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问题

刘国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首先还是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提出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新确认了这个主要矛盾，后来到了党的“十三大”，引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又把这个主要矛盾当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原来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矛盾，现在又把他当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由于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大于落后的社会生产，社会生产的落后迫切要求我们聚精会神地加紧经济建设，所以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党、全国重点工作转移决策的理论依据，转移到以抓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提法是很重要的。
一、生产落后与产能过剩
当前有一个理论上的疑难的问题——就是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国内生产能力大于国内的需求。这好像与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不符合，是和社会生产落后于社会需求的主要矛盾有点脱节，现实跟我们的理论相脱节。所以这样的事情很需要政治经济学从理论上来解释、来说明。
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是指什么需要，这需要可以是生理上、心理上的欲望。生理上我们要吃、喝、穿，心理上我们要看书，看戏、旅游，满足精神上的需要。还有另外一种需要，即有购买能力的需求，这个有购买能力的需求不是欲望，而是有货币支付能力支持的客观需要。欲望是主观的，社会生产总是赶不上主观欲望，由此就推动我们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如果需要不是指的欲望，而是指有购买能力的需求，那么社会生产和人民消费的需求的关系就要看什么社会制度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之下，社会生产和有效需求的关系，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的制约，就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性质的矛盾。一方面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一方面社会化大生产，受这一基本矛盾的制约，所以人们的有效需求总是落后于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老百姓、劳动人民的需求，总是落后于不断扩大的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发生生产过剩、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有制的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制度，再加上有计划的、按比例的调节和综合平衡，一般地说不应该发生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的问题。但是在我们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因为有大锅饭，有软预算的制约，所以导致我们过去的经济是一个短缺经济。匈牙利的经济学家科尔内说过，我们社会主义过去的计划经济就是短缺的经济，社会上总是排队、凭证购买，我们过去票证多达几十种。所以这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的一个缺陷，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社会一般不应该发生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不会发生这个现象。只会是需求过大、生产不足，不会发生反过来需求不足、产能过剩这个现象。这个现象是同社会主义本质、宗旨相扭曲的现象，社会主义怎么能够允许生产浪费呢，生产过多了，东西卖不出去，这个现象社会主义是不允许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可以的，他牛奶倒到海里面，肉烧掉总是可以的。我们社会主义是不能允许的。
现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也发生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倒过来了，这个现象的问题在于，初级阶段还是不完整的社会主义。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成分之外，还允许私营企业、私人资本、外资企业等一些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存在和发展。因此，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就渗透到我们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中来，就发生局部的生产过剩。我是这么解释现在的产能过剩和内需不足问题的，不知道这样解释行不行。因为有私有制的存在，引起劳资关系的变化，引起收入差别的拉开，引起大多数人购买力不足。因此靠外需牵引着我们的增长，靠外需来支撑，不是靠内需。内需是不足的，内需为什么不足，因为有这些资本主义的因素。我是这么考虑的，大家看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但是由此也可以得出了一个结论，要避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有购买能力的需求和消费落后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矛盾，我们还需要在经济发展中多发展社会主义的因素，限制资本主义的因素才能够做到，不然的话做不到。现在资本主义因素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允许它的存在和发展的，但允许要有个限度，这是一个问题。
这次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这次的经济危机过程当中，中国为什么被卷进去了，过去苏联在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时候没有被卷进去，我国过去好几次都没有卷进去，就这次卷进去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初级阶段有资本主义的因素存在，资本主义因素大量地渗透到我国经济中来了。但是中国在这次危机当中表现得比资本主义国家要好，我们先复苏了，恢复得比资本主义国家快，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同时我们还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因素存在，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个从道理上讲得通，我是这么考虑的。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让大家考虑考虑。这是一个问题。
二、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就是社会需要大于社会生产，而不是内需不足的问题。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这个经济建设、经济发展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要把它说清楚，简单地说就是两件事情，一件是要把蛋糕做大，把我们的经济实力做大，国力做强。另外一方面，同时要把蛋糕分好，要做好分配，一方面要把蛋糕做大，一方面要把蛋糕分好，让大家共同享受我们的发展成果。经济建设应该包含这两个方面，我想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过去30多年大部分时间是放在蛋糕做大上面，没有把它放在蛋糕分好上面。这是一个缺陷，当然这也有道理，因为我们国家穷。先把蛋糕做大，然后等到我们现在蛋糕慢慢的大了，再把蛋糕分好，这也说得过去。人们说把蛋糕做大是政府的责任，把蛋糕分好是政府的良心。那么在蛋糕没有分好的情况下，政府就没有良心吗？不能这样说。应该说这都是我们政府的责任，不是良心的问题，是个责任问题。但是政府在前一阶段不可能把这个蛋糕又做得大，又切得好。所以前一阶段我们要把这个蛋糕做大，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两者并重，同时既要做大更要分好。社会主义要把分好蛋糕放在更加注重的地位，因为我们社会主义是大家共同分享，不是少数人侵吞发展的果实。同时不这样做也不行，不这样做怎么能进一步做大蛋糕。不这样做，老百姓的不满意程度多起来，大家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蛋糕也没办法做大。现在已经到了两者并重的时候了。所以政治经济学应该强调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到了这个时期。因为按照邓小平同志1992南巡谈话的精神，在上个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的提出和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上个世纪末他是讲基本上达到小康水平，不是全部达到小康水平，那时就要突出地提出解决贫富差距。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不就是分好蛋糕的问题吗？那么就是说从20世纪、21世纪之交开始我们就应该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从2000年左右就应该开始注意分好蛋糕，并且把后者放在经济工作的突出地位，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那么现在两极分化的趋势，就是向两极分化的方向发展，远远比2000的时候严重得多。我前几年写文章一直在讲现在还不好说两极分化，由于种种原因我就不去讲了。但是现在比那个时候严重得多，现在的基尼系数已经到0.5左右了，所以更应该把分好蛋糕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经济建设工作中心的重点。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把蛋糕做大，一个是把蛋糕分好。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不是说现在不要再做大蛋糕了，还是要做大蛋糕，但应该把中心的重点放在扭转解决两分化极趋势问题方面。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这两者都很重要，但是分好蛋糕到现在这个时侯讲起来应该是更重要。所以中心的重点应该是这个问题。我今天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是过去没有提出来的，不晓得大家同意还是不同意，可以讨论。不能说重要的只是做大蛋糕，这跟社会主义性质不符。资本主义也做大蛋糕，人家的蛋糕做得还比我们的大。我们社会主义分好蛋糕很重要的。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既是全体人民切身关心的问题，也是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宗旨。邓小平说分配问题大得很，比生产问题更大，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更困难，分配问题比发展问题更困难。所以这个事情不是小事情，大家研究的还是不够。这就是说分好蛋糕比做大蛋糕更难，这就是邓小平同志讲话的意思。不晓得我们注意到这句话没有，所以需要我们全党高度重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的问题更难，就是分好蛋糕比做大蛋糕还要困难。所以我们要细心研究这个中心之中的重点大难题。解决这个大难题，我们政治经济学有很大的责任。这是我讲的主要矛盾问题的第二点。
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我还要再讲一点，就是主要矛盾跟次要矛盾的问题。我们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社会需要大于社会生产。但是，是不是能说初级阶段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不存在了?说是次要矛盾可以，但是不能说不存在了，在某种条件之下，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可能激化。比如说在“六四”，那是激化。当前很多论述，很多文章，不提阶级，不提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变相地宣扬阶级消亡，变相地宣扬阶级斗争熄灭的理论点，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不符合我们党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不符合邓小平的讲话精神。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这是邓小平讲的，毛泽东讲的更早。在哪些范围长期存在呢？首先在政治思想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存在，这是很明显的。这个毛泽东早就指出来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当时认为剥削阶级没有了，现在看剥削阶级又有了，当时是没有了。现在不能这么说了，谁敢这么说现在剥削阶级没有了。社会主义改造成功以后剥削阶级基本消灭，那时候毛泽东就讲在政治思想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存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现在我国很时髦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普世价值的思潮等等，还有“六四”风波，06年的西山会议，《08宪章》等等，不都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领域的表现吗？大家说是不是？这么多事情，不能说没有阶级斗争。我们回到经济领域，剥削阶级存不存在，现在不仅在私有企业存在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劳动人民受中外私人资本的盘剥、剥削压榨、低工资、血汗工厂，还有此起彼伏的劳资纠纷，深圳的“富士康”等等。而且在某些所谓异化了的国有企业当中，随着工人阶级的重新被雇佣化，工人阶级不是主人了，工人被雇佣劳动，也可以看到在一些国企当中，高管阶层和普通职工的对立。政治经济学不应回避对中国新资产阶级客观存在的两面性做科学的分析，只讲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积极的一面。这一面是应该讲的，他们确实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红色的私营资本家，是坚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这个应当承认，我们应该创造条件允许他们来发展，使他们得到发展。如果只讲这一面，不讲资产阶级有剥削性的一面，甚至回避新资产阶级的名称，那还称什么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这样子吗。政治文件为了策略关系是可以这么讲的。政治经济学我们讲科学，是不可以这么讲的，不然这还是什么科学。所以客观地分析初级阶段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门科学义不容辞的、责无旁贷的责任。不错，我们需要社会和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是非对抗性的，它的解决不需要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采取激烈的阶级斗争方式，而是可以依靠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改革当中得到解决。但是如果根据这一点我们就淡化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慢慢地变相地宣扬阶级消灭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这种理论只能够掩盖和纵容别人明目张胆地不断地发动他们对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并使代表劳动阶级的共产党在这种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面前陷于被动、不利的地位。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吗？但愿不是。
注：（本文根据刘国光2010年9月18日在河北经贸大学举行的“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20届年会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规律理论研讨会”上主题发言录音整理。）
（《环球视野》第3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