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海洋政策在西元1500年前后被分开，并且可以清晰地看到前后两个阶段的不同。其实，这个不同不仅仅是明朝海洋政策的巨大转变，也是整个中国历史对于海洋政策的重要转变。这一转变的背景就是西元1500年前后，西方人来到亚洲，来到中国的海岸线，并且，再也没有离去。以往的历史研究，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对于这个重大历史背景所造成的影响，研究不够。西方在自己的历史逻辑中，阐述着自己的主张和理解。中国内部对于这段历史的解读，往往缺乏世界历史背景的参照。一旦跳出中国内部，试图从全局上解读这段中国历史，由于话语权的丧失和文化地位的定势，经常只能是对西方历史观的鹦鹉学舌。
　　西元1500年前后，葡萄牙人来到东方的第一个脚印，就充满了血腥和残暴。西方人的这种血腥残暴，对于亚洲各国的影响，不管是当时应急的短期影响，还是此后长远的影响，在西方历史描述中，基本上都是被忽略的。达伽玛刚出现在印度洋上，便开始了杀人越货，大肆抢劫，毫不遵守亚洲海洋早已形成的贸易规则。在达伽玛之前，千百年间，往来于亚洲海洋上的亚洲各国商人，很少有如此不尊重贸易规则的强盗行径。从此以后，亚洲海洋上的贸易行为被彻底改变，同时也连带影响到亚洲个海洋国家的国内政策。
　　达伽玛首次航行亚洲成功后，回到葡萄牙时，赚取了60倍的暴利。旋即，达伽玛被任命为印度总督，再次前往亚洲。这一历史事件在西方历史评价中，也被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但事实上，这一事件对于亚洲国家的影响极为重要。达伽玛被任命为印度总督，等于是西方人自行宣布拥有了对亚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领导权，西方人开始取代亚洲本地人，成为外来的统治者。要实现这个目标，武力征服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西方人所到之处，第一件事情就是建立军事堡垒。如今在亚洲海岸上还能见到很多这种历史的残留。
　　与西方人到达非洲、美洲不同的是，亚洲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与西方国家相比，毫不逊色。因此，当西方人任命总督，占领领土，自己获得统治权的方式，在非洲和美洲大行其道的时候，在亚洲，他们遭遇了坚决的反抗。虽然非洲和美洲也有反抗，但是，非洲和美洲的当地人，由于在社会组织程度上不及亚洲国家，因此，反抗比较容易被镇压。而在亚洲，反抗长期持续着，并且在很长时间里，西方人并没有获得完全的优势。尤其是在亚洲，有一个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中国，中国明朝政府对于西方人野蛮强盗行径的抵制是卓有成效的。
　　继达伽玛被任命为印度总督，并对印度开始实行军事占领后，明朝政府对于这些西方人最大的震动，也许首先来自新加坡。早在郑和时代，以及郑和之前，新加坡（满剌加）与中国的关系就非常密切。虽然在明朝时期，新加坡就有很多华人，但是，中国从来没有谋取在新加坡的统治权，而是与当地政权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达伽玛之后来到新加坡的葡萄牙人，第一件事情，就是以武力推翻了新加坡当地政府，建立自己的权力机构，并且在此过程中，杀害了很多当地人。这个消息传到北京，与新加坡一贯关系良好的明朝政府非常震惊。震惊的原因谁都能想到：既然葡萄牙人在印度、在新加坡这么干，他们到中国会不会也这么干？明朝政府的这种担心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明朝政府很快发现，葡萄牙人的确不是善良之辈。
　　葡萄牙人于西元1500年以后来到中国海岸线的行径，在中国和西方的历史中，目前研究得都不够充分。西方人对自己行为不端、甚至行为丑陋的祖先有掩饰和谅解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人应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然而，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在中国方面，对于最初来到中国海岸线的葡萄牙人的行径，记录的也不是很详细。目前，我们只能从零星的历史记载中，寻找一些端倪。比方说贩卖人口。
　　黑人奴隶早已存在，但是，近代史上的黑人奴隶贸易就是从葡萄牙人开始的。当葡萄牙人来到中国，他们也干起了贩卖人口的勾当。西半球的黑奴贸易是商业暴利，因此，在西方文化虚伪的上帝庇护下，黑奴贸易延续了几百年，直到它利润很低以后，才在人道的名义下，假惺惺地被废除。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时，也想在东方实现奴隶贸易，赚取不人道的暴利。但是，葡萄牙人在中国贩卖人口的行为与在非洲、美洲不同。非洲、美洲文化相对不发达，因此，贩卖黑奴和印第安人奴隶以男女青壮年为主。而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文化传统基础雄厚，有文化氛围的成年人很难成为合格的奴隶，因此，葡萄牙人在中国贩卖人口的行为，很多是针对儿童。这一行为在中国人眼中，被以讹传讹地说成是葡萄牙人吃小孩。
　　对于农业社会来说，人口是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因此，明朝政府面对最初到达的葡萄牙人，立即感受到两个巨大的威胁。一是葡萄牙人想取代当地人，建立他们的统治政权，这在印度和新加坡等地已经得到了印证；二是葡萄牙人要抽取农业社会最重要的基石，人口。如果葡萄牙人的这两个目的在中国实现，中国的政权将不复存在。因此，基于种种传闻和直观印象，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时，明朝政府立即采取了严加防范的措施。在这种防范中，允许葡萄牙人从事贸易，已经不再像历史上那样，把它当成政府财源的手段，而是变成了稳住葡萄牙人，约束其行为的政治手段，其造成明朝后半段海洋政策的改变和结果，以后再说。
　　穿过几百年的历史隧道，我们有时应该给自己留一个想象的空间：如果不是明朝政府对葡萄牙人的严厉管制，黑奴悲惨的命运会不会也落在中国人的头上？对比一下，没有什么反抗能力的美洲土著居民和非洲黑人，在西方文明进步的名义下，沦为了奴隶。在亚洲国家，印度由于政府的凝聚力不够，在短暂地抵抗之后，彻底投降，由此经历了200多年的殖民地历史。其他亚洲国家，除非受到中国的强大保护，例如朝鲜或日本，基本上，当地居民都沦为二三等公民。唯独中国的明朝政府，较为成功地抵制了西方人的强盗行径，这在人类历史上，在面对西方野蛮扩张的进程中，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功。所以，当西方人评价明朝闭关锁国、保守顽固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应该跟在他们后面鹦鹉学舌。
　　当然，有人认为殖民有功，中国就应该像印度一样被殖民地化，因为，西方似乎代表着文明的进步。由此他们也得出结论说，中国拒绝西方的政策，导致了最后的失败。对于这种观点，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反驳，只当是鸡同鸭讲、对牛弹琴。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在西方殖民统治下200年的印度，并没有像西方一样发达和文明起来。印度近年来的腾飞奇迹，恰恰是在摆脱西方殖民统治后，在印度人自己的手中才实现的。其他被殖民的亚洲国家，沦为二三等公民的当地人，都没有在西方的殖民统治下，普遍享受到现代化的好处。中国当年如果不进行抵抗，其后果如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如果说在那个年代中国就应该开始向西方学习，一方面我们要说，明朝确实已经学了西方不少东西；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西元16世纪时，西方值得中国学习的内容确实不多。至于西方人来到中国海岸线后，对于明朝以及后来中国政府海洋政策的改变，造成哪些具体的影响，下次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