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资本主义的垄断和竞争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 金建 译
美刊《每月评论》2011年4月号发表了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贾米尔•约恩纳题为《21世纪资本主义的垄断和竞争》的文章。该文是福斯特和麦克切斯尼即将在明年由《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的《垄断一金融资本：经济停滞和社会衰落时代的政治学》一书中的一章。文章从经验、理论和历史角度评价了当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和垄断的现状，指出虽然社会科学和经济学过去30年中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垄断趋势极力进行否认，但详尽的证据证明：垄断在近几十年中一直在前所未有地得到加强。更具体说来，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见证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演化成为一个更加普遍化和全球化的垄断金融资本体系，这是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经济制度的核心，是当今新帝国主义的基础，并且是世界经济日益加深的不稳定的关键原因。而垄断一旦成立，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合法性就没有了根基。文章内容如下。
当前，主流经济学和相当一部分左派经济学认为，当今时代是企业间竞争激烈加剧的时代，而且现在是全球范围的竞争。他们认为，这一事实如此不证自明，不再需要经验证实和学术检验。另一方面，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几乎所有的企业都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从前竞争激烈的部门，像零售业，现在已经是大规模垄断连锁领域。大量的经济财富正在聚集到坐拥庞大帝国的少数超级富豪手中。数字革命产生的新公司企业已经很快被吸收到垄断阶层当中。简而言之，垄断力量正前所未有地上升。
这根本不是学术问题。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保卫构筑在竞争性市场的无处不在上，这种市场提供稀缺资源的理性配给，为现存收入分配辩护。保卫资本主义政治的前提是，经济力量是分散的，不能以对民主国家造成过度影响的方式聚集。如果垄断——而不是竞争——成为主宰，这两种资本主义的核心主张都要被摧毁。
当我们使用“垄断”一词，我们不是在非常狭隘的意义上、仅指只有一个卖家的市场。这种意义上的垄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我们是按经济学经常使用的那样，指的是公司拥有足够的市场实力来影响价格、产量和行业投资——因而行使“垄断权力”——限制新的竞争对手进入该行业，即使存在高利润率。这些公司通常在“寡头”市场上运作，在那里一小部分公司控制着生产，能够决定产品价格。再者，即使这样也不足以描述这种现代企业的力量。正如保罗，斯威齐所说， “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的典型生产单位是庞大的企业”，这种企业除了统治特定行业之外，还是“混合经营(从事多种行业)公司和跨国(在多个国家都有业务)公司”。
但是，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2004年在《无罪欺诈的经济学分析》中指出：“曾经常用的‘垄断资本主义’一词，已经从学术和政治词典中被摘除了。”对当今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家来说，只有一件事情：国家对抗市场。经济实力(和不平等一起)不再被认为意义重大了。垄断权力，更不用说垄断资本，是不存在或者不重要的。一些左派经济学家也在很大程度上同意这种说法。
相反，显而易见，垄断在21世纪的开头几十年一直在前所未有地得到加强。更具体说来，我们认为，我们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见证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演化成为一个更加普遍和全球化的垄断金融资本体系，这是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经济制度的核心——它是经济不稳定的关键原因和当今新帝国主义的基础。
真实的世界趋势：垄断力量的增长
从资本家的角度看，垄断的有利条件是不言而喻的：它降低风险，提高利润。任何神智清醒的业主和企业都不希望竞争;理性的活动总是寻求尽可能多的垄断力量，小心翼翼地避免遭遇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毫无竞争力的企业的厄运。一旦一个企业实现了经济集中和垄断实力，它就能设置进入壁垒(尽管这种进入壁垒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使得可能的竞争者成功侵入寡头的和垄断的行业变得高成本和高风险，通过这种方法以维持自己的地位。创设和维持进入壁垒是任何大企业的基本工作。威廉•谢泼德在他的权威研究《产业组织经济学》中提供了一份企业通常会用来排斥竞争者、保持垄断实力的22种不同的进入壁垒。
在这种意义上，垄断是竞争的逻辑结果，应当是可以预见的。它存在于资本主义的DNA之中。对于卡尔•马克思来说，资本倾向于在一个人手中变得更多，部分原因是简单的资本积聚，更多的是资本集中的结果，或者一个资本被另一个所吞并。在这种竞争中，他写道，一般来说， “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竞争的激烈程度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大小成反比。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除此而外，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更喜欢提供给大企业的信贷或金融，和竞争一起成为集中过程中两个主要的杠杆。通过兼并和收购，信贷体系能够在“一夜之间”创造出巨大的、集中的资本积聚。资本积聚和集中的结果都可以通称为经济积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22-724页。)
因此，关于当今经济中的垄断和竞争的状况，以及自20世纪中叶以来的趋势，这些数据能告诉我们什么呢?统计表明，头四家占有率之和为50%或更多的美国制造业(比如汽车制造)的数量和百分比自1980年以来增长迅速。经济体中制造部门越来越多的行业是以可观的垄断程度为特征的牢固的寡头或准垄断的市场。而且这个趋势是在急速上升的。
除了制造业，积聚还迅速地在经济体中大部分其他部门发展，诸如零售业、运输业、信息业和金融业。1995年，六家最大的银行控股公司(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富国银行、高盛投资公司和摩根斯坦利公司)拥有的资产相当于美国GDP的17%。到2006年底，上升到55%，2010年(第三季度)则到了64%。
在零售业，最大的50家公司的销售值从1992年的22.4%增加到了2007年的33.3%。令人注目的零售业整合的典范是沃尔玛，它代表了乔尔•马格努森在他的《有意识的经济学》(2008)中所称的“垄断资本主义”。沃尔玛作为“单一买家”(因而是和“单一卖家”的垄断相对的买家垄断)运用它的力量来控制生产和价格。关于零售业中积聚的趋势可见表1，它表明在1992-2007年的15年间，头四家积聚率在六个关键零售部门和行业都有增长。最令人注目的是在一般商店(以沃尔玛为代表)中积聚的增长，头四家积聚率从1992年的47.3%增加到2007年的73.2%;在信息商品上，书店的头四家积聚率从1992年的41.3%增长到2007年的71%，电脑和软件商店从1992年的26.2%上升到2007年的73.1%。
表1 美国零售业最大的四家公司的销售百分比
行业(NAICA标准) 1992 1997 2002 2007
食品和饮料商店(445) 15.4 18.3 28.2 27.7
健康和个人护理店(446) 24.7 39.1 45.7 54.4
一般商店(452) 47.3 55.9 65.6 73.2
超市(44511) 18.0 20.8 32.5 32.0
书店( 451211) 41.3 54.1 65.6 71.0
电脑和软件店(443120) 26.2 34.9 52.5 73.1
注释：NAICS体系的转变意味着1992年不能严格地同上年(见图Ⅱ)进行比较。然而，上述行业可以用美国统计局提供的“NAICS索引”进行匹配。
资料来源：“经济统计”，1992、1997、2002和2007年，美国调查者(美国统计局，2011)。
单个行业的积聚率是重要的，但是和以前相比，在衡量大企业的全面垄断力量上却比较有限。这是因为典型的大企业不仅仅在一个行业运作，而且是一个从事多种行业的混合企业。获得考虑到典型大公司的多种经营性质的经济积聚趋势的全面图景的最好办法是，观察总积聚的某些量度，比如，两百家大公司与经济体中所有公司相比的经济地位。
2000年美国共有550万家大企业、200万家合伙公司、1770家非农业独资企业和180万家农业独资企业。自1950年以来美国最大的200家公司的收入占全部经济体的经营收入的百分比不断上升。我们发现，最大的200家公司的收入不断上升，占全部收入的比率从1950年的21%上升到2008年的大约30%。
大企业比它们的小型竞争者获取更高的利润的能力，是这些企业实现垄断的程度的一个指针。从1950-2008年，最大的200家美国企业的总利润占全美经济的总营业利润的百分比，从1950年的13%上升到了2007年的30%。
前200家公司的利润份额在2008年略有下降，反映出金融大危机首先影响到一些最大的公司，然后辐射到经济体中其余部分。尽管可见的数据止于2008年，不过很清楚，大公司们在2009年和2010年又重新反弹，重新收回了它们的损失，很可能收回的比损失的还多得多。《财富》杂志(2010年4月15日)提到500强企业，指出它们的收益在2009年增加了335%，这是财富500强企业在过去的56年当中取得的第二大增长。2009年的销售收入增长了四倍多。正如《财富》所说的：“因此，500强的利润实际上已经回归正常，在极端的几年之后——2006年和2007年的泡沫和2008年的暴跌。”很少有人怀疑，大企业的这种恢复和它们的垄断力量有关，是垄断力量使得它们将危机成本快速转嫁给失业者、工人和小企业。
竞争的新浪潮?
我们提供的和美国经济相关的证据表明，当今的经济积聚正前所未有地严重，它在过去的20年迅速增长。那么，为什么这一点没有被广泛认同——甚至经常被否认呢?为什么实际上如此多的来自各个政治派别的人都认同过去的30年是经济竞争复苏的时代?对于这种值得关注的现象，有几种可能的解释。首先，过去的30年见证了世界经济的戏剧性变化。四种大趋势发生了，它们分别或者一起出现，以促进新的经济竞争，而同时又不可阻挡地导致更大的积聚：(1)经济停滞;(2)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的增长;(3)金融化;(4)新技术的发展。
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增长率的下降，无疑在改变对垄断和竞争的认识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尽管企业的垄断趋势一般在经济学主流中不被看作危机的原因，二战之后大资本和大联合企业之间的同一化，特别是在制造业上，经常被视为分析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的一个关键部分。和资本联系在一起的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坚持大企业要摆脱它们既定的劳资关系。企业重组强调和市场压力一致的精简节约的竞争形式，这被当权者视为经济复苏的至关重要的一步。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它被广泛争论)，就是发起更具竞争性的全球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兴起的大企业逐渐作为全球经济层面上的跨国公司来运作——当然它们在自己的国内市场和全球经济中彼此对抗，有的更加成功，有的不那么成功。结果就是大公司体验到的直接竞争压力增加了。这种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在美国公司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美国公司在战后最初的年份受益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无可匹敌的霸权。跨国公司鼓励世界范围内的外购和销售作为增加它们的边际利润的方式，它们的生产和利润较少依赖国内市场。从任何一个国家的视角来看，这看上去是竞争的大幅增强——尽管在国际整体经济中，它鼓励一种更加广泛的资本积聚和集中。
美国汽车业是这种进程的最明显的例证。作为经济力量积聚象征的底特律三巨头，在20世纪70年代明显被来自日本和德国的汽车制造商的复兴的国际竞争所削弱，日本和德国的汽车制造商能够在美国市场分一杯羹。正如大卫•哈维所指出的：“甚至在60年代被视为巴兰和斯威齐定义的‘垄断资本主义’的范例的底特律汽车制造商们，也发现自己正面临外国尤其是日本进口汽车的严峻挑战。资本家因而不得不寻找别的途径构建和保存自己被觊觎的垄断权力。它们所采取的两大步骤”涉及“资本的高度积聚，通过金融力量、规模经济、市场地位和狂热保护技术进步……通过专利权、许可法和知识产权来寻求垄断”。
影响大企业竞争环境的最重要的历史性改变之一是金融作为制度的驱动力的复兴，在这个时期权力逐渐从公司董事会转移到金融市场。金融资本，其货币资本以光速移动，逐渐占据了镜头，与20世纪50和60年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工业资本大部分都是自我融资的，不依靠金融资本。在投机金融的新时代，经常有人争论说，全球化竞争的先进的和纯粹的形式已经出现了，由新闻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所称的“电子游牧族”所统治，没有人对此有控制权。稳定的公司的旧有统治正在过去，现在的公司在未受过训练的眼睛看来，就像无尽的竞争喧嚣——一个真正的未知领域。
技术的变化还影响对大公司作用的看法。新技术特别和数字革命联系在一起，互联网带来整个新行业和大公司，很多旧的大公司，比如IBM，被削弱了，虽然几乎没有受到重大打击。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的《新工业国》中一个小型公司群专制地统治着基于它们自己的“计划体制”的市场的世界，明显受到了损害。
所有这些发展都通常被视为产生了经济中的更大的竞争，因而可能和垄断的普遍趋势的看法相矛盾。然而，事实更为微妙。这些小冲突大部分都是由逐渐积聚的国际大公司引起的，每次都旨在保持或增强它们的相对垄断力量。正如哈维所说，这种全球化的寡头对抗更多地是为了构建和保持“备受觊觎的垄断力量”，而促进公认的经济学中所使用的狭义上的竞争则在其次。20世纪的垄断资本主义并不是在向它早先的19世纪的竞争阶段回归，而是演变成一个21世纪的全球化的、金融化的垄断资本的阶段。蓬勃发展的金融部门创造了喧嚣和骚动，但是它还加速了各种各样的兼并和收购。说到底，金融始终是一支垄断力量。1999年宣告的全世界范围内的兼并和收购交易额达到340万亿美元，这个数值相当于当时的美国全部工业资本(楼宇、厂房、机器和设备)价值的34%。2007年，就在金融大危机的前夕，全世界的并购额达到438万亿美元，比2006年上涨了21%。这一过程造成的长期结果是世界范围的资本积聚和集中的逐渐增长。
1971-2008年，500家大跨国公司(在美国和加拿大经营业务)的并购净值占世界收入的百分比上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表现得尤为明显的上涨趋势，指出了这些大跨国集团的并购正以超过世界收入增长的速度积聚资本。事实上，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2008年，500家大企业的年全球并购净值占世界收入的百分比已经成10倍增长。
让我们回到汽车行业。经过20世纪70、80年代的剧变，不再有一系列的全国性的汽车行业，而是出现了一个汽车生产的全球寡头，其中五家跨国公司——所有这些在这一进程开始时都是全国性的控制中心——制造出了几乎一半的世界汽车，最大的10家公司制造世界汽车的70%。因此就出现了幂律分布：第25强的汽车制造商现在的份额约为全球市场的o.5%，第50强的全球制造商份额不到0.1%。这种状况的逻辑指出了现存的玩家之间的另外一种并购联合的浪潮。没有银行能够开出50万亿的支票给排名第50的企业，让它加入前五强的行列进行博弈。
世界500强企业的总年收入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上升。2006年，就在金融大危机到来之前，这些公司的世界收入相当于整个世界收入的大约35%，然后在危机到来时下降。在过去的六年当中，《财富》一直编制自己的世界500强企业名单，被称为“全球500强”。(这不仅包括在美国和加拿大经营的那些全球性公司，正如Compustat所使用的较长时间序列中的数据，而是涵盖世界范围内的500强企业。)它表明全球500强收入占世界CDP的40%(2008年下降到大约39%)。如果一个全球500强公司的股东拥有公司35%-40%的股份，他们会被视为拥有公司的经营权。尽管这种类推并不完全对，毫无疑问的是，如此大规模的公司越来越代表着世界经济的控制性利益集团，对资本主义的未来、世界人口和地球造成巨大后果。
2009年，按收入排名的全球25强私人大企业是：沃尔玛，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英国石油公司，丰田汽车公司，安盛公司，雪佛龙，荷兰国际集团(ING Group)，通用电气，道达尔公司，美国银行，大众汽车，康菲石油，法国巴黎银行，意大利忠利保险，安联保险集团，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家乐福，福特汽车，埃尼集团(ENI)，摩根大通，惠普，意昂集团，伯克希尔一哈撒维公司和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这些企业横跨全球。萨米尔•阿明称之为“广泛的、金融化的和全球寡头的晚期资本主义”，非常恰当。毫无疑问，大型跨国公司能够运用它们非同一般的权力从大众、国家和小企业身上征收垄断租金。竞争的新浪潮就说到这里。
竞争概念的模糊性
在我们看来，对经济中的垄断程度长期混乱的最重要原因是我们所说的“竞争概念的模糊性”。这指的是竞争概念在经济学中和在更日常的使用中(包括在企业自身的用语中)经常很矛盾。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他于1962年初出版的保守主义经典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弗里德曼写道：“竞争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在一般的话语当中，竞争意味着个人的对抗，个人寻求超过他的已知竞争者。在经济世界，竞争的意思几乎恰恰相反。在竞争的市场没有个人之间的对抗。没有个人的讨价还价。自由市场中种植小麦的农民不会感受到自己受到来自邻居的对抗和威胁，而这个邻居事实上是他的竞争者。没有哪一个参与者能够决定其他参与者获得商品和工作的条件。所有人都接受市场给出的报价，每个人对价格的影响都是微不足道的，尽管所有参与者一起通过各自行动的联合效应来决定价格。”
换句话说，因为企业数目多、规模小，典型的经营单位对价格、产量和投资都没有决定性的控制，所有这些都取决于市场，并且每个企业和它的竞争者之间都没有对抗关系，只有这时，才存在竞争。任何一个公司都无力以改变它或其他公司面对的基本竞争力的方式来进行干涉。因而每个企业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都由它所不能控制的市场力量决定。这是经济学中的竞争的基本意义。
然而，正如弗里德曼所强调的，上述竞争定义直接同更广泛地使用并在商业分析中指称对抗——尤其是寡头企业之间的对抗——的竞争概念相冲突。他说，商业意义上的对抗式竞争，是和竞争对手的匿名性相联系的经济学中的竞争意义的“对立面”。
另一方面，被视为竞争的对立面的垄断也有同样的问题产生。正如弗里德曼所声称的：“当某个特殊的个人或企业对某种产品或服务拥有足够的控制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他个人进入这个领域的条件，就存在垄断。在某些方面，垄断更加接近于一般意义上的竞争概念，因为它涉及个人对抗。”他告诉我们，在经济学术语中，当企业拥有“意义重大的”垄断力量，能够影响价格、产量、投资和它们运行其中的市场中的其他因素，因而获得垄断收益时，就存在垄断。这种公司更可能处于同其他公司的对抗性的寡头关系中。因此，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垄断“更加接近于一般意义上的竞争概念”。
在弗里德曼的竞争和垄断概念中显而易见的竞争的模糊性揭示了当今的大公司更接近等式的垄断一边这一事实。经济新闻中竞争和竞争性战略的大多数例子事实上都是准垄断企业(或者寡头企业)之间为了获得更大的垄断力量的对抗性斗争。因此，今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所说的竞争，更有可能是寡头式对抗，即垄断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斗争。或者再强调一下讽刺意义，媒体与商业圈、政客与专家之间越是讨论激烈的竞争，事实上经济中的垄断力量就越来越强大。
我们所说的“竞争概念的模糊性”是在20世纪20年代由约瑟夫•熊彼特作为一个问题首先提出来的，他在自己的经济由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推动的理论中，较早地担心大型垄断企业兴起所造成的影响。20世纪早期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大企业的兴起，导致很多人试图解释从竞争性资本主义到(称呼各异的)托拉斯的、积聚的或垄断的资本主义的转向。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的理论家以马克思的资本的积聚和集中的分析为基础，在这方面表现非常突出。20世纪初，在试图构建基于垄断的资本主义的独特理论方面走得最远的两位思想家是撰写《营利企业论》(1904年)的美国激进经济学家凡勃伦和撰写《金融资本》(1910年)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按照“尽量简短的定义”将帝国主义描述为“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1890年美国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旨在控制卡特尔和垄断企业的兴起。当时没有人怀疑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经济积聚的新阶段，不管是好是坏。
1928年，熊彼特在一篇题为《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的文章中论述了这些问题，以及它们所表现出的对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的威胁。他认为，“19世纪”可以被称为“竞争的时代，紧随其后直到现在的是一个逐渐‘托拉斯化的’或者‘有组织的’、‘受控制的受管理的’资本主义”。在熊彼特看来，双头垄断或者“多头垄断”的状况(当时“寡头”一词尚未引进) 比完美的竞争或者单独垄断“实际上重要得多”，“在理论意义上”更具有普遍的重要性。事实上，纯粹竞争的概念对于正统经济学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精神支柱的性质”，由于过于依赖它，垄断现象出现对经济学正统的侵蚀是“相当严重的”。
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中(很久以后的1942年又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为解决这一问题引入了“协同定价”的概念。这就意味着在“多头垄断”条件下的大公司像协同者一样行动，在同其他公司的行动的关系中决定自己的行动，处心积虑地寻求限制自己的对手，特别是在价格上，通过各种形式的串谋，以使集团优势最大化。然而，无可掩藏的是这一事实，即这种方法构成了经济学之墙的重大“突破”，引进了对于主流经济学不管是在古典阶段还是新古典阶段的全部语料库都非常陌生的基本经济单位的概念。
这种对既定教义的突破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不断扩张。在主流经济学中，几乎同时由琼•罗宾逊和爱德华•钱伯伦于20世纪30年代引入的不完全竞争的理论，不仅仅(甚或大部分)论述寡头，而且还强调处于各个层面的所有公司的垄断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以产品差异的形式。垄断因素在经济学中的蔓延程度，比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的分析所承认的要多得多。斯威齐1939年提出了最具影响力的寡头定价理论，被称为“拗折需求曲线”分析。他认为，在现行价格的需求曲线中有一个“拗折”，因此寡头公司能够发现自己面临着竞争的价格冲突，如果它们寻求较低价格，市场份额就不会增长，只能挤压利润。这些对不完全竞争的贡献构成对传统经济学的重要限制条件。然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却被从正统经济学的核心分析框架中排除，正统经济学继续依靠非现实的、越来越荒谬的卖者和买者无穷多的完全竞争的假设。因此，小企业能够进出各行各业，享受完全信息，生产类似产品。
面对大的垄断或寡头企业的兴起，新古典经济学所面临的根本挑战，是要坚持它的一般均衡的整体理论所依靠的完全竞争的经济模式，因而放弃对经济的任何现实评价的可能性，还是支持更大的现实主义放弃这些假想的模式。新古典主义理论家通常作出的决定——从整个20世纪再到21世纪不断得到增强——是保持完全竞争的模式，尽管它不能适用于现实的世界状况。其中的原因约翰•希克斯在他的《价值和资本》一书中表达得最为完善：
如果我们假定，具有代表性的公司(至少在大规模经济体的重要行业中)对它的销售价格能够施加某些影响……因而[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垄断企业……然而必须要认识到，对完全竞争的假设的普遍抛弃，对垄断假设的广泛接受，必定对经济理论有着摧毁性的后果。在垄断条件下稳定条件变得不可确定;经济规律得以构建的基础因而被剪断了……
我认为，我们只有假设我们将要涉及的大多数公司所面对的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并没有多大区别，才能从这场灾难当中拯救出任何东西——还要切记，受到威胁性破坏的是[新古典主义的]普遍均衡理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然后，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起作用的经济体制规律在一个包含广泛垄断因素的体制下才不会有明显差异。至少，这种逃避看上去值得一试。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正在走出危险的一步，很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接下来的分析中将要恰当地讨论到的问题。不过，我个人认为，我怀疑是否我们为此排除的大部分问题都能由经济理论方法做出非常有用的分析。
因而，经济学家所面对的选择是非常严酷的：严肃地讨论垄断作为现代经济中一个上升因素的问题，从而削弱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或者否认垄断的根本现实性，从而维护这一理论。权威经济理论家一般选择后一种路线——但是这给他们理解和阐释真实世界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积聚和垄断的问题在大危机的背景下变得更加重要，通常声称，由垄断企业强加的管理价格和对生产和投资的限制造成了经济停滞。结果就是这个时期的大量研究和调查，包括阿道夫•A.伯利和加德纳•C.米恩斯关于积聚和管理革命的著作《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1932年)、亚瑟•罗伯特•伯恩斯的被遗忘的经典《竞争的衰亡》(1936年)，它们研究价格竞争在寡头垄断企业中的实际禁止。随着这些研究而来的是罗斯福政府的临时国家经济委员会所实施的经济积聚听证，这个委员会特别关注垄断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商务部又开展了其他调查。用罗斯福总统在1938年的话说，美国正在经历“历史上无可比拟的私人势力的积聚”，而“价格竞争的消失”是“我们目前的[经济] 困难的首要原因之一”。
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极好地回应了罗斯福新政对垄断的批判，他试图将现实主义与对“垄断实践”的辩护结合起来，将垄断视为以其最重要的形式同竞争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创造性破坏的永恒风暴”，或者马克思所称的“生产的不断革命”。熊彼特认为，最要紧的是革新浪潮，它使得“经济结构从内部”革命化，“不断摧毁旧的经济体制，不断创造新体制。这个创新性摧毁的过程是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事实”。然而，他承认，这样的创新性摧毁也导致了资本的巩固。
他针对寡头垄断企业，比如美国的汽车制造，声称“从激烈的生死搏斗中出现了现在占总销售额80%以上的三巨头”。以这种“经过修订的竞争”，大公司明显享受了一定的垄断权力，“以一种应该被称为协同而不是竞争的方式在它们中间”采取行动。尽管如此，这种寡头垄断公司仍然处于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之下，在这种意义上，无法继续革新就可能导致保护它们免于潜在竞争者的准入壁垒的削弱。准确地说，正是革新或创新性摧毁使得大垄断公司周围的壁垒对新竞争者来说如此脆弱不堪。事实上，在熊彼特看来，如果大公司犯了错，并不在于“托拉斯化的资本主义”自身，而是由于它经常带来企业功能的削弱。
但是正是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最好地表达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公众对垄断和竞争的看法。加尔布雷斯以三本影响颇大的、打破旧习的著作——《美国资本主义》(1952年)、《丰裕社会》(1958年)和《新工业国》(1967年)——领导了对传统观点的非正统的自由主义的攻击。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他在《美国资本主义》中以竞争的模糊性看法发起了自己的批判。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竞争概念的严格性成为整体分析的阿喀琉斯脚踵。他引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话，认为最好以此作解释，哈耶克曾坚决主张：“只有当竞争起主导作用时，也就是说，只有私人生产者不得不根据价格变化调整自身、不能控制它们时，价格机制才能完成自己的功能。”这就是经济学家们所使用的竞争的定义，加尔布雷斯认为，这导致商人和经济学家之间的无尽的误解。商人在花费一整天盘算对手的销售力量、广告代理、工程师和调研人员后，可能在感受到采自竞争的极大烦恼中回家。然而如果他能够对价格进行可测量的控制，那么他就明显没有上述意义上的竞争性。如果他对那些从常见的英语用法中占用一些词汇、为了自己的目的赋予它们似乎非常有限的意义的学者感到些许恼怒，没有人会感到惊讶。
加尔布雷斯认为，美国的典型企业如今在经济上已经高度集中了，被一小部分“非常非常大的企业”所控制。只要经济体中的企业用“双极分类”看来，不是只包含完全竞争者(大量没有价格控制的小企业)，或者只有垄断者(单卖家——事实上不存在的现象)，那么理想的竞争模式就是运转得非常好的。但是一旦垄断或者“秘密垄断”被认为是典型例子，所有这一切就都改变了。“假设寡头在经济体中是普遍的，就是假设类似垄断者的权力在很多、也许甚至多数市场中存在。”价格不再是不受个人影响的因素，权力和对抗不再从经济分析中被排除。“寡头不但远离竞争世界……而且它还通向垄断世界。”
基于事实的垄断观点在战后几十年拥有相当大的市场。哈佛经济学家萨默纳•斯利克特是自由市场的支持者，他悲叹“竞争正在死亡的观点很可能已经被大部分经济学家所接受了”。暂不论政府的反托拉斯法政策有多大的影响问题，但是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反托拉斯的绝望放弃相对比，战后时期似乎是一个强有力的公共利益行动主义的时期。
垄断和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激进政治经济学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因希法亭和列宁的贡献开创了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概念，但是这个领域的工作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停滞了。更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满足于停留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基于19世纪的市场条件所确立的情况，无意于依据与垄断阶段相联系的新发展来扩展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然而，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新马克思主义)方法发展的关键一步，随着米哈尔•卡莱茨基将“垄断程度”(一个企业对主要生产成本实施价格加成的能力)的概念引入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分析而产生了。卡莱茨基将成本加成视为垄断程度的指数，因而也是集中程度、准入壁垒等等的反映。他的创新主要表现在《经济动态理论》(1952年)中的几段文字中，说明不断增加的垄断/寡头程度的影响不仅是在垄断企业中(与竞争性企业为敌)积聚经济剩余(剩余价值)，而且还将以工资为代价提高剩余价值率(也就是说剥削率)。
现在可以明了，正如约瑟夫•施坦因德尔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和停滞》(1952年)中所描述的，垄断的增长创造了一个偏向于过度积累和停滞的经济体。
由“垄断程度”概念演化而来的卡莱茨基和施坦因德尔的著作，成为巴兰和斯威齐1966年的《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一书的重要经济学基础，这本书是随着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URPE)的兴起，激进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崛起的理论基石。因而，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版的第一本重要经济危机读物以《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激进视角》命名。
对于巴兰和斯威齐来说，资本主义竞争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在自己的书的开头写道，“我们必须承认，在19世纪的英国曾占据主导地位的市场关系形式的竞争，已经不再拥有这一地位，不但在英国，而且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典型经济单位不是为无比巨大的市场生产相同产品的微不足道的份额的小企业，而是生产一个行业、甚或若干行业的大量产品份额，并且能控制其价格、生产总量以及投资的种类和数量的大型企业。换言之，典型的经济单位具有曾经被认为只有垄断企业才具有的特性。因此，忽视垄断在构建我们的经济模式中的作用，继续将竞争视为普遍情况，是不对的。我们在试图理解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时，不能离开垄断，或者仅仅把它看作一种修正因子;我们必须将其置于分析工作的非常中心的地位。”
建立在卡莱茨基的垄断程度概念的基础上，巴兰和斯威齐认为，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在生产水平上确定的)，只特定存在于竞争资本主义中，在垄断资本主义中已经被生产中产生的潜在剩余率的上升趋势所代替。这导致过度积累和停滞：对此的主要补偿因素是军备支出、销售努力的扩展和金融投机的增长。通过对劳动过程实施更紧密的控制，从而从一定的工作额中榨取更多的劳动能力，正如哈里•布雷弗曼在《劳动和垄断资本》(1974年)中所说明的。又因为能够更好地在全球范围内搜寻便宜的劳动力，——这个体系能够产生更多的利润。因此就不仅仅是更多的利润转向垄断企业，体系自身当中也产生了更多的利润。
这种分析的核心是价格竞争已经实际上被垄断资本阻止的观点——正如早先斯威齐在他的拗折需求曲线中所描述的。在巴兰和斯威齐撰写《垄断资本》的时代，这一点在美国政府对钢铁行业所实施的听证会上得到了强有力的确认。钢铁决策者们证实，他们只能心照不宣地或间接地和他们的寡头竞争者们联合起来提高价格，并补充说在价格上“我们当然不能下降”，因为那样“就会遭遇我们的竞争者”——导致激烈的竞争和利润的下降。正如斯威齐在1958年的钢铁听证会复印件边页所注明的：“他们几乎都在描绘拗折曲线!”巴兰和斯威齐写道，寡头垄断市场的结果是存在对价格削减的“强有力禁忌”。通过暗中勾结，大公司越来越倾向于一种价格机制，正如《商业周刊》的著名总结所说：“只向一个方向运动——上升。”大型寡头垄断公司是价格制定者——不是正统经济学所假定的价格接受者。
这种视角的价值在今天看来已经非常明显。正如垄断金融资本的代言人、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在2011年2月所宣称的：“评价一个企业好坏的唯一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制定价格的力量。如果你已经拥有了提高价格而业务不丧失给竞争者的力量，你的企业就非常好。如果你在涨价10%之前还要进行祷告，那么你的企业就非常糟糕。”对于巴菲特来说，这全关乎垄断力量，而不是管理。“如果在大约五年前，你拥有城里的唯一一家报纸，那么你就有定价权力，你根本不用去办公室”担心管理问题。
然而，将寡头市场变成共享垄断的协同定价策略在20世纪初只是缓慢地发展。巴兰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中观察到，公司管理层需要时间“学会协同行为的优点”。这通常只发生在一段时间的毁灭性的价格战之后。间接的串通，比如追随价格领导者，终于解决了这一问题，为大型企业创造了不断扩大的毛边际利润。
在《垄断资本》看来，竞争并没有消失，而是形式和方法变化了，极大地偏离了竞争资本主义。针对价格竞争的强大禁忌没有延伸到行业中的低成本优势的竞争，这种优势主要通过降低单位劳动成本获得——主要武器是生产方式的不断革命化。然而，在垄断资本下，成本降低通常并不导向价格下降，而只是扩大边际利润。
产生于寡头垄断对抗的其他各种形式的竞争取代了从前价格竞争所占据的主导作用而占据了优势：产品差异化、销售管理、广告等等(巴兰和斯威齐所称的“销售努力”)成为技术发展之外的主要方式，公司通过这些方法寻求在短期内增加利润和市场份额。然而，所有这些形式的竞争都更为接近这个谱系中的垄断一面，既挑战了古典经济学的自由竞争观念，甚至更加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概念。
与此同时，如果新技术不适应大公司的长期利润最大化战略，它们就会经常阻碍新技术的开发和公布，这是在原子式竞争下不可能的选择。巴兰和斯威齐在这里反对熊彼特的观点，熊彼特认为“创造性毁灭的永恒风暴”——新方法、新技术——是竞争的真正重要的方面，不断威胁到大公司，威胁到“它们的基础和生命力”。相反，他们认为，现代大型企业，或者熊彼特所称的“协同者”，“通常并不威胁彼此的基础和生命力——甚或边际利润。它们所参与的各种非价格竞争绝对没有不相容于垄断利润的恒久性及其与时增长……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永恒风暴已经减弱为偶然拂来的微风，不再是大企业的威胁，而是它们自己彼此之间的协同行为”。
《垄断资本》的中心议题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所描绘的整个系统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已经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现实是一种“利润率的等级制度”，最高利润处于那些公司大而集中的行业之中，最低的则处于非常原子化的竞争的行业中。因而，公司规模的增长、经济集中以及准人壁垒服务于更大的公司权力积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个等级制度内没有流动，大资本也会收缩或膨胀，一些会退出，新的公司会崛起。单个垄断公司并非牢不可破;行业的集中水平也会变动。新企业的兴起能导致一段时间竞争的增加，直到调试过程出现。但是总的来说，这一理论指出了越来越大的垄断化、资本积聚和集中，以及利润率的等级制度。
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企业增长基于积累的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企业规模和垄断势力的增长是同追求更多的积累携手并进的。从这个观点出发，典型的大型公司的增长，不仅仅是纵向一体化(包括它的生产和分配的整个流程的所有子公司)，以及水平一体化(联合同行业、处于生产同一阶段的公司)，而且还演化成一个联合大企业和跨国公司，就没有什么让人惊奇的了。像杜邦公司这样的联合大企业在20世纪的早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然而，在这方面，在二次大战之后的美国却发生了质的区别。正如长期现象分析家威拉德•穆勒于1982年所声称的：“现在在[美国]经济体的大多数中，联合大企业不再是例外，而是规则了。”
然而，比联合企业重要得多的是“跨国公司”的快速增长，这个术语是曾任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主席的戴维•利连索尔于1960年创造的，随后紧接着被《商业周刊》在1963年4月的一个特别报道中采用。跨国公司，尤其是源自美国的，被广泛视为对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不断增长的威胁，被威胁的国家和民族不仅存在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外围，而且存在于某些核心发达国家。对于巴兰和斯威齐来说，这种现象的兴起并不难解释：跨国公司代表着海外的垄断资本，大公司移出处于体系核心的母国，去控制其他地方的资源和市场。跨国公司需要的是：“对外国供给资源和外国市场的垄断控制，使得它们能够以特别优惠的条款进行买卖，可以将订货从一个子公司转移到另一个，根据哪个国家有最优惠的税收、劳动力和其他政策来决定。一句话，它们想按照自己的条件、在自己选择的地方做生意。”
20世纪60年代，正统经济学家在留给垄断势力很少空间的竞争模式的框架内，绝望地拼命应付逐渐被跨国公司所统治的世界经济的新现实。他们始终如一地试图强调，这种公司是旨在最优配置资源并与竞争性市场保持一致的有效率的工具，它导向一般均衡。最初主流经济学对跨国公司增长的解释聚焦于以下几个因素：(1)国家之间的劳动力和资本的不同要素禀赋;(2)国际股票市场的风险溢价;(3)依赖内部资金以扩张公司市场的需要。然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切中以积累和权力为条件的跨国公司的现实。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学家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他在1974年惨死之前成为同时代一位主要的激进经济学家-1960年撰写了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他运用企业组织经济学揭示了跨国公司的现实，直接鼓舞了对这个国际主体的诸多批判著作。海默突破了正统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依据对全球垄断势力的调查，发现跨国公司和传统的竞争理论相矛盾。其他人，比如查理•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他的《美国的海外业务》中，尽管远没有海默那样具有批判性和现实主义，但也部分地吸收了海默的“直接投资的垄断理论”。海默关于垄断势力对跨国公司投资的影响的著作变得非常重要，就连联合国由约翰•邓宁在1993年编辑的丛书《跨国公司理论》，也以海默的著作作为现实主义理论的第一本重要著作来开篇。
马格多夫和斯威齐发表于1969年的《跨国公司评注》，将跨国资本描述为展现了垄断资本的基本特色，反映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过度积累的问题。结果是：“垄断公司受内部压力驱使，走出和超越了它传统运行领域-[因而，]今天美国的200家大型非金融企业——这些公司合起来占据全国企业活动的将近一半——已经到达了既联合化又跨国化的阶段。”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金融企业在接受跨国经营方面紧跟上来。事实上，今天理解大企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它同金融的关系。在这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领先于其他所有人。在马克思的现代企业或者股份企业的概念中，促进资本集中最重要的杠杆——不是竞争本身的压力(或国家作用)——而是金融体系的信贷的发展。现代企业的兴起，首先以铁路的形式，然后更为普遍地以工业资本的形式，通过工业证券市场的发展而成为可能。因此金融导致集中。恩格斯在去世之前的1895年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了两个部分的附录，第二个部分的标题是“交易所”，可惜只以大纲的形式保存下来。它首先考察工业证券市场的兴起，将这种兴起系于“在所有的工业国，至少在英国，生产的扩展赶不上积累的增长”(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8页)这一事实。恩格斯将这种过度积累的趋势视为大资本创立和通往世界殖民/帝国主义的外移运动加速的一般经济基础。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和凡勃伦的《营利企业论》聚焦于作为垄断杠杆的金融。
尽管工业企业后来产生了很多的内部资金，所以它们曾经一度在投资上极大地摆脱了外部金融，但它们的存在仍然同在积累过程内部广泛的金融作用的巨大扩张联系在一起。随着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公司无法为它们创造的巨额剩余找到生产性投资的出口，逐渐转向兼并、收购和在经济体中的金融上层建筑中进行联合投机。金融领域以一系列的金融创新作为回应，鼓励更进一步的投机，导致经济在逐渐停滞——即倾向于在其基础处放慢增长——的同时，也被信用/债务的增长持续拔高。我们认为，垄断资本发展中的这一阶段最好被解释为向垄断――金融资本的转变。
新自由主义的新说辞：垄断即竞争
垄断处于主流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因此激进经济学家对垄断的承认和重视，很难被主流经济学家所效仿。相反，在20世纪70年代，当然直到80年代初，这个领域恰恰走向相反的方向。向一个“更贫乏、更卑劣”的资本主义体制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将芝加哥学派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带到了统治地位。哈耶克、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以及其他许多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现在统治了这个行业。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者和制度经济学家——他们对基于现实的对垄断的评价更为同情——更不必说左派经济学家，发现自己被边缘化了。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胜利不是高超的论辩技巧或一流的研究的结果。它最好被视为同垄断—金融资本的兴起相伴随的必要的政治—经济政策的对应物。更具体地说，它可以描述为对与资本主义核心中的积累停滞的新阶段联系在一起的积累和竞争的改变的回应，也是对相关的全球经济金融化的回应。乔伊斯•柯尔克于1988年在《重组世界经济》中有力地描述了20世纪70和80年代在资本全球化的迫切性上的普遍转变：
资本为追求利润而持续流动，这一过程本身在客观上重组了经济——通过自然的加强，而不是战略或计划的结果。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利润主要发生在金融投机和商业寄生，以及其他短暂无常的服务部门，而不是在生产当中-20世纪80年代金融“产品创新”的惊人增长，股票市场的国际化，银行和公司为了尽快获得收益纷纷进行货币投机……所有这些都遵循资本主义规律……银行自身已经从贷款单位转变为金融投机者……与此同时，资本集中于大型联合企业和贸易公司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日益增长的竞争已经在所有部分——金融、基础工业、商业——创造了生产能力过剩，阻碍了投资，鼓励了非生产性金融投机。
正如柯尔克所说，这些变化起初通过“自然的加强”出现——作为资本追求克服20世纪70年代中期全球经济危机的所有局限的结果。但是，它们很快通过国家和国际组织形式导致对所有限制资本的形式的政治-经济的反击，这些限制形式原本包括福利国家、商业监管、承认工会、反托拉斯、对外商投资的控制，等等。这在当时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重组计划。公司逐渐外包生产以削弱工会和降低成本，依托更广泛的全球资源输入，利用边缘国家的低工资。公司之间的全球竞争增加了，但是在马克思的意义上，它的确为资本的更大集中构建了一个同金融联系在一起的杠杆。
这种新自由主义思想复活的关键是重新明确地表达，完全竞争事实上存在于现实当中，并不仅仅是在黑板上。经济集中和垄断不再被认为是重要的，尽管一个多世纪以来集中都在不断增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灵巧地利用了竞争概念的模糊性，这对改变在学者、政策制定者、运动积极分子和一般公众当中关于垄断的全部争论至关重要。
使得垄断势力这一传统议题靠边的最重大的理论发展是基于交易成本概念的关于企业兴起的新理论。1937年，罗纳德•科斯(他于1964年加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撰写了现在非常著名的文章《企业的性质》，认为相对于一个企业的内部生产成本，公司一体化(特别是纵向一体化)的原因与降低产生于市场中的购买投入的外部交易成本有关。纵向一体化发生时，被视为公司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而不是试图产生垄断势力，在成本和“效率”上优化的一种方式。
交易成本引入经济学是一个重大革新。但是科斯的意图很明显。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我的基本立场一直都是……我们的经济体系基本处于竞争状态。因而任何对企业兴起的阐释都必须适用于竞争条件，尽管垄断可能在特别情况下也非常重要。20世纪30年代初，我在寻求一种不依赖于垄断[动力]的公司存在方式的解释。当然，我在交易成本中找到了它。”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的观点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都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随着自由市场保守主义的上升，逐渐被用来攻击所有关于垄断力量的观念，挑战传统的企业组织理论和反托拉斯运动。随着对交易成本的重新强调，所有在企业一体化方面的发展都被阐释为“效率”优化，而垄断权力的问题被当作不重要的话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弃置一旁。应当指出，诉诸这种意义的关于“效率”的论点是不可信的，因为它在本质上是循环论证，以根据定义被认为有效率的“市场交易”的术语来证明其合理。以这个视角，更多的利润和积累被推定为效率的指针，然后因为它们是有效率的而被合理化。根据这一标准，“有效率”的劳动不是劳动时间更少，而是单位劳动成本更低，因为这直接提高了利润。
科斯的交易成本分析后来在奥利弗•威廉姆森具有影响力的著作《市场和组织》(1975年)中得到推进，拓展了它在“效率”方面假定的说法，明确地旨在缓和反托拉斯法对垄断、寡头、纵向一体化企业和联合企业的打击。
在对全球水平的跨国公司增长的分析当中，交易成本分析被那些同情跨国公司的人大力强调。它还为拒绝并最终忽视由海默、巴兰、斯威齐、马格多夫以及全球激进批判者开启的基于垄断的阐释提供了基础。交易成本被表述为跨国公司的外部接口。因而简单地说，全球公司通过将全球经济因素吸收到它们内部的进程而运转得更有效率，从而降低它们的交易成本。垄断租金不再被认为是中心。主流经济学家过于强调交易成本，不断地批判海默的垄断权力是理解跨国公司兴起的关键的理论。权力不再是分析全球公司的中心问题。
乔治•斯蒂格勒更为努力地试图支持将完全竞争作为新的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一部分，以恢复它先前的荣耀。在他的《乔治•斯蒂格勒——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1988年)中，斯蒂格勒强调，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中心目标是全方位摧毁垄断权力的概念(包括它和广告之间的关联)。他还阐明，他自己的著作特别关注反对“越来越多地强调垄断的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批判; ‘垄断资本主义’几乎是那种文献中的一个固定用语”。尽管斯蒂格勒声称，马克思的积聚和集中理论是对马克思理论的主线的偏离，不过他还是认为这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威胁。
在1987年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竞争”词条中，斯蒂格勒开始从广义上将竞争定义为个人、组织和国际之间的“对抗”，权且掩饰竞争的模糊性，然后很快滑到经济学术语中的竞争，没有清晰地区分这两种意义。随后完全竞争作为竞争的真正内容和与现实竞争世界“最为接近”的术语被引入。而在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实际运行的竞争”(垄断)，被描述为在现实中根本没出现的，纯粹是理论上的完全竞争：似乎无数小企业作为单元来运作的经济体。他总结道：“今天完全竞争的概念在理论经济学上和它曾经有过的一样非常流行。”
与此同时，芝加哥学派从相反的方法出发，建立在斯蒂格勒1968年的《企业的组织》基础上的关于垄断积极方面的论证发展起来。这种方法始终将垄断权力视为：(1)反映出更大的“效率”;(2)很快崩溃并回到竞争;(3)短期垄断利润事先被保持垄断的成本所吞噬。垄断因而自然稍纵即逝，很快变成竞争，因此它可以被忽略。这还伴随着对历史的相当大的重写，比如，斯蒂格勒和他的同事试图否认导致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的垄断崛起的掠夺性价格政策。
一般说来，新自由主义胜利时代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它促进了那些躲避现实寻求纯粹市场竞争的多种版本的经济学。理性预期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一般的经济行为人都被委以绝对的理性，能够利用高等数学做出日常经济决策)被设计用于否定政府能够在管理经济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有效率的市场假说被设计用来在理论层面断然否认金融领域的任何消极面，除了“有效率的”产出。
至于竞争，保守主义风行“可竞争的市场理论”。这种理论被宣传为“企业组织的新理论”，其目的正如它的首要倡导者威廉•鲍莫尔所说的，是要展示竞争和效率并不一定要求“大量活跃的生产企业，这些企业个个都将自己的决策建立在它太小无法影响价格的信念上”，正如完全竞争理论中所说的。反之，可竞争市场理论假定企业的潜在竞争者的“无成本的可逆准入”或者完全自由的准入和退出。构成垄断权力的概念基础的准入壁垒在纯粹理论层面被取消了。特别是，规模经济不再被视为某个企业构成实质上的准入壁垒的优势。反之，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有非常自由的准入。反托拉斯行动因而不再是必要的。竞争性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被用来促进撤销对航空公司的管制;后来它又前进到正好创造出这种理论所说明的反面，导致垄断或寡头。结果，正如企业组织理论家斯蒂芬•马丁所观察到的：“纯粹可竞争市场理论，被表述为完全竞争性市场理论的普遍化。”他们认为，实际上，完全竞争性市场是存在的，甚至在完全竞争条件不具备的地方。市场是天生自由的，除非国家或劳动者进行干预。
在新自由主义阶段，反托拉斯法案的实施受到罗伯特•伯克在他的著作《反托拉斯悖论》中的观点的很大影响。伯克是威廉姆森的著作(尽管着重“效率”而不是交易成本)和芝加哥学派的著作的信徒。他声称垄断是理性的、短暂的，很快被新的进入所消弭。关于垄断和寡头市场结构，伯克写道：“我的结论是这种法律从来也不应当攻击这样的结构，因为它们体现了消费者福利的各种力量的适当均衡。”因为消费者的福祉是这一领域的公共政策的目标，任何反托拉斯的措施都因为引起“低效率”而威胁到消费者的利益。垄断权力的问题完全是不重要的。
几乎所有认为企业的现状从定义上说是竞争的、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的主要保守经济学家——希克斯、哈耶克、弗罩德曼、斯蒂格勒、科斯和威廉姆森——都被瑞士银行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点就让我们理解了新自由主义的颂歌处于怎样的主流地位。
垄断和左派
最重要的是，全球竞争的增长使得垄断问题对经济学家来说不那么紧迫。对于斯蒂格勒来说，正是以美国钢铁和汽车行业在20世纪70年代下降的国家和国际地位为象征的来自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的“潜在竞争”，导致广泛的“对垄断蔓延的怀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重要的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左派经济学家都同意斯蒂格勒和芝加哥学派关于垄断不重要的看法，尤其在增长的全球竞争方面。三位著名的激进经济学家托马斯•魏斯科普夫、塞缪尔•鲍尔斯和戴维•戈登在1985年认为，美国经济中的总集中增长得缓慢，国际竞争使得巴兰和斯威齐分析的垄断资本问题在美国不再重要。他们指出，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拥有的垄断权力肯定比他们20年前所拥有的要少。而且这并非一个例外的行业”。罗伯特•罗斯和肯特•特拉赫特在他们1990年撰写的著作《全球资本主义》中宣布了“垄断资本主义的死亡”，预测(尽管没有证据)资本主义现在的特征已是“全球公司”之间的“强有力的价格竞争”，表明外国竞争者进入美国市场意味着美国汽车业不再拥有寡头垄断的特征。
我们想将此描述为左派经济学家之间的大分裂的开始，这需要大量的调查和讨论，但是我们无法做到。这一主题在左派当中的讨论比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教员休息室中发生的多不了多少。多数激进经济学家——在其他很多问题上都意见不一的群体——的精力和注意力转向认为“垄断不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的阵营，大部分左派经济学家不再关心这个问题。
抛弃垄断概念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接受了明确的理论立场，而是左派当中关于全球化经济轮廓的思考的极度混乱。戴维•戈登于1988年给《新左翼评论》撰写了一篇题为《全球化经济：新大厦还是瓦解之中的地基?》的文章，在当时被广泛认为是这一主题的开创性研究。这篇文章读上去就像各种不确定的汇编：全球化是国际竞争的巨大增长，还是由跨国公司统治、获取新的统治水平的一个过程?尽管戈登非常仔细地分析了相互冲突的各种趋势，但他发现回答自己所提出的问题还是非常困难的。其他任何人也没有轻而易举地给出答案。在这种情况下，相当普遍和一致的国际竞争的观念占据了很多左派的分析。
左派对垄断资本问题兴趣减弱的另一原因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教旨主义血统的增长，后者越来越拒绝在其分析中提及垄断资本——因为关注垄断这种方法试图在超越马克思《资本论》的历史领域内前进。正如约翰•威克斯1981年在《资本主义和剥削》中所断然宣布的：“在巴兰和斯威齐的著作中高视阔步的垄断在这些作者的著作之外无立足之地。”
然而，对于左派整体来说，从垄断权力思考移开的主要原因是受到竞争概念的模糊性的影响，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改编的竞争，这一点几乎是没有疑问的。随着大公司逐渐在全球市场上流动和扩张，它们不是被看作马格多夫和斯威齐所说的“垄断跨国公司”，而是纯粹和简单的竞争者。各种各样的思想家们——比如乔万尼•阿瑞吉、大卫•哈维、罗伯特•布伦纳、热拉尔•杜梅尼尔和多米尼克•莱维——所写的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论文，没有系统地提及经济集中和垄断的问题，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的——将他们的著作在这方面和前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家鲜明地区分开来。
考察一下对近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两位学者乔万尼•阿瑞吉和罗伯特•布伦纳的著作。阿瑞吉的《漫长的20世纪》表明，左派激进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已经转变到了什么程度。在他对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描述中，不但没有垄断权力或垄断资本的争论，而且大公司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也完全用直接来源于科斯、威廉姆森和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的交易成本分析来进行解释。一个世纪以来对垄断资本增长的左派分析明显消失了。在1999年，简单地不再考虑垄断，布伦纳就复制了这个时代精神。
当然，在这种从垄断权力思考的转变中还有抵抗者。一些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在这些年间继续发展垄断资本讨论的方方面面。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马格多夫和斯威齐解决了与垄断资本联系在一起的停滞如何导致经济金融化的问题。他们在20世纪70、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中很详尽地考察了垄断-金融资本的转变。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心问题是理解跨国生产如何改变了垄断资本之间对抗的性质，以及这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后果。正如马格多夫在《帝国主义：从殖民时代到现在》中所写的：“需要理解的是，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过程受到竞争刺激，引起单个资本间斗争的加强，尽管在一个不同的范围、以改变了的策略。”马格多夫和斯威齐未将1977年美国钢铁业的危机视为对垄断资本命题的反驳，他们聚焦于钢铁业国际剩余生产能力的增长及其与经济停滞的关系、所导致的竞争力斗争，以及这种斗争在全球范围产生的更多积聚和集中中的作用。这种斗争并非垄断资本的结束，而是代表了它向另一种水平的提升。
在这方面，企业组织经济学家埃瑞克，舒茨中肯地观察了国际竞争：“一旦市场扩张到包括全世界的生产者，集中的趋势都必定占据统治地位，正如它在全世界的汽车制造业中的兼并联合中表现出来的。”我们之前已经指出，五大跨国公司现在几乎占据世界汽车生产份额的一半，而十大企业占全球汽车生产的70%。在这个领域集中只能被预测为上升，而不是下降。
其他左派经济学家也追踪着垄断方法。英国理论家基思•考林在他具有先见之明的著作《垄断资本主义》中进一步推进了争论。对于考林来说，寡头正在从主要的国家层面向国际层面移动。他写道：“国际舞台上的变化，比如更小、更紧凑的国际寡头集团的建立，将有利于维持国际串通的程度……国际寡头的每一个成员都参与其中，所以任何[单个企业]试图以[例如]关税降低来保证更大市场的企图都将导致[其他企业的]即时反应，这意味着这样的行动是无益的，因而单个国家的垄断程度都保持了下来。”他指出，全球大型公司认为这是既定的：即以全球劳动力和更小的公司为代价，“自由贸易将导致跨国公司越来越强的统治，意味着利润转移至这些大公司”。更有甚者，“国际公司的增长意味着在任何一个国家产生的停滞趋势……将很快被转移到很多国家……跨国公司的统治的增长可能增强已经在垄断资本主义中在地方蔓延的停滞趋势”，使其变成全球规模。
道格•多德在两本破除旧习的著作《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2000)和《不平等和全球经济危机》(2009)中，将这种历史变化解释为从垄断资本主义I型转向垄断资本主义II型，这非常有价值。如果说垄断资本主义I型在美国大约1975年以前都明显是寡头生产体系，相比之下，垄断资本主义II型被和金融(和信息技术)更为密切的大得多的跨国公司所统治，它们处于全球经济顶点，并且是增长的全球一体化生产的一部分。他指出，巴兰和斯威齐“在1966年所分析的”，“现在适用于全球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II型。为什么是II型?因为20世纪60年代确立的关系和过程已经发生了重大和迅速的改变：从70年代到80年代、90年代，甚或自2000年以来，大公司的权力和实践已经在范围和速度上都有所进展，通过这种做法它们的危险后果大为加深了。”
我们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兴起的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最好被描述为全球垄断-金融资本。萨米尔•阿明最近阐明了这一阶段的更为重大的政治意义： “下面的现象无法摆脱地彼此联系在一起：寡头资本主义;寡头的政治权力;野蛮的全球化;金融化;美国霸权;全球化服务于寡头的运作方式的军事化;民主的衰落;地球资源的劫掠;南部国家的发展被抛弃。”
我们的希望在于，能够有对垄断问题的普遍共识，有对此问题的更为重大的研究和争论，所有相信基于事实的社会科学的主要学者和经济学家广泛参与。这对左派学者特别重要。激进经济学家很快抓住了新自由主义造就的经济不平等的迅速增长，尽力考察其原因和影响，宣传它的存在。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很多杰出的左派政治经济学家逐渐开始理解和评价金融化和债务对经济越来越大的重要性。重新思考垄断问题是这个链条的下一个环节，对于有意义地、综合地理解不平等和金融化都是必不可少的，更不用说20世纪的资本主义。迄今为止的研究几乎都是在隔靴搔痒。
理解垄断权力不但对理解资本主义体制如何运作和停滞以及金融化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它还对于理解政治和统治的真实世界、对任何有意义的帝国主义分析是必要的。为民主而斗争要求我们，必须面对拥有和控制大型垄断企业的财阀这一现实，它们持有越来越集中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我们必须学会清晰有效地对那些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的每一天都体验到这种权力的结果的人们说话——或者我们作出妥协，不再理会这一现实。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09期，摘自2011年第9、10期《国外理论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