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理论的是非和人口政策的调整
奚兆永
（南京大学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3）
内容摘要：本文围绕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对五十年代以来的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进行了再认识。文章阐述了两种根本对立的人口理论，即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剖析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实质上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同时通过国际比较，说明中国虽是人口大国，但是密度并不算高，增长也不算太快；由于长期实行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并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迫切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和政策的及时调整。
关键词：人口理论； 马尔萨斯； 马克思； 马寅初； 人口政策
人口理论的是非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是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也是直接关乎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也正因为其重大，因此应该有更多的人来参加讨论和决策，而不能只是由少数人来讨论和决策。现在已经有不少同志关注这个问题发表了看法，我写此文也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只是重点有所不同。此文重在分清理论是非，因为它是政策调整的基础。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共同分清理论的是非，一道促进政策的调整。
一、两种对立的人口理论
这里说的“两种人口理论”，指的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和马克思的人口理论。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于1798年出版，由于党派利益的原因，它迎合了资产阶级的需要，曾经名噪一时，但却经不起科学的解剖和事实的检验，如今相信的人已经不是很多了。不过，也要看到，它至今阴魂不散，我们还不能小看它的影响。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两个级数”外加“两种抑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懂得这一点算术的人都知道，同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是多么巨大。
“根据食物为人类生活所必需这一有关人类本性的法则，必须使这两种不相等的能力保持相等。这意味着，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汇聚成对人口施加强有力的抑制。”（《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页）
他举例说，“同欧洲任何近代国家相比，美国的生活资料一直比较充裕，风俗较为淳朴，从而对早婚的抑制也较少。我们发现，该国的人口每25年翻一番。”（同上，第11页）然后，他就根据所谓两个级数的“理论”进行计算：“设世界人口为任一数目，比如说十亿，则入口将按1，2，4，8，16，32，64，128，256，512这样的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将按1，2，3，4，5，6，7，8，9，10这样的比率增加。225年后入口与生活资料之比将为512比10，300年后，人口与生活资料之比将为4096比13，两千年后两者的差距将大得几乎无法加以计算，尽管到那时产量已增至极高的水平。”（同上，第12-13页）
面对如此骇人听闻的“人口的自然增长”，他提出了两个抑制：“预防性的抑制和积极的抑制”。“所谓预防性的抑制，是指人们对养家糊口的忧虑，所谓积极的抑制，是指一些下层阶级世纪所处的困难境地，使他们不能给予子女以应有的食物和照料。”（同上，第26页）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一出笼，立即受到了上层阶级的喝彩，因为他把下层阶级的失业和贫困归之于所谓“自然法则”，而不是归之于资本主义制度；而对于鼓吹社会改革，主张消灭私有制的葛德文等激进的思想家来说无异是一个消毒剂。这正好迎合了资产阶级的需要。但是，一些有识之士，包括马尔萨斯的朋友、杰出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等则给予了坚决的批评。对于所谓“两个级数”的理论，李嘉图说，““在我看来，马尔萨斯先生未免过份地认为人口只是由于先有了食物才增加的。……他没有考虑到使人口普遍增加的是资本的增加以及因之而来的劳动需求的增加和工资的上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348页）他还认为，“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中，资本或雇佣劳动的手段的积累速度是有大有小的”，“在有利条件下，人口可以在廿五年内增加一倍，但在同样有利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全部资本却可能在更短的时期内增加一倍。”（同上，第81页）马克思对于李嘉图的批评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他在《经济学手稿(1857一1858年)》中说，“马尔萨斯愚蠢地把一定数量的人口同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硬联系在一起．李嘉图当即正确地反驳他说，假如一个工人没有工作，现有的谷物数量就同他毫不相干，因而，决定是否把工人列入过剩人口范畴的，是雇佣资料，而不是生存资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8页）而在《剩余价值理论》里，还通过复利计算进一步指出：“我们看到，廿年后资本就会增加六倍，然而即使按照马尔萨斯的‘最极端的’假定，人口也只能在二十五年中增加一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30页）
继李嘉图之后，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也对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有所批评。他在1838年读到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后，认为这个理论对人类社会不一定正确，但对不会采取主动行动以增加食物产量的生物界却可适用。后来他在《物种起源》中还说，“全世界整个生物界中的生存斗争，都是依照几何级数高度繁殖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是马尔萨斯学说对于整个动物界和整个植物界的应用”。但是，正象马克思所指出的：“达尔文在他的卓越著作中没有看到，他在动物界和植物界发现了‘几何’级数，就是把马尔萨斯的理论驳倒了。马尔萨斯的理论正好建立在他用华莱士关于人类繁殖的几何级数同幻想的动植物的‘算术’级数相对立上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8页)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最早批判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是恩格斯。他早在1843年底到1844年1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就指出了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荒谬。他不无挖苦地说，“要是我们愿意彻底一些，那我们就得承认：当地球上还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就已经人口过剩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8页）他还特别反驳了马尔萨斯关于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的谬论。他说，“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按照最稳健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计算（参看艾利生“人口原理”第一卷第一、二章），‘人口过剩’的大不列颠在十年内，就能够使粮食市场达到足以供应六倍于目前人口所需要的程度。资本在日益增长，劳动力在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服从于人类，这种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用来为大众造福，人类所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半地616页）而到晚年，即他逝世的那一年——1895年，他在给丹尼尔逊的一封信里还说，“这一理论是以人口的增长超过生存资料的增长这一论断为基础的，而伦敦现在的粮食价格是一夸特二十先令，即不到1848-1870年时期平均粮价的一半；而且，世所公认。现在生存资料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入口还没有多到要把生存资料消耗完。”（《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71页）
当然，对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给予了最尖锐、最彻底的批判与揭露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毫无科学价值可言：“他这本书最初的版本不过是对笛福、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唐森、富兰克林、华莱士等人的小学生般肤浅的和牧师般拿腔拿调的剽窃，其中没有一个他独自思考的命题。这本小册子轰动一时，完全是由党派的利益引起的。”（《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6页）这一点，甚至连马尔萨斯自己也无法否认。他在《人口原理》里不打自招地说，“我所要提出的最重要的论点，无疑并不是什么新论点。它所依据的原理在某种程度上已由休谟作了说明，并已由亚当·斯密博士作了更详尽的说明。华莱士先生也曾提出过这一论点，并把它应用于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一问题，尽管应用得也许并不是恰到好处，或并没有从最强有力的观点应用它。也许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著述家提出过这个论点。”（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还证明了，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人口相对过剩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真正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他对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绝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资本论》第1卷入某出版社1975年版，第707页）马克思还对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作了这样的表述：“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他强调，“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同上，第692页）这是马克思对人口问题的总的看法，也是马克思的人口理论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根本区别所在。
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批判了与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有密切关系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劳动生产率递降规律”，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并且与所谓“新马尔萨斯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他针对曾经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成了“马克思的批评家”的布尔加柯夫所鼓吹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根据这一规律，每次投入土地的追加劳动和追加资本所提高代产品数量，不是相应增加而是递次减少）“具有普遍意义”，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颠扑不破的真理”等谬论批判道：
“事实上，‘追加的（或连续投入的）劳动和资本’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以生产方式的改变和技术的革新为前提的。要大规模地增加投入土地的资本数量，就必然发明新的机器、新的耕作制度、新的牲畜饲养方法和产品运输方法等等。当然，较小规模地‘投入追加捞刀和追加资本’可以在原有的、没有改变的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实现（而且正在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在某种程度上倒是适用的，这就是说，如果技术情况没有改变，能够投入的追究劳动和追加资本就是非常有限的。可见，我们得出的并不是普遍的规律，而是极其相对的‘规律’，相对得说不上是是一种‘规律’，甚至说不上是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87-88页）
他还针对曾经是“准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蜕变为自由派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劳动生产率递降规律”和“农业劳动生产率递降规律”明确指出：
“‘劳动生产率递降的著名规律’是资产阶级的不学无术之徒和雇用学者用来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马克思早就推翻了这个‘规律’，——这个‘规律’把罪过推在自然界身上（据说，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势所必然，对之毫无办法！），而实际上，罪过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农业劳动生产率递降的规律’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地租即土地占有者的收入增加的规律，才是事实。”(《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地版，第166-167)
此外，列宁还在《工人阶级和新马尔萨斯主义》一文里针对新马尔萨斯主义者阿斯特拉汉说的“我们应当使母亲们相信，生孩子就是为了让他们在学校里受摧残，就是为了让他们去参加征兵抽签，就是为了他没去自杀。”(《列宁全集》第23卷 .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65页)等言论进行了驳斥。他说：
“工人阶级不会在斗争中灭亡，而会在斗争中成长、巩固、壮大，团结起来，受到教育和锻炼。对于农奴制、资本主义和小生产，我们是悲观论者，但是对于工人运动及其目的，我们是竭诚的乐观论者。我们已经在为新的大厦奠定基础，我们的子女将把它建成。
“正因为这样——也只是因为这样——我们是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死敌；新马尔萨斯主义是落后的利己的市侩夫妇的思潮，他们恐惧地嘟囔说：上帝保佑，让我们勉勉强强地维持下去吧，至于孩子最好不要。”
“当然，这丝毫不妨碍我们要求无条件地废除有关追究堕胎或追究传播关于避孕措施的医学著作等等等一切法律。这样的法律不过是表示统治阶级的伪善。这些法律并不能治好资本主义的脓疮，反而会使这种脓疮变成恶性肿瘤。从而给被压迫群众带来极大的痛苦。医学宣传的自由和保护男女公民的起码的民主权利是一回事，新马尔萨斯主义的社会学说是另一回事。觉悟的工人永远要进行无情的斗争来反对把这一反动的怯懦的学说强加到现代社会最先进、最强大、最有决心进行大改造的阶级身上的尝试。”（《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地版，第267页）
列宁对马尔萨斯在俄国的“跟班”所进行的批判，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同时也表明了工人阶级对人口问题的积极和乐观的态度。
在我国，毛泽东则针对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发布的《白皮书》里关于所谓中国人口压力的谰言进行了驳斥。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们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这里所散布的显然也是一种马尔萨斯观点。对此，毛泽东批驳道：“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他还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0-1512页）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还说到，“过去人们总以为合作化以后，劳动力一定会过剩。原来已经过剩了，再来一个过剩，怎么办呢！在许多地方，合作化的实践，打破了人们的这种顾虑，劳动力不是过剩，而是不足。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后，一时感到劳动力过剩，那是与我们还没有扩大生产规模，还没有进行多钟经营，耕作也还没有精致化的缘故，对于很多地方说来，生产规模大了，经营部门多了，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张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这种情形，现在还只是开始，将来会一年一年地发展起来，农业机械化以后也将是这样。”（《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地674-675页）他还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介绍一个合作社》，《红旗》1958年第1期）
以上，我们引述了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毛泽东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判。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已经完全驳倒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而从事实的角度来说，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比如马尔萨斯所谓人口每25年增加一倍的说法，所根据的是当时美国人口的增长速度，但是，当时美国人口增长快的主要原因是欧洲移民的大批涌入，这属于机械增长，而不是什么民风淳朴，没有早婚的限制所造成的自然增长。当然，由于移民多为青壮年，这样的人口结构也有利于自然增长，但是主要的原因还是机械增长造成的。应该说，美国人口的增长在全世界来说都是最快的，而主要原因就是移民，因此，它显然不能作为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的标本。
又如马尔萨斯估计当时世界人口为十亿，应该说是有其根据的。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所估计的1820年的世界人口数为1041.1百万人，时间与马尔萨斯出版《人口原理》的1798年比较接近，人口数也比较接近。但是，按照马尔萨斯25年增加一倍的推算，在1798年的225年后，人口将增加512倍，即在2023年世界人口将达到5120亿，现在离这个时间虽然还差15年，但是，世界人口却只有65亿，数字悬殊如此之大，说明其推算是极不科学的。他关于生活资料的推算就更加荒唐了。他按照算术级数推算生活资料，说225年只能增加10倍，人们的生活水平在2023年时只及1798年的10/512,即只有1798年的1/51.2。这符合事实吗？根据《世界经济千年史》的估计，1820年的世界GDP是6944亿（1900年国际元），而1990年的世界GDP则是270760亿（1900年国际元），170年提高了大约40倍，远远高过同期世界人口的增长。这就充分说明，马尔萨斯提出的所谓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理论”是根本经不起检验的，而马克思主义者对人口问题不持悲观观点而抱乐观态度则是正确的。
二、马寅初的“马”是哪家的“马”？
1955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迪尔此会议的浙江小组会上准备推出他关于人口问题的发言，但是人们纷纷提出异议，不赞成他的观点，他感到形势不对，于是收回了自己的发言稿。此后，他曾经找许多人讨论人口问题。交谈者中既有在旧社会从事人口学、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如陈达、吴景超等人，也有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翻译、研究与教学工作的学者、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的王亚南。不用说，陈达、吴景超的观点与他很接近，因为他们都曾是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信徒，自然有着很多的“共同语言”，而王亚南的观点就与他格格不入了。随后，王亚南把自己的观点写成了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的入口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的论文，并在1956年4月举行的厦门大学校庆科学讨论会上作了报告。此文于1956年12月由科学出版社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发行，并且在学术界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后来张培刚等人写的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与中国人口问题》就引述了该文的观点。王亚南对于马尔萨斯及其在中国的信徒们所进行的批判，马寅初当然不会赞成。正像他后来所说，“南方有一位大学校长，人民大学有一位教师，某经济杂志有一位总编辑，以及北京大学经济系若干教师们认为我的新人口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思想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批评说他们不知如何看问题最明显的表现。”“这些大学校长、教授和总编辑说我的思想体系是和马尔萨斯一模一样的。当时我忍受，不是因为别有用心，乃是因为他们是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教授和科学院某经济杂志的总编辑，地位高，学问好，你对他们无可奈何。”（马寅初：《新人口论》，北京出版社 1979年版，第41、43页）这里所说的“南方有一位大学校长”、“大学校长”就是说的王亚南。他还公开指责王亚南1959年发表在《厦门大学学报》上的一篇评论 “也提不出什么新意见”。当然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
马寅初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在1956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总理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报告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继续发展卫生医疗事业，开展体育运动，并且适当地提倡计划生育。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育后代，以利于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而后，在1957年2月27日，中央召开了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扩大），我们看到，毛泽东在3月1日的结束语的提纲里写道：“控制在六亿人口（控制一个时期，少增长，以待条件具备，再作适当增长）”。
本来，中央提倡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这和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引述的列宁《工人阶级和新马尔萨斯主义》一文已经讲得非常明确，这里不再赘述；但是，周恩来的讲话却使受马尔萨斯理论影响很深的马寅初作了错误的理解并因此而受到了极大的鼓舞，1957年2月下旬到3月1日，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扩大），马寅初作为全国人大常委出席了此次会议，并且就人口问题了发言，毛泽东对他终于放出了自己的观点给予了鼓励，更使他踌躇满志，以为自己的人口观点是完全正确的。1857年3月31日，他参加了中华医学会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发言；接着，是接受《文汇报》记者的采访；尔后，又向北大师生作关于人口问题的报告。他的上述言论先后于1957年4月3日、27日和29日在《光明日报》、《文汇报》和《北京日报》作了报道。这以后，他又把1955年收回的那个发言稿，在作了一番修改扩充之后，于1957年5月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以《新人口论》为题作书面发言，并于7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正式公开发表。真可谓紧锣密鼓、马不停蹄。他的这些言论引起了广大读者的不满，也引起了北大许多师生的不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后来（1958年7月2日）北大经济系和政治课的十多位教师成立了一个人口理论研究会，主要成员有樊弘、陈岱孙、赵靖、韩佳辰、周家本、诸葛殷同等。试想，如果不是马校长的“理论”太过离谱，北大的这些学者（其中樊弘、陈岱孙、赵靖还是很著名的学者）会组织研究会与他们的校长唱对台戏吗？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当时曾受到广泛的批评，而在1979年马寅初平反之后，《新人口论》又受到广泛的吹捧，所谓“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就是针对马寅初《新人口论》而说的，后来，该书还被列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十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问题是：马寅初《新人口论》究竟是像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是马克思的‘马’”，还是像批评者所说的是“马尔萨斯的‘马’”？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只能实事求是，以事实为根据，而不能以其它的标准为标准。由于问题关系重大，尤其应该慎重其事，是不应草率作出结论的。
我们说“以事实为根据”，首先也就是以《新人口论》本身为根据，看看它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马尔萨斯主义的？。
前面已经说到，马克思认为，“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而马尔萨斯却把人口规律说成是一个与生产方式无关的自然法则，即所谓人口增长高于生活资料增长的抽象的规律。马寅初和马尔萨斯一样，错误地把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或粮食增长直接联系起来，其实生活资料或粮食的增长是要经过生产和分配的环节才能进入消费的，而市场和分配的状况又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离开了生产方式，抽象地将人口与生活资料或历史直接挂钩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在这方面，马寅初虽然也不得不说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错误的，但是，他还是认为，人口按照几何级数25年增加一倍是正确的。他明明知道当时中国人口普查的年增长率是2%，但是为了证明马尔萨斯25年人口增加一倍的正确，他还硬是要以3%来进行推算，说10年以后全国人口将达八亿多，十五年以后将达九亿八千万，五十年后将增加到二十六亿。（见《新人口论》，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64页）而对于生活资料，他虽然也不得不承认“也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但是他又说，“人口增加率千分之三十，食粮增加率几年来是千分之四十到五十，可见食粮增加得快，但是食粮增加的速率不能长期地这样下去，因为耕地有限，将来总要成为问题的。”（同上，第69页）所谓“粮食增加的速率不能长期地这样下去，因为耕地有限”，其实就是在宣传马尔萨斯关于土地收益递减的所谓“规律”。
和马尔萨斯把社会制度造成的贫困归之于人口这个自然因素一样，马寅初也把我国人口众多当作是贫困的原因。他说，“帝国主义、封建致以和以四大家族为代表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固然是造成我们贫困的根本原因，但是人口众多这个事实的本身，也是我们贫困的原因。”（同上，第66页）
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他竟然说，“要和平共处，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同上，第71页）这岂不就是说中国人口多了就会发动侵略战争。这种说法和帝国主义鼓吹的“黄祸论”、说中国人多乃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等谬论有何区别？历史早已证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其发生是由于的政治和经济的原因，而绝不是由于人口增加这个自然的原因造成的。马寅初的这种说法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和马尔萨斯《人口原理》里提出的“积极的抑制”又何其相似奈尔！
恩格斯说，“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的。……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15页）列宁说，“全人类的首要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如果他们能活下去，我们就能拯救一切，恢复一切。”（《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1页）毛泽东也是把人看作一切事物中最可宝贵的。只有那些衰朽没落的阶级才对人口抱消极悲观的态度。马尔萨斯如此，马寅初也是如此。他不是把人口看作是一个宝贵的财富，而是把人口看成是一个巨大的负担。用他自己的话说，“人口太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新人口论》，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66页）这种论调哪里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
马寅初在《新人口论》里，还置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于不顾，大谈什么“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他说，“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一定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一定要增加积累；要增加积累，一定要增加国民收入。我国的国民收入在1956年将近九百亿元，其中消费部分约为79%，积累部分约为21%。因为人口大，所以消费大，积累小，而这点积累又要分摊在这许多生产部门之中，觉得更小了。我要研究的就是就是如何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的比例降低，同时就可以把资金多积累一些。”（同上，第3、4页）
应该说，较之于他把人口与生活资料挂钩，把人口与积累联系起来似乎是一个进步，但是，他的这种联系仍然离不开他的马尔萨斯观点。我们知道，马克思是把资本中的V即可变资本与雇用工人相联系的，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相比的比例下降，因而导致了对工人的需求相对减少，造成了人口的相对过剩。而马寅初则是以全部人口的消费会影响积累的比例来论述控制人口的必要。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思路仍然是马尔萨斯的思路。事实上，一个人只要能够劳动，他就能够创造出超过自己的消费所需而能为社会提供积累。显然，马克思的思路比之于马尔萨斯和马寅初的思路显然要高明得多。至于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问题，也不是如马寅初所说的积累愈多愈好。苏联和我国的实践都证明，过分强调积累而忽视消费，就会影响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对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反而不利。在这方面，八大决议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必须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这两个方面得到适当的结合，也就是使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得到正确的处理。为了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全国人民必须时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和集体利益，艰苦奋斗，克勤克俭，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增加国家的资金积累；同时，政府必须厉行节约，认真节减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的支出。但是如果过高地规定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比重，不注意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适当改善人们的生活，不注意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就会损害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损害社会主义的利益。我们的税收政策、物价政策、工资政策和合作社组织收益的分配政策，应当既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又能保证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中国共产党第把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页）我认为，八大决议关于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的观点是正确的，而马寅初片面强调积累、希图通过控制人口来降低消费的比例，甚至不顾我国国民收入的水平与苏联的巨大差距，想达到苏联当时75：25的比例的想法则是错误的，不可取的。
马寅初还在他的《新人口论》里大讲人多“就不能很快地机械化和自动化”。他说，“我深信社会主义事业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一千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五十个人就可以做了（假定到处都是二十分之一），请问其余九百五十人怎么办？……我们现在不能搞很多的大型工业，要多搞中小型工业，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小型工业可以安插好多人。但是我国稿社会主义，就应当多稿大工业，列宁也说过，没有大工业， 就没有社会主义（列宁文集第7册第151页）。然而，我国过多的人口，就拖住了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新人口论》，第8-9页）
毫无疑问，随着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实现，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原来要用很多劳动者作的事，现在只要很少的人就可以完成了。但是，机械化和自动化本身并不排斥工人，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才成为排斥工人的一个手段。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经讲到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的区别，他说；“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种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生产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他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他的资本主义应用时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资本论》第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83页）进而言之，即使对资本主义来说，机器排斥工人也不是绝对的。马克思说，“虽然机器在应用它的劳动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既然任何一种机器产品，例如一码机织布，总是比被它排挤的同种手工产品便宜，所以就产生一条绝对的规律：如果机器生产的物品的总量同它所代替的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市场的物品的总量相等，那么，所使用的劳动总量就要减少。生产劳动资料如机器、煤炭等所需要的劳动量的增加，同使用机器而引起的劳动量减少相比，必然较小。不然的话，机器产品就会同手工产品一样贵，或者更贵。但是事实上，人数所减少了的工人所生产的机器产品总量不是不变，而是远远超过被排挤的手工业制品的总量。”因此，马克思认为，“随着机器生产在一个工业部门的扩大，给这个工业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那些部门的市场首先会增加。就业工人数量会因此增加多少，在工作日长度和劳动强度已定的情况下，取决于所使用的做不到构成，也就是取决于资本的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这个比例又随着集权制这些行业中已经占领或者正在占领的范围比特人有很大变化。随着英国机器体系的进展，注定要落到煤矿和金属矿中取得人数惊人地膨胀起来 ，尽管最近几十年，由于矿业中使用新机器，这种增加变得缓慢了。”根据1861年的人口调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煤矿就业的工人共246613人，在金属矿就业的工人达319222人。（《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84-485页）
显然，马寅初认为随着机械化和自动化，对于工人的需求就会大大减少，从而认为入口多就会“拖工业化的后腿”的说法，完全背离了马克思的上述论述，也背离了工业化国家的客观实际，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马寅初为了突出他的《新人口论》并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辩护，还大放厥词，公然把矛头直指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说，“马尔萨斯在人口增殖超过食物增加一个自然性质的观点中，去寻找贫民痛苦的原因。马克思主义者否定这种观点，认为贫民痛苦的原因，不是如马尔萨斯所说的自然界的吝啬，乃是生产关系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真正的原因是社会性质的，不是自然性质的。因为贫民千辛万苦的来的成果，大部分被地主掠夺去了。所以根本原因是生产关系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现在我国的某些大学经济系一部分教授和某些经济学杂志的编辑、总编辑仍抱这种见解，仍以‘生产关系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个社会性质的理论来对抗马尔萨斯的自然性质的理论。殊不知中国的情形已经大变了。这个社会性质的理论在中国已经失效，不能再用来对抗马尔萨斯了。”（《新人口论》，第42页）
我们要问，在资本主义国家或旧中国，工人阶级或劳动群众的贫困难道不是社会性质的原因造成的，而是自然性质的原因造成的吗？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又何错之有？倒是马寅初认为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原理“已经失效”，“已经不能再用来对抗马尔萨斯”的“见解”，向人们表明：他在解放后虽然也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并且还为此学了俄语，但是他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真正学进去。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原理对于人和社会都是适用的，正是所处联合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才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怎么可以将其看作是一个只在一个时期有效并且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规律呢？同时，马寅初的这些话也向人们表明：他这个“马”根本不是什么马克思的“马”，而是地地道道马尔萨斯的“马”。
需要指出的是，马寅初在《新人口论》里大肆宣扬马尔萨斯的观点决不是偶然的。正如何建章、朱宗炎、廖集仁当时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揭露的，早在1920年，马寅初就开始宣扬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观点了。当时，他在《新青年》第7卷第4号（“人口问题专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计算人口的数学》的文章，反复地不厌其烦地解释马尔萨斯的两个级数（“算术级数”他译为“数学级数”，“几何级数”的译法相同））的区别，强调“人口的增加是好比数学上的复利息。复利息所要利上生利的Interest produced interest，人口增加也应该如同复利息一样，不应该像单利息一成不变的。从这样说法，用数学的级数去计算入口的增加，是不妥当，不用再说了。”（《新青年》第7卷，第4号）到了1943年，他在其编写的可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大杂烩的《经济学概论》中又再次讲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说：“土地发展之原则与劳力发展之原则迥不相同也。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论人口之增多于食物之增多常不能按同一之比例，即此意也。盖生产食物之土地，面积有限，而其是从来也有一定之限度。虽人智发达，技术进步，土地生产力亦不能无增进。然其增进甚属迟缓，终不能与人口增加率相伴。”（马寅初：《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43、1946年版，第118页）而在这本书后来出的“增订本”里，他更加肆无忌惮第说，“在中国，人口受食物缺少的压迫，是铁一般的事实，无可否认”（马寅初：《经济学概论》，1948年增订本，第121-122页）
事实证明，马寅初的马尔萨斯主义观点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一直没有得到清算，但是，他自己却不认账，说什么，“在1939年以前，我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我也作过文章批评过马克思。但在那年我以实际行动否定了我自己的阶级，否定了过去的我。所以对1939以前的老文章，我不负责任了，我自己亦不引用了，正如马克思否定了自己的阶级一样。”（马寅初：《重申我的请求》，《新建设》1960年第1期）问题在于，马寅初在1939年以后虽然在政治上和共产党站在一起反对蒋介石，但是，在思想上并没有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它的学术思想还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这一点，我们从他40年代写的书和50年代写的文章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怎么可以用1939年作为界限拒绝别人的批评和帮助呢？
应该说，50年代对马寅初的批评还是很注意分寸的。当时写文章的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一部分是报纸和刊物的读者。我最近看了一些当时的文章，觉得那时的批判还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没有什么扣帽子的现象，更没有什么人身攻击的地方，用语还是与人为善的，许多人在文章里还尊称马寅初为“马老”。不仅如此，当时的报刊不仅发表了批评《新人口论》的文章，同时也发表了进行反批评的文章。这里不仅有马寅初进行反批评的文章，还有其他读者进行反批评的文章。如《光明日报》在1958年4月26日第3版发表了北大姚曼华等三人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文章，而在5月20日的同一版上又发表了抚顺东都医院齐锡年的反批评。这以后，在6月11日发表的一组文章里，也是两种观点都有，并没有出现“以力亚服”的现象。如果这个批判是“错误的批判”，是“以压力服”的批判，那早就剥夺了马寅初反批评的权利，哪还会从1957年一直延续到1960年吗？这一事实正好说明，当时是认真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的。这一点，从马寅初《重申我的请求》里引用的1958年8月3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和《红旗》杂志1959年第10期发表的《为了追求真理》一文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学术批判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批判的过程中，应当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不同的意见都能得到充分发表的机会。真理是愈辩愈明的。不同的意见多一些，争辩的时间长一些，是好事。这便于把真理说得更鲜明。辩论中要充分摆事实，讲道理，以上还找不到充分事实和理由来驳倒对方的，就应该就又不去分析研究。如果不能说服，而企图压服，那只是学术上无能的表现。”《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它的社论代表了中央的指导思想，从社论的这些论述看，当时中央对于学术批判的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后来把这一批判称为“错误的批判”，我认为是不符合事实的。
对马寅初的批判涉及到陈伯达和康生，有人把他们二人的介入作为是“错误的批判”的理由，这也是不能成立的。我们知道，陈伯达和康生都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内著名的理论家，虽然他们后来都受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但是，在当时，即1958年，他们都是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而且都负责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陈伯达是1958年筹建的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的总编辑，康生则是1958年新建立的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他们二人关注北大对马寅初的学术批判是很自然的；而且，他们到北大去发表讲话，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有人说他们是什么“插手”，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问题还在于，他们当时讲的一些话并不错，我们显然不应该“因人废言”。 在这方面，人们都知道，尽管考茨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叛徒，但是列宁并不因此就否定考茨基之前写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列宁在1914年底写的《卡尔·马克思》的“书目”里就介绍了考茨基写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土地问题》、《爱尔福特纲领》等著作。（《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91页）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气度，正确看待当年陈伯达和康生对于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
我们先看陈伯达当年说的话。1958年5月4日，陈伯达与彭真、郭沫若等一道参加了北大60周年校庆，并且发表了讲话。其中讲到：“不可设想，对于解放前已经有系统地形成一套资产阶级哲学观点的人不进行深刻的批判，或者他们没有进一步进行深刻的系统的自我批判，就能够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旧知识分子要最后抛弃资产阶级的 意识，而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这需要结果长期的深刻的匹配合自我批判的过程。”（见《人民日报》1958年5月5日第2版）其实，陈伯达的这些话所传达的正是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早在一年零两个多月前，毛泽东在1957年2曰27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大问题》里就已经指出，“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信息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由来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 19777年版，第384-385页）显然不能说陈伯达的讲话不符合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当然，陈伯达还在会上宣布，“马老要作检讨”。这显然也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党中央来宣布的。这一点，从后来周总理也曾劝马寅初进行检讨得到证明。
现在再看康生当年说的话。康生是在1958年7月1日到北大去讲话的。他在会上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发表了比较明确的看法。他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入口论》，它的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呀？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有人说，“这一棍子打得好狠呀！真好比是拍卖行老板的木榔头，一锤子定音。从此，马寅初就由一个爱过的民主人士，一下子变成了中国的马尔萨斯。”（邓加荣：《我国经济学泰斗马寅初》，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页）其实，是哪家马的问题并不是康生提出来的，早在马寅初1957年4月27日向北大师生发表关于人口问题的演讲时他自己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当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截然不同的。问题在于，提出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是马尔萨斯主义人口论的也并不是康生，而是学术界。据我所知，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之所以要在1956年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何中国人口问题》，就是因为他已经敏锐地感到了马尔萨斯主义的抬头，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的科学良心使他“不能已于言”，才产生了那篇论著。而在1957年3月马寅初公开对中国人口问题发表了看法以后，最早在自己的论著《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与中国人口问题》（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4期）公开批评马寅初的马尔萨斯观点的是张培刚、毛钢、胡俊杰三人，三人中的领衔者就是今天人们都很熟悉的早在上世纪40年代因在美国哈佛大学撰写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而被世界公认为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的张培刚。实际上，到1958年7月1日康生讲话时，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马尔萨斯的马早已是学术界大多数人的共识。这一点，从马寅初后来在《重申我的请求》中说“我只得唱独角戏，我只得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的话里也可以得到证明。
顺便说一下，现在有人把王亚南、张培刚与马寅初相提并论，说什么“北马南王”或“北马南张”，我认为这是不恰当的。王亚南自大革命失败以后就开始翻译《资本论》，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教育学生，并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解放后，他除了担任厦大校长，还继续从事《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经济学说史和中国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而马寅初虽然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在政治上就接受党的领导，并且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是，在学术思想上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从我们上面提到的他在40年代写的一些经济学教科书和50年代写的文章里都可以看出来，由于学术思想没有根本改变，他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甚至不能为本科生开一门课。北大著名教授樊弘曾在1951年10月21日的《光明日报》上著文谈到当时老教授的状况，他说；“除开少数的马列主义的文化战士而外，我们的确是没落了，现在无人不感到‘五四’以来的老教授的地位在没落。社会科学上几乎没有什么老教授的笔墨，在政治舞台上亦几乎没有什么老教授的精彩的表演，在社会讲台上亦几乎没有什么老教授的声音。老教授们不但在学校以外逐渐丧失了威信，在教室里或在学生群中，也逐渐丧失了威信，因为过去我们所谈的那一套，都不是代表人民的呼声，而是代表少数剥削者的呼声。”（转引自王梦奎《北大旧事三记——再说樊弘》一文）王亚南属于樊弘讲的“少数马列主义的文化战士”，而马寅初则属于樊弘讲的“已经没落”、“在教室里和学生群中也逐渐丧失了威信”的“五四以来的老教授”，虽然他当时还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但是要说学术威信，确实是不高的。至于张培刚教授，虽然他在解放前学的也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但是，解放后他曾去中央党校学习马列一年多，后来虽然有几年未搞专业工作，但从他1957年和别人合写的关于人口问题的文章看，其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也是马寅初所不能比的。因此，我觉得在学术上把王亚南、张培刚与马寅初相提并论实际上抬高了马，是不恰当的。
还需要指出的是，当时马寅初实际上已经承认了自己的某些错误，并且作了相应的检讨，尽管很不彻底也很不诚恳。他在1958年3月写了两张大字报：一张是检讨自己工作没有做好，身上有官气和暮气；另一张就是检讨1957年4月关于人口问题的演讲里讲了人口多了会侵略别的国家的话。这两张大字报后来发表在3月21日的《北京大学校刊》上。而在康生讲话后的第二天，即1958年7月2日，马寅初还在北京大学人口研究会成立会上作了一个发言，这个发言也就是检讨。他说，“当然新人口论是有缺点的，（1）没有提到党的领导。（2）看不见组织起来的人民力量。（3）悲观。如今年写就不会悲观了。”但是他又说，“以上所述的《新人口论》中第三个缺点在第二篇文章中（1958年2月1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已经改过来了，我看到党对人口问题的注意，也看到党政的领导力量，合组织起来的人民的力量。悲观的谦虚变为乐观的情绪了，……要批评我，要对两篇文章一并批评，不能只批评第一篇。”这实际上是在承认缺点和错误后又想方设法堵批评者的口。他还说，“《新人口论》是去年7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距今刚好一年，‘一天等于二十年’，三百六十天就等于七千二百年，以今天的眼光批评七千二百年前的事情是不公允的，《光明日报》上登出孙发祥先生的批评（指《见口不见手》一文——引者）说：‘你说人多影响工业发展，你看看现在工业大发展。’这批评当然是对的，但没有看到文章是七千二百年前写的。”（《马寅初全集补编》，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65页）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寅初又耍弄诡辩术为自己开脱和辩护，显然是没有诚意的。令人十分奇怪的是，马寅初自己为这个发言所写的标题是“在北京大学人口研究会成立会上的发言并检讨”，但是《马寅初全集补编》的编者却删去了“并检讨”三个字，编者居然不承认连作者也承认的发言的检讨性质。当然，我们也看到，马寅初不仅不能真正面向自己，他还倒打一耙，反守为攻。如他说批评他的人“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说他们的文章“都是‘破’的性质，没有一篇是‘立’的性质；徒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还说，“据《光明日报》的意见，我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那么应该写几篇富有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来示一个范，使我们也可经常学习。”（《新人口论》，第54、55页）这些话表明，马寅初显然不懂破与立的辩证法，他把破与立完全割裂了开来并且绝对地对立了起来。实际上破与立是对立的统一，没有破固然就不会有立，没有立也不可能有破，这就是“不破不立”和“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道理。试想：不破除马尔萨斯的即资产阶级的人口理论，能够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吗？同样，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口问题的论述作为指导，我们又用什么武器去批判或破除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呢/？至于要求批判者先写几篇富有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我找来示范一下的说法，这就如同一个小说家或其它文艺作品的作者在受到了文艺批评家的批评之后不服气地说：你批评我吗？那就请你也写出几部小说或别的文艺作品来看看。用这样的方法来拒绝批评而自以为高明，实在是很不高明的。
我认为，马寅初在这场学术批判中的种种表现和他作为一个北京大学校长、全国人大代表、常委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之所以如此，除了上面提到的历史原因和解放后没有很好学习马克思主义、认真改造思想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误解了毛泽东对他的发言的肯定。本来，马寅初在1955年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就想提出他的《新人口论》，但是有人怀疑他的观点是马尔萨斯的观点，这时他不仅不反感，反而是作为作为善意的提醒接纳了别人的意见，收回了这个书面发言。但是，1957年2月，他参加了最高国务会议，听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关于双百方针的讲话使他大受鼓舞，于是在会上了关于人口问题的发言。毛泽东对马寅初的发言是肯定的，但是毛泽东肯定的只是他终于把过去不敢说的话说了出来，体现了双百方针而高兴，但并不是赞成他的全部观点。据前揭有关马寅初的一本传记说，毛泽东在听了马寅初的发言后“高兴地说，人口是不是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马寅初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邓加荣：《我国经济学泰斗马寅初》，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页）从毛泽东此前和此后关于人口问题的许多论述看，毛泽东关于人口问题的观点和马寅初显然是不同的。此前的论述，我们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经引述过，至于此后的论述，就在此后不久，即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召见邵力子、陈叔通、黄炎培、章士钊、李济深、张治中等党外人士，听取他们对即将发动的“大跃进”的意见，当时邵力子仍向毛泽东进言，希望毛支持“节育”。毛泽东则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可以达到八亿时再讲人口过多嘛。”马寅初由于缺少学习，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毛泽东关于人口问题的许多论述，他显然把毛泽东对他终于敢于鸣放的肯定当作了对他发言的内容和观点的肯定。正是这样一种误解，使他变得有恃无恐起来：既然有毛泽东的支持，那还怕什么呢？这是他在整个学术批评过程中不能虚心听取和接受别人意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三、中国人口是不是数量太多和增长太快了？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能不能就因此说中国人口数量太多、增长太快了呢？
有人对此持肯定态度，其典型就是马寅初。他大声疾呼：“人口太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以我的估计，人口增殖率不止千分之二十五，而是千分之三十，照这样计算下去，五十年后我国人口就有二十六亿，超过现在全世界人口的总和，你看这还得了！”（《新人口论》，第66页）
有人对此持否定态度，其代表则是毛泽东。他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1页）
究竟哪种态度正确呢？
我们认为，说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不是太多，其根据不应该是一个国家人口的总量，因为各个国家的土地面积不同，社会的发展阶段不同，一个国家的人口是多了还是少了，是不能用绝对数的多少来说明的，在这里应该用相对数来进行比较才对。
以下是世界人口超过5000万的国家的人口密度排名，各国的人口数量根据2006年联合国的统计数据（部分国家取2005年的统计数据）：
1.孟加拉国--人口--14737万--面积---14.40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1023人/ 平方公里
2.日本--人口--12762万--面积---37.78万平方公里 --人口密度—338人/ 平方公里
3.印度--人口-109535万--面积--328.76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333人/ 平方公里
4.菲律宾--人口---8947万--面积---30.00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298人/ 平方公里
5.越南--人口---8440万--面积---32.96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256人/ 平方公里
6.英国--人口---6060万--面积---24.48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248人/ 平方公里
7.德国--人口---8245万--面积---35.70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231人/ 平方公里
8.巴基斯坦--人口--16580万--面积---80.39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206人/ 平方公里
9.意大利--人口---5813万--面积---30.12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193人/ 平方公里
10.尼日利亚--人口--13186万---面积92.38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143人/ 平方公里
11.中国--人口-132256万--面积--959.70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138人/ 平方公里
12.印度尼西亚--人口--24545万--面积--191.94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128人/平方公里
13.泰国--人口---6463万--面积---51.40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126人/ 平方公里
14.法国--人口---6088万--面积---54.70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111人/ 平方公里
15.土耳其--人口---7041万--面积---78.06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90人/ 平方公里
16.埃及--人口---7889万--面积--100.15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79人/ 平方公里
17.埃塞俄比亚--人口--7740万--面积—110.36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70人/ 平方公里
18.墨西哥--人口--10745万--面积--197.26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54人/ 平方公里
19.伊朗--人口---7005万--面积--164.80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42人/ 平方公里
20.美国--人口--30071万--面积--982.66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31人/ 平方公里
21.刚果（金）--人口--6076万--面积—234.48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26人/ 平方公里
22.巴西--人口--18808万--面积--851.20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22人/ 平方公里
23.俄罗斯--人口--14289万--面积-1707.52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8人/ 平方公里
根据这个排名，中国的人口密度不仅大大低于孟加拉、日本、印度、菲律宾、越南这些国家，而且比之于英国、德国、巴基斯坦、意大利也低得多。实际上，这人口密度比中国搞许多的日本和印度都不嫌人口太多，有什么理由怕中国人口太多了呢？。
当然，人口密度可以为我们研究人口问题提供某种参考，但是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关键的要素。实际上，人口密度相同的国家，其社会发展程度可以极不相同。比如日本和印度的人口密度都是每平方公里330多人，但是，日本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印度则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就人均GDP来说，日本在2005年的GDP已经达到36486美元 ，而印度只有652美元，两者相差达50倍。同样，人口密度相差很大的国家，他们可以处于同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其人均GDP也可以非常接近。比如加拿大和德国比，两国的人口密度相差近90倍，但是两国处于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人均GDP也差不多，都在40000美元上下，加拿大稍高于40000美元，德国稍低于此数。这也说明，人口密度的大小对于社会的发展并不起决定的作用。实际上，以人口密度来判断人口的多少，还是从自然的角度来看待人口问题，而不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待人口问题。要从社会的角度看人口问题，就要把人口问题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关键是看一个国家所实行的社会制度能不能够合理地使用这个国家的劳动人口，能不能够推动这个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一种社会制度能够合理单排劳动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即使这个国家的人口密度很高，也不能说这个国家的人口太多了。在这里，关键的因素是社会制度即生产关系，而不是人口的密度，当然就更谈不上是人口的总量了。
因此，马寅初说“中国人口太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是不正确的，而毛泽东认为“中国人口众多是极大的好事”并认为新社会通过生产就能解决人口问题的观点才是正确的。
至于中国人口的增长是不是太快，问题也并不如马寅初所说。1953年，我国进行人口普查，出生率为千分之三十七，死亡率为千分之十七，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二十。马寅初说，“我很怀疑四年来增殖率是否仍旧是千分之二十呢？”“由于以下七方面的考虑，我认为增殖率或超过千分之二十：（一）结婚人数增加，直接发以前青年人毕业即失业；现在毕业以后，国家分配工作，经济情况改善就具备了组成家庭的条件。社会上大家都有职业，对于父兄、汽油等阶级稍了，负担减轻，也促使结婚人数增加，并且照顾已婚夫妇原则上分配在一个城市工作，生育的集会也就增加了。（二）政府对于孕妇产妇和婴儿的福利照顾，产妇产前产后有56天的休假，这在解放前是没有的。随着卫生事业的发展，乡村中产婆接生已为正规接生所代替，婴儿死亡率下降……。（三）老年人死亡率减少了，……。（四）以往几乎年年有内战，……。现在国内秩序空前安定，内战消灭，盗匪绝迹，凶杀案件减少，人民死于非命的减少。（五）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尼姑与和尚大部还俗结婚，将来和尚和尼姑的人数也不会多。在资本主义国家不能解决的娼妓问题，我们也彻底解决。大家都知道妓女因丈夫太多，是不能生育的。（六）农业合作化以后，人民生活改善，老年人尚有旧思想的残余，希望多福多寿，……只要经济上许可，就忙着替儿子娶媳妇，成家立业。（七）政府对于一胎多婴的家庭，出来奖励以外，还有经济上的补助。诸如此类，都是增加出生率，减少死亡率的因素。”（《新人口论》第2-3页）他在推算未来人口增长率时，把它定为千分之三十。但是，他的这些推论都是经不起检验的。
事实上，解放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提高，主要是由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引起的，与所谓“出生率的增加”并无多少联系。马寅初说解放后青年学生毕业工作由国家分配，无失业之虞，这当然是事实，但是，早婚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并不是普遍现象。当时的青年，积极向上，一般都把工作放在首位，一毕业就忙着结婚的人并不多。至于国家对于产妇的照顾，对一胎多婴的补贴，也与增加出生率对不上号。难道有五十六天产假，或给一胎多婴者以奖励和补贴，人们就会因此多生孩子或一胎生几个？至于和尚尼姑还俗，消灭妓女，那也只是在社会大变革时短期内发生的现象，而不可能是一个长期持续存在的现象。至于农村老年人急于为儿女找对象结婚这样的事，中国一向如此，这既有社会原因也有旧的思想观念影响，在新社会，这种现象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加。所以马寅初讲的这几条其实对于出生率的增加并无什么影响。当然，由于卫生事业的发展，人口的死亡率确实是下降的。这个下降，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一个短时期，它可能会有比较快递下降。比如用新法接生代替旧法接生，就会使婴儿死亡率有一个比较大的下降，但是，这种比较大的下降也不可能是持续不断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一个注里写道：“‘贫困似乎会促进繁殖。’（亚·斯密）在风流才子加利阿尼神甫看来，这甚至是上帝特别英明的安排：‘上帝安排好了，让从事最有益职业的人生得绰绰有余’（加利安尼《货币论》第四卷第78页），‘贫困在达到引起饥馑和瘟疫的极限以前，与其说会妨碍人口的增长，不如说会促进人口的增长。’（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版第69页）兰格用统计材料说明了这点之后，又继续说道：‘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口都生活在舒适安乐的环境中，那么世界上很快就会荒无人烟。”（《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06页） 在新中国，随着人民逐步摆脱贫困，随着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也会自然地降低出生率。这一点，甚至马寅初也是不否定的。
因此，马寅初断定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会快速增长，甚至会以千分之三十的速率增长，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以下是1949-1998年我国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一组数字：
年份 年底总人口（万人） 人口出生率（‰） 人口死亡率（‰） 人口自然增长率（‰）
1949 54167 36.00 20.00 16.00
1950 55196 37.00 18.00 19.00
1951 56300 37.80 17.80 20.00
1952 57482 37.00 17.00 20.00
1953 58796 37.00 14.00 23.00
1954 60266 32.97 13.18 24.79
1955 61465 32.60 12.28 20.32
1956 62828 31.90 11.40 20.50
1957 64653 34.03 10.80 23.23
1958 65994 29.22 11.98 17.24
1959 67207 24.78 14.59 19.19
1960 66207 20.86 25.45 -4.57
1961 65859 18.02 14.22 3.78
1962 67295 37.01 10.02 26.99
1963 69172 43.37 10.04 33.33
1964 70499 39.14 11.50 27.64
1965 72538 37.88 9.50 28.38
1966 74542 35.05 8.83 26.22
1967 76368 33.96 8.43 25.53
1968 78534 33.59 8.21 27.38
1969 80671 34.11 8.63 26.08
1970 82992 33.43 7.60 25.83
1971 85229 30.65 7.32 23.33
1972 87177 29.77 7.61 22.16
1973 89211 27.93 7.04 20.89
1974 90859 24.82 7.34 17.48
1975 92480 23.01 7.32 15.69
1976 93717 19.91 7.25 12.66
1977 94974 18.93 6.87 12.06
1978 96259 18.25 6.25 12.00
1979 97542 17.82 6.21 11.61
1980 98705 18.21 6.34 11.87
1981 100072 20.91 6.36 14.55
1982 101654 22.28 6.60 15.68
1983 103008 20.19 6.90 13.29
1984 104357 19.90 6.82 13.08
1985 105851 21.04 6.78 14.26
1986 107507 22.43 6.86 15.57
1987 109300 23.33 6.72 16.61
1988 111026 22.37 6.64 15.73
1989 112704 21.58 6.54 15.04
1990 114333 21.06 6.67 14.39
1991 115823 19.68 6.70 12.98
1992 117171 18.24 6.64 11.60
1993 118517 18.09 6.64 11.45
1994 119850 17.70 6.49 11.21
1995 121121 17.12 6.57 10.55
1996 122389 16.98 6.56 10.42
1997 123626 16.57 6.51 10.06
1998 124810 16.03 6.50 9.53
（资料来源：《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从以上统计资料我们可以看到，1953年人口普查以后的人口出生率不仅没有像马寅初所估计的那样在千分之三十七的的基础上继续提高，相反，到1957年时还下降了三个千分点，而且总的趋势是一个下降的趋势；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只是由于死亡率的下降速度较快才没有随出生率的下降而下降。按照马寅初的推测，我国的人口到2007年将达到26亿，他这个推测完全是为了吓唬人提出来的，是根本经不起历史的检验的。
说到这里，还有必要针对国际上不时祭起的“中国威胁论”，联系历史上艾奇逊在这个问题上所发表的谬论给予驳斥。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艾奇逊作为美国的国务卿发布了一个白皮书，也说什么中国人口增长太快，十八、十九两个世纪人口增加了一倍，以致土地受到了不堪负担的压力。我们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讲到毛泽东对他的批驳，这里要指出的是，人口在两个世纪即两百年里增加一倍和马尔萨斯说的二十五年增加一倍比较起来根本就不能说增加太快。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出生率虽然很高，但是死亡率也很高，因此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其实是很低的，根本谈不上什么人口增加太快和“不堪负担的人口压力”问题。倒是我们看到，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大批移民涌入，其人口增加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根据联合国人口统计资料，1750年北美的人口只有100万人，而到了1950年，其人口已经激增至20700万人，两个世纪人口增加了206倍，成为世界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见H.N.沙伊贝、H.G.瓦特、H.U.福克纳：《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页）当然，北美不等于美国，但是美国占了北美人口的绝大部分，而加拿大的人口只占很小的比例，所以，北美人口的增长实际上是由于美国人的增长造成的。人们很不理解，身为美国人的艾奇逊，为什把比美国人口增长慢得多的中国说成是人口增加太快、土地不堪负担的呢？毛泽东曾说“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版，第1510页）诚哉斯言，他要是知道美国在两百年时间里的人口增长比中国快那么多倍，恐怕也不会说中国这两个世纪里增长一倍这样的话的。不过，这些帝国主义者是惯于搞实用主义的，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观察和认识事物时总是喜欢搞双重标准。这已经为无数事实所证明，这里只不过是增加一个例证罢了。
四、人口理论要拨乱反正，人口政策要及早调整
上面我们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进行了剖析，指出《新人口论》的错误所在，指出了马寅初的马是马尔萨斯的马，而不是马克思的马。但是1979年为马寅初进行了“平反”。本来，马寅初的问题是学术观点的问题，当时并没有给他戴什么政治帽子，也没有进行任何组织处理，实际上并不存在“平反”的问题 。这样一个“平反”对当时参与批判《新人口论》的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本来是正常的学术批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批评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结果都变成了所谓“错误的批判”。而且影响所及，使得马尔萨斯的错误理论重又借尸还魂，一时间学术界出现了不少为马尔萨斯翻案的文章。不仅如此，本来在性质上与计划生育完全不同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有人又将其拿出来作为实行计划生育的根据，并且在政策上采取了更为极端也更加硬性的做法，由此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和实行了近三十年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进行再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和政策上的调整，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实行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都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一个问题。
这里，我举一个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翻案的典型例子。有一位名叫陶家柳的作者在《经济科学》1988年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被误解了一个多世纪的经济学家一一马尔萨斯》的文章，他说：“我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两个级数是正确的”。其根据是，我国人口从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间增长了80．6％，而对于粮食的增长，他认为，“不能看总产量增长，而要看人均占有粮食的多少。28年内，人均占有粮食只增长20％。这和马氏的人口论相契合”。其实，陶文所提供的论据恰好证明马尔萨斯两个级数的“理论”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因为“人均占有粮食增长”这一事实正好表明，粮食的增长不是慢于而是快于人口的增长；如果人口增长(按几何级数)快于粮食增长(按算术级数)，那么，就不是“人均占有粮食增长”而是“人均占有粮食下降”了。 “人均占有粮食增长20％”怎么会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相契合”呢？！他还说，“人口的量每二十五年由十亿增加一倍和由一千人增加一倍是一样容易的。可是要取得维持所增长的十亿人口的食物就断乎不会和取得一千人的食物同样容易了”。这也是很令人费解的说法。大的数目总是由若干个小的数目构成的，小的数目增长容易，由小数目加总起来成为大数目，其增长为什么就不容易了呢7其实粮食增长的难易与国家的大小并无必然的联系。因为真正从事粮食生产的并不是国家而是具体的生产单位和劳动者。在当今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人口也不少，但粮食并不困难，还有过剩；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人口并不多，但却遇到粮食不足的困难。就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我国一些比较发达的省份，尽管人口稠密，但粮食的增长并不慢，而一些不发达的省份，虽然人口稀少，但粮食的增长并不更快。该文还认为，“马氏并非主张用贫穷与罪恶来消灭人口，而是说人类社会客观上存在贫穷与邪恶，它不断减少现有人口，从而压抑着人口的增长，使人口与食物平衡”。这只不过是改变了一下说法而已，问题的实质是：贫穷与罪恶”是怎么产生的？它又是怎样“减少现有人口”、“压抑着人口的增长”的？在这方面，不是別人，正是马尔萨斯自己把他的反动主张暴露得淋璃尽致。他在《人口原理》中写道：“葛德文先生在全全书中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是将文明社会中几乎所以的罪恶和贫困都归咎于人类制度。……事实的真相却是，虽然人类制度似乎是造成人类许多灾祸的明显和突出的原因，但实际上它们是不重要的、表面的原因。同使源泉污浊并、使全部人类生活的水流混浊的那些根深蒂固的不洁原因相比，它们只是漂浮在水面上的羽毛”。（《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9页） 在马尔萨斯看来，贫穷与罪恶不是人类制度造成的，而是下层人口造成的，只有用各种手段抑制人口的增长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此文还有其它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如把葛德文这位马尔萨斯的论敌说成是他的先驱等。就是这样一篇错误百出、硬伤累累的文章居然被公开发表，而当我撰文指出该文的错误时，该杂志竟然不予置理，说明一些杂志的倾向性是多么强烈。最后，我的这篇题为《能够这样为马尔萨斯翻案吗？》的文章只好在本单位的内部刊物《经济与管理科学》上刊登。这和五六十年代马寅初还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相比，就发扬学术民主来说，不仅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
理论上的是非不清，也影响到政策的制订。应该说，我国在80年代制订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和为马寅初平反一样，也是受到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影响的。这一点，
甚至从前几年发布的《中国二十一世纪人口与发展（白皮书）》里也可以看出来。《白皮书》说：“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与人口问题分不开，人口问题成了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和首要问题。能否解决好人口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改善、全民素质提高和中华民族兴衰，关系到世界和平与发展”这里，把人口和资源直接进行对比，强调“人均资源相对不足”，强调人口问题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和首要问题”，都使人明显地感到有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影子。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制定了比较严厉的“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据我所知，当时不仅在广大群众中有不少人不能接受，在学术界也有许多不同看法。由于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开始执行这一政策时并不顺利，还出现了一些强迫命令的现象，影响了国家的形象。当然，后来也对政策作了某些调整，只是在城市严格实行这一政策，而在农村则有所放宽。尽管如此，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行，其负面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以我个人的看法，其负面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新生人口呈减少趋势，造成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的相继过剩和教育质量的降低。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我国由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同时也由于婴儿死亡率的迅速降低，仍可多自然增长率是比较高的，曾经造成混乱幼儿园、小学、赵忠祥和大学跟不上人口增长需要的情况。当时建设路许多幼儿园和学校，以满足新生人口丢据仍可对于这些设施的需求。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提出后，新生人口对于这些设施的要求即逐步减少，因而造成了这些设施的相继过剩。以小学为例，过去差不多每个村都有小学，但是由于入学儿童的减少，学校也就由每村一个不成立几个村一个乃至十几个村一个。随后中学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结果是，学校合并了，学校减少了，学生不能就近入学，增加率读书的困难。至于大学，情况又有不同，有人不考虑新生人口减少的事实，却提出了大学扩张的建议，实际上是把大学变成了产业，为了多招学生，多创收入，不惜降低入学标准。结果是，大学的录取率由过去的不到10%，提高到去年的84.5%，而随着数量的突飞猛进，是质量的不断下降。有人把这说成是大学的普及，是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其实是自欺欺人。这些不合格的大学毕业生，浪费了极其宝贵的资源，但是并不能真正满足社会的需要。事实上，社会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对于大学生的需要只是一个部分而已，更多的应该是有技术的体力劳动者，而不是一些徒有大学文凭并无真才实学的大学毕业生。问题是，如果继续坚持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这种缺口还要进一步加剧。台湾的大学录取率已经达到95%，看来大陆也正在步其后尘。这样下去，几乎没有任何竞争就能够进入大学，大学的教育质量将近一步下降是显而易见的，而这对中小学教育质量的负面影响也是显然的。
其二、新生人口减少的趋势，造成未来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新生人口的减少，每年就业进入劳动力行列的人口也必然减少。人们总是担心新生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在现实生活中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已经初现端倪。前几年出现的“民工荒”，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中国劳动力的供给早已不像人们早先所说的那样乐观。一些最近到农村去过的人回来说，现在的农村，看到的多是一些老人、妇女和儿童，青壮年很少见到。这还只是事情的开始，如果继续实行一胎化的 政策，以后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将愈来愈突出。如果我们的经济得不到充足的劳动力保证，其结果，势必将影响到我们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不言而喻的。
其三、新生人口减少的趋势导致劳动力大龄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每年进入劳动力行列的人口减少，还必然导致劳动力的年龄构成发生变化，使年轻劳动力的比重下降，而大龄劳动力的比重上升。一般来说年轻劳动力文化较高，接受新鲜事物快，富有创造精神，；而大龄劳动力则比较富有经验，他们各有所长。但是，如果年轻劳动力所占比重大，生产就比较有活力，劳动生产率就会得到比较快的提高；而大龄劳动力所占比重过大，就会显得活力不够，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对于经济都可持续发展也是不利的。
其四、新生人口减少的趋势导致人口老龄化，造成现有劳动力负担的加重。新生人口减少的趋势必然导致人口的年龄结构老化，加上现在生活水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的寿命也在不断延长，这样，脱离劳动的老龄人口的比重必定会不断提高。结果使得现有劳动力的抚养负担不断加重。如果说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使他们抚养子女的负担有所减轻的话，那么，他们负担老人的费用却大大加重了。虽然老龄 入口的费用是他们在劳动时所积累的，但是，就社会而言，老龄人口的一些费用还是要用现时的财政来负担的，如果老龄人口所占比例迅速增加，这对社会来说依然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未富先老”对于中国来说显然是十分不利的。
其五、。独生子女大量增多，影响未来人口的德智体的素质和国家精神文明的程度。在长期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下，人口呈所谓“四二一结构”，即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四人）、父母（二人）和独生子女（一人）的结构。这样一种结构使独生子女在家里只有上下辈之间的纵向关系，而没有同辈之间的横向关系。这对于新生一代的健康成长是非常不利的。这样一种关系，实质上就是六个大人围绕这一个小孩转，由于大人们的溺爱，独生子女成了“小皇帝”，大人对“小皇帝”的要求总是尽量给予满足，结果就难免形成了其自私和任性的性格。由于没有兄弟姐妹，又缺少邻居同龄儿童作为伙伴，这对于他们智力和体格的健康发展及与他人交往能力和合群精神的形成都是不利的，而且还容易形成一种孤僻的性格。这些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健康成长，并且还会影响到社会精神文明的程度。现在乘公共汽车，常见有青年人跟老年人抢座位，而很少见有青年人给老年人让座位的，恐怕也与他们在家里长期受到溺爱，心目中只关心自己不知关心别人有关。当然，独生子女中表现非常优秀的人也是有的。他们的成长的条件虽然并不好，但是他们的表现却很杰出，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其六、独生子女大量增多，影响国家未来兵员的供给和未来军队在战争中的战斗力。现在提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仍然是一个客观存在，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西方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下，台独、蔵独、疆独也一直没有放弃他们分裂祖国的活动。近来的一些事件充分说明，今天的世界和中国还很不太平，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还远不能说是太平盛世。我们还需要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但是，如果我们长期坚持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按照中国的传统，独子是不当兵的，因为这对一个家庭来说风险确实是太大了。如果还按照这样的传统观念，我们将出现严重的兵员供给的问题；如果我们打破这个传统观念，这些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女能够有很强的战斗力吗？这不得不让人担心。当然，除了极少数寡廉鲜耻的人会成为汉奸成为民族罪人以外，中华民族的儿女是并不缺乏爱国精神的。最近西方的一些反华行动和报道激起了中华儿女的极大的义愤就是证明，但这并不是说，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就可以不要考虑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问题了。由于此事关系国家的安全，是万万不可掉以轻心的。
其七、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并且导致总人口的负增长，这不仅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影响到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甚至会影响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独生子女政策和“四二一结构”必定会导致妇女这生育率的下降和总人口多的负增长，这是一个朗如白昼的问题；只不过人口问题存在着惯性，虽然它必定会表现为总人口的负增长，但还必须假以一定的时日。这个问题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一个不能不予高度重视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关系到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现在人们很重视妇女总和生育率这个指标。所谓妇女总和生育率，就是一个妇女在其一生的生育期所生育的子女数。由于存在不育等情况，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要达到2.1才能保证人口在原有水平的再生产，即零增长；如果低于2.1的水平，那么出现总人口的减少即负增长就只是时间问题。由于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德国是较早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它在2000年就出现了负增长。这使得德国由于劳动力的不足而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虽然德国有730万移民，占人口的9%，但是它在世界人均GDP的排序还是后移了。日本的情况也差不多。日本在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2004年下降到1.28的水平，这使日本的舆论大为紧张，紧接着2006年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与之相适应，日本的人均GDP排名也一再推后。这种情况引起了这些国家舆论的忧虑。有人说，再过几代，德国将成为稀有民族，而有的媒体甚至惊呼：德国人有灭种的危险。德国家庭部长莱恩也说，“孩子对于我们国家的未来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没有孩子的社会将会走向迷途。”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国在80年代时还是一个年轻型的人口结构，当时我国“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约占总人口的38.6%，30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65%，31岁以上的人口占纵然扩大5￥，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仅占总人口的5%。”（《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精神饱满的小伙子，国家虽然并不富裕，但是却充满了生气。但是由于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仅仅过了二十多年，就未富先老，急匆匆地进入了老龄社会。这里面，又有多少东西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啊！
据报道，两年多前，中国的人口学家曾在北京大学举行过一次讨论会。与会者称，未来几年内中国将面临提高生育水平的重大选择。上海社科院的梁中堂教授说，“与20多年前的言论氛围相比，今天的人口学家已经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了。”北大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教授说：“我们现在的任务不仅是要搞清目前的真实生育水平，更要实时地检测群众的生育意愿，从而使我们不至于错过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而80多岁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邬沧萍教授也说：“我们需要不断检测，不断研究，否则就会迷失方向，人口决策也一定要民主化、科学化，不能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再来调整，中国再也经不起一次人口失误了。”但是，两年多时间过去了，这方面的动静还是很小。在今年的两会期间，不少的代表提出了关于调整人口政策的意见，但是担任计生委主任的张维庆却表示，“中国现行生育政策不会调整，必须保持稳定。”其理由是：“今后十年左右时间，中国的生育水平处于回升状态，将形成一个生育小高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生的将近一亿的独生子女，已进入生育旺盛期。在这个时期如果调整生育政策，必然是高上加高，给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一系列不可低估的问题。”而在我看来，只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上来，现在正是进行调整的大好时机。这个时候调整，可以大大改善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改变由于一对夫妇只生产一个孩子所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如果失去了这个大好时机，将来就积重难返了。至于怕“高上加高”，其实也是多虑。事实上，由于长期实行独生子女的政策，在相当人群中已经形成一种思维定势，不仅一些城市夫妇不愿多生，就是一些农村夫妇也缺乏多生的积极性。一些发达国家搞鼓励生育的政策，其效果也不是很好。像德国，2007年调高生育补贴，每月高达900欧元，最高可达1800欧元，相当于税后收入的三分之二，生一个孩子可以拿14个月的补贴，总共可得2.52万欧元。但是，即使是如此高额的补贴，也没有能够吸引多少德国人多生孩子，倒是吸引了不少从土耳其等国来的移民。看来，担心政策调整以后就会出现人口的急剧增加看来并没有多少根据。当然此事还要多作调查研究，但是时间一定不能再拖。中国的人口政策一定要及早调整，否则独生子女政策的负面作用将越来越严重。等到事情已经十分严重地表现出来时再来调整，那就为时晚矣，中华民族为此将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这个责任又应该由谁来担当呢？一个计生委主任担当得起吗？！
遇到这样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人民，开展最广泛的讨论，及时作出政策的调整。这样我们就能够尽量减少由于人口的起伏变化对于经济社会的不利影响，把损失减少到最小限度，而使我国的经济做到可持续的发展，使中华民族能有更加美好的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