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30日的《南方周末》,刊登了该报记者与《中国改革》记者一起进行的一个专访──《“我们早就在反思改革,但还不够”──对话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张春霖》。据说,“张春霖,经济学博士。曾获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学奖……”《南方周末》和主流经济学家喜爱用派头吓人。随着主流经济学家所倡导的改革在劳动大众心目中已是老鼠过街的状况,在老百姓心目中,不少主流经济学家已是过街老鼠。但面对我等百姓之时,主流经济学家们仍爱先树立自己高贵的、满腹经纶的纸老虎形象来吓人。既然《南方周末》专访标题关键词是反思,既然张春霖说：“首先要说主流经济学家早就在反思,不能说没有反思,不能说只有反对改革才算反思改革,只是说我们反思得不够”。我等百姓就想看看他们早就反思了,悟出些什么真谛；“反思得不够”后又反思,又悟出了哪些真谛。但看了《南方周末》用大半个版面隆重推出的、两个媒体的共同专访,就是一个印象,主流经济学家本性难移。因为访谈基调就是一个：极力为资本辩护。辩护主要方法是回避和掩盖事情实质,撒谎。这就是主流经济学家的反思。因此,我觉得,《南方周末》这篇专访标题应改为：《我们早就在辩护、掩盖、欺骗,但还不够》。这与专访谈话内容更贴切。
张春霖说道：“因为市场机制的核心是竞争,只要有竞争,就有赢家输家,就有收入差距。为什么要归罪于私人产权？”张春霖在这儿说谎,掩盖事情的实质。首先,张春霖将主流经济学家倡导的改革带来的、严重的贫富悬殊,轻描淡写为“收入差距”。张春霖也承认人们“对现在的社会问题不满”。但人们不满的不是劳动者之间每月你1800、我1200的“收入差距”，而是不同阶级人员（老板与劳动者）间收入悬殊、贫富悬殊（劳动者月收入几百～几千元,资本家月收入几万、乃至上亿元）。张春霖在这儿刻意回避大众最关注的问题, 他企图用通篇不谈一个贫富悬殊,全谈收入差距来掩盖问题的严重性。另外，收入是物质财富形式。一切物质财富（包括作为收入形式的财富）都是劳动创造出来的,而不是竞争出来的。所以,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大众的劳动创造出来。资本通过剥削劳动大众,积累巨额剩余价值来获巨额收入并更富。剩余价值本来就是劳动大众的无偿劳动,而有一部分剩余价值又被当作资本用来继续进行剥削。即资本家（老板）是作为资本的化身要求劳动者怎样劳动,并占有和出售劳动者劳动的产品而致富。劳动者因为遭资本剥削、压迫才贫穷。还有,剥削、压迫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即张春霖所说的“私人产权”。我是一个劳动者,我想剥削其他劳动者就成？不行！除非我是资本家,有生产机器等生产资料,然后我雇佣工人操作机器进行生产,我才能对工人进行剥削而致富。而张春霖却用竞争之说掩盖劳动创造财富（包括作为收入形式的财富）的真相；用“平等竞争”下赢家收入多,输家收入少之说,来掩盖生产资料私有者──资本家剥削劳动者致富,劳动者受资本剥削而贫穷的真相。
劳动大众对由于资本剥削造成的贫富悬殊状况极为愤恨。因此,资本在继读残酷剥削劳动者以榨取剩余价值的同时,总是唆使他们豢养的文丐编造出各种“经济学”理由,来为其罪恶的剥削及残酷的剥削后果辩解。张春霖就企图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文丐们编造的“平等竞争”（竞争机会平等）来粉饰贫富悬殊，给予主流经济学家倡导的改革带来的贫富悬殊以“合理性”解释：市场经济给了所有人参与自由竞争的机会（即机会平等），他收入高、富裕是因为他有能力和才干，在竞争中获胜的结果；你的贫困是因为你的无能，是你在“自由竞争中失败”的后果（这很符合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经济学在群众传播的主要训条之一，是“民众应该把自己的灾难归咎于自己”）。一句话，张博士以他饱有学识的派头告诉大众,贫富悬殊中富裕方所集聚的财富,是“优秀者”在机会平等情况下竞争获胜的结果，人们不应谴责它。相反，社会应该自由放任资本“靠能力”肆意聚敛；普通民众也应平静的、心甘情愿地接受因为自己能力差,在竞争中失败而贫穷的后果。按照张春霖的竞争胜负说,资本极富是应该,劳动者贫穷是活该。
张博士以他饱有学识的派头说谎,掩盖我国私有制情况下存在的剥削,掩盖剥削造成贫富悬殊。在这一点上,我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远不如西方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诚实和正义。法国著名律师朗克罗瓦写道：“当社会存在富人和穷人,当法律和法庭竭力维护富人特权的时候,还有什么公平可言……但愿有人来指责我,说世上也存在诚实的富人,他们是靠自己的血汗一点一点地积累财富的。我敢说,没有一个真正诚实的富人。只有当他们剥削别人的劳动,以高价出卖商品时,他们才会发财致富……富人最巧妙的手法正是让这些无知的受害者保护他们”（朗克罗瓦《法国司法黑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另一些法国学者也谈到富人剥削穷人。“我们傲慢地自称为自由世界,并妄言生活‘民主’。对国内来说,这已值得商榷,对国外来说,则纯属虚伪。我们首先是剥削穷人的剥削者,我们依靠的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经济体系,它是为富人巧妙的设计的。”（〔法〕勒内.杜蒙、弗朗斯.莫坦《被卡住脖子的非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美国学者麦克劳也指出,资本主义“力图建立一种新的剥削形式,反对者称之为‘工资奴隶制度’。不少作者根据卡尔.马克思给资本主义所下的原始定义，强调资本主义体制不只是市场经济，也蕴含着由资本家或由其利益统治的政治体制。这种定义包含着相当大的真理……一旦市场开始替代这些常规，政治权利就开始移向新富”。他还写道,在美国,“至于普通工人,被权力大过他们的几乎每个人剥削。”（麦克劳《资本主义世纪》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6、7、358页）在我这文章的后面还可看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承认,反全球化的美国大学生们在“大学校园内反对血汗工厂”。不少西方学者都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符合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却使普通劳动者饱受剥削。
张春霖不能象上述的法国和美国学者一样揭露私有制下富人剥削穷人,更不象这些学者痛斥剥削。他甚至不敢象有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承认,别人在反对剥削劳动大众的“血汗工厂”。他反而掩盖资本靠剥削劳动者而致富、劳动者因为受剥削而贫穷的事实，然后用他那竞争优者胜之说给丑恶的、靠剥削劳动者致富的剥削者,戴上公平竞赛获胜的光荣花。赞美、讨好剥削者的张春霖很象资本赞美唱诗班的成员。当资本残酷剥削劳动者（受害者）之后,需要有人从事替资本擦去屁股上剥削的屎迹的工作, 照朗克罗瓦的说法,掩盖资本罪恶的剥削、赞美资本“公平竞争”获胜这种“最巧妙的手法正是让这些无知的受害者保护”资本（不反对资本）。表面上装出具有满腹经纶形象的主流经济学家的工作,就是这种工作。革命导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辩护作用进行揭露时所说：“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72年版）马克思在这儿指出,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凸现出来。为防资产阶级的统治被无产阶级等劳动大众推翻,这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总的来看,已无科学性而言,主要职能是为资本辩护,为此不惜对大众肆意欺骗。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来说,“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里充斥着作为资本“辩护士的坏心恶意”。喝着资产阶级经济学乳汁长大,遇问题就用资产阶级经济学来解释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向民众讲述的所谓“道理”,都充分地表现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这种性质。张春霖通篇所讲的市场机制、私人产权、收入差距、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点：为有利于资本的现有状况辩护,阐述这种现状的合理性。通过这种方式为资本利益辩护。剥削对资本有害,则掩盖之,用对资本有利的竞争优胜说代替。信奉资产阶级经济学（而且信奉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最保守、最右倾的部分──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的社会角色,早在100多年前,就被马克思准确确定了。虽然主流经济学家也常跟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嚷嚷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但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的预测,比资本辩护士们对过去和现在的分析还要正确。
2002年8月17日，英国资产阶级报纸《金融时报》刊登尼尔.弗格森的题目为《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文章写道，“没有多少MBA课程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选取读物，也没有多少首席执行官能够准确引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但是有很多时候，就连资本主义的最忠实信徒（包括我本人），也对这位大胡子预言家肃然起敬……马克思对阶级斗争有了正确的认识。在资本主义泡沫和萧条的背后存在着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是理解现代政治的关键……他在19世纪发现的资本主义缺陷今天也非常明显。”弗格森这个资本主义最忠实的信徒，也看到马克思发现的资本主义缺陷延续在今，也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下面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并认为这种矛盾和斗争是理解资本主义的关键,也承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预测的正确。但主流经济学家却极力地掩饰“理解现代政治的关键”──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中资本和劳动大众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们说只有社会上所有的人（他们用这来掩盖社会中不同的人分属不同的阶级）在平等地竞争,然后按竞争胜负领取胜利果实。他们用这种方法掩饰资本家的残酷的阶级剥削。他们比西方许多资本主义的最忠实信徒还爱掩盖事实真相。
主流经济学家们可能对马克思对他们信奉和极力宣扬的、资产阶经济学的辩护性定性不服,认为贬低了他们这批“合格的经济学家”。但是,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服从于为有利于资本的现有状况──资本主义辩护的情况, 曾经获得美国最高新闻奖——普利策新闻奖的美国学者巴格迪坎，在所著论述垄断资本垄断传播媒体的书中，就曾谈到。巴格迪坎揭露了美国公司（即美国资本家）怎样在教育领域散发“自我吹嘘的”、“从自己的利害出发作出的解答”的经济学教材的事。在美国“公立学校里，大公司的材料始终是重要的，这种材料的提供日益增多。学校的预算已经很困难，只有1%用于教材，公司企业立刻用自我吹嘘的出版物来填补这种不足。免费供应的教材是500家最大的美国工业公司中的64%的公司、60%的工业贸易协会和90%的公用事业公司编印的，这些教材集中在营养、能源、环境和经济学方面，在这些教材中提出的问题几乎全都由公司企业从自己的利害出发作出的解答。‘自由市场’和商业的无控制是经济学教学的主要内容。”（《传播媒体的垄断》第59页，新华出版社1986版）巴格迪坎揭示的事实证明，为了让劳动人民接受资产阶级对他们的剥削和统治，资产阶级必然要通过自己豢养的经济学家们编写些从资产阶级自己的利害出发作出解答的、诸如“自由市场”和“商业的无控制”等方面内容的经济学教材给教育机构、给学生。资本企图给有利资本的社会现状,戴上符合“经济学原理”光环,从而使资本主义现状在年轻一代劳动者心中神圣化,通过这种方法阻止劳动者对剥削和压迫的反抗。
资产阶级经济学,以及其中的“自由市场”和“商业的无控制”等对资本自由放任的经济观点,都是为有利于资本的社会现状──资本主义辩护的。对此,西方大多青年学生也知道,甚至有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会在无意间说出来。面对劳动大众对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全球化的激烈反对,新自由主义者、“世界著名的自由贸易理论倡导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贾格迪汗.巴格瓦蒂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02年1─2月号上发表《对付反全球化》一文,为全球化进行辩护。”巴格瓦蒂承认,反全球化的“年轻抗议者的热情……在西雅图、华盛顿、魁北克和热那亚召开世界经济论坛时在大街上、在大学校园内反对血汗工厂联合阵线等运动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太多青年人把资本主义看成一个无法合适地解决社会公正问题的制度……今天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年轻人,有许多是在学校通过经济学书以外的领域获得他们对社会的认识的……这些学生对于经济学为资本主义所作的辩护嗤之以鼻。”（薛霜编《合作比争吵好》《国外理论动态》2003．11）巴格瓦蒂可能在无意间承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为资本主义作辩护。他也承认了西方许多青年学生对这种“辩护嗤之以鼻”。资产阶级经济学谎言太多,不能揭示社会真相,所以青年学生多“通过经济学书以外”的其它领域书籍来认识社会。但主流经济学家们仍抱着在西方学生中臭不可闻、嗤之以鼻的、由资本辩护词组成的“经济学”在我国到处招摇撞骗地四处兜售。他们还不知羞耻地说,凭他们满腹的这些“经济学”知识,他们都是“合格的经济学家”。
张春霖还讲：“收入差距的另一个因素是教育。大量的统计数据证明,多上一年学可以给你带来相应的收入增长”。张春霖先用竞争胜负之说掩盖剥削造成贫富悬殊,这儿又用教育差异说来掩盖剥削,欺骗大众。他总是要回避问题要害,回避老板和劳动者间收入悬殊的根源。请问张春霖,老板富是因为他受教育多而富,还是因为他是老板而富？盖茨在微软公司中收入最高是因为他受教育最多,还是因为他是老板？中国的某个私营煤矿老板比许多作为劳动者的其它行业工作的硕士、博士都富,这是因为这煤老板读书比硕士、博士们多,还是因为他是老板？法国学者也对张春霖的这种观点给予过痛斥,他们写道：“根据跨国公司编写的报告,在巴西1亿8千万居民中,其中4千万是消费者（即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者──笔者注）。那末,其它的人怎么样呢？这些人食不果腹,目不识丁,干着苦活,每天得过且过,苟延喘息。那些精英分子和领受过‘奇迹’好处的人却虚伪地抱怨说：‘这是由于缺乏教育。’多少年来,人们总是这样唠叨……这就象两个截然不同的巴西传奇那样,一切都完美无缺,问心无愧。有的人发财致富,有的人穷极潦倒,人们不看内在联系,却心安理得,熟视无睹”。（〔法〕勒内.杜蒙、弗朗斯.莫坦《拉丁美洲的病态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页）张春霖和巴西“那些精英分子和领受过‘奇迹’好处的人”一样, 用教育差异说掩盖了剥削之后,“有的人发财致富,有的人穷极潦倒”间的“内在联系”（剥削与被剥削的联系）看不到了,说句：谁叫你们穷人受教育少呢！精英们就可以“心安理得,问心无愧”了。
张春霖在对话中还重点谈了私人产权,中心意思就是一个,富人的财产权应该保护,产生人剥削人的经济关系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应该保护。他讲道：“从一股质疑或者是否定改革的思潮来讲,它针对的要害就是市场机制和私人产权,那么对面是什么东西？计划经济、国有制一统天下”。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制（或公有制）,是生产资料国有（或公有）,而消费资料主要是私有──以供私人消费。所以,张春霖的与国有制（即生产资料国有）“对面”的私人产权,不是消费品（电视、冰箱等）的私有权,是生产资料这种财产的私有权。无产阶级没有生产资料,农民和手工业者有很少的生产资料，绝大部分生产资料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资产阶级正是凭借掌握的生产资料剥削工人）。所以,享有这部分私有权的主要是资本。“私有财产权 法律予以保护的私人的财产权。它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法律体现。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反映资本主义法的阶级本质,旨在巩固其借以建立的经济基础,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法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475页）因此,张春霖要保护的是产生剥削制度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他要保护的是罪恶的、产生贫富悬殊的剥削。这充分暴露了张春霖学者外表下的真实本质。
张春霖说：有人怀疑或认为“富人的财产都来路不明、来路不正。这就回到了几百年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财产就是盗窃’,一切的私有财产都是罪恶”。他以第二句话来回答第一句中怀疑富人财产来路的那些人,说明那些人在道理上是站不住的。张春霖在为富人辩护上忠心耿耿,使尽了他的十八般武艺,饱有学识的他在这儿使出了偷换概念、把别人不曾有的观点强加给别人的武艺。照他的说法,别人明明怀疑的是“富人的财产都来路不明、来路不正。”这怎么就成了别人有“‘财产就是盗窃’,一切的私有财产都是罪恶”看法呢？“富人的财产”与“财产”或“一切的私有财产”是一回事吗？别人是怀疑“富人的财产”,而不是怀疑“财产”,也不是怀疑“一切的私有财产”。别人更未认为“‘财产就是盗窃’,一切的私有财产都是罪恶”。这些都是张春霖给别人强加的,以显得别人观点荒唐可笑、不值得一驳。另外,怀疑或认为“富人的财产都来路不明、来路不正”,这怎么“就回到了几百年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与空想社会主义有何关系？作为学识渊博、与西方有长期接触的张春霖,理应知道,对富人行为和财产的质疑、乃至指责,在你非常崇拜的西方早就有之。西方“多数伦理系统都有严厉告诫,说追逐富有如何如何毒化灵魂。公元前六世纪,雅典政治家梭伦评述道：‘坏人多富,好人多穷’。圣经中《马太福音》提醒说：‘让富人进天国,比让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即富人只配下地狱──笔者注）。’”（《资本主义世纪》第5页）因此,数千年来,虽然靠剥削而富的剥削者及其辩护士们（包括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不断为剥削者及其财产辩护,大众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对私有制下富人的为人和财产来路正否,还是有个大致正确的看法和规律性的总结。剥削者豢养的文丐们想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将人们的认识引入歧途,是自不量力。
另外,虽然张春霖做起很瞧不上空想社会主义的样子,但并不能代表张博士比空想社会主义正确。你们信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最反动、最保守的部分──新自由主义,决定了你们只知道为资本攫取最多的利润辩护、为资本向劳动人民进攻辩护（在张春霖所谈的几个主要问题上,都充分地表现出这一点）,决定了你们信奉和宣扬的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既不能揭示真理,又不能告诉真相,只能借肋于掩盖、欺骗。而空想社会主义虽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等方面是错误的,是空想,但他们还能为劳动大众利益辩护,这决定了他们能告诉一些真相,揭示出一些真理。例如,张春霖为了资本利益,为使资本攫得巨额财产合理化,通篇不提剥削,掩盖剥削,把资本的富和劳动者的穷归结于竞争胜负、教育差异等,从而得出表现为劳动者贫穷、富人极富的贫富悬殊是合理的、正常的、应该的的结论；而空想社会主义揭示出富人的富和劳动者的穷,是因为富人对劳动者的剥削的真相,从而得出贫富悬殊是不合理的结论。又如,张春霖极力鼓吹保护私人产权,即鼓吹从法律上保护生产资料私有制,但却不敢告诉人们这种私有制将产生人剥削人的经济关系,将造成劳动者贫穷的关系；而空想社会主义则告诉了人们：是私有制造成劳动大众的苦难。因此可以说,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比主流经济学家伟大。
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谴责是正确的。他们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主要是因为他们无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劳动大众之间的阶级矛盾,根本不想用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反而想用呼吁剥削阶级捐献或放弃剥削实现阶级调和、阶级合作,来使富人与穷人“和谐相处”。他们想通过这种方法走向社会主义。例如,“1825年罗伯特.欧文在印第安纳的纽哈蒙尼购买了2万英亩土地建立‘新和谐村’移民区,企图通过创办合作社使富人、穷人一起和平过渡到新社会。”（黄安年《美国社会经济史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傅立叶也差不多。“傅立叶把他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称为和谐制度。它的基本原则是‘为了使富人幸福,就必须让穷人们享受各种不同程度的幸福’,他幻想改善穷人的生活,并使富人得到利益。”（吴忠观《经济学说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8页）但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残酷剥削劳动大众,决定了资本和劳动大众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也决定了建立资本和劳动大众“和谐相处”的社会是根本不可能的。对于空想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指出：“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2-284页）
现在的中国,一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喜欢引用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学者卢梭的话。但是,卢梭作为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前的资产阶级代言人,他有反对封建主义的进步一面,从这点来讲,他不仅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也代表劳动大众利益,这决定了他能讲出一些事实真相。而这是那些想在我国搞资本主义的人远远不及的,因为他们作为资本代言人,他们只有为占人口极少数的资本辩护而反劳动大众的反动一面,为极少数人的利益辩护是见不得人的,所以在有关阶级利益的事情上,他们根本不敢讲真话,只有掩盖、撒谎。我们来看看卢梭对张春霖的批判。卢梭的思想主要探讨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卢梭认为“产生了私有财产,出现了不平等的现象。从此,人不但受自然的支配,更重要的是受人的支配,因此社会便陷入无穷的残酷斗争之中。所以,人类的一切灾祸和罪恶都是由于私有财产所引起的。卢梭把人类社会不平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私有财产的产生,贫富之间不平等的出现；第二阶段是富人为了保护私有财产,想出了一个诱骗穷人的阴谋,叫大家订立契约,设立国家政权,确认富人对穷人的统治,于是产生了社会、国家和法律；第三阶段是政府权力的腐化,变成专制独裁统治”。当然,限于阶级立场,卢梭虽正确“指出私有财产的产生是社会不平等的起源,但是……他并不主张消灭私有制。卢梭理想的是一个‘不准过于豪富’,又‘不许有赤贫’的小私有制的社会。（复旦大学外国哲学史教研组《欧洲哲学史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15、116页）” 卢梭能指出私有财产的产生是社会不平等（包括收入不平等）的起源；而张春霖则掩盖这一点,他说“有收入差距。为什么要归罪于私人产权？”。卢梭能指出：富人为了保护私有财产,想出了一个诱骗穷人的阴谋……；而张春霖不敢指出,资产阶级为了保护私有财产,想出了一个诱骗穷人的阴谋,就是貌似公平的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相反,张还极力说这法律的重要。卢梭能指出他所处社会的国家、法律确认富人对穷人的统治的性质；而张春霖不敢指出他要移植到我国的西方经济制度、法律具有的资产阶级压迫劳动大众的性质。卢梭能指出,产生私有财产,不仅是不同人之间的财产数量不同,而且产生人支配人,富人统治穷人；张春霖不敢相似地指出：私有财产会造成人支配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
张博士认为对富人财产的怀疑或看法不对,你饱有学识,就讲道理、摆事实来证明“富人的财产都来路全明、来路全正。”但张春霖在专讲私人产权部分,既未为此讲道理（只是在讲收入差距部分有竞争胜负之说）,也未为此摆事实。饱有学识形象下的张春霖,内心是否感到力不从心。你们总是说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是公平地保护穷人和富人,也同样不用事实来证明。我这儿用你们所说法治状况和市场经济状况都最完善的美国为例,看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如何保证资产阶级攫取尽量多的财产。“1％最富有的美国家庭所积聚的财富大约占整个国家财富的40％。”这些平均拥有上千万美元财产的富翁们的财产还在增加。“美国社会的另一极是人数几乎达到1亿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越来越成为实实在在的无产阶级,在1983─1995年间生活在最底层的40％人口的家庭平均净资产（即家庭资产减去贷款等债务后的剩余值──笔者注）下降了80％,从4400美元下降到900美元,而生活在最底层的20％的美国人（人数应在5000万以上──笔者注）净资产在零以下,他们的债务超过了资产……现在为消费而借贷的比率上升……工人阶级为美国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但他们所得到的实际工资日益下降,只能从日益延长的工作时间得到部分补偿。1998年有子女的家庭平均一年工作83周,而在1969年,这一数字是68周。”（封永平编《美国阶级现状分析》《国外理论动态》2001。8）这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是带来多么“公平、合理”的结果啊！是多么值得资本及“豢养的文丐”赞叹啊！
在全世界最富裕的美国,广大的劳动大众拼命工作,延长工作时间,但因为饱受那些百万、千万、亿万富翁的剥削,仍然不能使自己财产增加,仍然挡不住使自己财产减少的趋势。劳动者越来越靠借债消费。占美国人口40％的1亿穷人的家庭平均净资产仅900美元是这样一个概念,即由1亿穷人组成的几千万个家庭中,平均算,每家有一辆旧得不能再旧的旧车是自己的,家庭其他财产都是债主的或租借的。而5000万最穷的美国人的净资产则为负值（资不抵债）,即平均看,他们家中的财产已没有一件是他们的。如不考虑其它因素,仅考虑资不抵债来看,这些劳动者（包括失业劳动者）的家庭己是应该宣告破产的家庭。无产者的含义一般是指自己有些生活资料,但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他们只能被资本家雇佣到工厂打工。但在全世界最富裕的美国,无产者自己所有的生活资料有所剩无已的趋势。这些是从西方电视或主流经济学家的文章中是看不到的,因为他们都要为人民树立美国这个市场经济楷模的马粪外面光的形象,都要掩盖私有制下的剥削,以树立私有制和保护私有财产是如何“公平、合理”的形象。
但在西方法律公平保护私有财产字面下,劳动者创造、并应大部分归劳动者所有的财富（财产）,被资本通过剥削攫取去，劳动大众所得无几。如按3口之家计算,美国那1亿穷人组成约3300万个家庭,平均每个家庭900美元净资产,3300万个家庭共有净资产300亿美元。即由美国劳动者及家属组成、占美国人口总数40％的1亿穷人,虽然通过他们中的劳动者的劳动,创造了巨大财富,但他们仅拥有美国全部财产的0.1％左右。而“1％最富有的美国家庭所积聚的财富大约占整个国家财富的40％”。即占全国人口1％的美国最富家庭拥有的财富,是占全国人口40％的最穷家庭的约400倍。这就是社会主义者们极力抨击,而资本主义辩护士们极力称赞的美国私有制的状况。面对这些表现社会状况的数据,作为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的人们,必是痛斥资产阶级剥削的残酷、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和资本主义法律保护所有人财产的虚伪（在这种社会所有制,以及保护这种所有制的法律下,创造全部社会财富的劳动大众,能有多少自己所有的财产）。而宣扬收入取决于市场竞争胜负的张春霖等主流经济学家,则应发出赞叹：这美国最富的1％的人是多么的优秀、多么具有才能、多么具有竞争能力,他们凭自己杰出的能力,在这公平的市场竞争中不断获得胜利,获得应有的丰硕成果；而那40％的穷人,则因为竞争能力太差,在竞争落得如此下场也合理、正常。这就是资本辩护士的可憎嘴脸。
美国的实例告诉我们,西方保护私有财产法律不只是保护资产阶级财产, 更重要的是,通过保护私有生产资料（它也是私有财产）,保护对资本极其有利的人剥削人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而那些极力主张将西方保护私有财产法律移植到我国的人（包括张春霖）都极力隐瞒这一点。马克思曾说过,生产工具的私有制是一种虚伪的幌子,因为私有者不可能亲自使用生产工具;但是私有制却给予私有者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力,他们就借此强迫别人为他们做工。（转引自李光灿、吕世伦主编《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394页）马克思在这儿告诉我们,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私有,将产生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经济关系。西方法律关系必须反映和维护现存的、对资产阶级有利的、使他们发财致富的人剥削人的经济关系,以及这种剥削经济关系的主要部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所以,资产阶级法律和法学规定私人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主要是为了保护能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产生人剥削人的经济关系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这种所有制使不直接从事生产的资本家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占有劳动者生产的全部产品。正是这种所有制产生的剥削,造成占全国人口1％的美国最富家庭拥有的财富,是占全国人口40％的最穷家庭的约400倍。从这儿可看出,保护私人财产,这形式上一切人都平等享有的权利是多么虚伪。生产资料私有制给资产阶级带来极大利益,因此他们千方百计要保护这个私有制。他们通过他们把持的国家机关和收买的法学家,以法律保护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将生产资料私有制合法化,并使生产资料私有制产生的剥削经济关系合法化。这种剥削关系作为规则和秩序要求劳动人民遵守和忍受。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楚看出,资产阶级把现存财产占有、现存经济关系和现存制度（而这些都对资本有利）,通过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神圣化,其实质也就是把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神圣化。用法律维护现存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其根本出发点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西方法律保护私人财产的规定,根本不是超阶级的,根本不是不偏不倚的。将这一法律移植到我国,将有利于我国的资本,不利于我国劳动大众。
张春霖在谈及国有资产流失时说道：“政府把一个国有企业卖给一个公民个人,卖的过程中吃亏了,资产流失了,卖得太便宜了。这个事情是因为卖呢，还是因为政府不善于管理它的国有财产？为什么你一卖就要流失呢？……这个管家或者保姆靠不住,管理国有资产的时侯他不尽心尽职,所以一卖就流失。……国有制的弊端之一就是东家管不了管家。所以, 国有资产流失不过是国有制的内在缺陷在改制中的一种暴露而已,并不是因为改制才留失。”张春霖在这儿实际上是说,因为管家或者保姆靠不住,东家管不了管家, 国有资产才流失,所以,流失与国企改制无关。张春霖在这儿极力为你们主流经济学家推脱责任。你在这儿闭口不谈,改制──将国有资产私有化,是你们主流经济学家极力主张的,而你们的私有化方案不过是你们从西方学来的。西方私有化的实际后果──通过贱买国有资产,让资本大肆掠夺国有资产你们应该是明知。西方国家的政府搞私有化，不仅是让资产阶级购买效益好的国营企业。而且每次都是廉价出售，让资产阶级合法地掠夺国有财产。
“二战”中，美国为满足军需生产和运输需要，兴建了大量国有企业，添置了大量的国有资产。战后不久（1946年至1949年间），美国政府把大量的不动产，特别是大量的运输工具，出售给私人公司。例如，1941年至1943年间制造的海上船舶被出售，它们的原价是32.5 亿美元（按1958年价格计算是77.5亿美元），还有运输机、汽车等，这些财产大体按原价的15％卖出。另外，许多不需要重新装备就能生产商品并获得巨额利润的冶金企业，也廉价出售给私有公司。例如，用1.7亿美元兴建的一个矾土厂、两个制铝厂、三个轧铝厂，只以0.567亿美元售给“雷诺斯金属公司”。建于犹他州的价值2.2亿美元的钢铁厂，以0.475亿美元卖给“美国钢铁公司”。美国政府共将帐面价值170亿美元的工厂和设备，以41亿美元（即原价的24％）卖给私有企业（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100——103页）。美国政府廉价出售的这些国营企业，实际投产只有3年到8年。这是国家拿人民的钱向资产阶级送礼，是资产阶级通过“购买”形式来掠夺国有财产。
90年代德国统一以后，德国政府将原东德的国营企业私有化，资本家们以国营企业价值的几分之一的价格就购走了。1999年4月15日的人民日报报道：1998年10月，西班牙政府以1比塞塔（不足1美分）价格将国有的西班牙钢管公司出售给私有西班牙联合钢管公司。而在出售前西班牙政府先对该公司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仅其下属的一个钢铁厂，政府就注入资本18亿比塞塔（约合1300万美元）。限于篇幅,我不逐一举例。实践已经证明，西方私有化是大资产阶级在国家支持下掠夺国有财产的最粗暴的形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使少数人获利而使多数人受损。而你们主流经济学家,不过是希望在西方私有化中出现的掠夺国有资产的那一幕,在我国也同样出现而已。并且这一幕也的确上演了。你们作为编剧和导演,对这一幕上演出“有功”的,你们在这儿“不贪功”,并掩盖你们作为编剧和导演的身份,做出旁人观看后作评价似的,怕是心中有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