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民主立国的误读与进化论学说

前按：在中国，谈民主是一个羞涩的话题，崇尚民主自由的我，在理解上与常人有诸多不同之处，推动民主进程，但不相信民主能解决人类事件的全部。历史再悠久的国家，条件再落后的国家，民主这条路都非走不可，而铺设一条什么样的路则非常关键。

　　西方社会到底是极乐世界还是极恶世界，不同阶层的人自有不同的解读,如果抛开简单物质评判标准的话，恐怕最为诱人和最具精神说服力的当属“民主”概念了，而争议最大的又恐怕是西方绝不松手的霸权主义。民主的内涵从来都没有人能制定出世界标准，每个角落的种群都必须按自己合适的需要量身定做，当它被作为普世价值推向世界的时候，最能打动人的推销广告就一句话：民主社会里，国王的权力没有法律的权力大。

　　然而，西方世界到底从什么时候才开始出现国王权力敌不过法律的呢?即便从议会制约机构的原始起源算起也不到三百年的历史，而真正让西方人广泛拥有法律制衡能力的时间最多还不足二百年。在很长时间内，欧洲国王的受限与中国皇帝的受限并无本质区别，中国皇帝晚上由哪位女人陪睡也并非自己完全可以操控，内宫规矩同样制约着众多风流帝王的日常生活，个别皇帝因难忍生理煎熬不惜青楼探春。如果西方民主真如传说中在欧洲那样的根深蒂固，19世纪中叶以后到20世纪初为什么欧洲会诞生如此多的革命家和革命事件呢?难道民主天生就是让人革命的吗?

　　毫无疑问，1700年以后，欧洲的速度是超乎想象的快速，偏偏就是在这二三百年间的时期里，一种叫“民主”的东西也逐渐在那片大陆上兴盛，正如其经济发展速度一样。这到底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民主制度的必然结果?恐怕不能简单地作出结论，因为在这期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进程也在同步延续——欧洲帝国疯狂的世界性扩张与侵略。自1500年以后，欧洲就开始积累霸权主义带来的丰硕成果，因侵略战争触发的科技进步非常明显地取得了成效，正如《意大利百科全书》中写道：只有战争才能使人类的能力达到最高水平。500多年以后，西方国家仍然在传承这种强权刺激发展的合理逻辑，相信在未来很长时期内，欧美都不会放弃这种理论的实践机会，除非他们的强权被终结。

　　在民主、科学和强权这些基本的影响因素中，要找出国家富强的决定性因素非常不易，尤其是无法给出一个不可能的假设——欧洲不奉行侵略战争又是什么结果?如果欧洲不奉行侵略政策，那么近500年的世界历史将完全不可预料，倒推历史的假设思维注定没有结论，因为侵略已经发生。换一角度看，同样沿着欧美思想实行民主之路的其他不具有侵略能力的国家最终的成就又是什么呢?遍及世界搜寻，似乎找不到比较令人信服的活教材，最典型的失败者便是印度，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并没有因为实行民主政治而获得超越世界的发展速度，这个与中国极度相似国家的失败也许在昭示——民主并不能成为懦弱国家走向强盛的金钥匙，受压迫的民主往往会演变成老年女人的粉底。

　　我不得不试图寻找其它可能的答案，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就是一个重要启示，进化论学说本是纯粹的生物论学说，但因为在达尔文的学说中有“适者生存”的竞争理论，这种理论无疑更适合于具有思维能力的人类世界，生物学说自然而然地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学问题。达尔文的学说虽然诞生于19世纪中叶，比欧洲诸强的侵略和民主概念的提出都远要落后，但并不表明欧洲人早前不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达尔文也不过是在他的生命过程中敏锐地抓住了欧洲复兴的本质所在。在他以后的很长时间内，欧美并非完全相信生物进化的渐进过程，但有一点是深信不疑的——适者生存。现代战争史再一次表明，西方国家的生存理论完全就是赤裸裸地建立在让他人不适合生存的基础之上，任凭他们如何用民主来装点世界，掠夺的本性是实事无疑的。

　　自民主概念输入到中国的100多年以来，中国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由此引起的复杂争论，20世纪初的中国，喊出的口号是“民主救国”，结果民主的种子也并没有开出什么艳丽的花朵，更没有结出什么硕果，孙中山一手建立起来的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甚至没有留下任何民主的影子就败走台湾，救国的重担似乎并没有由高喊民主的那批先行者完成，以民生为重的共产党倒是在脚踏实地的奋斗过程中完成了中国大陆统一和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伟业。历史的选择从来都没有假设，只相信现实，共产党和新中国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了相互选择，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了共同进步和快速发展。然而，正如一个庞大的家族一样，无论它有多么完美的开始，一旦家大业大之后，磕磕碰碰便会随之而来。新中国的历史也并非象教科书中记载得那般美妙，新中国的现实也并非主流媒体中宣传得那般和谐与繁荣，思想的碰撞正在复制着上个世纪同样的旋律，不管你是否明白碰撞的起因来自何处，一种“民主立国”的呼声似乎正试图用力叩开所有时代主流的心门，他们的广告词仍然是：民主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现实问题和未来问题。到底是否真能如其所愿，并没有思想者去思考。

　　“民主立国”的思想到底是否具有适合于中国的逻辑合理性，恐怕不能简单地给出定论，过早地否定也大可不必，理性地做一些系统性论证也许更加可靠，尤其是要放开自由的思想，让各种形式的论证方法完全释放出来，以期获得具有正反两方面的综合观点，历史最后选择谁自有历史的决定。未来的世界，已经没有任何个人和任何力量可以长期扼住历史的自然进程。但是，在允许自由思想的同时，必须弄清楚两个概念：民主和西方民主。因为中国不同立场人士争论的焦点不是民主是否必要于中国，而是西方民主是否适合于中国。一部分人梦寐以求的是西方民主，而不是广泛意义上的民主大概念。中国人最后的争议落脚点必须回到走西方民主之路还是走中国式民主之路，或者说民主之路必须是唯一性的。

　　一种制度到底是否适合某个民族和某个国家，最合适作为检验标准的东西恐怕就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这是很多人都不愿意面对的说辞，因为无论是中国的左派还是右派，都希望一次性与中国历史做个彻底的了断，走一条全新的复兴之路，然而，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都犯有幼稚病，一个有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永远都无法切断历史，就算有人能够将中国的所有显性历史全部毁灭，也无法将这个民族的文化之魂彻底切断，因为，组成这个民族的基本个体“人”是活着的，只要不从肉体上消灭中华民族，历史切割就是个幻想。设想一下某个人的父母，即使他们全部都是文盲，身上不带有任何知识性的文化符号，但他们仍然是中华文化的代表，在他们的朴素教育下，某个人始终还是会保持中国人的特有个性，丝毫也不会改变。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会出现问题，那就是中国已经不复存在。从西方民主传到中国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人民对民主的选择有一个最简单的结论：少数集团操控下的民主不适合中国，没有利益分化的大民主才是最单纯的民主，民主的文化土壤及国民选择性永远是不可回避的。中华民国的集团民主既没有保证人民权益，也没有保证遏制腐败，最终还是失去了权力基础。

　　就现实中国和未来百年中国的预期来看，说靠“民主立国”还为时尚早，民主之于中国，顶多还只能起到良性推动作用，而不会起到国家兴亡的决定性因素。目前的中国之所以出现如此强烈的民主呼声，一个重要原因是腐败的严峻，西方社会的腐败鲜有恰恰给了民主思考者很好的参照系，大部分人都相信这是民主制度的硕果。不能完全否定民主防腐的作用，但决不可夸大其词，西方腐败少有的国内原因是民主制度，而国际原因仍然是霸权主义。很多人不理解这一隐藏多年的本质原因，西方国家的贪婪者用强权的手法从世界各地掠夺财富，以满足利益集团不断膨胀的需求欲望，当霸权主义一旦停止脚步，西方国内所有的矛盾都将浮出水面。欧洲1500年以前的历史曾经比中国腐败得多，吸血者的残忍性也恐怖得多。当霸权主义失去权力的时候，他们的罪恶之手必然会伸向国内民众，此时的民主就是穷人身上布满窟窿的破裤子——遮羞，霸权主义是西方国家保证国内民主得以顺利实现的最强大武器，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培根曾说过：欧洲的繁荣必须建立在对世界的侵略基础之上。再考察据说是中国最为西化和最有知识的海归一族，我们不难发现，在他们身上除了软弱和所谓的亲西方式理性，还能看到什么呢?由这些人操弄起来的民主，顶多只能成为国内斗争的工具而已，期望它能保护中国最大多数人的权益恐怕不堪重任，因为这些人在面对列强的时候首先还要付出必要的民主代价，以期赢得欧美“先生”的认同感和政治力量的支持。如果这些人敢于喊出“用枪杆子捍卫国家利益”的口号，我愿意选择附和他们的民主呼声，他们敢不敢?

　　罗嗦了幼稚民主派的不是，并不表明我排斥民主的进程，相反，我始终希望能推动中国式民主向前发展，2008年我就写了一篇《中国民主之路将走向何方?》的文章，之后又多次谈到民主改造的问题，2011年初，我还以另类超前的想法给有关方面提供了选举制度改革的有关设计。我坚持认为：“中国式民主”是可以存在的，也是可以创新的。“凡尔赛条约”不能保证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胜利方中国利益的实事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结果：没有所谓国际性普世价值，任何民主都是有条件的。之后几十年的实事又反复证明了这一结论。达尔文学说中的竞争理论必须在中国决策者灵魂中扎根，不能保证中国在国际竞争中自身利益的完整性，势必无法保证国内民众不断增长的民生需求，甚至在中国的国土上都有可能遭受“新型殖民主义”的剥削，一个连民生都无力保障的国家，跟随美国搞所谓的西式民主，结果只有一个：压着盖子炒蚕豆——锅里斗。

　　强调以强权参与国际竞争并非代表中国也要象美欧一样称霸世界，只是试图让大家清楚地知道当美欧强国在碰到中国的权力时会不会高举“普世价值”的标准法则，其它落后国家碰到美欧的时候有没有享受到“普世价值”的阳光普照，美国总统如果只给了美国人的民主权力，却不给予世界其它国家的民主权力就清楚地表明民主并非是普适的，相反只能说明民主是有国家性和阶级性的，大国身边的朋友一定也是建立在实力保障之上，国家间本没有永远的朋友，小国从来都是大国的陪衬，民主不是决定朋友多寡的要件，利益诉求有交集才是真实原因所在。我强调中国要参与强权竞争的另一个旨意应当是民主的自卫原则问题，你有权力侵犯我，我当然有权力来约束你，这难道不是民主吗?毛泽东当年曾经讲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的强权是用于民主的自卫和自立，是用于保护中国的自身利益，中国的强权最终的目标是终结西方国家殖民世界的历史，只有消灭各种形式的新殖民主义，世界才会有真正的太平和真实的民主。升平世只可能存在专制加斗争，大同世才有普遍的民主。目前的世界就是西方集团对发展中国家的专制，发展中国家只有对欧美开展斗争一条路可走。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学说对于人类的积极贡献是让弱势者看清了被剥削的本质，对于人类的消极贡献是鼓励了强权者贪得无厌的殖民心态。

　　有德之人最多为谋求生存而受他人雇佣，无德之人以颠覆国家为目标以赢得国际赞誉，爱国之人则以寻找最佳的民族出路而不懈努力。如果有人以不轨的心态推广某种不适合中国的普适价值，其破坏性将远远超过其优越性。不管中国走什么样的民主之路，只希望它不要成为一系列灾难事件的罪魁祸首!民主只是国家进步的动力之一，决不是立国之本，如果连国家主义都尚难做到，就以世界主义自居而对中国人指手划脚，这些人幼稚得恐怕连100年前的辫子青年都不如，迟早都会沦为历史笑话，任由他去吧!

　　摘自本人新著《黑坊文集》——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