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资本向劳动进攻的理论武器》是我2001年寄到《真理的追求》杂志的文章。那知刚好遇上《真理的追求》被封，未能刊登上《真理的追求》杂志。后来我才发现出现在互联网上。可能是原《真理的追求》杂志的同志将其贴出，随后一些网站转贴。2006年我上乌有之乡后，将该文增添了一些内容，在乌有之乡贴出。现重新贴出。　　

新自由主义：资本向劳动进攻的理论武器

叶劲松　　

美国资产阶级学者希尔曾经说，由于美国“政府制订规章人员、外交官、国内收入署官员，与其说是作为管理公众事物的人员，还不如说是作为各大公司的特约秘书来执行职务的。”由于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完全受一些最大的跨国公司支配，“以致任何不首先考虑这些大公司的作用而要讨论我们的突出问题（不论是通货膨胀、浪费、失业、还是厌倦文化）的企图，都是骗人的勾当。”（《尼克松以后的美国──跨国公司时代》第2页，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希尔这话说得好，他说出了正确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他说出西方任何重要经济、社会问题后面垄断资产阶级的作用，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不考虑大资产阶级的作用，企图超利害地、学究式地谈论自由市场经济或者新自由主义，不是幼稚，就是骗人。事实也是这样，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受到资产阶级的钟爱，因为宣传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既能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厉以宁曾在《20世纪的英国经济》的第217页写道：“自由放任主义成了宣传资本主义制度完善性和合理性的理论武器”），又能论证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向工人阶级生活水平进攻的“合理性”。　　

一　　

30年代大危机之后，尤其是二战之后，由于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能获得本国经济条件所决定的生活保障，这些对西方工人的吸引力增大。另外由于西方工人运动的发展，也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增强，各西方国家先后推行“福利国家”政策。“福利国家”推行在政治上是为了抵消社会主义对工人的吸引力，缓和劳资矛盾，麻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瓦解他们的阶级斗志（在19世纪就搞过“福利国家”雏形的德国首相俾斯麦就说过：“一个盼望得到老年津贴的人，一般不会好斗，且易于管理”。）以使资本主义社会永续长存。为此，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对工人阶级作了少许让步。　　

而资本主义推行“福利国家”的经济根据则是30年代危机的经验教训、以及凯恩斯主义、福利经济学提供的经济理论。　　

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存在有效需求不足，而要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必须扩大开支来增加需求。而增加社会福利开支是扩大政府支出的主要手段之一，它和国家从事公共工程设施建设，扩大就业等属于国家扩大支出干预经济的表现形式。　　

因此可以看出，“福利国家”论的提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政治上是为缓和社会矛盾，避免资本主义制度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推翻，经济上是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　　

“福利国家”论中心思想是：现代资本主义应该和自由市场经济下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经济相区别，成为福利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劳动者应该“充分就业”，国民收入分配应该贯彻“平等原则”，以实行“收入均等化”。另外，还推行充分的社会福利设施和服务等。而这些，需要国家干预来实现。从这个角度来看 ，“福利国家”论是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宣传“福利国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知道，要掩盖资本家剥削工人，以追求高额利润的本质是不行的。于是他们要工人们寄希望于资产阶级国家。他们宣传说资产阶级国家是为全社会人民谋福利的超阶级组织。于是，出现了由追求利润的私人经济活动和追求全社会福利的政府经济活动共同组成的经济──“混合经济”。因此，“混合经济”是“福利国家”的经济基础。　　

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汉森在1960年出版的《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问题》一书中写道：“我们现在已愈来愈发展成一种双重经济-----私营企业和政府的合伙。在这种合伙中，私营企业差不多生产了全部物质商品，……政府的功能是提供更大部分的社会服务和便利。”另一个美国凯恩斯主义者萨缪尔森说，当市场制度不能保证最低生活标准时，“公民通过他们的政府，用政府的支出来补充某些人的实际或货币收入”。因此，按照“福利国家”论，国家应“保护公民免受那些在市场经济中必然的生活缺乏保障的损害”。　　

当然，“福利国家”论提出的平等、充分就业、社会保障等都远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的实际社会福利状况与“福利国家”论有很大差距。但是，新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给予人民社会福利太多，带来一系列弊端。所以新自由主义要求大大地削减社会福利。　　

二　　

70年代以后，尤其是英国的撒切尔和美国的里根上台后，鼓吹自由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逐渐在西方占据统治地位。新自由主义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混合经济”、社会福利制度等进行了猛烈攻击。　　

新自由主义虽然有“自由主义”称谓，但它并不是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而是持保守主义立场。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托宾在1981年12月3日的美国《纽约书评》发表了题为《里根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文章，对反对国家干预的“里根革命”进行了猛烈抨击。文章一开始就写道：“里根行政当局的经济计划和英国撒切尔政府一样，在经济政策的理论、意识形态和实践方面都表现了保守的反革命性质。这种反革命的目的在于缩小政府的，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经济影响……。”对于新自由主义，厉以宁先生也曾写道：“当代资本主义庸俗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一个很显著的区别是：它的辩护是毫不掩饰的。它不仅不象新制度主义或者现代凯恩斯主义中的新剑桥经济学那样打着收入均等化，缩小贫富差距的旗号，甚至也不象现代凯恩斯主义中的新古典综合派经济理论那样，以充分就业、福利国家、维持物价稳定为标榜，它总是高唱‘自由胜于一切’的滥调。它不象其它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那样多多少少承认‘自由市场经济’有缺陷或资本主义经济有弊病，它百般歌颂自由市场和竞争，声称失业和通货膨胀并非资本主义所造成，而是资产阶级政府的干预所引起的。无怪乎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把新自由主义称做‘保守派’、‘右翼’经济学。”（胡代光、厉以宁《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第168—169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曾担任美国驻印度大使、肯尼迪总统顾问、美国经济协会主席等要职的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在里根执政期间的1987年说道，“保守主义者及其新保守主义者大伤脑筋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用某种新的方法来逃避对穷人的福利负责。”（《东西方对话》第138页，外文出版社）新自由主义担负起从理论上解决这个“主要问题”的责任。新自由主义以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减轻国家支出负担为理由，对国有企业、社会福利制度等发起进攻。按照他们的观点，不仅企业要“私有化”、“市场化”，而且福利也应“私人化”、“商业化”，各人所得福利的多少依据他的支付能力大小而定。这必然要导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福利收入差距的扩大，保持和加深社会的不平等。而新自由主义认为，这样可以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弊端，可以刺激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和资本家的投资积极性，有利于经济发展。为此，他们论证了不平等的“合理性”。新自由主义中货币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指出，为了使自由市场有效运行，不应实现“福利国家”论主张的“平等”，而应当保持“不平等”。他说：“一个社会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是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相反“一个把自由放在首位的国家最终作为可喜的附产品，将得到更大的自由和更大的平等”。弗里德曼关于自由与平等关系之说，不过是资本“自由”剥削劳动的辩护之辞，是愚弄人民的欺骗之说。不管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当资产阶级能自由地剥削工人阶级时，国家不会有“更大的平等”，只会有更大的不平等。工人除了接受贫困这一事实外，没有其它自由的选择。　　

如果说货币学派在自由与平等问题还有一层薄薄的欺骗面纱的话，新自由主义的另一流派──供应学派干脆将这层面纱也撤掉。积极支持里根的“右翼思想家相信，‘自由’与‘平等’自相矛盾；阶级、权力分级、不平等制度乃是自由企业的必要因素；‘平等’可以扼杀人类的活跃精神；政府不应控制经济；有了不平等情势，方可产生出经济竞争……里根的政策---所谓‘供应学派经济’原则是，阶级间的区别越大，人民进益之间的区别越大，越会刺激经济的发展……”（《介绍美国保守派的第一支笔》董鼎山《编译参考》1982年第6期第73页）“不平等合理”论既可用来论证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的合理性，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还可以用来向主张“平等”的“福利国家”论进攻，向社会福利进攻。在这里，平等、博爱等人权口号以经济的理由被彻底抛弃了，只剩下了一个自由：强者──资产阶级的自由。　　

新自由主义在论证削减乃至取消社会福利，会刺激工人积极性时说，包括失业救济、食品救济等社会福利直接歪曲了“合理工人”的意向，使他们依赖救济而游手好闲，不去寻找工作岗位，从而导致失业增加。因此，似乎工人失业后不给予任何救济，迫使工人失业后“饥不择食”地接受任何低工资、高强度的工作，从而保证资本家获得高额利润，才是值得称道的“合理工人”意向。　　

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工人失业是由资本积累和人口规律的作用决定的，根本不是所谓使劳动市场“变形”的社会福利决定的。资本主义失业救济有许多限制条件，许多失业者是领不到失业救济等。例如，在1985年《了 望》杂志曾刊登周克明、周通写的、题为《西方国家工人的处境和斗争》的文章，文章写道：“1983年以来，西欧几乎所有国家都对社会福利待遇作了修订，将发放失业补助和失业救济的条件订得更为苛刻。目前，联邦德国的失业者只有34.4%的人能领到失业补助金，27%的人能领失业救济。法国把失业补助金减少14%，一半以上失业工人领不到任何补助。”美国《时代》周刊报道，1981年12月，美国的失业者中只有37%领到失业津贴。另外，失业救济金数额很低，绝大多数失业工人及其家庭是在西方的贫困线以下生活。所以至今没有能证明关于失业救济等社会福利对工人选择意向产生“消极”影响的统计数据，也没有表明工人“自愿”参加失业大军以便去游手好闲的证据。相反，比比皆是的关于几百个工作岗位上千人甚至上万人去争抢，以及工人反对裁员、反对失业的罢工和示威游行的报道都表明工人不愿失业。据美国的约.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布伦纳的调查发现，美国失业率每上升1%，监狱里的囚犯便增加4%；被谋杀的人增加5.7%；自杀的人增加4.1%；到精神病院看病的男子增加4.3%、妇女增加1%；死于心脏病、肝硬化和其它疾病的人增加1.9%。事实表明，失业给失业者带来严重的心灵创伤和极大苦难，也给在业工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世界知识》杂志1979年第20期，刊登了李利题为《西方国家的失业问题》的文章，文章写道，“劳动者即使暂时还有职业，也还是为随时可能的解雇而提心掉胆。……失业阴影的威胁，对劳动者产生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一旦失业来临，劳动者所受的精神创伤更加严重。法国《快报》指出，由于失去了工作的权利，社会地位下降，失业者感到‘羞耻’，感到‘犯了罪’、失去了尊严、被人抛弃了似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承认，失业‘不仅使人遭受损伤，而且使人遭到毁坏’。”即使在“里根革命”大砍社会福利前，从西方的调查和报道中也只能看到失业的痛苦，哪里有新自由主义说的愿意失业，以靠失业救济去“游手好闲”？　　

《西方国家工人的处境和斗争》写道：“资本家利用经济困难和工人害怕失业的心理，在劳资谈判中普遍态度强硬，让工人让步。”资产阶级明知工人不愿失业，却伙同它豢养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家散布社会福利使工人愿意失业以游手好闲的论调，无非是想以此为借口削减乃至完全砍去失业救济等社会福利，使工人经济地位更加软弱，所受社会保障更差。资产阶级想以此严厉惩罚被辞退的“不听话的”工人，使资产阶级在劳资对抗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对于人民的贫困、失业和不幸，美化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不是到资本主义制度中去找原因，而是归结为贫苦大众的“过错”和在“自由市场竞争中的失败”，因而认为解决他们的贫困和不幸应该是他们自己的责任；新自由主义说贫苦大众申请社会救济，就等于把自己“失败”和“过错”造成的后果推给社会，“加重公众负担”。新自由主义企图从这方面来论证社会福利的不应该。当然，这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发明。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一书中就写道，经济学应在群众中传播的主要训条之一是“民众应该把自己的灾难归咎于自己”。　　

“福利国家”论还说国家有责任通过福利开支“保护公民免受那些在市场经济中必然的生活缺乏保障的损害”，以实现平等化；新自由主义却说自由市场经济给了你参与自由竞争的机会（即所谓“机会平等”），你的贫困是因为你的无能。新自由主义就是以“结果不平等才有高效率”，“市场经济给的是机会平等”，“你的失败是因为你的无能”等滥调来转移人民对资产阶级政府大砍社会福利开支以及日益增大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注意力，并将自己遭受的不平等归咎于自己的“无能”。J。托宾在《里根经济学和经济学》一文中揭露了美国的“机会平等”，托宾写道，“机会均等一向是美国的理想或美国辩解借口……当然经济和社会成果是极不平均的。其辩解的借口是大家的机会都是平等的 ……然而实际上机会是极不平等的。美国虽然没有旧世界的封建等级制，却也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特有的种族、宗教和民族方面的障碍。即使克服了这些障碍，收入多、地位高的父母，其子女会在竞赛中得到优先起步的地位，这仍是铁一般的现实。……他（里根）肯定能够做到的不过是把财富、权力和发展机会重新分配给富裕而有势力的人们及其子女而已。”　　

新自由主义要求大量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和降低国家在这个领域的作用。他们的以上要求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这样能保证资产阶级在社会保障、教育、保健等领域的自由。而这些领域是关系工人阶级生活和就业的重要领域。资产阶级能由此向工人阶级生活水平进攻，使其依附自己。还有，减少福利开支重新分配预算拨款，对大公司尤其是军火垄断组织有利。这从社会福利支出趋于削减而军费支出趋于增长中明显表现出来。在这里，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削减国家开支”，“减少国家支出负担”等论调的虚伪。他们要削减的只是老百姓受益较大的社会福利开支。而对使军火垄断组织受益的军费开支，他们不但不削减，还要增加。　　

新自由主义对“福利国家”论的进攻，也遭到一些资产阶级人士批驳。当英美为首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冲击着西欧时，“1996年去世的丹麦著名学者安德列亚斯.约尔根森生前曾撰文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创造充分的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而福利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和阶级社会的某些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恶果。丹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高7—8%，自1973年以来的劳动生产增长速度是美国的两倍，最低社会保障金高于美国最低工资。但美国的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却炮制了一个谬误：福利国家是‘过度浪费’，社会保障和效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金融资本的目标不是真正的社会大众生活，甚至不是宏观经济的健康，而是利润和资本积累。他呼吁欧洲应抵制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保卫福利国家”。（宿景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与民族化问题》、《现代国际关系》1998年第9期）　　

三　　

新自由主义不仅从各个方面来论证削减社会福利的合理性。而且还是积极“论证”国家调节失业率的不合理性及工会存在的不合理性。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认为，劳动市场可以通过工资涨落和劳动力供求间的自发调整而实现充分就业。虽然这赞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教条早已被30年代大危机及其以前的历史所粉碎，新自由主义仍拾起这破碎的“法宝”来攻击国家的干预和工会的作用。例如，弗里德曼就认为就业水平应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一般条件，而不应该取决于政府的措施。他还认为，如果取消了限制工人之间竞争的“工会垄断”，那么失业水平就会下降。按弗里德曼的说法，失业竞成了工会的“罪过”。而这种说法也是与资本主义的现实不相符合，因为工会多少能够起到减缓失业增加的作用。这种说法不过是为垄断资本向工会进攻提供“经济”根据。　　

弗里德曼的话充分表明新自由主义企图通过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人间的竞争，建立单个工人与企业间的关系来离间工人团结，破坏工会等工人组织的集体抵抗力量，剥夺工人起来保护自己集体利益和斗争成果的权利。近些年，二战后在西方广泛实施的，多由产业工会参与的工资统一集体谈判制度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企业工资谈判制度以及越来越多转变为个人工资谈判方式。资产阶级企图以破坏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实现非规范性的“灵活就业”，来削弱乃至摧毁工人组织特别是战斗性强的工会组织。因此，这种旨在分裂工人，使工会丧失保护工人阶级经济利益能力，使工会斗争中利益一致的工人阶级解体，从而分裂成各自利益对立集团乃至个人的企图，就是新自由主义建立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的目的。　　

现实中，西方通过其政策来对工会进行打击。例如在西方，由于资本家极力反对、干扰和迫害自己企业中的工会组织，因此，相对私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工人入会率更高，工会组织得较好。而新自由主义积极提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目的之一，就是对组织较好，工会入会率较高的国有企业工会进行打击，以降低工人加入工会的比例。《参考消息》2001年10月14日《开放不等于增长》的文章刊登了英国籍印度经济学家阿吉特.辛格的谈话。辛格说，私有化“在英国，政府的原本意图基本上是意识形态上的。当时的撒切尔首相认为，这是一种打破工会权力的好办法，因为当时的工会权力在国家控制的企业中是非常强大的”。日本学者伊藤诚也写道，“新自由主义浪潮在80年代开始席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政府尾随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力图限制用于社会福利和教育的预算支出，并在1995年（似乎应为1985年──作者注）将三家国有企业私有化，即日本国营铁路公司（jnr）、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tt）和日本烟草盐业公司（jts）。由于这些国有企业中的工会，特别是jnr工会，传统上极具斗争性，是日本左翼劳工运动的支柱，因此私有化同样削弱了日本工人的社会力量”。（《日本学者伊藤诚论战后福特主义》、《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9期）。　　

另外，西方越来越多的不完全工作日、临时工和服务行业工人，都在一定程度有助于通过工人间竞争实现劳动关系个性化，使被雇工人失去工会的保护。1984年1月14日，美国《民族》周刊刊登了菲利的题为《美国失业增长和‘失业委员会’》的文章。文章写道，美国钢铁工业“的工人都参加工会，工人的工资每小时12—15美圆，另一方面，具有‘高级技术’的计算机操作员每小时工资通常只略多于3.85美圆，因为从事这种职业的人不参加工会”。事实证明，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建立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竞争来惩罚工人阶级，把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劳动条件、组织性和战斗性都拉回到几十年前的状况。　　

新自由主义限制工会权利和停止国家调节失业率，以使劳动力市场“正常运行”的思想，实际意味着赋予资产阶级在劳动力市场上不受限制的自由，使资产阶级有按自己意志支配成百上千工人命运的权利。资产阶级由此可利用大规模失业作为压低工资并加大工人劳动强度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并以此打击劳动者的战斗精神和工会力量，迫使工人更加依附自己。　　

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西方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结合最紧密的部分，决定了它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服务的特点。而被凯恩斯分子称之为具有“保守的反革命性质”的新自由主义，虽然其宣扬的自由市场经济论比凯恩斯理论更加脱离资本主义现实，基本上是重弹被30年代危机击得粉碎的旧时庸俗理论的老调，是西方经济理论的“返祖”、退化（经济危机时西方仍不得不采用国家干预减缓危机），但因为它对工人阶级的毫不妥协态度及充分‘论证’对工人阶级生活水平进攻的“合理性”，并对资本主义有更多的赞美，而更受资产阶级钟爱。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辩护作用揭露所说“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页、1972年9月第1版。人民出版社）新自由主义充分地表现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这种性质。因此，如果企图“超阶级”“不偏不倚”地讲述仿佛是“中性”的新自由主义，却甚至不能象资产阶级学者希尔要求的那样在讨论新自由主义或者自由市场经济时“首先考虑这些大公司的作用”，不能象托宾指出它的“保守的反革命性质”，那么或者是幼稚，或者是在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