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全球化世界的发展政策打印页面

整个拉丁美洲的现状——这个倍受关注的问题,是全球化的失败还是改革的失败?明显的，过去二十年来推行的政策非常令人失望，这个被公认为“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大力推行自由化、私有化、非调控化（stabilization）。当国家摆脱了过度负债的桎梏时，九十年代的数据——这些政策的首次实际检验，将有助于解释对（“华盛顿共识”）幻想破灭的意义。那十年的增长率仅仅相当于改革前和经济危机前的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一半多一点。即使在那些经济显著增长的国家，不成比例的收益分配也仅仅使得30%甚至更少的10%的人受益，为数众多的穷人则实际处境恶化。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在消除不平等（inequality）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实际贫困率在攀升，更不用说实际增加的贫困人口数量。失业率已经很高，增加了三个百分点。相反，由于资本收益停滞和下降，最近五年来的状况更加恶化；这五年被称为失去的五年（lost half-decade）。

拉丁美洲的失败和被推行的“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有着明显的联系。我们对这样的结果不应感到意外。它们反思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情。头一个六七年表面上的成功仅仅是海市蜃楼，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不稳定的外国资本流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一定程度上由于对失去的十年（the lost decade）的“追赶”，这种“追赶”经常发生在一定时期的经济停滞之后。类似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是经不住考验的。最近经常反复提到的成功例子，智利，展示了它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几年中7%的增长率，它没有简单地屈从于“华盛顿共识”不管它国愿意与否的指令。象东亚这样的成功例子，有选择的增加和削减由IMF开出的标准处方，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全球化的方式。例如，它没有完全自由化其资本市场，意味着保留对短期资本流入的征税；这种税阻止资本流入这个国家，在东亚危机中轮流阻抑资本流出。东亚仅仅有选择地私有化，即便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包括核算部门不公平地、强烈地攻击国营企业；然而今天，大约20%的出口仍旧来自于政府拥有的企业，如：智利国营铜公司CODELCO。社会民主政府强调教育和卫生支出，特别是针对穷人的支出；如今，政府仍然有必要坚持这样做，虽然政府在削减不平等方面没有取得进展，但是当不平等在别处泛滥时，至少不平等没有恶化。或许更重要的是，这样将产生一个良性循环：经济增长容许政府在没有财政赤字的情况下提供重要的社会开支，以至于今天，智利的负债—GDP比保持在15%左右的水平，使智利不象其他拉丁美洲国家那样易受国际市场的毁灭性影响。

●非调控化政策不能确保经济增长。按照IMF的处方行事的国家，从玻利维亚到蒙古，都在问：我们已经感到痛苦，我们已经做了你让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何时才能有所获益？与此同时，那些走独立道路的国家（象中国），或者那些有选择的执行IMF政策的国家（象智利），情况要好得多。

●非调控化政策（被定义为严格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甚至不能确保稳定，由于资本市场的开放，当投资者的情绪突然变化时，将导致大量的资本外流，由此造成了经济上的严重破坏，甚至在那些有着相当强大的公共机构的国家，那些国家金融部门的监管规则也是非常软弱，缺乏安全网。过去的六年中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已经为此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 资本市场自由化（连续的错误，过早的资本市场自由化）没有使得经济增长的更快，反而使国家冒更高风险：冒险没有任何回报。

●对比自由贸易这样的“灵丹妙药”，贸易自由化的好处越来越值得怀疑。特别是近年来整个世界的自由贸易发展成为不对称的贸易，发达国家坚决要求发展中国家取消对发达国家的商品贸易限制，但是发达国家却保留着对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贸易限制。布什政府统治下的美国，这方面的虚伪无人可比：美国对本国的农业补贴再创新高，对进口钢铁制品征收新的关税。即使美国，这个当今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也有不到6%的工人在经济衰退时面临失业；但是假如这些失业者有必要求助于社会的“保护，”社会安全网（safety net）将采取保护措施以保护这些失去工作的人们。而在发展中国家，毫无疑问，高失业的地方没有这种安全网。那些由于自由化政策而失业的人们，他们的家庭前景确实非常惨淡。更为糟糕的是，在这样的紧缩政策下，以前许诺的新工作岗位没有被创造：发展中国家制定的利率经常与IMF警惕通货膨胀的利率一样高，这样的利率政策除了能影响那些失业人口以外，怎么可能影响那些投资者拥有的债券价值呢？结果，工人没有由从事低生产率部门的工作转而从事高生产率部门的工作，没有促进增长反而贫困恶化的自由化“许诺”，使得工人由从事低生产率部门的工作变为失业抑或转而从事非正式部门的低报酬工作。当它们继续信奉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花言巧语时，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越来越诉诸于非关税（non-tariff）的保护主义措施。一个油然而生的问题不断被人们提出：为什么“公平”或“不公平”的贸易实践中有俩种标准？一种标准维护一国商品制造商的利益，另一种标准维护非商品制造商的利益。在反托拉斯法的框架下，为了“敲竹杠”，美国规定本国的“倾销”标准，为什么这些标准不被更普遍地推广呢？

●最近的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充分显示出世界上各个政权的不平等地位。知识产权制度受美国和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商业利益驱使而制定，发展中国家和研究团体对知识产权的关切也没有引起各方的关注。知识产权制度是不健全的。某些问题已经显露出来，诸如那些药品获取途径引发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将逐渐地出现。同样，服务行业：服务贸易协定范围的扩展通常被称作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美国关切的金融服务尤为值得关注，美国关切的不是建筑业或沿海省份的服务业，与发展中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金融业也已被搬上议事日程。

●正如俄罗斯充分显示的那样，私有化（私有化本身就是错误的，而且它很难做好）可能导致更高的公用事业成本（而不是更低的公用事业成本），由此进一步破坏一个国家的竞争力，私有化还伴随着腐败的泛滥，并进一步导致政治腐化和不平等加剧。英国铁路和电力部门的私有化所遭遇的艰难显示出即使拥有完善的社会制度的国家也很难“正确解决”私有化这个问题（“get it right”）。美国电力部门管制的取消不仅说明没有充分的政府管制，私人公司的大肆操纵不但破坏了经济而且摧毁了公共财政；而且这种操纵使得管制机构正常运转也是极其困难的。

●不顾社会和政治可承受度（按照IMF和华盛顿共识的旨意），华盛顿共识不仅是糟糕的社会政策，而且是糟糕的经济政策。经历了IMF政策“贡献”的骚乱（就象好多拉丁美洲国家经历的城市暴力和游击活动一样），印度尼西亚可能需要若干年才能痊愈。一定程度上，这种事件是在那些国家推行错误政策的后果。在那些土地所有权存在严重不平等的国家，分租制作为一种土地租赁的方式，对经济增长作用微弱。农民的税负非常沉重，50%的收成要返还给地主。

全球化霸权的一面是使得那些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看到发达国家说一套、做一套，尤其是美国。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荐政策，并对它们施加影响。我已经在前面提到发达国家在贸易方面的虚伪。我已经简要地提到私有化和发达国家管制的问题，包括重新国有化的发端，这将引发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关于核算问题的广泛讨论，不仅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都注意到了这些问题，而且注意到IMF施加给发展中国家的核算体系的缺陷以及在发展中国家与欧洲和其他地方通用的核算体系的区别。

在美国2001年的经济衰退中，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同意通过财政手段刺激需求来恢复经济；然而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面临衰退时，IMF强迫它们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这与它们的使命恰好相反。

当IMF推行带有社会保障的私有化政策时，美国（华尔街除外）开始的部分私有化（partialprivatization）遭到冷遇。结合已做的研究，就英国而言，私有化的交易成本减少了40%的收益。

认真的关注经济，全球化有三种明显的好处：一国产品的需求不再局限于一国自己的市场；一国投资不再限制储蓄的来源；一国的厂家能（以相当高的价格）获得最先进的技术。但是与这些机会相应的是一些重大的挑战：发达国家已经学会运用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阻挡不发达国家的商品进口，外国直接投资（FDI）不仅可以带来资本，而且可以带来市场和技术，这不同于给国家带来巨大的不稳定的短期金融资本。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成功的国家，说明一个不能吸引FDI的国家必须同时放开本国短期资本流动管制的资本市场自由化倡议是幼稚的错误。有的国家甚至误认为外国对本国现有生产资料的收购(例如：私有化)等同于外国直接投资。在某些情况下，外国公司创造新的工作岗位，绿地投资(Greenfield investment)和其他形式的外国投资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多数情况下，外国人收购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资产剥离而不是财富创造；长此以往，国家将变得更穷，而不是更富。

全球化带来的其他挑战：由于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但是那些受过良好训练的劳动力可以更自由地流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困境是：要么发展中国家按照国际惯例支付它们不能承受的竞争性工资，这将导致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要么它们失去这些训练有素的工人。在一些东欧国家，熟练工大规模地外流（仅留下那些年龄较大不能转移和没有技术的工人）推动了这些国家的螺旋式衰退。同样的，资本和劳动的不对称流动迫使对资本减税，从而留给对劳动更多的税负，导致全世界的不平等加剧。

按美国人的说法，银行和债务人大多只会同欢乐，不会共患难（fair weather friends）。当你不需要钱的时候,他们总是愿意贷款；当你最需要钱的时候,他们却想让你还钱。国家推行反周期的政策是整个大陆的原因之一。经济学家们还没有修宏观经济学的基本课程，他们应该学习反周期的经济政策。相当程度上，这种借贷几乎是一种自动不稳定器（automatic destabilizer）。(当经济下滑时，银行变得不景气；由于对国家的银行信心减弱，人们到国外寻找更安全的银行；当他们把资金撤离这个国家，银行违约增加时，严格实施的资本金充裕标准和紧缩的需求储备导致借贷收缩，致使经济进一步下滑。)

如果国际资本市场突然决定提高新兴市场的债务所需的风险贴水，一个负债占GDP比重适度的国家也可能无法还债，尤其是当风险贴水大幅度增加时。容易看出这里存在一个多重平衡的问题：如果利率是合理的，国家承担债务将没有问题，违约的可能性将很低，相应地，利率应该保持在适当的水平。但是如果利率飞涨，国家将不能承担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将很高，相应地，高利率是完全符合规律的。

违反效率市场基本原理的债务合同的设计使这些问题进一步恶化。富国更有能力承受利率和汇率变动的风险，债务合同应该被相应地设计，或者债务合同将在有效率的资本市场中设计。但是这不符合实际。当情况变坏时，穷国被迫承担风险，开始了一种恶性循环：担心违约导致资本外流，又导致更低的利率和汇率，债务负担增加到了不能承受的水平。

由于世界在处理主权违约方面没有好的方法，这些问题被进一步恶化。第11章和第9章都没有，快速和公平合理的解决违约的方法；这种方法既要考虑债权人的利益，又要考顾其他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利益，诸如被雇用者和那些依靠政府提供象健康和教育之类的重要服务的人们。当然,我们在过去一百年里已经取得一些进步。

一百年前，1902年，作为对欧洲势力（在美国的明确支持之下）轰炸委内瑞拉部分地区的回应，时任阿根廷外交部长的Luis Maria Drago博士宣布Drago主义，轰炸起因于委内瑞拉未能履行其国际债务。他宣称阿根廷共和国支持的是原则（既定的原则），这个原则既不支持欧洲在美洲的领土扩张，也不支持整个大陆对委内瑞拉（因推迟支付欠款造成不幸的金融局势）的压迫；公债不能用军事干预的方法或者允许欧洲势力对美洲土地的资源占用的方法来解决。今天的现实就象一百年前发生的事情。

一百年前，阿根廷回应拉丁美洲国家的防御。Drago宣称，我们不为任何自私的想法而动摇，也不为我们自己寻求任何利益，正如我们表达的愿望，国家的公债不能作为军事侵略的理由；由于（拉丁美）洲国家兄弟般的情谊以及发自全国上下道义上的支持力量，一个国家总是相信它自己的命运和整个洲的命运。

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一个地方发生这样的事情。世界上的军事和金融势力——用军事手段试图强迫负债——在中世纪，它们占领了墨西哥。它们对埃及的占领也持续了几十年。这也不是最后一次。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看来，苏哈托由于军事干预签署所谓意向书（Letter of Intent）和签字转让国家经济主权的那些国家没有区别。（事实上，当私人债务被国有化时，在国际竞争领域的公共负债和私人负债的区别有时是模糊的。这样的债务国有化不仅发生在80年代早期的拉丁美洲危机之中，而且发生在最近的东亚危机之中。）

不少人认为阿根廷遭受的痛苦已经过去，这种观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值得商榷：债务人注意到违约将带来严重后果。制定政策的目标应该是恢复经济。东亚危机中（最近的拉丁美洲危机之后的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论家强调东亚需要更多地依赖停业和破产，东亚需要改进破产程序，我称之为超级第11章（super-chapter 11）。但是破产改革在美国的长期辩论已经表明没有唯一“最好的”破产准则。每个发达工业国家的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种法定的方法（而不是依赖于被改进的市场机制，例如，强制的集体行动条款），这一事实表明美国财政部没有道理（它好像声称集体行动条款包括想要的一切），强化了对破产和交易的理论和以经验为依据的研究结果。很明显，任何被称为公平的破产程序中，主要债权人（例如：IMF）不能同时扮演破产法官的角色，除了作为原告以外，甚至不能在破产程序中发挥主要作用。这些改革如果发生，将持续很长时间。

因此，第三世界国家今天面临三个冷酷的事实：第一，资本市场是高度不稳定的。国家不仅因为它们犯错而受惩罚，而且因为一些与它们不相干的事件；国家被惩罚不仅因为它们所犯的错误，而且因为资本市场认为它们可能犯的错误。使人屈服于国际资本市场所谓的“纪律”不能确保效率的提高；国家冒险被迫放弃它们统治权的重要部分。短期资本自然非常关注短期利益。

第二，危机发生时，成本巨大。甚至当危机转移时，依赖外资的成本也非常大，例如，当它们需要实施扩张性的政策时被强迫实施紧缩的政策。

第三，运行良好的资本市场将使富国承担汇率贬值和利率升高的风险；不论是从事跨国借贷的主权国家还是企业，运行良好的全球金融体系将有限制破产成本的方案。但是我们既没有运转良好的国际资本市场，也没有运转良好的全球金融体系，至少在这个—和其它—决定性的方面。

全球化使得国家直面全球市场竞争的挑战。今天，我们必须承认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

不仅存在资本和其他资源的差距，而且存在知识方面的差距。这些国家在问：他们怎样才能改进技术、提升竞争力、增加出口、增强本国与外国进口的竞争能力？近来，产业政策声名狼藉。我在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前任同事指出，经济上生产油炸土豆片还是电脑芯片没什么两样——经济上应该生产使GDP数值最大化的产品，市场做出的决定是最正确的。

反对产业政策的论据基于对经济理论的幼稚理解和经济史的歪曲。标准的经济理论到处宣扬竞争性市场的效率，但是亚当?斯密主张市场效率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要有极其严格的条件。例如，它假设信息是完全的，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市场是完全的——资本市场是完全的，市场能获得防范风险的所有保险。这些假定明显不能适用于即使运转最好的市场经济。当然，经济学家们意识到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场是不完全的，他们“希望”信息不是很糟糕，或者不是非常不完全，然而现实经济却被完全信息模型所描绘。我的研究，还有别人的研究，都说明这种“希望”没有根据：即使少量信息不完全也能产生显著的影响。

谈到创新，这些探讨甚至更加引人注目。就知识自身而言，知识被认为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信息，信息经济学的成果应用于创新经济学的领域。标准经济理论假定不存在技术进步,但是，成长和发展的重心是技术变革、新产品和新生产方式的开发和应用。关于市场效率的标准经济理论没有言及竞争。相反，有理由坚信，一般地，市场不能产生有效率的结果。知识具有公益性，创新产生巨大的外部性。此外，创新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缺乏保险市场的后果可能特别严重。很久以前，熊彼特强调资本市场不完全的重要性，因为研究方面的投资尤其得不到保障。因此,现代经济理论已对政府作用做了强有力的设定。

这使我必须回顾相关的经济史问题。我仔细研究的俩个发展的成功例子，美国和东亚，为产业政策的重要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某种意义上，政府催生了电讯产业。第一条电报线是联邦政府于1842年在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之间建设的，对新经济（New Economy）的创立贡献很大的现代国际互联网，也是由美国政府建设的。美国政府，通过它的研究和普及服务，对十九世纪的主要产业（当然包括农业）进行改造，使得生产率提高——这是现代世界产生的前提。东亚国家政策成功的主要因素是努力弥补与发达国家的“知识差距。”这些国家意识到它们与发达国家不仅在资本方面存在差距，而且在知识方面存在差距；它们努力工作，成功地把现代技术推广到各自的社会之中。今天，东亚国家在众多领域，已处于前列。

产业政策的批评者痛陈产业政策的失灵和弊病。产业政策已经失灵，弊病很多。有时，政治压力迫使（政府）把大量的补贴给了各自宠爱的产业。据称，

政府没有“管理”经济的可信记录。日本政府曾向本田公司施压不要生产小汽车（已经有足够多的小汽车生产商），这件事被认为是政府干预的错误尝试而反复提到。但是，产业政策早期的著名成功说明：产业政策的社会收益远远超过其社会成本。

的确，出于最优风险的选择，一定存在失误：如果什么都没有，显然政府早就执行过度保守的策略了。我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的研究结果让人确信：事实上，政府支持的研究比典型的私人投资回报更大。

我们已经从错误中学习了很多，我相信我们将有能力制定更有效率的产业政策。

信息经济学也将帮助我们理解资本市场不完全的原因，以及政府在这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在美国，最近一年中，由于政府担保，全部金融的25%由政府或者通过政府发起的企业提供。政府帮助建立国家抵押市场，以降低私人购房者的资本成本。最近几年，政府（通过中小企业局）对小企业的借贷已经达到了惊人的记录。当然，每个大企业都要从小企业开始。

在某种意义上，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强调产业政策问题。政府在我们的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的巨大作用仅仅被认为是在金融领域，它在研究和教育中的作用也同样重要。基础设施是另一个政府控制的领域。在这些领域做出决定——政府支持哪个研究领域，怎样设计课程，哪里建设道路和机场——帮助发展经济和竞争力。同样的，税收政策也有助于发展经济。不动产和能源的特殊税收处理是一种产业政策的形式——直接把资源配置到这些领域。但是政府应该直接在这些领域配置资源吗？

现代产业政策不包括经济的微观管理。产业政策的批评者声称政府不能从最正确的角度“选择赢家。”对市场的政府干预不是因为政府对市场选择赢家的能力没有信心（尽管美国技术泡沫的资源配置不当可能引发问题），而是很大程度上因为市场失灵的存在（早些时候指出的同类问题）。因此，今天，产业政策的实施基于广泛的政府干预，特别是矫正市场失灵的努力。

产业政策关注教育和研究。像哥斯达黎加这样的国家已经认识到如果他们打算在现在这个时代取得成功,就必须人人精通电脑技能、接受教育。它认同政府在其他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诸如基础设施，想知道促进经济发展的途径。

广义的产业政策的重要部分是通过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终身教育，旨在培养学习能力的教育，提高经济的灵活性。学校的课程需要改革，大学和产业之间需要更好的衔接。十九世纪里，公共教育立足于为满足产业化需求对劳动力进行培训。二十一世纪，教育要立足于培养工商企业家以及适应世界飞速变化的能力。一些国家面临将受过训练和良好教育的人才留在国内的挑战。这种挑战确实存在，特别是在转型经济体中，它们已经经历大量的人才流失。除非阻止这种人才外流，否则在共产主义的残骸下重建现代经济将非常困难。

由于存在一些小企业做大生意(Nokia)的事例，小企业继续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将是可能的，产业政策应该特别关注他们的需求，通过建立产业和研究园区以及孵化器的形式。需要指出，金融机构的专业化，风险资本公司，是对中小企业获取信贷的传统途径的跨越。

现代经济越来越变成了服务产业和知识经济。从农业到工业的经济转型是重要的，而很明显，从制造业到新经济的转型将是戏剧性的。一国动态的（dynamic）比较优势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简单的答案。但这一点将是非常清楚的：新经济的比较优势可能与过去有着明显区别。

我们不应忘记，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大量最贫困的人口仍滞留于农业部门，并且这种情况可能持续几十年时间。如果要削减贫困，那么必须在农业部门有所作为。即使削减贫困不能直接推动出口，但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成功国家的经验已经显示了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如果大部分人口的利益被遗忘，社会将不能保持稳定。发展中国家对孩子们的教育不仅是一种出路，而且有着（远大的）前景。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同时具备这些资源——资本和土地——把知识运用于实践，仅做到这些还远远不够。短期内，产业政策不能忽视农业问题，农业部门包含广泛。（事实上，中国和台湾早期的成功是基于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战略。）

现代世界的成功没有简单的模式。爱尔兰岛和葡萄牙充分地说明，那些处于欧洲外围的国家，其收入水平接近最低水平，它们在经济追赶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金融、教育和产业政策都是它们取得成功的重心。市场——工商企业家——是重要的，但是政府有责任也有机会创造经济环境。有人提出减税和取消管制的简单符咒，建议仅仅通过减税和消除管制，就可以实现经济增长。没有证据支持这种方法。当然，超负荷的税收和管制会使经济窒息，然而对一些人来讲，任何税收和管制都被认为是超负荷的。一种更可行的方法认为政府能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必须发挥重要作用。政府不仅要实施已是选择。是不容易的，的政策中起这样纵经济上的政策中起这样一中心管制，而且要提供公共服务，例如教育。东亚发生的问题是管制太少，而不是管制太多；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更是由于管制缺乏，而不是管制过度。经过斟酌制定的产业政策，作为经济管理综合战略的重要部分，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带有社会公正的稳定。

不久前，有关拉丁美洲第二代改革的讨论：第一代改革，集中自由化、私有化、非调控化，假定它们的改革是成功的。现在是把进一步的改革建立在过去成功的基础之上的时机。今天看来，华盛顿共识的改革失误是明显的，虽然有些人说这样判断为时过早，另一些人说改革使处境变得更糟。很明显，一些人已经从改革中受益，一些改革者在改革中有利害关系，改革被认为是成功的。改革受到自由市场力量的支持，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家们，他们将继续宣告改革的成功，无论他们面对什么样的证据。许多过时的政策必须改变。政府不能继续增加没有结果的巨额赤字。高的通货膨胀率是有害的。很多国营企业效率低下。强大的保护主义代价巨大。我们不能回到过去。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的失败。改革必须改变。

全球化增加了成功的机会，但是它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风险。大部分游戏规则被发达工业国家制定，或者更准确地说，受那些国家的特殊利益影响而制定。发达工业国家仅仅考虑自己的利益，经常不顾及第三世界，特别是穷人的利益。象巴西这样的国家需要主动倡议建立一种更加平衡的制度。这种制度不仅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且为了整个世界的利益。

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很长的时间。同时，发展中国家必须学会适应这些游戏规则，尽管这些游戏规则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即使存在这些不公平的游戏规则，我相信象巴西这样的国家将有助于改变全球化，使得全球化不仅仅是为富人服务，而要为所有人服务。但是如果它们打算这样做,它们必须选择自己的道路，以摆脱在过去十年里对操纵拉丁美洲经济政策起主要作用的幼稚咒符。做到这些将是不容易的，但已别无选择。

[①]现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