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苏共亡党根本原因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评李慎明同志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一书
郝贵生
原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这是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和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笔者最近阅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同志主编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一书。该著作运用大量事实，并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高度上分析解剖了苏共亡党的内在的根本原因，批驳了形形色色的错误特别是有相当大影响的归结为“斯大林模式”的观点。总体上说，该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笔者看到的探讨苏联解体原因的最好的一本书。其对于我们国家认真汲取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有较大的借鉴意义。但是该书也有明显的缺陷，甚至较为严重的缺陷。本文结合分析该书的主要缺陷的同时，也阐明笔者对该问题的回答，同时与李慎明同志及其有关作者商榷。
书中的最主要观点是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P17)这一观点具体化为三小点即一是背叛马克思主义，二是背叛社会主义，三是背叛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是完全赞同的。但我阅读过程中，发现书中所说的苏共中央究竟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什么观点?背叛社会主义的什么观点?背叛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质又是什么?却没有直接明确指出来。但在阅读具体原因分析中，隐隐约约讲到了一些观点，特别是在第二章中“苏共的基本理论与指导方针”中讲的就较具体一些。但总感觉，书中没有抓住苏共领导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观点。书中绪论第四节“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苏联剧变的原因和教训”的观点我非常赞同，特别是本节第一段引用了恩格斯的两段论述，我认为非常好。实际指出了在分析认识苏联剧变的历史事实过程中，一是一定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上，二是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然后指出了五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我都赞同。但我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主要的基本观点即阶级斗争的观点，书中没有指出。由此导致整本书中缺乏一条主线，即主要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认识之，也是整本书的最主要缺陷。而苏共中央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观点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背叛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质就是苏共领导把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转变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
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否适用于当代社会？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我们都非常熟悉《宣言》中的一段话，即“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观点贯穿《宣言》始终。马克思正是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对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表现及其经济根源，同时指出，只有消灭私有制，实现两个决裂，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所以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序言》中明确指出，《宣言》的基本思想有三点：一是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二就是阶级斗争观点，三就是无产阶级解放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我理解恩格斯的这三点内容都是围绕第二点展开的：第一点实际指出了阶级斗争存在的社会根源在于社会的基本矛盾，第二点指出了阶级斗争存在的客观事实，第三点指出了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本途径就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如果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客观存在着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要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权，对绝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能够接受的。问题在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要不要坚持国家的阶级斗争职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目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也是说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还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当代整个世界形势的分析要不要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从我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中，我认为还是应该承认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还必须坚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认识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现象，认识当代国际社会的重大社会事件和问题。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笔者这里就不逐一引用了。但问题在于无论是原苏联还是中国当代，相当一部分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都认为坚持用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认识中国、苏联和世界当代问题是搞教条主义。他们认为，今天社会发展的状况完全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时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了，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书本上的社会主义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应该“与时俱进”，也就是要放弃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这种观点是笔者坚决反对的。笔者这里不想从理论上阐述这一问题。本书中讲到认识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实践标准问题。那么我们就用实践标准观点说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究竟是否过时?
其实，本书列举的大量客观现实最有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并没有过时。
例1：第38页倒数第二行指出,苏联共产党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从本质说已经完全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共产党来说，其在理论上的错误，主要是僵化、教条。但对赫鲁晓夫始特别是到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共产党来说，从形式和表面看，虽然也有不少僵化和教条的东西，但其本质已经开始乃至最终的完全改变”。这段话实际上就是说，苏联共产党的阶级性质发生根本改变，从无产阶级性质蜕化为资产阶级性质的党。这本身不就是阶级斗争的典型表现吗?
例2：第40页第二段谈到苏联解体的三个原因的第一点时说：“一是外因，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和平演变’和对其军事威胁与争霸。”本书第八章第一节详细阐述了西方国家对苏联“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和种种策略手段。笔者非常赞同其分析。西方国家如此对社会主义的苏联的军事威胁和“和平演变”这一客观事实不恰恰说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放弃而且愈演愈烈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吗?不恰恰说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本性吗?这难道不是当今社会活生生的国际阶级斗争吗?
例3：书中第五章“苏共的特权阶层”第一节中讲,上世纪60、70年代，苏联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认为苏联从20年代一开始就存在一个特权阶层。他们将苏联视为一个阶级对立的社会，把苏联各级干部视为一个“新阶级”。书中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并具体分析了斯大林时期经济体制和党的队伍状况“不可能形成一个特权阶层”(P306)。书中说:“这种观点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是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那里几乎原封不动地抄来的。西方国家的政界、学者早就提出苏联的所谓‘特权阶级’问题。他们多是从反苏、反共的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出发，对苏共和苏联的消极面恣意夸大、恶意渲染，并挑动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P306)我赞同这一分析。但是这一客观事实不也是证明西方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苏联的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吗?
例4：书中具体分析了苏联特权阶层的形成过程。书中认为，“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共产党内已经开始出现一个特权者队伍。”(P307)到了勃列日涅夫 ，苏共内部特权者的人数不断膨胀，“在苏联共产党内终于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P308)。什么叫特权阶层?书中说：“特权阶层只是干部队伍中的一部分人，特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追求个人甚至阶级的额外权利者组成的群体。”(P304我同意这个定义。但其实质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某些权力者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谋取不应该得到的各种物质利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思想，任何价值都是劳动者创造的，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主要是依靠资本占有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而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的特权阶层实质是依靠手中权力占有劳动者创造的价值。阶级的产生固然是个经济范畴，但阶级的实质是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的特权阶层，固然不是阶级社会中依靠生产资料占有他人的劳动，但却是依靠权力占有他人的劳动。而阶级斗争的实质就是根本对立的利益集团的斗争。社会主义社会既然形成了占有他人利益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必然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处于根本对立的状态。这难道不是阶级斗争吗?
例5：本书141页批判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观点时说：“当时的苏联，剥削阶级虽已消灭，但还存在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和贪污盗窃等新剥削分子，同他们的斗争实际上也是阶级斗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同时，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或派遣间谍，或收买内线，力图颠覆苏共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这更是一种阶级斗争。这两种情况都需要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加以对付。既然阶级斗争还继续存在，苏联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也就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怎能奢谈‘全民国家’呢?”
再如我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哪一件不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的武装侵略而引起的吗?什么是战争?战争就是政治的继续，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所有这些战争的本质就是根本对立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也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与极少数的统治、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现代科学技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的趋势并没有改变人类不同利益集团的根本对立和斗争。去年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打出的99%与1%人的对立旗号，恰恰就说明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尤其是在当前还占据强势的情况下，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够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列宁的思想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前适用，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只要资本主义整个社会制度没有彻底消灭之前，同样适用于分析整个世界形势和已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现象。同理，也就必须遵照列宁的指示，在苏联解体的“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用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破解其中的斯芬克斯之谜。
二、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是坚持还是背离了列宁的阶级斗争思想？
既然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当今时代没有过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也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坚持阶级斗争的实践，组织人民进行各种形式的活动，努力防止特权阶层的出现，从思想、政治和军事上抵御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颠覆和和平演变政策。
列宁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书中第二章第四节《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第一个问题谈到“从‘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到‘阶级斗争熄灭论’”中首先谈到列宁的阶级斗争理论，也就是说，列宁坚持了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指导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在笔者看来，列宁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而且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阶级斗争提出来许多深刻的见解和思想。例如列宁在1920年《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时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这是因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列宁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135页)需要指出的是，列宁这段话主要有三点思想：一是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剥削阶级的反抗斗争比之前的斗争“凶猛十倍”。二是这种斗争存在的客观基础是国际资本的力量及其牢固联系、小生产的力量。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是“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那么之后的斯大林是否继承了列宁的思想，也就是是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呢?本书在阐述列宁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后，紧接着对列宁逝世后的苏共领导整体做了总的概括即都“未能很好地、全面深刻地领会、贯彻”列宁的思想，先是强调“尖锐论”后又导致“熄灭论”。这种对斯大林和其后的领导不加区分地整体概括正确吗?本书后面也谈到：“斯大林在领导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继承了列宁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并有所发挥”。(P140)但究竟如何继承和发挥的，书中却只字未提。但马上一转就说斯大林提出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错误理论以及造成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事实。书中这里阐述的过于简单化。应该首先说，斯大林还是继承了列宁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当时的斯大林在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粉碎了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之后，仍然有国际国内大量的客观现实使他感受到苏维埃政权存在着不稳固性，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不仅继续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军事威胁，也感受国内和政权内部阶级敌人的破坏和对干部的思想腐蚀。西方国家在武装干涉失败之后，不可能停止对其政权的颠覆活动，也必然会采取不同于武装干涉的其它种种方式。本书在谈到当时苏联的现状时说：“事实证明，苏联国内确实有不少敌特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党内不纯是事实。”(P85页)斯大林正是基于这种客观事实，做出了“尖锐化”的结论。斯大林的结论与列宁的“凶猛十倍”的思想完全是一脉相承的。难道列宁去世后，苏联的阶级敌人就停止反抗了吗?阶级斗争就趋于缓和吗?因为这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其阶级斗争的形式绝不同于夺取政权之前的激烈的外部对抗。但没有外部的激烈对抗，是否就说明阶级斗争就不激烈、不尖锐吗?斯大林继承和坚持列宁的阶级斗争思想，强调其“尖锐性”特征，正是提高苏联全党和全国人民对阶级敌人复辟的高度警惕。当然，理解斯大林的“尖锐化”理论并不是说，阶级斗争任何时候都处在高潮之中。任何事物发展都有一个低潮和高潮阶段。因为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阶级敌人摄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而暂时的退却导致形式上、表面上的阶级斗争的缓和性，并不等于实质上的缓和性。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一上台，就开始全面修正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其后的领导人步其后尘，最终搞垮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惨痛的历史事实是说明阶级斗争的缓和还是尖锐、激烈呢?斯大林强调阶级斗争但并没有把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对立起来。他也认识到，最终战胜资产阶级的反抗，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基础。这也是对列宁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大林不是“未能很好地、全面深刻地领会、贯彻”或者说背离列宁的思想，而是正确、深刻领会和贯彻了列宁的思想。所以斯大林从一开始执政，在重视阶级斗争的同时，也更加重视经济建设。那么斯大林抓了阶级斗争，必然对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保持党和干部队伍的纯洁性，起到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本书第一章第二节阐述第三个问题“联共在30-40年代取得的巨大成就”时谈到四大成就：一在辽阔的苏联大地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二是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实现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家工业化，增强综合国力。三是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四是赢得了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辉煌胜利，并且在战后几年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我认为书中的这一概括是实事求是的。问题在于，苏联这一时期取得如此之巨大的成绩难道与斯大林继承列宁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但是本书只是讲斯大林继承了列宁思想，却丝毫没有阐述斯大林抓阶级斗争对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这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缺陷。我认为斯大林“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思想和理论没有错误。但是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如何组织人民群众进行这场新形势下的新特点的阶级斗争?是否只是组织上把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清理出去，或只是简单地镇压就万事大吉吗?究竟如何区分真正的敌人?如何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许许多多问题对斯大林来讲都是新课题。他在强调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同时，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很可能把大量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甚至也有可能受了真正敌人的挑唆，把可靠的可能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也打成敌我矛盾，而且采取简单镇压的方法。特别是他的“大清洗”，其原因非常复杂。但本书在分析斯大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原因时，却极简单地归结为只是“阶级斗争尖锐化”导致的结果。这也是许多研究斯大林问题的著作、文章共同的观点和思维方法。本书绪论第四节谈到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苏共亡党问题时谈到唯物辩证法的因果联系原理。但在阐述这一原理时只是谈到其客观性、普遍性、对立性、统一性，书中还遗漏了因果联系的多样性原理。斯大林时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作为结果它与“阶级斗争尖锐化”是否有直接的客观的因果联系?“阶级斗争扩大化”作为结果其原因是一个还是多个?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当时苏联的巨大成就有否直接联系?什么联系?是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在这几点上本书过于简单化、主观化，或者加以回避。关于斯大林抓阶级斗争的积极作用、肃反扩大化的事实及其原因的分析、斯大林应该承担的责任等问题，清华大学刘书林等同志所著《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出版一书对此做了较为详细的实事求是的分析。笔者赞同其基本分析。这里不再重复。
三、苏共中央正是从根本歪曲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才逐步并最终导致其亡党和国家解体
既然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无论是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国内问题还是国际问题，都没有过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也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坚持阶级斗争的实践，组织人民进行各种形式的活动，努力防止特权阶层的出现，从思想和军事上抵御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颠覆和和平演变政策。但是从书中揭示苏共的整个蜕化变质过程中看出，恰恰是苏共领导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方法和阶级斗争的实践后，使苏共广大党员和苏联人民从自我解除思想武装发展到实践上放弃了对国内资产阶级势力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这才是苏共亡党的最根本原因。苏共背叛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书中谈到赫鲁晓夫执政后，批判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并开展“平反”和“恢复名誉”工作。实际上，赫鲁晓夫把“扩大化”的事实看作“完全错误化”，在“平反”中几乎把所有人都予以平反，而且造成所谓错误不仅是“尖锐化”的问题，而是“阶级斗争”理论本身问题，所以才导致其在理论上走到另一极端，“在理论上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否认苏联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P141)后又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出“全民国家”理论。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观点做了某些调整和修补，指出“全民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其实根本无法统一起来，本质仍然是背离阶级斗争观点的超阶级的“全民国家论”。戈尔巴乔夫完全继承了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论，而且比其走得更远，鼓吹“排除任何阶级的专政”，同时大肆宣扬和推行抽象的“无条件的民主”。苏共领导的这种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全民国家”论本质上还是背离和根本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看来，国家的本质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为主体的绝大数人的民主和对少数人的专政。书中说，“由于‘全民国家’理论的长期流行，导致苏联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不再有任何阶级斗争的观念。也失去了对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任何警惕。最后，当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向苏共发起猛烈进攻的时候，苏共不但无法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锐利武器来进行反击，反而步步退让，把国家政权拱手让给敌对势力。”(P142)实际上这句话笔者认为应该改成：“由于背离和根本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分析,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由此导致‘全民国家论’，导致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最后导致苏联的解体。”否认阶级斗争是根本，鼓吹“全民国家”论是否认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之一。
书中多个章节内容中还详细论述了苏共在党的领导、对外关系、意识形态工作、党风问题、组织路线、领导集体等多个当面的演变过程。我觉得上述方面的演变都不是孤立的现象，贯穿于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放弃和背叛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前者是现象，后者是根本。例如：
在坚持党的领导问题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夺取政权后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从革命发展到建设，从阶级斗争的中心转到经济建设的中心。但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否可以改变共产党的阶级性质和阶级斗争职能呢?由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党的无产阶级性和先进性并没有根本改变。但是如果否认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那么必然在党的性质方面否认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和先进性，否认党的阶级斗争的重要职能。因此，从赫鲁晓夫以后，“全民党”、“全民的政治组织”、“议会党”的属性就逐渐成为苏共领导的主导思想。
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极其重要的表现。什么叫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讲得非常清楚：社会主义本身不是生产力，而是生产关系，是上层建筑。在生产关系方面与资本主义和以往所有私有制的根本区别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就是坚持政党、国家的阶级性质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思想上层建筑方面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当然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国情不同，其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可能不同，国家的政体也不完全相同，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本质不会改变，国体不会改变。否则就不能够把社会主义同以往的剥削制度根本区别开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坚持党的阶级属性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意识形态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本书指出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之一是抹杀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思想制度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背离和背叛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并且举出大量事实证明苏联逐步抛弃经济基础方面的公有制度，政治上鼓吹全民党和全民国家，在思想意识形态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逐步让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泛滥和最终取代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其理论思想根源还是放弃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
在人生价值观和党的根本宗旨方面，苏共领导背离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根本宗旨。正如本书指出的苏联解体原因的第三点即“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也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知道，阶级存在的经济根源是私有制度，但阶级斗争的实质是经济利益根本冲突的对抗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阶级斗争根源于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的根本对立，根源于社会经济关系的冲突。一切阶级斗争都是围绕经济利益进行的。我们经常说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一切活动的根本宗旨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本身就是强调党的无产阶级的根本的阶级属性。党为大多数人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实质就是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还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谓超阶级的“全民党”是不可能存在的党。苏共逐渐脱离人民群众，背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质就是从无产阶级性质的党转变为资产阶级性质的党。这难道不是阶级斗争及其重要表现吗?同时，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对立的核心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共领导背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表明他们的世界观已经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化了。这难道不是阶级斗争吗?
其它方面苏共的演化进程的内在原因归根结底也是歪曲、放弃和背离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方法导致的结果。我这里就不再赘述。所以笔者概括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就是歪曲、放弃和背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由此在政治方面导致“全民党”、“全民国家”，在生产资料方面逐渐抛弃公有制，在思想意识方面逐渐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资产阶级的抽象人道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指导，用个人主义、私有观念为核心的剥削阶级世界观逐步取代为绝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由此再导致苏共全党和劳动人民对资本主义复辟可能性、危险性的任何警惕，彻底自我解除了阶级斗争的思想武装和物质力量。最后，当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向苏共发起猛烈进攻的时候，苏共不但无法依靠人民群众和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锐利武器来进行反击，反而步步退让，最终把国家政权拱手让给敌对势力。资本主义复辟从可能性、危险性转变为现实性。
四、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中我们究竟应该汲取哪些经验教训？
本书在《绪论》章第五节较为详细地阐发了应当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过程中汲取的经验教训。。书中阐发了六点思想。总体感觉没有什么大错误，但不深刻，个别地方也有待于商榷。但由于本书在揭示根本原因问题上存在主要缺陷，因此本书最根本的经验教训也没有抓住和加以阐发。笔者在通读全书后，尝试总结以下几点思想：
第一，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进一步检验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正确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和最终标准。笔者第一部分已经指出，当今世界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特别是苏联解体的客观事实恰恰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的正确性。毛泽东正是根据他们的思想，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和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的种种事实，做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思想，指出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主要危险来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说，毛泽东当时阐发这一思想只是指出其复辟的可能性、危险性，告诫人们要高度提高警惕性。现在已经从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危险性转变为活生生的社会现实，而且促使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苏共领导自身的问题。那么这一血淋淋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和走资派的理论是正确还是错误呢?笔者认为，这应该是从苏联解体的事实中总结出来的最重要最重要的结论和教训，以及怎样运用这一思想认识和分析当代中国和世界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本书为什么要回避毛泽东晚年的这一最重大的基本理论呢?
关于我们党改革开放后对阶级斗争的认识，集中体现在1981年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这个《决议》根本否定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否认阶级斗争是我国的主要矛盾。但也承认“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所有制基本都是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作为经济关系的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但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当代社会的经济关系中，私有企业的比例已经大大超过公有企业。这些私有企业中仍然是企业主依靠资本雇佣劳动者，并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也就是占有劳动者的劳动。按照列宁给阶级下的定义，实际上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剥削阶级集团。这种利益集团为了在经济上维护既得利益并攫取更多更大的利益，必然发展到政治上的种种要求，必然在思想上宣传和鼓吹其阶级意识。国内外的种种因素决定了中国当代阶级、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和可能性。主要危险仍然来自党内领导层。所以邓小平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共产党内部。”(本书P22)这实际上不自觉地承认党内走资派的客观存在。而且这种斗争比30年前更为尖锐激烈，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更为突出，且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已经变为现实。中国当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正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突出表现。这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极其大量的客观实践过程和结果，极其雄辩地、不可辩驳地证明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无比正确性。当然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如何以阶级斗争为纲?如何处理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等，都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认真总结原苏联和我们中国六十年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但是借口原苏联和中国曾经出现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事实而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最近由重庆模式和薄熙来事件引发的社会震荡归根结底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之。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及我们认识的某些局限性，使我们对许多具体事物的具体情节不可能完全了解清楚，也由此导致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事物呈现出扑朔迷离、混沌不清的状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要求我们不仅要从微观上而且要从宏观上认识问题，要求站在历史和社会生活的较高的视野上观察事物。正如本文开头所引用列宁的话，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在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认识事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法，就是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最近半年多来，薄熙来事件如同侦探小说一样，至今大量谜团都没有完全解开。但有一点的认识我们绝对不能动摇，那就是这种状况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它是国内外一切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共同导演的结果，是长期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熏陶的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在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同各种复辟资本主义的势力奋勇抗争、激烈较量和争取胜利的过程。斗争确实极其尖锐、激烈、复杂、曲折，但我们始终坚信，正义的事业是一定能够成功的。一切企图在中国开倒车，把中国重新拉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行为，实现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梦想，尽管有可能一时占据上风，但最终是不能得逞的。胜利一定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属于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属于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第二，必须把反对修正主义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中反对各种错误思潮中的首要任务
书中总结出来的第一点经验教训是“必须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工作，正确及时地反对各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里说的各种教条主义就是书中阐发的“古教条”、“东教条”和“西教条”。绪论第四节谈起其认识问题的主要方法论时讲到毛泽东的主要矛盾思想。而本书这里不加区别和不分重点地笼统反对三种教条主义和一种经验主义，这种概括正确吗?固然这几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都有较大的危害性。但最主要的危害、最大的错误思想是什么?本书却没有明确指出来。而且提到教条主义时，还讲到“西教条”。这种概括就更不正确了。固然照抄照搬西方书本理论确实也是一种教条主义，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和学者那里照抄照搬西方理论就绝不是简单的教条主义了，而是要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或者用西方理论修正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例如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全民党”、“全民国家”论、意识形态“多元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论”仅仅是教条主义吗?“教条主义”概念出自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口中时，主要是指从马克思主义书本出发，而不结合实践。如果用西方理论修正、篡改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思潮也概括为“教条主义”，那就是绝对的错误。这种所谓的“教条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用语就是“修正主义”。这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经常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念。为什么本书回避这一要害问题，而用所谓的“西教条”取代呢?同时，固然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对我们的事业危害也是极大的，但较比教条主义，修正主义更加危险，危害性更大。书中指出苏共领导的三个背叛实质就是“修正主义”。对此毛泽东有非常精辟的论述。因此，从思想理论角度总结苏共亡党的经验教训不是一般地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是要把反对修正主义作为党思想理论建设的首要任务。
第三，只有采取多种方式最大限度地保障党章和宪法赋予基层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才能使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
书中总结出来的二、三、四点即“必须坚持把最高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加强党内的监督”、“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时时依靠群众”。应该说这几点都是正确的。但究竟怎样把领导权掌握在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怎样真正发扬民主，加强党内监督?怎样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书中却没有深入展开。还只是停留在现有领导人一般讲话和一般文件中。我觉得这几点恰恰需要作者深入研究拿出自己的独特的深刻的结论来。如第一点固然非常重要，本书这一部分主要还是结合事实论证其重要性。但问题是，究竟怎样把领导权始终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呢?究竟怎样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一旦社会主义国家的个别领导人变质变色，背叛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就是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诫我们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或者有这种错误倾向怎么办?书中却没有回答。另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究竟怎样坚持党内民主和人民的民主权利，怎样加强党内和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监督机制?本书也加以回避?
本书绪论第四节谈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时讲了五个观点。笔者前面已经指出没有指出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同时还有一个唯物史观的非常重要的观点没有指出，那就是群众史观的观点。当然，本书在谈到经验教训时，也讲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群众史观思想。但笔者感到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思想的理解还停留在目前流行的一般教科书的水平，而没有汲取最新的研究成果。笔者多年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研究的同时，也特别着重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教学与研究》、《理论探讨》等刊物发表了10多篇论文。其主要观点是：
1、群众史观不仅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或重要观点，而且是唯物史观的两大基本支柱之一。群众史观理论的内容要拓展，不仅要研究人民群众本来是历史的主人，而且要研究人民群众特别是普通个人怎样成为社会的主人。认识论不是辩证唯物主义部分，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的内容。认识论不是单纯地研究认识的产生、发展和作用的理论，认识论的实质是人的素质能力的发展，马克思主认识论最主要最根本的目的是研究人怎样成为社会的主体和主人，怎样自觉地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
2、从群众史观角度界定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髓就是使绝大多数人真正成为社会主人的学说。
3、拓展群众史观理论的方法论意义。目前一般教材只讲树立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原则讲没有错误，但只讲这一点就错了。这实际上仍然把领导者看作主体、主动地位，群众仍然是被动地相信和依靠对象。群众史观最重要最根本的方法论意义就是要每一个人民群众的个体都要自己树立主人意识，主体意识。人民群众有主动批评、建议、监督、教育各级领导者的权利。此外，群众史观揭示了领导权力观的本质特征、揭示了先进文化的核心内容、现代人才观和道德观的新内容，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基础等。
如果能够从以上角度拓展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那么我们就找到了防止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蜕化变质和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根本途径和方式就是最大限度地给予人民群众对各级领导特别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的批评、建议、监督和教育的权利。无论是原苏联还是我们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恰恰在这一点上是最为欠缺和最不足的地方。毛泽东当认识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又可能丧失的危险性后，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根本途径还是依靠人民群众这一物质力量。所有才有他1945年同黄炎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著名谈话。毛泽东他老人家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开展大民主即赋予人民群众四大权利，正是从实践上探索这样一条道路。但由于种种原因，其目的没有最终成功。但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和实践方向是绝对正确的。也恰恰是在根本否定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文革实践后，尽管其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以及各种决议都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民主，但抽象肯定多，真正采取的具体措施和具体落实少之又少，而且当普通基层党员和人民群众真正自觉行使党章、宪法规定的各项民主权利时，却采取多种不正当甚至卑鄙手段侵犯、剥夺、压制、打击之。反之，那种抽象的“民主”理论却大肆泛滥，少数人的有钱有势的人的所谓“民主”权利却极度扩张。这也是导致中国当今党内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政治根源。同时从制度上最大限度地给予人民群众对各级领导特别是对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的批评、建议、监督和教育的权利，实际也是最大限度地落实人民群众是国家真正主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其重要的内容。这也是中国当代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只有把这种最强大的物质力量组织和发挥出来，才能够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人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当今许多领导者包括高级干部虽然也在天天讲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但实际上只是作为一个口号，只是把它作为掩盖自己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背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遮羞布。
第四，改革必须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而不是根本改变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
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从未有过的崭新事物，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前苏联是如此，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是如此。所谓的“斯大林模式”既有其坚持社会主义的主导因素，也有前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种种弊端。借口其弊端而根本否定斯大林模式，且把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斯大林模式”的观点绝对是错误的。但也必须承认，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以及我们国家前进中暴露出来的大量不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种种因素确实客观存在。所以才有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原苏联领导人也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但原苏联的改革却从改革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不适宜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部分逐步发展到根本改变社会主义自身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经验教训也确实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汲取。实质上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指导，区分两种根本对立的改革观：一种是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改革，另一种则是借改革之名，把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切弊端都归结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根本改变之。苏联最终改革就是走的第二条道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重要决议更多强调的是第一种改革，而且在实践方面也有许多成绩。但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改革的味道就变了。虽然在口头上仍然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调整，但是实践中已经在大量开始改掉社会主义的基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且目前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实践。笔者在这一概念刚提出时，也曾经认为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但随着实践的发展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发现这一理论绝不是所谓“创新”，而是在“创新”口号之下，修正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且在实践中已经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其巨大的危害。中国当前社会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腐败现象愈发严重、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党群众关系进一步紧张等各种社会问题无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有直接的关系，它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一切毒瘤的深层次的经济根源。但是这种理论目前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在大多数学者中已经成为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论证和实践检验的“真理”，而且还在以此为理论出发点深化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革。本书中也在宣扬这种观点。这种改革如果继续下去的话，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悲剧离中国也就不远了。
第五，必须把“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作为全党思想理论建设的重中之重的任务
本书总结苏共解体的第一条原因就是苏共领导背离马克思主义。那么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也就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理论地位。但这一思想不只是写在文件和口号中，而是真正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这些基本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包括阶级斗争原理和其它基本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认识当今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制定对现实有具体指导意义的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自觉分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对党和国家肌体的侵蚀、抵制对自身的侵蚀。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高中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本人就是肯于和善于学习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楷模。毛泽东晚年，痛感我们党的干部和理论队伍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多次语重心长地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回顾他老人家去世后的三十多年实践，更加深刻体会这些话的深远意义。有些革命老同志多次号召“开展一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党中央近些年一再强调建设“学习型政党”，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学习型政党”学习和研究的首要内容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基本著作。近些年来，党内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不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不读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窍不通，只会高喊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几个词句，一遇到社会生活中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当前形形色色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甚嚣尘上，它们直接或间接、赤裸裸或伪装起来向马克思主义进攻，就极容易对马克思主义发生怀疑和动摇，对共产主义事业发生怀疑和动摇。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丧失正是许多党内腐败者逐步走向堕落的思想根源。只有通过学习马列著作，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同当代社会各种文化、思潮做全方位的比较研究，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践性、科学性、阶级性、革命性的基本特征，才能真正懂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才能懂得共产党人必须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和目标，才能在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袭中永葆共产党人的光荣本色。今天的整个世界和中国当代面临着大量的社会问题，正确认识当代现实以及如何处理和解决一系列的社会现实问题，就必须有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没有给我们提供解决一切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但给我们提供了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我们只有认真学习、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自觉运用到现实中，才能保障中国的社会主义不走苏联之路。
第六，重视人的发展和世界观改造，真正塑造一大批真正的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的新人
本书绪论第三节在分析、评价“斯大林模式”问题时谈到几点认识，其中第四点谈到“对人和体制机制的相互作用及其关系的分析”。书中批判了那种片面理解邓小平同志国家制度改革的思想，强调在注重制度建设的同时，还要特别注重人的发展。书中引用了邓小平几段关于人的建设和人的发展的论述。(第22页)笔者非常赞同书中的观点。其实这里批判了理论研究中的一种错误倾向，即多年来在对社会发展观的理解中，相当多的人把社会发展单纯理解为外在世界即经济成果、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文化成果的发展，更有部分人只理解为经济成果的发展，而排除生产这些外在成果的实践的主体—人自身的发展。其实，人的发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基本观点。《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不仅表现为外在的经济、制度的发展，还表现为人本身的发展。不同社会的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同，人本身的素质、能力也不同。文化的实质是化人、塑造人。不同的文化内容不仅是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不同，更是所塑造的人的具体素质和做人的标准不同。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虽然有其对立的一面，但本质是剥削阶级的文化，其塑造的人的标准有其共同性。特别是在中国当代社会中，几千年遗留下的“权力至上”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和打开国门后大肆侵入的以拜金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化的腐朽内容相互结合在一起，已经构成了当代社会具有中国特色的最腐朽的思想文化，并由此塑造出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拜倒在权力和金钱面前的奴性意识，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性意识，欺软怕硬、欺善怕恶、窝里斗的内耗性意识的人格特征。中国当代社会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不仅表现在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环境污染和社会资源浪费，比其更严重的就是人的素质特别是思想道德素质的落后，包括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原苏联社会问题的逐步严重，也同样表现在人的基本素质、能力的落后。中国当代一些人包括各级领导的这种素质的落后、人格的极度扭曲已经成为制约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和瓶颈。所以邓小平同志才说，社会主义事业能否成功，“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等论述。但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引起中央和各级领导的正视、警觉和高度重视。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和阐发科学发展思想。笔者赞同这一思想。笔者认为，“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实质是“人的发展”为本，“人的发展”为核心，而人的发展就是人的素质、能力的发展。要发展人的素质，就必须正视和强调人的发展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特别是个人主义和各种剥削阶级思潮对各级领导、党员、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的严重影响，必须分析和揭示存在这些问题的社会和思想根源，必须强调对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必须强调各级领导、知识分子和广大党员紧密联系个人思想实际，强化个人的世界观改造，自觉抵制和清除剥削阶级思想意识对自身的影响，必须强调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对自身的监督和批评，必须强调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努力塑造一大批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和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真正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的新人，才能完成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目标。这也应该是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中总结出来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之一。但是，科学发展观已经提出将近十年，从十年的实践看，科学发展观根本就没有落实。不仅“以人为本”为核心的思想没有落实，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没有落实，同时背离科学发展的现象愈演愈烈。究其理论根源，就是这种科学发展观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也是社会的发展理论，而且是科学的发展理论。社会人的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包括其真正做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也就是以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理论为指导，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才能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做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真正的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