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平等”掩盖了什么？
叶劲松
机会平等和贫富悬殊如影随形。这不仅表现在有着机会平等的优美歌声的地方总是存在贫富悬殊的残酷现实，而且表现在人们谈论遏制贫富悬殊发展时，总有学者模样的人站出来指出这些谈论的幼稚性，提出应更关注机会平等。在最近一些年中，在我国的报刊上也常常可以看见这样一些强调机会平等的学者出现。
就象许多经济学名词一样，机会平等也是从西方移植而来。机会平等这词在西方流行已有许多年的历史，是资产阶级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学者捧起来的。它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是代表他们利益的声音。因为，机会平等能粉饰西方经济现状，给予贫富悬殊以“合理性”解释：自由市场经济给了所有人参与自由竞争的机会（即机会平等），他的富裕是因为他的能力和才干，你的贫困是因为你的无能，是你在“自由竞争中的失败”的后果（这很符合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经济学在群众传播的主要训条之一，是“民众应该把自己的灾难归咎于自己”）。一句话，贫富悬殊中富裕方所集聚的财富，是“优秀者”在机会平等情况下竞争获胜的结果，人们不应谴责它。相反，社会应该自由放任资产阶级“靠能力”肆意聚敛；普通民众也应平静地、心甘情愿地接受贫富悬殊现状。依附于资产阶级的学者从经济严重不平等中寻出机会平等的“平等”和“美”来，再经过经济学的高超辩术，论证出给予每个人都有发财致富的平等机会远比消除贫富悬殊这种结果严重不平等重要得多。通过对这种“最重要的平等”的“美”的赞叹，抚摸、麻醉受剥削、受压迫普通民众，使他们安于现实生活而不反抗。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统治稳固，有利于统治阶级继续集聚财富。
但是，机会平等作为为剥削阶级──资产阶级辩护的观点，决定了它必然要掩盖一些事实真相。即使在西方，机会平等的观点也受到不少较为尊重事实，并具有正义感的学者的揭露和批驳。1982 年，并不是共产党人的法国电视台著名经济记者弗.德克洛赛，写了本论述法国社会不平等的专著。它的出版轰动了法国社会，销量超过百万册，成为1982年法国最畅销书。对于“机会平等”，该书写道，经济“差别很快扩大。唯有一种伦理观使之可容忍。这种伦理观要有某种正直外表必须具备以下二个条件：竞争仍然开放，竞争者机会均等。”（《帷幕后面的法国》第126页，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德克洛赛对戴在贫富悬殊上的机会平等的“正直外表”给予了揭露，“所有竞争者起步时并非机会均等……假如在达到终点时的不平等是来自起跑时就存在的不平等，那么就不再能说这是‘优秀分子’获胜……一方面，统治和世袭的资产阶级为他们的后代保留最好的地位。另一方面，人民各阶层命中注定要扮演失败者的角色。幸好，由于经济发展，‘好的位置’渐渐增加。随着时间的推延，产生了一部分新的有产者，只有工人、农民或雇员的最聪明、最有才能或者运气最好的孩子，才能通过这条狭窄的小路向上爬。他们的成功可以作为盾牌，用来证明制度还是继续开放的，人人机会均等。这一切都建筑在虚伪的混淆之中，即把电梯运载资产阶级的孩子上升同人民的孩子必需走边门的小楼梯向上爬混为一谈。后者登上顶峰的机会难于中全国彩票的头奖……资产阶级行会为其成员保证最好的位置而只给人民几个中奖号码。事实就是如此”（同上书第127—129页）
当年，美国总统里根就用机会平等来为其加剧贫富悬殊的政策辩护。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托宾在1981年12月3日的美国《纽约书评》发表了题为《里根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文章。文章写道，“机会均等一向是美国的理想或者美国的辩解借口……当然经济和社会成果是极不平均的，其辩解借口是大家的机会都是平等的……然而实际上机会是极不平等的。美国虽然没有旧世界的封建等级制，却也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特有的种族、宗教和民族方面的障碍，即使克服了 这些障碍，收入多、地位高的父母，其子女会在竞赛中得到优先起步的地位，这仍是铁一般的现实……他（里根）肯定能够做到的不过是把财富、权力和发展机会重新分配给富裕而有势力的人们及其子女而已。”
美国学者爱.艾亨指出，“机会均等的宣传，只是让少数人变得更加富有，而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正汇入穷人大众的洪流。”美国总统克林顿面对机会均等下贫富悬殊加剧的现实，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对外赢得了冷战，但在本国国土上，我们在机会均等和社会公正的经济战线打了几场败仗”（分别见《国外理论动态》1996年合订本107、109页）
在托宾、德克洛赛等人眼中，私有制社会中，发财致富的机会平等是根本不存在的，它只不过是粉饰贫富悬殊现状的“辩解借口”、“正直外表”、“虚伪的混淆”。而我国主流经济学家却如获至宝地捡起机会平等。他们掩盖了它掩盖阶级剥削、为资本利益辩护的实质，掩盖了它在财富产生问题说谎的真相，只忙于在经济学理论形式上对机会平等进行论证，并将其作为解决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锦囊妙计，看起来就像在编织美丽的“皇帝的新衣”。
机会平等实质是漠视贫富悬殊给普通大众带来的危害，并论证应让富人拥有更多财富的必要性，但标榜是“中性”的，因而显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但漠视贫富悬殊现实却空谈机会平等，充分说明主流经济学家乐于向“趋富”方向发展，说适合富人阶层口味的话。他们关于机会平等、国企改革等“学问”，不过是资本的辩护词，为此不惜大肆撒谎和隐瞒真相。事实证明，托宾、德克洛赛等资产阶级学者也远比我国主流经济学家诚实和正直。2004年9月8日《参考消息》转载了《香港观察星报》题为《经济圈歌舞升平是种病》的文章，文章指出，大陆“在一些经济学家的带头下，越来越多的人投入资本的怀抱中，拿他们的钱，为他们论证，为他们研究，替他们代言。”也就是为资本谋利益。主流经济学家的本性如此明显，连香港报纸也看他们不起。他们轻视普通群众及其利益，是为资本谋利益的奴仆，却在人民面前装作高贵的、饱有学识的学者像（实际上，他们饱有学识的纸老虎形象已被托宾、德克洛赛等资产阶级学者戳破），说是人们的关注点不应受普通大众的没有“先见之明”的关注贫富悬殊的呼声的影响。总之，他们不仅自己对发展着的贫富悬殊装聋作哑，他们还以机会平等的名义要其他关注贫富悬殊的人们闭上嘴巴。这是主流经济学家拿资本的钱，为资本代言，为资本谋利的必然结果。
虽然机会平等在西方已是老掉牙的观点，但主流经济学家试图以“高贵的气度”和学者的姿态证明，容忍贫富悬殊的机会平等是“现代的观点”，而一切对贫富悬殊持批评态度的观点是“前现代的”、“老一套的”和“非理性的”。他们认为，实现机会平等的话语应是压倒一切的话语，人们的观点乃至政府的政策都应进行调整以适应这种话语。如果我们都沉醉于服用了机会平等这颗毒丸而产生的未来美好幻想中，似乎我们就算前进了、现代了、时尚了，就已超越凡夫俗子而走在时代前列，我们就会对贫富悬殊的严酷现实产生厚重的麻木，放任贫富悬殊恶浪更凶猛地到来，并欣赏地看着它长久荡涤我国。而这正是资本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