鼓吹和施行，以系统化地摧垮中国国有经济为目标的阴谋计划（经济学者杨斌所谓"软战争"）。科斯的弟子张五常，这位从来不读别人书的博士于80年代初来到香港，一来即就任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这确实是经过英国人和美国人精心选择和安排的，而且确实是承担着一种重大的意识形态使命的。这也是美国、英国利用经济意识形态试图操控中国改革的一个具体的实例。

这个计划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输入，其具体步骤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发展而不断深入并有所调整。大体分阶段如下：

（1）以取消价格补贴及限制为契机，建议实施"休克"疗法，即激进的"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地向市场体制快速转轨方案。（1987-1989）建议实施财税体制改革，把间接税变为直接税，使政府财源由国企、企业（上缴利润）转到向民间企业直接征纳。民间税源监控困难（易导致资本流失，有利私有化）。同时税源直接化导致国家与纳税人的直接关系，易引生抗税活动。诱发社会矛盾。

（2） 鼓吹以"入关"作为与国际接轨的重大步骤，鼓吹"全球化"，鼓吹"民族工业"概念已过时，代之以所谓国际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破坏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理论根基，消解中国经济的独立自主性。（1993-1995）试图搞垮解散大型国有企业，以之融合、兼并到西方跨国企业中。

（3）以国有银行和投资体制的改变给国企断血。在原体制下，民间储蓄进入银行，企业收入上缴财政。国家以银行资金和财政收入从事投资。易于宏观控制。在新体制下，民资直接进入股市，被内外炒家和银行资本大肆炒作，形成股市泡沫经济。国家财政靠公债及赤字和税收。国家对国民经济控制力遂大大减弱。

（4） 鼓吹推进"产权革命"，从金融政策上阻断国企的供血渠道。以所谓"破除垄断"、"公平竞争"剥夺国企对市场的主导能力，进而以"股份制改革方案"--不叫私有化的私有化政策，瓦解及解散国企。由于国企陷入金融及市场困境，造成许多企业瘫痪、破产，成千万人陷入大规模失业。（1996-1998）

（5） 对粮食流通体制实施行政控制，放弃农产品的价格支持政策，在财政上长期忽视农村和农业问题，导致近年农业经济的严重困厄，使农民再度陷入生存困境。

（6）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及IMF建议人民币继续维持高汇率，导致1998年出口大幅度下滑。

（7） 鼓吹加速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提早实施人民币自由兑换，准备对国际炒家（金融大鳄）全面开放中国证券市场。

（8）针对中国来之不易的1600亿外汇储备，现在又有人提出欲使之全部投放到无保护的美国金融证券市场参与炒作游戏以套利的妙计。一旦美元发生汇率暴跌和危机（这种情况在近年内极可能发生），中国国家外汇资源将被困锁和贬值大跳水，未来中国政府势必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以至由于外债、还债而不得不俯仰依赖西方金融势力，从而陷入类似于当今"俄罗斯"式的债务及财政危机，使中国最终丧失在经济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地位。

九十年代后期，新领导关于经济问题的某些“新思路”，从政企分开到产权改革，主张砸“三铁”、消灭养“懒汉”机制。特别是提出“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后来承诺在三年内解决国企问题等。某些新政策的背后是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思路。后来的所谓“新政”，其主要大端有四项。一是实现“产权革命”，使多数国企私有化了。二是改革了原来由中央统管的财政税收体制，建立了分灶吃饭的“分税制”。三是实现了入关即加入“ WTO ”。四是改革全民教育和全民医疗卫生系统，将其市场化了。还有一项，就是原准备全面改革金融、会计及汇率制度，使其与“国际全面接轨”。但 1997 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后来未能改下去。

结果，2000 年以后，各地政府大规模地快速推进了产权私有化。通过这种改革，国有经济转变为私有经济，国民经济中的若干部门，日益演变为被权贵资本家所主导的私有化经济。

问题是，如果真的能出现一个繁荣的私有化经济取代原有不景气的国有经济，能够大规模地吸纳社会上的失业人员，那么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解决办法。可惜现在问题并非如此。只是在短短几年之内，许多国有企业被卖光、分光、抢
光、偷光！国企体系解体，导致严重的社会失业，众多被“买断工龄”的下岗人
员沦为失业者。而他们面对的并不是新的出路，而只是绝望。

过去，“改革者”们指责公有制是“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懒汉温床，说国有企业中存在严重的隐蔽失业。现在倒好了，是桶崩水泄，连水井都给填掉了。再也不是“隐蔽失业”，而是公开失业。千百万人失去生计，失去基本生活保障
。还有不计其数的新生人口正在进入这个人群。许多人没有了饭碗，一家人没有机会，没有前途，没有未来。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源，就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引导下的一系列错误的经济政策。

新国家主义的经济原则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是两条：（1）彻底实现资本的私有化，（2）建立不存在任何国家干预的绝对自由市场。

新国家主义的核心原则也是两点：

（1）经济制度是建立混合所有制，而以大型国有制企业居于经济龙头和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但是，必须肯定国有制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和主导地位。就中国来说，不能放弃建国50年十几亿人血汗积累的庞大国有资产，使之逐渐分解、沦失、消融而被蚕食，以至被巧取豪夺地落入一小撮以各种名义面目出现的内外蠹虫手中。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这种局面不应让其在中国发生。其次，肯定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中居主体和主导地位，这首先是质上的主体和主导地位。我认为，全面私有制绝不应被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方向和目标。

（2）国家应是国民经济体制及运行的引领者、策划者、规范者、协调者和保护者。

新国家主义，就是要重新强调国家政权的经济职能，强调国家对于国民经济应当承担决定性的主导责任。坚决反对让“看不见的手”去操纵经济，反对让国民经济放任自流，反对国家从经济生活中全面退出。尤其要求国家在社会分配问题上，必须抑强扶弱，替天行道！

国家尤其不能退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命脉，特别是金融、交通、通讯、能源、国防等产业。

在民需产品上，虽然可以以利润和市场为导向，让多种所有制自由竞争。但在基础产业、高科技产业、国防军工产业上，国家决不能以利润为至上目标，不能搞“利润挂帅”，而要不惜补贴（全世界都是这样做），谋求使国家强大的长期目标、远期战略目标。以其他获利产业之利来补战略产业之亏；不能因这些产业短期无利而拱手让外人来搞。

这些重要经济领域必须由国家作主导，有计划、有目标地发展。无政府化的自由经济（世界上从来没有这种经济状态），绝不应是我国市场改革的发展目标和方向。

我认为，在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中，国家的职能不能减弱，反而应当随中国经济的扩张而不断深化和强化。这也包括运用国民经济计划的手段，规划和引领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新国家主义经济与旧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有什么不同呢？有两点不同。在旧式的公有制经济实际是一种统制（统一管制）经济。这种体制中不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地位，或认为私有民营经济只能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全部资源由中央计划和国家官僚组织严密控制。

新国家主义仍然只是“新式的资本主义”。我认为兼容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西欧“混合经济”体制，其实正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现代形态，是现代资本主义体制下比较成熟的积累和分配模式，可以作为中国的借鉴。

在这种混合经济体制中，国家应牢牢保持对于国民经济运动进行控制的主导权。这是国家强大、社会安定的根本性基石。

在其他经济活动领域中，国家也应逐步重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以经济手段和政策手段加强对于民营、私有及外资企业的管理，限制资本世袭传递，决不允许经济中形成世袭阶级种姓制度。

有人认为这一主张是对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逆转和倒退。我认为把计划体制当作一种过时的落后的体制，似乎只有自由市场体制比计划体制优越，这本身就是一种误导。在什么情况下要用市场体制，在什么情况下要采用计划调节，这要根据实际情况，并不存在一个先天优越的体制，背离它就叫倒退。

此外，国家从政治上应当高度重视当前中国社会中阶级分化已经客观形成的现实。国家应当高度重视近年来社会阶级矛盾（通过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的形式），愈演愈烈日趋激化的形势。毛泽东说，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此话其实也正是对统治者的一种历史告诫：在全部人类历史中，至今尚没有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可以无视民心民意，可以单纯用暴力机器长期压制社会内激烈的阶级斗争，使国家机器只为少数人服务，只为经济强势阶级服务，而最终能够不被推翻！前苏联政治体制垮台的更深层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其统治者，官僚集团，早已成为脱离多数民众不被人民所支持的特权阶级。

有鉴于此，明智的国家政权应当作为国内阶级关系的调和者与仲裁者，而不是单一的暴力压制者。国家应当寻求积极公正的社会政策，调节阶级关系，缓和阶级矛盾，促进阶级合作，抑制阶级斗争。

当前应当立即停止极其不得民心的“国企改制”。应当立案审查改制中出现并已引起公愤和民变的那些重大腐败案件，关注改制中的严重国产流失问题。

国家应谋求逐步重建国有体制在重要经济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国家应牢牢把握对于金融、财政的控制权。国家应进一步改革目前的财税体制，使之适合中国国情，达到既有利于括充国家财源，有利于国家集中财力，又有利于促进国内产业发展的目标。

应当设法把已分散的财政力量，重新集中掌控到国家手中，也就是说，重建中央的大财政，积极调节地方财税收入，改革现行税制中的那些弊端。由国家掌控大的财权，以主导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国家应当着手制订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发展计划，包括就业安排计划，农业现代化计划，能源战略的长期计划，以至国家内外有事的应急经济计划和周边有事时的转入战时体制计划。

中国有近十亿人口，其中大部分是贫苦者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绝不可能实施放任自由主义的发展方针。否则，中国必将频繁发生激烈的社会冲突直到最终陷入内乱。

但在我看来，这其实正是那些极力地向中国输入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国家的真正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