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产业被外资并购整合并非宿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 程恩富 张飞岸
近日，龙永图先生在“2006中国企业创新高峰会”上提出“中国企业应该争取被国际整合”的观点。他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产业转移明显加速，这次大转移不是整个产业的转移，而是产业的某些环节的转移，这就形成了连接世界各国的跨国生产链和跨国的供应链，中国企业在这样的战略机遇期里，整合资源的能力比自身拥有的资源要重要的多。他强调，关于资源整合的效力，美国波音飞机值得一提，波音飞机的零部件是在全球70多个国家生产后于美国组装，其在全世界的产业链条上串起了一支多国部队。基于波音飞机的案例，龙先生分析说，我国企业要想成为多国部队的首脑，要争取先成为其成员。他认为，中国的企业要想拥有这样的整合能力，首先要经历被整合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大部分企业是被动整合的，然后通过拥有尖端专利技术、国际资本品牌以及相当大的市场份额，逐渐争取成为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当中的龙头。他还强调，我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阶段被动整合是有国情基础的。
龙永图先生的观点一经提出，便遭到各方质疑。其实，他此次提出“中国企业应该争取被国际整合”的观点，是去年观点的进一步延伸。在去年8月22日举行的花都汽车论坛上，龙先生曾和汽车行业老领导何光远副部长就汽车行业是否应该搞自主品牌、到底该如何搞自主品牌展开过一场论战。龙永图先生当时表示，中国不必刻意追求自主的汽车品牌，我们不能够为自主品牌而搞什么自主品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里面，汽车产业注定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产业，因此，对自主发展要有全球化的视角，不管叫“翠花”还是“Lisa”，如果其中许多核心零部件和核心的技术都是在中国开发在中国使用的，那么它叫什么名字就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在高起点的基础上参与全球化的合作和竞争。
通过以上两次讲演可以看出，龙先生对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道路的认识有片面性。他经常谈到美国波音公司的全球产业链，认为波音公司正是整合了全球的资源，在全球70多个国家生产其零部件，才拥有了客机制造业龙头老大的位置，以此论证中国的企业不需要搞自主品牌，而只需用在跨国生产链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争取被跨国公司整合，就可以在未来的国际市场上赢得自己的利益。
一、国际案例印证了什么观点？
龙永图先生是我们尊重的有影响的退职官员，但他关于波音公司的发展案例并不能印证其“中国企业只有先被整合，才能整合别人”的观点，因为并没有证明波音公司是先被别的公司整合，而后才发展到现在拥有自己独立的知识产权和全球产业链的客机制造业的垄断地位的。不仅波音公司不是，而且世界上几乎所有拥有垄断地位的跨国公司都不可能是被别的公司整合后，才取得现在整合别人的能力的。因为如果当初它们被别的公司整合成为跨国生产经营链上一个“打工仔”，那么，要继续维持一个加工厂的地位还需费尽心血，哪有时间和能力去研发占领行业制高点的尖端技术。没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品牌效应，又凭什么去整合别人呢？
可以继续印证我们观点的案例随手可得。例一：1962年诞生于美国阿肯色州一个小镇的沃尔玛公司，最初只是一个原始总投入仅有两万五千美元的小零售店。从一个小零售店发展到拥有近万家连锁店，年总销售额2500多亿美元的全球跨国巨型企业，沃尔玛神速发展的奇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在沃尔玛的发展中，我们看不到以被并购与合资手段来达到企业扩张目标的影子。在美国本土，沃尔玛走“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道路，通过自主研发，成为第一个发射卫星定位物流配送系统的零售企业。如果仅靠零售，沃尔玛并不能取得今天的骄人业绩，它的成功，得益于它拥有一套以控制终端消费为战略的物流供应链系统。这个系统使沃尔玛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在世界各地配送商品，从中获取巨大商业利润。这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卫星定位物流配送系统是沃尔玛在零售业竞争取胜的法宝。
例二：众所周知，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产品，其核心部件芯片的材料取自于用之不尽的矿沙（硅），小小的沙子附之于创新性的知识劳动，就卖出高于其成本几十倍、几百倍的价值。计算机软件是一个完全的知识产权创新产品，微软公司在短短的时间里发展到雄踞世界500强企业的霸主地位，我们同样看不到通过被并购和整合而大发展的路径和轨迹。
以上例证说明，世界上一流的企业，一定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无可复制的核心技术的企业，而期望通过被跨国公司并购而取得企业长远发展的观点，必定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幻象。
二、从“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
龙永图先生提出的中国企业应争取被外资整合的观点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声音，事实上他代表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利用外资这一问题上的一个认识误区。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曾经历过一段物品短缺、资金匮乏的时期，在发展经济资金不足的条件下，吸引外商投资一直被看成是解决国内建设资金不足的重要途径，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不惜通过实施众多的优惠政策，包括低价或免费供地、减免税收等方式来达到招商引资的目的。外资的大量进入填补了过去国内存在的巨大资金缺口，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就业机会，加快了发展市场经济和国际化的进程，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
不过，近年来洋商投资已经不再满足于合资与参股，而凸现独资化、大型化和垄断化等新动向，且越来越多地采用“斩首式”并购方式，其谋求企业和行业控制权的欲望逐步显露。据国家统计局分析，2000年以来，跨国公司直接并购中国企业，尤其是行业龙头企业的案例逐步增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并购的目的，从过去单纯通过参股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逐渐向实现公司全球战略布局的意图演变。因此，相当多的外资并购并非仅仅追求财务上的收益，更多的则是追求产业整合、技术独占、品牌通吃、资源控制、垄断地位、消灭现存和潜在竞争对手等。也正因为如此，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现在的外资并购在对象的选择上往往倾向于具有技术垄断（如机械行业）、区域市场垄断（如水泥行业）、资源垄断（如能源行业）、政策垄断（如银行业）等企业。
并购动机的变化形成了外资收购战略的变化。当今，跨国公司对中国企业的收购战略在不断调整新手法，“联合并购行动”、“整体蚕食行动”、“重点斩首行动”、“全面打压行动”等，已经形成对国有企业及民族品牌企业恶意并购。去年以来，中央领导高度重视机械行业的外资并购问题。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也强调，要谨慎对待垄断性跨国并购，如果听任跨国公司的恶意并购自由发展，中国民族工业的自主品牌和创新能力将逐步消失，甚至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体——中国企业特别是一大批骨干企业也将不复存在。
如果听任国家多年培育的骨干企业被跨国公司吞并，我国产业的核心和关键部分被外资控制，国家将失去对工业和整个产业发展及技术进步的主导权，我国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的基础将被逐渐弱化，中央大力倡导的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振兴装备制造业等方针政策将失去前提。还有一个后果是，如果大多数“中国企业被国际整合”，将影响到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家“十一五”规划的实施，国家经济调控效果和经济安全均会受到牵制。
时至今日，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引进外资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是为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不是要使中国大多数企业成为跨国公司的加工厂，更不是为了放弃我国民族企业自主研发、自力更生的发展能力。如果引进外资不仅没有帮助我国企业实现 “师夷长技”、加速自主和自生发展的目标，反而使失去了市场、资源、品牌和技术等对于民族工业而言弥足珍贵的东西，那么，引进外资、外技和外牌的战略和策略就发生了偏差。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流行观点认为，“民族产业”的概念已经过时，不应再强调发展本国的民族产业，而应使 中国的企业纳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经营流程中去，依靠外国大公司提供的技术，专门从事跨国公司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某些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的部分，从而使中国经济逐步变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流程的某一部分。
正是在这种认为民族工业已经过时的流行观点的误导下，有些地区和部门“招商引资”而不“招商选资”，大搞国内的无序竞争，利用跨国公司消灭本国民族企业竞争对手，甚至放任外资对我国战略产业的恶意并购。这种只知道赚钱，不知道自主发展，只注重眼前利益，不知道长远利益的短视行为，已逐渐显示出过度依赖外资的依附性危害。
三、发展“四控型”企业
与改革前期相比，今天中国的经济面临的问题已不是资金相对匮乏，而是资金相对过剩。据报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发生了根本性扭转。从经常项目逆差、资本项目顺差组合演变成经常性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态势，从2002年开始，净误差与遗漏项也呈现贷方顺差，三顺差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以上种种迹象都说明，目前中国的资金过剩，根本没有必要不惜一切引进外资。
19世纪下半期的德国、20世纪下半期的日本和韩国等跨越式发展的经验都表明，一个落后国家的民族工业要想获得长远发展，必须在国家的科学保护下获得自主研发核心技术和发展民族产业的机会。而自主研发是需要花费时间和大量资金的。正是由于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过程和预期收益间存在一个不短的时间差，我国一些急功近利的专家才提出中国不需要搞自主研发，只需要在跨国公司的生产链上谋得一个打工的位置，中国应该发挥劳动力密集的比较优势专心发展加工业。至于大飞机等高科技产品，我们只要多生产裤子，拿钱换就可以了。这是一种非科学发展的理论和政策。
综上所述，民族工业的发展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不能主要靠引进外资和国际并购，不能在发展战略上满足于做跨国公司的加工厂，只参与国际分工的底层活动。我国必须大力倡导自主研发和自主发展的科学道路，应在结合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控股、控技（尤其是核心技术）、“控牌（尤其是名牌）和控标（技术标准）”的“四控型”民族企业集团和民族跨国公司，突出培育和发挥知识产权优势，早日真正打造出中国的世界工厂而非世界加工厂，从而尽快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和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型。
（程恩富系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
原载于《上海国资》200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