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刘吉《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

《解放日报》2003年9月5日第11版发表了刘吉《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一文，其用意自然是要引导人们加深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可是，我们上海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评报协会学习讨论这篇文章之后，觉得它讲的并不是真科学，而是伪科学，散布了许多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此，它不能起积极的“引导”作用，只能起消极的 “误导”作用。试举几例，并评析之！ 一、贬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刘吉在文章第一部分，竭力贬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迄今已有150多年了。……在战争和革命年代曾有过巨大的辉煌。然而，到了和平与发展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逐渐走入困境，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苏联共产党亡国亡党，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按照这种说法，在150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是“在战争和革命年代曾有过巨大的辉煌”，其他都是不值一提的。这种论断是违反客观事实的。

事实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除了“战争和革命”之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过巨大的辉煌”。社会主义消灭了人剥削人的不公正现象，为劳动人民共同富裕和当家作主提供了制度保证。社会主义创造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高速度，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国家的落后面貌。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已成为经济上、军事上能与美国抗衡的世界一流强国。从1955年到1985年这一社会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20％提高到40％。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发展，并在客观上迫使国际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某些改良，使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有所缓解，从而在总体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这些充分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取得的“巨大辉煌”是多方面的，决不是仅仅表现在“战争和革命年代”。

刘吉不仅抹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取得的“巨大辉煌”，而且还歪曲苏联蜕变的原因，把它归罪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他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违背了社会主义的真义，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最后干脆自我崩溃，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刘吉在这里讲的“苏联模式”，也就是“斯大林模式”。按照他的观点，苏联之所以“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其根本原因就是坚持“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或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对于“斯大林模式”，我们必须作实事求是的辩证分析：“模式”中许多基本的东西（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是体现科学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的，必须予以肯定；而“模式”中的某些具体实现形式，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局限产生的弊端，则必须予以否定。不作辩证分析，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甚至把苏联蜕变归罪于“斯大林模式”，那是十分错误的，极为有害的。

刘吉的这种观点，是和党中央的论断背道而驰的。胡锦涛同志2000年11月12日在中央党校举办的学习“四个如何认识”研究班结业时指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所以会解体，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苏联共产党所以会失去政权并顷刻瓦解，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理论上政治上出了问题。从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到戈尔巴乔夫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前后经过三十多年，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导致党内思想混乱，思想政治上彻底解除武装，苏联共产党从思想涣散走到组织瓦解，教训是很深刻的。”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苏联的蜕变，是从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公开背叛马列主义所导致的恶果。时至今日，刘吉仍然不同意党中央的结论，居然还要和赫鲁晓夫唱一个调子，把苏联的失败归罪于“斯大林模式”，不是咄咄怪事吗？二、曲解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刘吉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简单地归结为“实现现代化”。这就不仅抽掉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制度属性，而且背离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

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当然要实现现代化，但它不是一般的现代化，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就为“现代化”做了“正名”工作，明确指出：“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接着，他又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强调指出：“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后来，他又进一步分析了两种不同的现代化：“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他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在这个关系“事物的本质”、“中国的发展道路”的大问题上，刘吉竟然站在邓小平对立面，他在文章中多次提到“现代化”，却没有一次讲社会主义，这正好表明他“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邓小平要求“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因此，我们指出刘吉在这个问题的错误，决不是吹毛求疵。

刘吉用“现代化”概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更是不妥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在2003年2月编印的《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指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基于对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可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反映。因此中央强调：“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但是，刘吉却只要“不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把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前提的四项基本原则，把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开放，也就是把“立国之本”和“强国之路”统统抛之于九霄云外，这就必然背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谈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时，在说了一句“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人类社会必然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最根本的规律”之后，就笔锋一转，大做其“但是”文章。他说：“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的100多年时间里，人类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在不同层次上呈现了许多新的共同规律，这是当代共产党人必须认真研究和认识的。只有按规律办事，党的事业才能胜利前进；忽视或超越规律乃至违背规律，党的事业就不能不受到严重损失。在实现现代化的层面上，人类在这一百多年的实践中摸索出了一系列共同规律”。他在这里想告诉人们，马恩所论证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已经被“许多新的共同规律”取代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按照现代化的“共同规律”办事。他所列举的现代化“共同规律”，主要的就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实现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等等。这些所谓现代化的“共同规律”，都是属于经济和技术性的，它只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一部分现代化规律，根本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范畴。在这里，刘吉实际上是想用所谓的“共同规律”，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三、鼓吹“现代化”消解了共产党的阶级基础

刘吉认为，“如果中国在21世纪实现现代化……‘现代化’这一重大后果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建理论却是空前的严峻挑战；社会主义建设和党传统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被严重削弱，处于逐渐消解之中。”他在这里警告我们，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不仅要挑战 “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要挑战“党建理论”，即“严重削弱”、“消解”“党传统的阶级基础”，从而改变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他进而作这样的论证：“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使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生产力不仅意味着它是原创的生产力，而且是最先进的生产力。因此，只有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及其劳动方式的阶级或阶层，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毋庸赘言，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已经不是典型代表了。”由此， “在当代，正是掌握着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站在第一生产力生产第一线，正用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实现着人类新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知识分子，标志着当代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在这里，刘吉明白地向世人宣告：现在“只有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及其劳动方式的阶级或阶层”（引者注：刘吉在这里讲的 “阶级或阶层”，当然不限于知识分子，还包括那些有文化的私营企业主）代表先进生产力，具有先进性和革命性，而蓝领工人已经不代表先进生产力，丧失了先进性和革命性。这样，“党传统的阶级基础”，也就被他“消解”了；新的所谓“阶级基础”，只能是把蓝领工人排除在外，而把私营企业主包括在内的那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阶级或阶层”了。

刘吉的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最根本的体现在它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今天，所谓先进生产力，是指以现代科技特别是高新科技为龙头，带动经济迅速发展的税务。在我们国家，与这样的生产力直接联系的劳动者只能是工人阶级，而不可能是其他任何“阶级或阶层”。在这个工人阶级队伍中，既有知识分子，又有蓝领工人。我们既要看到知识分子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又要看到即使是高新技术企业，也只有在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当然也有脑力劳动）的工人参与之下，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试问，没有生产第一线工人的劳动，能够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吗？能够进行先进的生产吗？因此，广大工人群众当然具有先进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那种把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言行，是极其错误的。

刘吉从否定蓝领工人的先进性，进而鼓吹“消解”“党传统的阶级基础”，而把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所有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阶级或阶层”，统统作为党的“阶级基础”，这实际上就是否定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对于这种所谓“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江泽民同志早就进行了批判。他说：“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个时期以来，国际上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甚嚣尘上。我们国内也有一些人借口我国阶级状况、阶级关系有了新的变化，世界上发生了新技术革命，企图否定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国家的领导阶级，从而否定党的阶级基础，否定党的性质，最终否定党的领导地位。对这股逆流，我们必须坚决顶住。”我们只要把刘吉鼓吹的所谓新的“建党理论”，和江泽民同志所批判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相对照，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不仅没有 “顶住”，反而直接卷进了“这股逆流”，在其中兴风作浪，大肆贩卖“马克思主义”的私货！四、散布劳动价值论和阶级分析法“过时论”

刘吉说： “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剩下的劳动者阶级他们的社会利益没有什么根本冲突，在本质上、全局上、根本上是一致的。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劳动的领域和方式大大扩大了，新的阶层不断涌现，社会财富增多了，劳动者写实了，手中也有资本了。因此，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价值以及相应的阶级、阶层的分析，都不可能与当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同日而语。”他这一段话讲些什么呢？主要讲了三个观点：其一，认为现在中国只有劳动者，没有剥削者；其二，认为现在社会财富多了，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也就合二为一了；其三，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阶级分析法完全不适用了，也就是过时了。

刘吉认为在中国只有劳动者，没有剥削者，而且劳动者也是资本所有者，这是不能成立的。请问，那些掌握私有生产资料、雇佣许多工人、占有剩余价值的大老板，和那些受他们雇佣的穷工人，能够是一样的劳动者，或一样的资本所有者吗？

刘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过时了，更是站不住脚的。李铁映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2003年第1期上发表了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文章，指出：“一百多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的！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科学是不能丢的，规律是不能违背的。今天，密切结合当代中国的实践，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深入研究新形势下的劳动和劳动价值论问题，是十分必要和有重大意义的。”这就是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没有过时，我们今天还要以它为指导。

刘吉鼓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过时论，其目的是为了否定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变成了一种特殊商品，它一经卖出，其使用权就属于资本家，形成雇佣劳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今日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多种所有制同时存在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仍然要进入市场和流通。在这种情况下，被私营企业主雇佣的劳动者，仍然是从属于私营企业主的雇佣劳动者，必须为私营企业主创造剩余价值。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谁也否定不了的。私营企业主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无偿占有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不是剥削又是什么呢？

现在，再来研究一下刘吉鼓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过时的问题。刘吉的这种论调是直接违反江泽民同志的观点的。江泽民在2000年6月28日讲：“我们纠正过去一度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不等于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之后，刘吉还要公开鼓吹阶级分析法过时论，不能不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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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出于公心，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忠心，出于对党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诚心，说了一些可能不受某些人欢迎的话。有什么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上海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评报协会（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原主任高为学教授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