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日益受到关注，但“中国模式”究竟有哪些特征？国内国外各种观点、认识差异较大。除了从局部观察“中国模式”的特征外，它还牵涉到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高速增长，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尽相同，体现于这个阶段的“中国模式”，究竟是一个阶段性的存在，还是未来将坚持下去的必然？“中国模式”有没有可能成为全世界在西方模式之外的另一个选择？“中国模式”究竟是一个新故事，还是一个老故事？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从局部特征寻找“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并不能对此问题获得根本性的认识。我认为，“中国模式”的根本在于政治形态。经济方面的成就，不过是政治形态的结果。由于西方政治形态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因而，从政治形态上探索“中国模式”的特征，往往因拘泥于西方现有理论而被忽视，或者因不符合西方政治形态而只被认为是一种过渡性的临时选择。国内国外不少人都认为，临时性地发挥“中国模式”的作用后，最后还将走入西方政治形态，以完成“中国模式”的历史使命。这种对“中国模式”的看法比较普遍，恰似“条条大路通罗马”，走不同的路，最终都要到达西方的罗马。而我认为，所谓“中国模式”的真正价值在于“条条大路通中国”。“中国模式”并不是通往西方的权宜之计，而是在政治形态上不同于西方的另一个选择。这也是我的一贯主张：中国没有榜样，中国要为世界提供一个榜样。
“中国模式”在政治上就是要求政权是一种超越利益集团的存在，与西方现代政治做一个简单比较，有助于我们看清两者的不同。西方政治形态是利益集团的平衡政治，政治权利通过党派政治、资助竞选、院外游说等方式，构建各种利益集团的力量均衡。西方利益集团政治之所以能够达到平衡，关键在于各个利益集团当前的经济实力，因而在经济利益上容易造成“马太效应”，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中国模式”的超利益政治，要求政权超越各种利益集团之上。政权不是由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组成，而是由与利益集团没有关联的独立人士组成。政权不是各个利益集团争夺利益的竞技场，而是在一个高度上，对各个利益集团进行公平协调指挥部。这一“中国模式”的源头来自中国的传统，因而，它是一个“老故事”。
党派政治、竞选政治就是各个利益集团推选自己的代言人进入政权。中国古代政治要求官员通过科举形成，它使得掌握政权的队伍在来源上具有广泛性。这一点似乎与选举政治一样，但是，科举出身的广泛性不带有任何财团和金钱资助的色彩，同时，科举出身的评价标准以文化知识为基础的道德素质为首要标准，因而首先从政权的构成上，排除了与利益集团的关联。政府成员构成上的超利益性，使得政权执政的基本主张是“天下为公”，在今天它表现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换句话说，当西方政治只要求“司法独立”的时候，“中国模式”的超利益性所要求的是政权独立。政权独立是比“司法独立”更为彻底的独立，它将独立性扩展到立法与行政，在“天下为公”的理念下，使得政府拥有更大的权利，从而对各个利益集团的协调更加高效、公平、公正，避免了利益集团平衡政治的内耗。而且，超利益政治在对各个利益集团进行协调的时候，也不像利益集团平衡政治那样，更多只依据利益集团当前的实力状况，更容易关注当前各个利益集团未来长期的发展，从而避免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西方政治对于政府的权力有着天生的恐惧，关键在于西方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政权超利益性的理论和现实存在，因而，西方政治只是用利益集团的互相平衡、制约来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而“中国模式”的超利益政治从理念、制度、执政者来源和个人道德素质等诸多方面都要求实现“天下为公”，从而能够避免西方政治理论对于政府权力滥用的担忧，使得政府在宏观调控、监管、执法等多方面都以整体利益和公平、公正为出发点，以追求社会的公正。这也是中国模式全方位的“政府独立”比西方模式单项性的“司法独立”更为有效、彻底的表现。西方政治的“司法独立”容易造成“程序正义”高于“实质正义”的现象，而中国模式的超利益政权追求的是“实质民主”，而非选举政治的“程序民主”。
民主并不仅仅只是一项政治权利，说到底，民主是一种经济权利。西方政治形态一人一票平均化、分散化的政治权利，在利益集团平衡政治中，并不能有效保证弱势集团的经济权利。即便当今西方社会工会之类的组织有点影响，其影响力也非常有限。而超利益政治的“中国模式”则能更有效地实现全社会在经济上的“实质民主”，而不只以完成政治上的“程序民主”为满足。但是，中国模式的超利益政治不应该像西方政治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计划经济。超利益政治在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则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混合经济，它有两个特征。对于私有经济，超利益政治要求充分的自由竞争，以避免市场经济中的私人垄断为第一要务。因为，利益集团的经济垄断会严重地伤害实质性的经济民主，而这正是当今西方政治形态下的现实。用中国古代政治术语来说，垄断经济就是割据势力，就是兼并，这是超利益政治竭力要求避免的现象。对于国有经济，超利益政治必须避免自身利益集团化，因此，国有经济的作用一是国家安全和稳定，二是对私人垄断发挥抑制作用。中国模式的超利益政治在经济上，应该属于有限的计划经济与充分的市场经济相结合，根本目的就是社会的整体利益。
我们说中国模式的超利益政治是一个“老故事”，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它同样是一个“新故事”。它的“新”就在于对外关系。超利益政治要求政权避免自身利益集团化，这在国内环境中，由于本着“天下为公”的理念，政府掌握相当大的权利，因而，政权并没有自身利益集团化的强烈动机。而在对外关系上则有很大不同。古代中国在很长时间里，在对外关系上没有很强的竞争对手，因而，朝贡贸易等方式可以使得超利益政权同时延伸到对外关系。然而，当今世界，中国之外有很多强劲的竞争对手。中国之外的国家，在西方利益政治的理念下，几乎都是以利益竞争的姿态同中国打交道。因而，“中国模式”在国内的超利益政治如何与对外关系上的利益竞争相结合，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新问题。对外关系的终极手段是军事，这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在和平条件下，对内的超利益性与对外的谋求自身利益如何结合，是当今中国的一个重要课题。从长远来说，人们希望国际社会或者未来的世界政府也具有最广泛的公正性，可以看成是把中国模式的超利益性作为世界政府的目标，但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多的智慧。
奈斯比特曾经说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垂直民主。某种程度上，他触及到了中国模式超利益政治与西方模式利益集团平衡政治的本质差别。垂直民主就是每一个基层民众的经济民主意愿都能在最高权力获得尊重，而利益集团的平衡政治常常有着重重门槛的民主资格要求。政治性的程序民主常常阻挡了经济上的实质民主。然而，当今中国的“中国模式”表现得并不十分充分。它的表现更多是在于中国传统的顽强延续，而非当今中国政治明确的方向。当今中国政治受西方政治理念、政治形态的影响，利益集团政治色彩也同样存在，并有越演越烈的趋势。而且，由于对外关系上的利益竞争，也影响到政权对于国内的行为方式，使得政权也显示出自身利益集团化的倾向。这是当今中国的现实，如何解决，我们没有现成的办法。
对于政权的监督，可以作为一个例子。中国模式的超利益政权同样需要监督。中国古代政治对于政权的监督以政权内部监督和法制管理为主，社会监督为辅，造成这个现象有历史的原因。当今中国政治要做到“超利益性”，政权内部自我监督、法制管理同样需要，还应该加强社会的监督。但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需要高度重视。媒体常常是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但在利益集团平衡政治中，媒体常常也成为利益集团的一部分。在西方社会，从政治到媒体都处于利益集团相互较量的状态，两者在形态上有一致性。而在当今中国，由于受西方政治的影响，媒体所肩负的监督职能，常常也只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声音，并没有立足于客观、公正。这个问题甚至可以延伸到教育。当媒体从业人员都在接受西方政治理念、西方政治形态的教育环境中形成，他们站在不同利益集团的立场对政府实施监督，在他们自身看来，恰恰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因而，超利益政治的“中国模式”还需要在实践中获得更广泛、深入的认同与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