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徐景安关于“普世价值”的观点

奚兆永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所谓“普世价值”的说教甚嚣尘上，在这方面，徐景安先生可说得上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鼓吹者。他针对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奎元院长在全院大会上的讲话，发表了不止一篇进行攻击的文章，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普世价值”的。

一、有没有所谓“普世价值”？

在讨论有没有“普世价值”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普世价值”；而为了弄清楚什么是“普世价值”，最先碰到的问题是关于“世”的含义。在中国，“世”字有多种含义，在我们讨论的问题上，它似乎应该作“社会”、或“时代”来解释。这样说来，所谓普世价值，也就是适合所有各个社会或不同时代的共同的价值。

究竟有没有这样的适合各个不同社会、适合各同时代的共同的价值或所谓“普世价值”呢？

马克思在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序言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了经典的表述，他告诉我们说：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觉得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有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按照马克思上述关于社会形态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观点，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的，而经济基础又是随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因此认为某一种价值观可以适合一切社会、适合一切时代的观点，显然是和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上述基本观点不相容的。

不仅如此，在阶级社会，即使是同一个社会，人们的价值观也是不同的，而无所谓“普世价值”。正像毛泽东所说的，“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这种情况，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都有明显的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既有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经济学，也有无产阶级的哲学和经济性。马克思就把政治经济学区分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和“财产的政治经济学”，前者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后者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1-12页）列宁也强调，“政治经济学也像认识论一样，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359页）显然，在这里是不存在所谓“普世价值”的。

有人认为，人类总有些思想是共同的。他们把人的自私说成是人的本性，是每一个人都共同的。其实，在人类的始初阶段，由于生产力的水平极端低下，单个的人无法对付自然界，人们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对付自然界，他们共同生产、共同分配，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私有观念。后来生产力发展了，生产的产品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以外出现了剩余，这样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有了可能，这才产生了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可见，自私并不是人的本性，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所有的人都说成是为自己打算的所谓“经济人”，实际上，所谓的“经济人”不过是一定经济关系的产物，是一定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也就是资本关系的人格化，他代表的只是资本家，而绝不是所有人。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失去了生产资料的无产者，他除了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才能进行生产以外，根本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事任何生产，他既然没有私有财产可言，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私有观念和自私本性了。

在这方面，孟子曾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 ；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孟子把“仁”、“义”、“礼”、“智”这些东西说成是与生俱来、“人皆有之”的人的本性，当然也是“普世价值“。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是经不起推敲的。所谓”人皆有之“，试问：怀抱婴儿也是人，他也有所谓“仁”、“义”、“礼”、“智”吗？杀人犯也是人，他是不是也有“仁”、“义”、“礼”、“智”呢？问题在于，孟子提出“仁”、“义”、“礼”、“智”这些东西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只有统治阶级才需要这些东西，至于被统治阶级，当他们尚未觉悟时虽然也会相信这些东西，但是，一旦真相揭开，他们是不会再相信这些东西的。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借“狂人”之口说：“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呐喊》，鲁迅全集出版社1950年版，第17页）“五四”运动为什么要起来反对旧礼教，难道不正是因为它是“吃人”的么？可见，对同一件事，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个人，由于价值观的不同就有不同的评价，哪里有什么“普世价值”？

二、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吗？

徐景安先生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不起来的根本原因就是否认东西方文化中的普世性，拒绝继承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改革前，我们把传统文化批作‘封建主义’，西方文明批作‘资本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社会主义的太社会主义的探讨则批成是‘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就达到了顶峰，批封资修，达到四旧，结果只剩下打砸抢的野蛮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情况有了很大改变，西方的经济、社会、哲学、文学成果大量引进，传统文化研究掀起了一股热潮，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也开展了新的研究。这是建国以来社会科学研究最活跃的局面。但是，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还处在照抄照搬的阶段，不是搬洋人，就是抄古人，或者是给中央提出的口号作注释，或者是到马克思的著作里找论据。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有哪些是我们的创造？在世界论坛上我们又有多少话语权？”

徐文的这一通话是概括和总结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状况的，按照这一说法，无论是改革开放以前，还是改革开放以后，都乏善可陈。在他看来，改革开放前，由于批了封资修，就什么都没有了，似乎中国根本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毛泽东思想，搞哲学社会科学的人都是些吃干饭的；而改革开放后，除了照抄照搬洋人、古人，给中央作注释、找论据，也没有任何创造性的工作可言。而之所以这样，据他说，“根本原因就是否认东西方文化中的普世性，拒绝继承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似乎一承认普世价值，一切问题就引刃而解了。

那么，什么又是徐文所认为的“普世价值”呢？他没有明说，但是从他对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奎元院长讲话的批评里，我们不难了解这一点。他先引了陈院长说的“学懂古人”，然后写道：一说起西方，他的语调马上改变，说：“过去基督教宣扬其交易是普世价值，现在西方的话语权的声音高，把他们的主张的‘民主观’、‘人权观’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等等也宣扬称为普世价值，我国也有一些人如影随形，大讲要与‘普世价值’接轨。”徐文对此批评大为不满，特别是对陈院长说的“不能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尊奉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和“我们研究重大现实问题，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这样重大的理论、路线问题上要清醒”更是火冒三丈，好像挖了他家祖坟一般。他跳起来气急败坏地责问道：“对普世价值问题，学术界争论很激烈，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本人，可以有自己的见解，也是思想自由嘛！他可以专门写个人的署名文章来参加讨论，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会议上，作了这番讲话，没有表示是个人意见，没有说明可以进一步讨论，而是下了无可争辩的结论。院长有裁定学术争论的权利吗？您怎么确认您的意见代表真理呢？再退一步，您认为这个问题重大，必须发表意见，那应该讲道理啊？”从这些激烈的言辞里我们终于知道，徐文没有明说的“普世价值”，原来就是“西方”的“民主观”、“人权观”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等等。

其实，对于这样一些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早就表示过明确的看法，邓小平也明确地讲过自己的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庄严地确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我国的指导思想，为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就不能讲与指导思想相一致的意见呢？这究竟是哪一家的逻辑？！

我们知道，对于资产阶级所说的自由、平等和人权一类口号的片面性和虚伪性，马克思早在《资本论》里就曾深刻地揭露过。他说，“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说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 他们彼此只是作为 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到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使他们的私人利益。”“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种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让人家来鞣。”（《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9-200页）就是说，所谓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这些东西所适用的只是商品交换的领域，一离开这个领域就不是这回事了。比如在生产领域，劳资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什么自由、平等这样一种关系了。

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为批评《哥达纲领草案》写给倍倍尔的那封著名的信里对“自由、平等、博爱”这个旧口号也进行了批评。他说，“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这也很成问题。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不同的。把社会主义看作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人看法，这种看法作为当时当地一定的发展阶段的东西曾经是正确的，但是，像以前的各种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经有了阐述这一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325页）

马恩的这些论述明确地否定了关于“自由、平等、博爱”这类口号，指出这一口号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这些口号只是法国人“作为当时当地一定的发展阶段的东西”，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个时代就“应当被克服”，拿到今天来作为所谓“普世价值”显然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或科学社会主义者来说，他们有现成的科学的“更精确的”口号，这就是：“消灭一切阶级差别”！

列宁完全赞同马恩的上述观点。他在为1919年5月19日所作的《关于用 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的著名讲话写的出版序言里说，“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即使在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中，‘自由’和‘平等’只能表现为而且从来就表现为商品所有者的平等和自由、资本的平等和自由。马克思在他的所有著作中，特别是在《资本论》中，千百次地阐明了这一点，嘲笑了对‘自由和平等’的抽象理解，嘲笑了看不到这一点第边沁分子的庸人，揭示了 抽象概念的物质根源。”(《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361-362页)关于自由，他在讲话里说，“对于任何革命，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是民主主义革命，自由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可是我们党的纲领声明，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同上，第334页）他在回答资产阶级的攻击时说，“文明的先生们，你们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忘记了你们的自由是写在把私有制法定下来的宪法上的。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你们的自由只是纸上的自由，而不是事实上的自由。”（同上，第336页） 说到平等，他指出：“恩格斯说得万分正确：平等的概念如果与消灭阶级无关，那就是一种极端愚昧而荒谬的偏见。”“我们要争取的平等就是消灭阶级，因此也要消灭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这正说我们的目的。工农之间还有阶级差别的社会，既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同上，第341页）他还说到了专政，认为，“要摆脱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是非有不可的，是绝对必需的。”（同上，第355页）于西方的民主自由也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说，一些人“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的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证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起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来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209页）

邓小平也一样，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他还说，“一般讲政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241页）

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也说，“我们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马恩对西方的民主、平等、自由说得那么透彻，列宁和毛泽东说得那么明确，邓小平和胡锦涛也都说得十分清楚，为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院长就不可以对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问题说不？徐景安先生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是陈院长做得过分了，还是你徐景安先生做得过分了？

徐文为了“论证”普世价值并且批评陈院长“没有与中央保持一致”，援引了温家宝总理的一段话：“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对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2007呢3月16日《北京日报》）

对于温总理的这段话，人们是有不同看法的，因为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明确的论述，是离开了具体的时代和阶级抽象地谈论这些问题。至于批评陈院长因为与温总理观点不同就是“没有与中央保持一致”，也不能成立。温总理虽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也不能认为他在任何场合讲话都是代表中央的。而且，所谓与中央保持一致，是指“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而不是在所有具体问题上都必须一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包括学术问题，政策观点问题等等上，应该是允许有不同意见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局面。如果什么事都要与中央保持一致，那就会窒息人们的思想，形成新的“凡是”，这和解放思想的精神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对于我们事业的发展肯定是十分不利的。徐景安先生想用这样的手段不让别人讲话，除了说明其理屈词穷以外又能说明什么呢？

三、评徐景安先生的反驳

徐景安先生坚持“普世价值”的观点，又挖空心思地找出种种“理由”对批评他的人说，“人的价值观都是由阶级决定的，没有超越阶级、时代的共同价值观，这是庸俗唯物主义、机械唯物史观。创造佛学的释迦牟尼是皇太子出身，佛学劝人们不要追逐名闻利养，反映了哪个阶级的利益？孔子是没落的封建贵族，他倡导的孝道、仁爱精神，被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这又怎么解释呢？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除了空想社会主义以外，其他都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大都出身于地主、富农、资本家，他们却投身于革命，阶级论能解释吗？”

徐景安先生以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扣上一顶“庸俗唯物主义、机械唯物史观”的帽子，再提出几个所谓的“难题”就把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问倒了，他就可以大获全胜了。世上哪有这么容易的事？

徐文污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庸俗唯物主义、机械唯物史观”，那么，什么是“庸俗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呢？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22]日写给约·布洛赫的信中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决定性的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的交互作用，……。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696页）恩格斯在这里所批评的是对于唯物史观的简单化和绝对化的理解，特别是对这一原理的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应用，决不是否定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本身；而徐文反对的却正是马克思亲自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本身！应该说，这一手法并不高明，它不过是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所习用手法。对此，人们早已熟悉，是不会上他的当的。

徐文又问，皇太子出身的释迦牟尼的佛学“劝人们不要追逐名闻利养，反映了哪个阶级的利益？”回答这个问题也不难。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释迦牟尼是皇太子出身，也不在于他提出这些主张的主观动机，而在于，他的这套主张在客观上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当广大的信徒把注意力由名利的追求转向四大皆空时，当他们的目光由关注看得到的今生今世转向看不到的来生来世时，统治阶级所遇到的反抗就大大减少了，他们的政权也就可以比较地稳固了。这当然是对统治阶级非常有利的。历代统治阶级之所以支持而不反对宗教，原因就在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统治阶级需要用宗教这个麻醉剂来麻醉人民，以巩固他们的统治，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徐文还问，“孔子是没落的封建贵族，他倡导的孝道、仁爱精神，被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这又怎么解释呢？”在我看来，孔子所代表的应该是那个已经处于没落阶段的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徐文说孔子是“没落的封建贵族”，此说看来不能成立。在春秋那个时代，封建社会还处于萌芽时期，还根本说不上什么“没落”。应该说，他作为奴隶主贵族，对于春秋时代的“礼坏乐崩”是痛心疾首的。他立志要“克己复礼”，就是说要恢复那个已经徒具形式的“周礼”，他主张的“仁”和“孝”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后来的封建统治者由于感到孔子的这一套对维护他们的统治也是有利的，于是就来了一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的思想就被当作统治的思想来宣传和推广了。至于人民为什么会接受，这也很简单。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德好：“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徐文还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除了空想社会主义以外，其他都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样的问题，那也只能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所知太少。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是指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德国的古典哲学和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它们都产生于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那时的资产阶级还是一个进步的阶级，他们的学术研究还能够推动社会向前发展，马克思称其为“古典的”（classic，classical），其意并不在于一个“古”字，而在于它们是“最优秀的”，“创始人的”，“第一流的”或“经典的”，总之，是最优秀的。因此，马克思从中继承其积极的成果，同时加以革命的改造。这是很自然的，要把科学推向前进，就必须这样做。应该看到，这是一种批判的继承，这和现在有些人把现今资产阶级的东西直接拿来、全盘照搬，是有原则区别的。

至于徐文提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大都出身于地主、富农、资本家，他们却投身于革命”这样的问题，并且认为“阶级论不能解释”，同样也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所知甚少。恩格斯曾指出，“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如何社会阶级的个人，但是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集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4页）关键在于我国第一代领导人里确实有一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但是，他们不是作为他原来那个阶级的代表参加共产党的，恰恰相反，他们是在背叛了他们原来的阶级以后才参加 共产党的。问题还在于，社会主义的意识不是在工人阶级中自发产生的，工人阶级的政党也需要有其他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列宁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历史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照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29页）当然，如果按照世界观来说，他们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思想家，因为他们已经完全背叛了源码来的阶级，彻底地站到了无产阶级一边，正在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而奋斗。这一点和所谓“阶级论”并不存在任何矛盾，有什么不好解释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