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还是不报？

——近30年中国媒体新闻价值观的变迁

熊蕾

前言

本人恰逢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是文革结束后中国大陆首批招收的硕士研究生之一。可以说，本人是近30年来中国新闻业变化的亲历者。尽管如此，对于新闻价值观的变迁这个题目，仍然有无从下手之感。新闻本就是“明日黄花”，新闻记者又总是行色匆匆，虽然关注并记录着社会的万千气象，但对自身行业的变化，尤其是价值观方面的变化，却似乎随波逐流的多，留心记录的少。本人就属于众多随波逐流者，有时变化甚至并未觉察就过去了。所以虽然是亲历者，但总结回顾近30年中国新闻价值观的变迁，仍然是力不从心。之所以还要勉为其难，实在是因为这个题目有意思，作为过来人，我很有兴趣做这样一个回顾，哪怕只是为了给自己留下一个有趣的记忆。

回首30年中国新闻业的变化，一位新闻界前辈描述说，就如江上行舟，舟中人总觉船行甚缓，不耐其慢；但到江中回望出发处，才发觉已走了很远。我们新闻从业人员对中国的新闻体制和媒体管理，对新闻改革的速度和力度，一直多有不满。但是，同1978年相比，中国新闻业从媒体的数量、种类到媒体报道的内容，的确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然，一些根本性的原则、观念和制度，看起来是一成不变的。比如，1978年以来的历代中国领导人和宣传部门负责人，仍然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新闻业的指导思想；强调新闻工作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强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强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等等思想和原则。

然而，在这些看来没有改变的思想原则和指导方针之下，中国新闻业还是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而其中很多变化，与新闻价值观的改变密不可分。对于这些年来新闻价值观的变革，新闻学术界已经有不少人做过探讨和评述。但是对30年来新闻价值观演化的过程，论述似乎不多。本文并不准备“论”什么，只是试图从一个记者的角度，对这个过程做一个概略的描述。

描述新闻价值观的演化，最理想的方式是逐年考察，做编年史式的记录。这需要大量长期的样本积累和研究分析。囿于时间、精力和理论水平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本文无法采取这样的方式，也做不到定量分析研究。在现有条件下，本文只能以1982年以来历年《中国新闻年鉴》的有关综述及能搜集到的有关文章为依托，根据影响我国新闻价值观变化的几个主要因素，从社会变革、新闻理论和国际政治几方面，结合一些代表性案例，对这个演化做一个大致的轮廓性描述。而研究的对象，也基本局限于纸介质新闻媒体，即报纸。——即使互联网已经对传统新闻载体的形成了不小的冲击势头，报纸媒体对中国新闻议程设置的影响仍然居支配地位。因此，以纸介质新闻媒体作为新闻价值观演变的主要研究对象，在道理上也还说得过去。

对新闻价值观的变化，理论上的探讨可以连篇累牍，但是落实到新闻媒体的操作上，往往是一个最基本的选择：报，还是不报？因为报什么，不报什么，通常最具体、最鲜明地反映了新闻媒体的价值判断。这，便是本文题目的由来。

社会变革中的新闻价值观：报什么？

从1976年10月为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中国一直处于时缓时急的社会变革中。这对中国新闻的价值取向，不能不产生影响。一些文革中乃至文革前被定为“铁案”的案例，被一个个推翻；很多长期以来视为“禁区”的新闻报道领域，被一个个突破；一些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思想观念，也被质疑乃至批判。过去不能报，不敢报的事件、人物、观念，一时间成为新闻报道的热点，反过来又推动或影响了社会的变革和社会公众价值观的改变。以下几个方面的报道，比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这种变化。

报：拨乱反正

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播发的这条消息，用一位新华社老记者的话来说，从新闻的法则来看，这是一条“出格”的报道。因为它“实际上是报道在先，事实在后”。签发这条连电头在内只有242字的消息的几位新华社负责人，甚至做了要为此坐牢的准备。[1]

这就是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消息报道，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1978年11月15日电 中共北京市委在最近举行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

会上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此事件的背景是：1976年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总理周恩来因病去世，举国悲痛。但是，当时中国的新闻媒介却奉命不许播发各地群众以及海内外各界人士哀悼、回忆和赞扬周总理的消息，反而声称当时全国人民最关心的是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为对象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出于对这种倒行逆施的强烈不满，当年4月清明节前后，首都各界群众自发前往天安门广场，以花圈、花篮、挽幛和诗歌，表达对周总理及革命先烈的爱戴、怀念和哀悼，抒发对压制人民心声的宣传机器的愤怒。其他一些城市也出现了类似活动。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这一行动被诬为“反革命事件”，受到镇压。

“四人帮”被粉碎后，在广大群众看来，1976年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四五运动，完全是革命行动，为它平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是，这种合乎情理的愿望和要求并没有很快变为现实。[2]1978年11月初，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吸收了很多部门负责人参加。据参加了这个会议的原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周鸿书回忆，“当时讨论最尖锐的就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由于“平反”两字过于敏感，谁也没有说“平反”两字，而是说，“天安门事件应该有个新说法”。[3]

但是，会议期间，市委没有表态。直到11月14日下午开总结会时，北京市委第三书记贾庭三在讲话结束前，离开讲稿，从桌边拿起一张纸，念了一段话，大意即新华社上述消息的内容。[4]

这段话实际上是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然而，这个最具新闻性的消息是否能够拎出来单发，甚至是否能在关于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的新闻报道中突出出来，放在导语里，在当时都是问题，没有人能够干脆利落地拍板定夺。直到11月15日，《北京日报》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刊发出来，新华社有关领导才决定把埋在这条4000多字的报道中间的这段消息单独抽出来，做一条单发稿而不必送审——“因为这是市委同意的大稿子”。在最后播发的消息中，新华社的编辑加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中共北京市委宣布 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这条消息的内容原本埋在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的报道里，几乎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我们无法揣测这是否是当时一些官员所期望的效果，但是新华社处理这条消息的做法的确反映了中国新闻人对新闻本质认识和实践的回归，而且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11月16日，中国所有的报纸都以头版头条通栏标题刊登了这条消息，国外众多媒体转发并发表评论。正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会场上，各省委书记纷纷与新华社社长曾涛握手致意，说新华社“干了一件大好事”，“你们要是有人为此丢了工作，就到我们那里去”。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条新闻，当然会看出它的许多毛病。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这条消息是在当时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公开明确的说法的时候发出来的，它抓住当时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一件大事，凸显出事情的新闻价值，并以醒目的标题明确突出了事情的政治意义。报道发出后，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很快就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说明报道在舆论上推动了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

在这前后，对刘少奇、彭德怀等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平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四人帮”的审判等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重要事件，中国主流新闻媒体都做了积极热情的报道。

报：包产到户

在拨乱反正之风劲吹、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开展之时，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11届3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要求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5]虽然如此，11届3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在强调要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保证农民的民主权利的同时，也强调保护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动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并且仍然规定不许包产到户。

但是，一些地区的农民已经悄悄开始自行其是。对这些做法，新闻界虽然有过短暂的犹豫，但是很快，认同和鼓励这种行为的价值取向就占了上风，形成新闻报道的主旋律。

1979年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农业劳动报酬联系产量计算的调查》一文，介绍了安徽滁县和淮北地区一些社队实行的“定产到组、责任到人”的做法及显著成效。这一做法实际是包产到户。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封读者来信，反对农村中正在试行的包产到组生产责任制，认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应该稳定；并在“编者按”中指出：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已出现的地方要坚决纠正。结果引起正在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地区的人心波动和强烈反对。3月3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署名文章，批评3月15日读者来信的看法；同时在“编者按”中承认：3月15日编者按的提法有些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不同意见可以继续讨论。[6]

1979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全文转载了《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所写的述评《莫把开头当“过头”》，还加了一个很长的编者按。新华社向全国发了通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全文广播。

有趣的是，当时正在农村采访的范敬宜乍一听说《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刊登此文，“脑袋‘嗡’的一下，第一个反应就是：‘又闯祸了!’”[7]多年后，已经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回顾了撰写这篇述评的经过：

1979年三四月间，情况突然变化，社会上出现一股冷风，传说什么“三中全会的政策过头了”、“现在农村中资本主义泛滥了”、“辛辛苦苦二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把农村状况描绘得一团漆黑。特别是4月间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发表一篇署名文章之后，否定三中全会路线的声浪更是甚嚣尘上。辽宁日报社每天收到的来稿，大量是反映如何“反击资本主义势力，坚持社会主义阵地”之类的报道。当时，我们“处江湖之远”，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倒春寒”，更不知道上层有什么“两个凡是”，只是感到困惑：既然三中全会的路线、政策深得民心，为什么反对的声音如此强劲？如果三中全会的路线、政策真是“过了头”，报纸今后如何继续宣传三中全会精神？[8]

这时候，辽宁日报社农村部决定分几个小组到农村作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然后对形势作出判断。范敬宜选择了他被打成“右派”后下放时生活了10年的地处辽西贫困山区的建昌县。在那里，他说：

许多县、公社、大队干部，几乎异口同声地告诉我：现在农村确实乱套了，农民都不听指挥了，资本主义泛滥成灾，再继续下去快要失控，难以收拾了。有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甚至说：现在地主富农都趁机反攻倒算，他晚上不敢出门开会，早上不敢上井打水，怕遭暗算。有的干部声泪俱下地对我说：“老范，你可不能忘本哪！”情况竟然如此严峻，倒叫我不知所措了。经过反复考虑，我决定到过去落户的生产队去，直接听听老百姓怎么说。结果听到的大不一样。他们众口一词地说：三中全会政策太好了，照这样下去，农民就有希望了。我问：好在哪里？他们说：活起来了！前几年农民被“四人帮”捆得没有活路，连种几垅土豆、韭菜都被当作资本主义拔掉，编几条席子也被当作“小生产”批斗游街。现在好了，给了生产队自主权，适合种什么就可以种什么，搞点副业也不会再当“资本主义”来批，咱农民不就有活路了吗？

老百姓的一个“活”字，给我极大的震动。同样的事物，为什么干部和群众的看法有这么大的差异？带着这个问题，我又回到县里向县委书记马汉卿、副书记张化成请教。他们两位都是农村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干部，思想比较解放，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正确的认识。讨论的结果是：虽然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但是由于受“左”的思想长期束缚，各级干部对三中全会精神还很不理解。不仅老干部的解放思想需要一个过程，年轻干部也需要从头学起。因此，帮助各级领导干部解放思想，改变观念，是保证三中全会路线、政策贯彻落实的关键。[9]

由于“思想明确，素材丰富”，述评很快写出，在1979年5月13日《辽宁日报》头版发表。3天后《人民日报》的加编者按转载。编者按全文如下：

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有力地推动着各方面工作向前发展，受到广大群众、干部的热烈欢迎。但是，正如《辽宁日报》记者写的这篇述评所说的一样，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政策，如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在基层才刚刚开始贯彻，有些同志就叫嚷什么“强调自主权过头”了。有一部分县社干部搞瞎指挥，搞强迫命令搞惯了，现在老办法行不通了，就大喊什么下面“不听指挥”呀，“乱了套”呀。究竟自己指挥得正确不正确？下面的意见有没有道理？根本不去了解。还有一些领导同志，对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政策，本来持怀疑态度，甚至有抵触情绪，自己又不深入调查，看看群众和基层干部在想些什么，实际情况是怎样，一听到有人叫“过头了”，自己也跟着叫起来；或者把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属于支流的问题当作主流。这说明一些同志的思想仍然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要改变这种状况，最好是这些同志自己到基层走一走，听一听群众和干部的呼声。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像《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同志那样，多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

《人民日报》的转载和肯定，使这篇文章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谈到撰写和发表这篇述评的价值判断，范敬宜认为，作为作者，他当时并不存在胆量上的问题，“因为压根儿不知道高层的复杂背景，不了解‘两个凡是’对三中全会路线的严重干扰。只是10年基层生活，使我这个从象牙塔里摔出来的知识分子，多少了解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懂得农民究竟欢迎什么政策，反对什么政策；什么样的政策会给农民带来幸福，什么样的政策会给农民带来灾难。……因此，听到有人说三中全会政策的坏话，很自然地认为不符合实际情况，应该实事求是地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以正视听”。他说，他并不是“无私无畏”，只能说是“无知无畏”：“要是知道背景那么错综复杂，说不定我就没有写这篇文章的胆量了。”而《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他则认为“是需要胆识和魄力的，是有一种捍卫三中全会路线的政治勇气的。因为他们对当时的那场斗争十分清楚。因此，当他们从《辽宁日报》一发现这篇述评，便敏锐地判断出它的价值，以一种少有的编排方式和版面语言加以处理。转载的成功，说明了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10]

尽管直到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仍然要求“各级党的领导应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但是自1979年以来，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已经成为农村经济改革报道的主流。据统计，到1983年底，全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达到了99.5％，其中97.8％实行大包干。大包干成为我国农业经营的最主要方式。到1986年初，全国实行大包干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9.6％以上。[11]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印发题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承认农村普遍实行的以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文件提出 “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实行政社分设”。同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至此，在中国农村存在了25年的人民公社体制寿终正寝。[12]

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安岗对当时新闻媒体这方面的报道，有这样一个评价：“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宣传中，舆论干预抛弃旧的、错误的东西，坚持宣传党的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正确方针，介绍推行多种责任制的经验，从而支持农民当家作主。舆论对农村形势的好转起了不小的作用。”[13]

报：个体经济

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发展，在追求致富的农民中涌现出各种专业户和经济“能人”。他们给新闻报道提出了新的挑战。

1981年，一个叫陈志雄的广东农民因为大面积承包鱼塘而引发的不同看法，得到《人民日报》的重视。5月29日，《人民日报》二版头条位置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的调查报告，并以《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为总标题，开辟了一个专栏，进行了为时3个月的讨论。

事情始末大体是：高要县农民陈志雄是个养鱼能手，他经营的鱼塘平均每亩产量比生产队的鱼塘高一倍半到两倍。他和妻子从1979年开始承包集体鱼塘养鱼。他承包后，“鱼产量大增，本人收入大增，他所在的生产队集体收入大增”。1979年，陈志雄的年纯收入3100元；1980年，他的纯收入增加到7250元，与此同时，生产队的收入也显著增加。邻近另外一个生产队有33亩鱼塘，过去派几个劳力管理，一年最多收鱼6000斤，扣除成本和各项开支，年年亏本。1980年下半年，陈志雄承包了这个生产队的33亩鱼塘，仅半年就产鱼1万余斤，生产队不花一分钱，不出一个工，就净收入承包金4500元。[14]

组织这场讨论的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季音后来撰文回忆说，这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3个问题：

一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如何正确看待能人（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二是如何正确看待在发展商品生产中出现的雇工现象？三是如何正确看待跨队承包？这些问题，虽然是围绕着陈志雄承包鱼塘而提出的，实际上都是当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遇到的共同性的大问题。尤其是雇工问题，最为突出。[15]

所谓雇工问题，是由于陈志雄承包范围扩大，夫妻俩干不过来，就只好雇人，雇请固定工一人，临时工400个工日。1981年继续扩大经营，承包面积达497亩，雇请固定工5人，临时工1000个工日。[16]

陈志雄并不是当时的唯一。广州第一批个体户之一的高德良1980年4月下海创办“周生记太爷鸡”，做了不到半年就雇了6个帮工。安徽著名的“傻子瓜子”经营者年广久雇工达12个。他们的举动，“触动了当时意识形态最敏感的神经：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应该有以往被视为带有剥削意味的‘雇工’的存在”？而1980年中央75号文件明确规定：“不准雇工”。[17]

有论者认为，作为中国最高级别的党报，《人民日报》以3个月的时间，集中几十篇文章来评议一个农民的行为，“可以见出对此的重视，见出在特定历史环境里我们对‘雇工’的成见，见出当时人们视个体经济为洪水猛兽的恐惧”。[18]

讨论中，大多数人认为，陈“雇工也不算剥削，因为他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劳夺得，是无可非议的’”。有人认为，这是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的论断为依据的：“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按马克思的计算，在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8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为资本家。“这就成为社会主义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七上八下’是一条铁定的界线。而陈志雄恰恰没有越过这条界线。”[19]

就在《人民日报》的讨论开始后不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与华南师范学院有两个工作人员专程到陈志雄所在的沙浦公社做调查，“用‘左’的观点写了篇调查报告”，依据的具体事实与5月2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报告基本相同，但“观点是‘陈式承包以雇佣劳动力为基础，脱离集体统一经营，已不属集体经济内部责任制性质，而成为资本主义经营，弊多利少，应予限制’。两位作者对人们称陈志雄为‘能人’也持否定态度，认为‘陈志雄之所以获得惊人收入，并不是因为他有惊人的本领，主要是存在一些客观条件’”；即：“集体经济长期吃‘大锅饭’、搞‘以粮为纲’等，作者说：‘陈志雄等正是钻了这个空子’，所以一承包过来，就能轻而易举地提高总收入和纯收入”。[20]

季音认为，“这两位作者实在‘左’得可爱，难道‘大锅饭’不该纠正？难道解放生产力就是‘钻空子’？如果说是‘钻空子’，这个空子不是钻得很好吗？总之，两位作者认为‘陈志雄的经营方式同旧社会（资本家）实在没有什么差别’（这篇调查报告后来刊登在广东经济学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出版的《经济问题笔谈》1982年第1期）。这份调查报告所提出的问题，用过去习惯的语言来说，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不可等闲视之。”[21]

不久，在国家农委召开的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讨论会上，这场争论成了热门话题之一。“会上散发了广东省社科院与华南师院那两位工作人员写的指责陈志雄承包鱼塘是‘资本主义经营’的调查报告。一位显然同意这个观点的记者，根据这个调查报告，写了一份‘内参’，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几位领导同志都做了批示。”尽管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的批示都是温和、商讨的口气，但也有一位领导同志给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写了封信，信中说，“我个人认为，按这个材料所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农村社会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22]

　这封信发出后，掀起轩然大波，由省到地，由地到县，一层层讨论，省委书记任仲夷责成省农委组成调查组，再赴陈志雄所在地进行调查，报告列举的事实与过去的调查基本相同，但与广东社科院那两位写的调查报告在观点上却有明显不同：

　第一，报告肯定了陈志雄在当地首开专业承包的先例，经营得法，效果显著，从而使人们看到承包制的作用和生产的潜力，在当时对冲破“左”的思想束缚，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报告说，陈志雄这种以雇佣劳动为主的大面积承包“带有一些资本主义因素，但不能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完全画等号，因为在陈的经营收入中，大部分作为承包金交给了集体，这种经营方式就其经济效果来说，比原来吃‘大锅饭’要先进得多”。

第三，当地推广了陈志雄承包鱼塘的方式后，“既使社员人人有活干，又发挥了专业户的作用，社员收入明显增加，有的困难户生活大为改善”。[23]

广东省农委的调查报告，一方面同意“要坚决纠正”陈志雄等承包大户存在的问题，同时又提出“对推行专业承包生产责任制中出现的问题”，“应当从总结经验教训上去解决，并从政策上加以引导和限制，不宜采取通报批评的办法”。也就是否定了“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的提议。[24]

有人说：“广东的态度，为私营企业的雇工政策撕开了第一道很小很小的、却决定了中国私营企业命运的小口子。”[25]而《人民日报》的态度，对这条小口的撕开，不能不说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时候的新闻媒体，已经把陈志雄这样的专业户作为登上中国经济建设舞台的“农村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来看待了，认为“当他们成为农村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专业户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成为最积极、最活跃的社会经济细胞了”。对农村专业户的的宣传，在1983年达到了高峰。当时一些新闻媒体的领导认为对这些专业户宣传的不足之处在于：

我们没有从他们当中找出像当年的农业劳动模范，那样的著名人物。我们的舆论界对于（他们）在政治上、科学上（包括社会科学）、思想上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表达得少了一些。社会上不是对一些专业户的看法还存在着不少问号马？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做出回答，从理论上确定专业户的形象。党的政策是让他们先富起来，会不会因此引起农村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这些问号，如果在新闻工作者中存在，就要按照马列主义、按照党的政策从理论上弄清楚，从思想上消除这些问号。我们宣传专业户要有理论，有政策，有事迹，要有血有肉的人物。这一切，都比一顶“万元户”的帽子要鲜明得多！我们要引导他们登上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舞台，他们的形象是千方百计发展专业生产和商品生产的开拓者，他们是新的历史人物。……我们要宣传专业户在改变农村经济结构、发展农村经济中的作用，把专业户作为农村发展的方向来宣传。[26]

自那以后，经历过80年代的“清污”和“反自由化”，以及1989年的政治风波，经历过一次次对乡镇企业的治理整顿，新闻媒体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支持可以说始终如一，没有动摇。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治理整顿中，乡镇企业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社会上对乡镇企业的非议也再度增多，造成了国家要砍乡镇企业的错觉时，人民日报“有针对性地发表了《扶植和引导乡镇企业健康发展》等评论，明确了对乡镇企业的公正评价”，并以一版头条位置，发表答读者问，“说明党和政府对个体、私人经济的政策没有变”。[27]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中国逐步完成了从万元户到个体经济到私营企业到私营经济合法化的演化。1988年4月，第7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11条增加“国家允许私营企业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发展。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的内容。这是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营经济之后，首次以宪法重新确立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到2005年，中国大陆有民营企业360万多家，个体工商户2350多万家，非公有制经济雇工及从业人员超过8600多万人，非公有制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已经超过三分之一。2006年，全国实有私营企业498.1万户，比上年增加68万户，增长15.8%；私营企业注册资本增幅更大，总额为76028.5亿元，比上年增加14697.4亿元。[28]

报：先富起来

有个体经济，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就有对于会出现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两极分化的担忧。

但是，新闻媒体对这个政策的宣传始终热情而且坚定。1985年12月26日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不会变》，可以说代表了新闻界对这个政策的共识：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共同富裕不但不是完全对立的，而且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只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农民依靠劳动先富起来，才能对大多数农民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和鼓舞作用，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除此之外，有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呢？没有。我国农村过去三十年的一条重要教训就是，用平均主义的办法抑制发展，企图使所有的人在同一时间可以同等速度富裕起来，结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29]

文章认为，“当前农村出现的收入差别扩大的现象，仅仅表明农民富裕的步伐有大有小。不能把这种收入上的差别，同由于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劳动成果而出现的两极分化混同起来。”[30]

当时，有些对致富农民的新闻报道甚至有人为拔高的做法。比如，在报道某农民致富后自费承办了一所小学时，记者加了这样的话：“这就是当今农民的胸怀！群众纷纷赞扬说：旧社会曾有‘越穷越舍命，越富越抽筋’的说法，当今的专业户可是越富越站得高，看得远啊。”[31]

对于成为当时风云人物的一批农民企业家，如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浙江的步鑫生和安徽的年广久，在他们或因触犯刑律而啷铛入狱，或因经营不善而销声匿迹之前，一直是新时期新闻报道中的新典型。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在《经济改革需要新闻改革》一文中说：“前一个时期有一股歪风，叫做‘枪打出头鸟’，谁搞改革谁受气，谁当改革者谁挨整。”他认为：“对于不正之风，也要作具体的分析，不能把什么都说成是党风不正，既不能把改革中的失误当成不正之风，也不能把违法乱纪当成不正之风来对待。”[32]

对新闻媒体当时的“造富”宣传，几年后有学者做了这样的反思和批评：

一些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政策，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招商引资等，本来都是有条件的或由具体法律法规来体现的，但是在媒介引导舆论的过程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片面宣传，造成局部舆论震荡的事情。诸如早期一窝蜂地报道万元户、电视村，后来是集中报道亿元村、百亿元县，最后到系列的《中国超级大亨扫描》、《‘92大陆富豪》、《亚洲大款》，以及遍地开花的圈地运动，建立开发区的追求形式主义的报道等等，本来公众对相关的政策是很拥护的，伴随着媒介的引导偏差，反而对正确的政策造成误解，反感的流言和民谣四起，对媒介制造的舆论冷嘲热讽。[33]

报：知识分子

1957年的一场“反右”运动，几十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革，更把知识分子列为“臭老九”。文革结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的知识分子面貌迅速改观。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陈景润、周培源、徐凤翔等一批科学家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刻苦钻研默默奉献的事迹，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几乎家喻户晓，使知识分子赢得了社会的尊重。

80年代前期关于知识分子的新闻报道内容主要是：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是党的重要政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的一部份；知识分子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重大作用；以及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物和事迹。

1982年10月，《光明日报》发表了以《为中华崛起而献身的光辉榜样》为题的通讯，率先报道了英年早逝的科技英才——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副研究员蒋筑英的事迹，此后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相继跟进，在全国掀起了学习蒋筑英的热潮。参加报道的原光明日报吉林记者站站长肖玉华说，与文革后的“伤痕文学”记述的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烈士不同，“蒋筑英既有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经历，又不计前嫌，即便在受压抑的条件下，仍为科学事业忘我攀登，这是最令人动情的，催人泪下，其新闻价值亦在这里”。继蒋筑英之后，又有罗健夫等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典型出现，“为在全社会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创造了舆论环境”[34]。

以往夹着尾巴做人的知识分子不仅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大有“被捧上天”之势，不免引起一些人的非议。有人提出，不一定是上过大学的人才是知识分子，我有某个专业的知识，虽然没有大学文凭，但也是知识分子。

对这样的说法，一些新闻媒体予以反驳。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1985年4月15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大家都是“知识分子”吗？——驳一种错误论调》。文章说：“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科学文化知识和脑力劳动相对集中在知识分子这一部分人身上，这种状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消失。只有承认这个现实，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逐步提高全体劳动者知识化的程度，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才能为将来最终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本质差别创造条件。”“知识分子同其他人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掌握较多的科学文化知识，而这种区别，并非由于天赋，而主要是由于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在如今，代表工人、农民的根本利益的是党中央，以及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的各级领导干部，而那些有意无意地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相抵触的少数领导干部，是代表不了工人、农民的。”

虽然新闻媒体对知识分子的报道一直热情不减，但是对不同行业的知识分子却有了厚薄。蒋筑英、罗健夫这样的科学家典型渐渐淡出了新闻界的视野，以致十多年后，很多年轻人对曾得过诺贝尔奖的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都不知道了。媒体青睐的知识分子典型代表，成了温元凯、厉以宁、吴敬琏等在经济改革中拥有越来越多话语权的经济学家。

有关知识分子新闻报道的题材也越来越宽泛。比如吸收知识分子专家参与决策，被认为是“把权力同智力有机结合起来，以智力为依靠，实行科学决策，发挥‘外脑’、‘群脑’、‘智囊’的作用”的“魄力和胆略”。[35]此外，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学非所用问题、人才流动问题、健康问题等，都受到新闻媒体的关注。进入新世纪，“知识经济”、“知本经济”、“知本家”又成为新闻报道的新时尚，尽管传统上被称为“士”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商”在地位和名誉上有着巨大的反差。[36]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观察是：“早期的知识分子，以清贫、风骨、独行乃至愤世嫉俗著称。而今，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许多人看来已不复存在。众多知识分子加入并形成了以知识谋生的职业群体。知识阶层与财富越来越密切已成大势所趋，他们对财富的渴望并不输于常人，他们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更加兼容和谐。”[37]

据国家人事部门统计，目前在全国3800万专业知识分子中，约有1000万在非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他们正在成为在众多方面具有示范意义的社会群体，也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社会载体。[38]

但是，知识分子是否还代表社会和公众的良知，也有人提出疑问。近年来，有关某些专业领域的专家为了私利而影响公共政策的报道不断出现，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批评开始多起来。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又应运而出。

报：承包租赁

80年代中期，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发源于安徽农村的承包经营的思想进了城，落脚于厂矿。全国各地各类企业都遇到一个相同的难题，那就是，承包经营者和生产工人是什么关系？个人说了算，工人还是不是企业的主人？个人承包是不是又退回到资本主义经营方式？[39]

《经济日报》在辽宁本溪发现了一个典型：本溪蔬菜公司职工关广梅从1985年开始，连续租赁了8家副食店，两年间“为国家创利100万元”，职工收入“亦成倍增长”。但有人认为她“是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1987年6月12日起，《经济日报》以“租赁企业究竟姓‘社’还是姓‘资’”为题，开展了40多天的大讨论。这个被社会称为关广梅现象的讨论成为新闻报道触及改革中难点的先声。[40]

围绕关广梅现象争论的焦点是：1、关的法定收入是职工平均收入的20倍，一种意见认为这个收入差距不合理，关是在“两权分离”的名义下所产生的“没有资本的资本家”；另一种意见认为，这个收入是租赁合同所规定允许的，是合法的收入，收入中包含了承租人的风险收入，管理劳动收入等，因此也是合理的。2、关租赁后，实行商店党支部书记、经理一身二任，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削弱党的领导”，把党支部也租去了；另一种意见认为，基层商店实行书记、经理一人兼体制，没有削弱而是加强了党的领导，减少了企业推诿、扯皮现象，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3、关的租赁群体规模较大，对市场占有率较高，一种意见认为，这样会形成商业垄断集团，不利于搞活市场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商业企业改革中横向联系加强的结果，可以发挥大店优势，以大带小，有利于增强企业发展的活力和后劲。[41]

在其他地方，对承包租赁的非议也受到了新闻媒体的批驳。在重庆，针对一些人把企业承包租赁看成是“搞私有制”，把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看成是“搞资本主义”的重重疑虑和踌躇不前，《重庆日报》发表了《认清改革性质，加快改革步伐》的评论员文章，“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度，深入浅出地阐明我们推行的改革是沿着社会主义航向进行的，是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步骤进行的，其目的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性质，而是要革除线性体制的弊端”。[42]

关广梅当年成为中共13大代表。

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姓“社”姓“资”已不再是新闻媒体所担心的问题了。新闻人纷纷调整自己的思路，提出，经济报道的着眼点要“变遇事先问姓‘社’姓‘资’为问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凡事问姓‘社’姓‘资’的主张，是一个死结”，“现代社会的新闻传播手段，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其主要任务或主要宗旨之一，是为商品经济服务”。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保育钧1992年发表的《下功夫引导人们换脑筋》一文，反映了当时新闻界的主流思想：“解放思想，换脑筋，说到底，就是要摈弃那些对马列主义教条式的理解，摈弃那些对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歪曲解释，摈弃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想主义主张，真正从中国国情出发，按照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分析、处理各种问题。”“突破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和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的产品经济观念的束缚，树立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阶段、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商品生产的观念。”“突破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的束缚，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43]

报：国企改制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从上世纪80年代起，国有企业的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阶段。近年来，又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企改革的深化。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媒体对曾经被视为国民经济主导力量的国有企业的价值判断逐渐演化。

在80年代中期以前，有关国企改革的基调是“政企分开”，“把企业搞活”。1987年，被赞扬为改革开放的两篇经典深度报道对国企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抨击。这两篇报道都出自《人民日报》。

1987年8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的《鲁布革冲击》报道说，在建设位于云南省罗平县与贵州省兴义市交界的黄泥河下游河段的鲁布革水电站的过程中，中国工人在日本大成公司的合同制管理体制下，“创造出了惊人的效率”，单头开挖月平均进尺“相当于我国同类工程的二到三倍”。“在日本大成分司，中国工人是被雇佣者，却创造了比当‘主人’时更高的效率。在中国土地上，外国人却表现出了比中国人更强的责任心！”对此，“鲁布革工程局的负责人这样回答：如果鲁布革工程干垮了，让我上经济法庭。我有理由：人财物的主动权都不在我手上，你要我负什么责任？我们的工作中出了问题，总说由于‘种种’原因，既然有‘种种’，自然要由许多人共同负责，实际上是每个人都没有责任。”记者发出感叹：“啊！可爱的中国人，非改不可的旧体制！生活中的主人，从来都是责权利的统一者，实战在呼唤：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体制！”

业界人士认为，“鲁布革冲击波”，“对中国建筑业的影响和震撼是空前的。它对我国传统的投资体制、施工管理模式乃至国企组织结构等都提出了挑战。而对于中国项目管理发展而言，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项目管理时代的元年。”[44]

10月6日刊登的政论报道《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则提出了以下观点：

在工业化起步之初，依靠行政动员、经济管制，有利于将有限的农业剩余用于工业性资金积累，并迅速提高实际积累率；政府通过指令性计划直接组织投资也便于获得规模效益的好处。所以，当年许多发展中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这条路是有其道理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初步发展，这种代办一切的高度行政化经济体制弊端日益暴露；它窒息了全社会的经济活力，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国营企业的低效率。同时，这种僵硬铁体制极易忽略发展中国家法制的先天不足、整个社会文化素养的低下、人才和技术的匮乏、传统自然经济观念的束缚等问题，进而导致一系列社会病态。历史证明，在一个经济和社会结构尚未摆脱“前资本主义”烙印的国家内，企图由本身机能尚不够健全的政府来全面代行社会和企业家的职能，往往吃力不讨好。这些国家“非国有化”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历史告诉人们：“国有化”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需要探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也需要探索。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左”的指导思想却是一种国际性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顽症，它强迫实践迁就固定的观念和僵化的思想。所以，社会主义的改革必然要从冲破“左”的僵硬外壳开始。

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脱胎于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像苏联东欧那样脱胎于初步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于商品化、货币化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极低的半自然经济社会。……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不仅仅是解决“计划与市场”、“集中与分散”这样的一般任务，而且要建立商品经济赖以发育的前提和条件，以便使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都能有效发挥作用这样的特殊任务。

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国民经济发展以外延扩大、粗放经营为主要形式，传统体制还能显示出一定优越性。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传统体制的弊端，例如企业和劳动者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单靠计划指挥生产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消费需求，僵化的体制必然滋生官僚主义等等，即使在文革前17年，就已暴露出来。尤其是60年代以后，新的技术革命的潮流已对现代经济发生关键性促进作用，而在我们的传统体制下，经济运行却缺乏不断吸收新技术的基本动力，致使我们在劳动生产率和某些新兴产业方面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

报道最后呼唤：“加快改革!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是随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国企改革成了新闻报道的难点。后来担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詹国枢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这样一件事：90年代初，他担任经济日报工交部主任时，总编辑范敬宜开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回来，要求他们写一篇怎样把国有企业搞活的述评。詹国枢说：

我绞尽脑汁，成稿一篇，题目叫《怎样把企业搞死》。为什么如此着笔呢？因为，只有搞死一部分企业，才能把大部分企业搞活。文章这个立意，得到老范肯定，但他说题目肯定不行！中央才开会说怎样把企业搞活，你就来一篇怎样把企业搞死，这不是对着干吗？不过不要紧，可以改一个题目。下午，他把我叫去说，国枢，题目已经想好了，就叫《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活不好》，你看如何？我一听，太棒了！文章发在次日头版头条，在读者中反响很大，因为当时还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45]

1991年到1992年，一些媒体发起了“三铁破三铁”的舆论浪潮，即：用铁心肠、铁面孔、铁手腕去砸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一时间举国震动，从地方官员到企业人士莫不言此。从长远看，‘三铁’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而逐步消失，如果将它视为一种实施的长远的政策，本身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在没有各种配套解决办法的条件下这样集中地宣传，造成一步跨入市场经济的逼人态势，对于舆论的冲击力过大，……在中央制止了这种集中宣传之后，由于惯性，地方上的宣传还持续了一段时间，公众的流行词汇中这个特有名词存在的时间更长些。这场出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好意的宣传战，无形中造成的舆论的惶惑、浮躁，几年后才渐渐平缓下来。”[46]

砸“三铁”的舆论还没有平息，股份制、拍卖国有企业又成了国企改制报道的新思路和新热点。山东诸城在90年代初将全部国有企业拍卖改制，成为新闻报道中全国产权改革的样板城市。

在“转变原有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陈旧新闻价值观念”的过程中，新闻媒体认为“三资企业的管理经验、经营方式，发行债券，股市行情，保税区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则成为我们借鉴当今世界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先进经营多方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手段，成为价值颇高的新闻”。[47]媒体感兴趣的，是能“兴一个企业”、“活一方经济”的“能人”，认为“他们以发展生产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囿于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敢想敢做；对影响和阻碍生产发展的做法，敢说敢顶”， 认为中国当前“特别需要这种精神”。“由于搞计划经济时间长，受计划经济影响深，在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里，运行机制仍很陈旧。要改变这种状况，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新机制，一般地讲讲，号召一下是不行的，要动真格的，对旧有的机制动一番大手术。”[48]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样的舆论造成了国企不如民企的印象，“国退民进”似乎成了改革的必然趋势。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媒体对民企和外企的褒扬。比如《粤港信息日报》2003年8月20日这样的报道，标题就是《超人出手 “香港建设”山鸡变凤凰》。报道劈头就说：“李嘉诚魅力果真没法挡！由李嘉诚控制的长实集团公布：有兴趣参与香港建设的债务重组。此消息一曝光，香港建设股份顿成蜜糖般，股价在股民追捧下，本周一路飚升近七成，成交由平日的数十万股激增至3600多万股，香港建设一时间成为股民玩‘即日鲜’的对象”。

产权改革后来演变为股权向经营者集中，即管理层收购（MBO）。在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郎咸平2004年公开质疑目前产权改革的方向，提出警惕国有资产被合法剥夺的问题之后，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更多地进入新闻媒体的视野。而在郎咸平提出这个问题之初，还遭到了一些媒体的炮轰。

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张曙光下面这段话对我们评判新闻媒体这些年来国企产权改革的价值取向或者有所帮助：

其实中国经济改革最原始的发轫就是来自于农村最底层的民众。上世纪80年代职工参与城市经济改革的积极性还是相当高的，很多企业的承包、租赁的实践者就是从普通职工中产生出来的，有些还成为企业家。可后来事情似乎有了些微妙的变化，职工群众在改革中的作用在减弱，甚至从改革的参与者成为改革的对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总数从1998年的23.8万家减少到2003年的15万家，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职工减少了约4000万人。全国300万家私有企业中约有50万家是从国有企业中转化而来的。这其间产生了不少问题和矛盾。虽然人们普遍将着眼点放在“产权改革”上，但出现问题的实质并非“产权”之争，而是改变产权的“程序”之争。[49]

有报道称，1997年以后，诸城政府推倒原来的股份合作制，股权向经营者集中，实行MBO，由此产生了一批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但职工收入增长缓慢。[50]2003年，当统计数字显示，中国38万亿资产性财产有57％为不足人口总数10％的私人业主所拥有时，有媒体发出了且慢“唱衰”国有经济的声音。[51]

报：颠覆历史

回顾近30年中国媒体新闻价值观的变迁，历史观的改变是不能忽视的一个方面。这种改变是全方位的，渗透到很多新闻人的潜意识中。

比如，把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人为割断，用1978年后近30年的历史否定以前的30年，似乎前30年一无是处。就连为中华民族争得了生存权和发展权，换来了中国几代人的和平，赢得了全世界对新中国尊敬的抗美援朝战争，也在被遗忘，被否定。共和国的历史，似乎也是从1978年以后开始的，那之前的中国只有封闭，好像是中国自己在“闭关锁国”；完全不顾美国主导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新中国封锁禁运的历史事实，不顾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的中国领导人为了打破这封锁禁运所做过的努力，包括保留香港作为中国对外交往的窗口。

在对待抗日战争的历史问题上，有些媒体越来越突出国民党的作用，突出所谓正面战场的作用，弱化乃至回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还有媒体倾向于拿现代的尺子卡前人，为否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武装斗争暴力革命合法性的观点提供版面。同时，以“开拓贸易”淡化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世界扩张侵略的血腥和暴力的电视“政论片”，从《河殇》到《大国崛起》，为晚清“洋务派”翻案的《走向共和》等电视剧，都受到新闻媒体的高调赞扬。

作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于2006年8月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连续剧《诺尔曼·白求恩》，刻意淡化白求恩加拿大共产党员的身份和受美国及加拿大共产党的派遣来中国支持抗战的鲜明政治背景，“不愿承认甚至完全排斥了白求恩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和行动”，却把中产阶级精英普度众生的传教士思想强加给他，让他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来中国救苦救难。该局违背历史真实地“将白求恩精神与我党我军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割裂与对立”，“贬低、丑化、诋毁八路军将士和人民群众”。[52]而对这样的电视剧，媒体一片赞扬声；对白求恩八路军战友的后人对电视剧的批评质疑，却不闻不问。

2006年，某杂志刊登对电影《董存瑞》导演的访谈，说“没有谁亲眼看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的情景，这完全是事后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推测出来的”。这篇文章被一些地方报刊相继转载，使得当年董存瑞手托炸药包为新中国捐躯的历史事实，竟然在半个多世纪后，忽然被人称为一种“推测”。这篇访谈，被批评者认为代表了一种颠覆中国革命军人英雄形象的思潮。

以上种种，都可以说是媒体历史价值观变化的反映。

社会变革中的新闻价值观：不报什么？

在社会变革中新闻价值观的演变，既体现在媒体对“前所未报”的事件、观念的报道上，也体现在对一些过去认为天经地义的思想观念的否定和扬弃上。

11届3中全会之后不久，曾经被树为农业战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榜样的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生产大队，就被揭露为最近5年来一直靠国家拨款维持而被打没了生气。自此之后，直到后来担任大寨党支部书记的郭凤莲在大寨办起了企业，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这个曾经炙手可热的样板在新闻媒体上几乎销声匿迹。同样淡出新闻媒体视野的，是农村中少数依然依靠集体经济来发展的村镇。

1979年11月25日凌晨3时30分左右，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的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渤海湾迁往新井位的拖航中翻沉。当时船上74人，7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3700万元。这是天津市、石油系统建国以来最重大的死亡事故，也是世界海洋石油勘探历史上少见的。1980年8月2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处理“渤海2号”事故的决定，认定“渤海2号”翻沉事故的发生，是由于石油部领导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尊重科学，不重视安全生产，不重视职工意见和历史教训造成的。石油部领导对此负有不可推诿的重大责任。国务院领导对这一严重事故处置不当，也是重要的失职，应当向全国人民承认错误。决定接受宋振明同志的请求，解除他石油部部长的职务；给予国务院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记大过的处分。

新闻媒体在海难发生之时，并没有任何报道。直到国务院公开处理这次事故前后，才对当时的事故有比较详尽的报道，但是基调都是石油部违背科学，不重视安全生产，瞎指挥是事故的根本原因。对这次事故处理的公开报道，被认为是对灾难报道的“突破”。但是，据作家何建明在以《部长与国家》为题的余秋里长篇传记中说，“石油部内部坚持认为是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及环境气候所致才出现的沉船与伤亡事故——后来证明石油部的意见基本是正确的。”对这一点，媒体没有任何报道。“有一个著名漫画家竟还在《人民日报》上刊出一幅讽刺领导干部瞎指挥的漫画，明人一看就是对着（余秋里）将军的，因为那画中的人缺一只胳膊。这是一个庸俗文人的浅显之见，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幅画对将军和石油人是个多么残酷的刺痛啊！血，流了一地，可将军还不能哼一声。”[53]

从此之后，曾被树为工业战线旗帜的大庆也被砍倒。“石油部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人们不再记忆那荒原的溝火，一排排干打壘，以及那些使中国结束贫油时代的人们。而对于宋振明，第四任石油部长，人们除了知道他受过处分外，大概也不记得什么了。”[54]

与此同时，“那种不懂得用智力、用科学来管理企业，只知道和工人‘同劳动’的辛辛苦苦的干部，已经不再是中国厂长的典型形象和学习榜样了”。“把生活上的节衣缩食，家庭摆设的陈旧简陋当作美德而大加赞扬”也被认为是 “对艰苦奋斗的片面理解”。[55]

1989年以后，“稳定压倒一切”，新闻媒体非常注意“不要在内部挑起争论”，在对某些问题的探讨、研究、争鸣时，也要有利于稳定，服从于稳定。虽然“有些不同意见可以在学术刊物上去讨论，去争论”，但在党报上，特别是《人民日报》上“开展争论要特别谨慎，不要轻易地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个上面来”；

涉及（改革）十年的成就和失误，“一定要掌握分寸”，“不要提出不切实际的口号和要求”。[56]

人民日报总编辑邵华泽在一篇文章中，透露了主流媒体在有所不报上的价值选择。

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后，一些群众中产生了一种情绪，即担心党的政策变。当时，我们接到了一篇报告文学，是写山东下丁家大队的。下丁家大队原来就很出名，艰苦创业的事迹早就宣传过。那里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没有分田承包，生产和各方面工作也搞得很好。我们收到稿子后再三研究，开始想是否开头改一下，说明这个队的特殊情况，讲清楚不是否定联产承包。前后经过一个月的时间，最后还是决定不发。为什么不发？因为在当时情况下，人民日报突出用一个整版的篇幅来宣传这么个典型，很可能会在读者中产生不良影响。有人会想，这是不是人民日报有意识地透露一个信息，要扭转农村现行政策？……就这篇稿子来说，是写得好的。但是，拿到人民日报上来宣传，这里面就有个政策导向问题。[57]

以11届3中全会划界，此前的失误媒体可以报——当然有很多人认为报得还不彻底；计划经济的弊端可以报；而此前的成就却被一些媒体耻于提及。《读书》杂志2001年第1期发表了学者高默波《高家村》一书的序言。这位出身江西农村的学者，在这本书里描述了他生于斯长于斯的高家村从1949年到今天的历史。在序言中，他以详细的事实和数据，描述了80年代后高家村教育、医疗以及公共生活大规模的倒退，并做出了发人深省的分析和反思。南方某著名报业集团组织学者批判反驳高文观点。在不能够反驳高默波提出的数据和事实的情况下，给高扣上了“为文革翻案”的大帽子，并以奉命不争论为由，封杀高默波一方的声音。2007年夏，又发生了更换《读书》主编的风波，而对《读书》的批评之一，就是“立场偏左”。[58]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下，有学者指出，“中国的传媒在重大的国际国内新闻报道上，特别是涉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公共事务、公共政策、公共利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仆的选举与任命等方面的新闻报道仍然看不出明显变革的迹象。反而是，越是与公众利益相关的事项，越被视为政治敏感问题。”[59]这种不报的结果，有时会酿成或加剧一些社会危机，并丧失新闻媒体的公信力，例如2003年的“非典”初期。

新闻是什么？——新闻观的变迁

在对新闻报道对象的价值取向发生变化的同时，对新闻工作、新闻媒体和新闻人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

在新闻理论研究方面，最早引起热议的是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针对十年文革的教训，新闻界有人提出，当党的领导发生失误，违背了人民的意愿时，报纸怎么办？“当时出现三种观点：一种认为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是完全一致的，根本不存在任何矛盾；另一种认为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存在着差异，有差异就有矛盾；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某种情况下会产生矛盾。”[60]赞同“党性和人民性会发生冲突”的新闻界人士有两种主张：一种认为党犯错误，报纸无能为力，只能跟着犯错误；一种认为报纸不应明知有错而无所作为，至少要不去推波助澜，以减轻错误的程度。[61]

这场讨论在1981年中止了。后来，在1989年以后，有人认为党性和人民性的争论是“新闻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最早发端”。时任全国记协主席的吴冷西撰文批评发起这个争论的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说：“本来从革命根据地起，向来是党报为主体，向来是党报为党的耳目和喉舌，向来是强调党报要坚持党性原则，准确、全面、充分、及时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党报的任务，不得另作主张，不得闹独立性。”“但是，有的同志错误地总结文革教训和文革前左倾错误的教训，提出一个奇怪的理论，说‘人民性高于党性’，说什么‘坚持党性会犯错误，坚持人民性不会犯错误’。……他把自己吹得比党要高明得多，可以自行其是。不少人接受这种极其错误的观点，因此，在新闻界刮起了一股不当党的喉舌的歪风。”[62]

这场讨论虽然没有进行下去，但是后来中国新闻界对新闻的看法，以及对传播、受众等所谓“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概念从排斥到接受的实践，似乎已经超越了那场讨论的边界。

80年代初，新闻界的主流看法是：“新闻工作的作用就是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的作用。假若有的同志喜欢用传播这个词，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们要传播新闻，更要传播真理；要传播事实，也要传播观点；要传播信息，也要传播事物的本质，总之，要通过新闻事业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不是离开它。”“我们从来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对待各种事物。作为党的新闻事业，要向自己的读者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要做好启蒙的教育工作，争取人们逐步提高共产主义觉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和遵守纪律的人。”[63]

但是，此时的新闻界也已经有了希望新闻多样化的苗头。新华社社长穆青提出，“只要是能鼓舞群众、能推动工作、能产生极大精神力量的新情况、新事物、新思想、新任务、新动向、新问题、新成绩都是新闻，都应当也都可以用新闻的形式加以表现。我们的新闻报道不应规格化，不应当为新闻报道设置清规戒律。”他主张鼓励和支持记者“捉社会生活中最重要、最生动、最活泼的新事物，鼓励和支持记者探索最能反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新闻形式”。[64]

到80年代中期，新闻界对新闻和宣传的关系有了更多的探讨，对传播的概念也不再一味排斥。出现了“包容说”，即认为新闻是宣传的一部分；“交叉说”，即新闻和宣传是交叉关系，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有明显区别，但不是并列，是交叉甚至相互渗透的；“无差别说”，即强调新闻就是宣传；以及“并列说”，即强调新闻与宣传的独立性。更多人认为“新闻与宣传都是传播现象”，但“新闻传播信息，宣传传播观念；新闻和宣传产生于不同的社会需要，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内容”。[65]

随着商品经济的提出，也有研究者提出了新闻是信息，新闻要为读者、受众提供服务，要讲效益的观念。有文章提出要“改变对中国新闻事业的认识”，认为“自1957年以来，一直把报纸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对这一提法应予修正。目前我国经济乃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闻事业就要反映商品经济所具有的特点”。[66]“新闻信息必须给人类带来效益和财富，而不单纯是真实、新鲜、重要、接近、显著和人情味”。[67]

1987年召开的中共13大提出要“提高领导机关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要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要经人民讨论”之后，新闻界有关舆论监督的讨论更加活跃，开始重视获知权即知情权的研究。有学者提出，“不该继续单只把获知权看作是‘西方新闻学术语’了”，“肯定获知权，更要求在新闻工作中抛弃一些错误的观点。这包括主观地估计新闻社会效果，片面地看待已发新闻的社会效果，事实上颠倒主人与公仆的关系地位。”[68]

有学者对80年代中期新闻研究提出的要树立的“新观念”做了一个总括： 1、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报纸，应破除单一的党报观念，树立以党报为核心的多层次、多种类的报业观念，使报纸更多地各具风格；2、破除单一的功能观念，确立多功能观念，充分发挥大众传播媒介多功能的作用；3、破除“舆论一律论”，确立舆论不一律的观念，让新闻媒介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发出多种声音；4、破除只传播不反馈的传统观念，充分发挥新媒介的舆论监督作用；5、增强新闻信息观，加大新闻媒介的信息量；6、破除“平面”新闻观念，改革写作上的线性单一因果关系，提倡“立体型”报道；7、破除大造舆论、大打宣传战的传统观念，确立按新闻规律办事的观念，使新闻报道做到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69]

新闻是信息等观点的讨论进一步发展，在80年代后期出现了新闻是否是商品的讨论。有的学者抵制新闻的商品性，认为新闻属于精神生产，必须抵制广告新闻等商品化在新闻生产中的表现。也有学者认为，广告新闻并不是商品化，而是旧的新闻体制对商品化的一种抵抗形式，因为出卖的并不是劳动产品，而是机关报独揽新闻传播的特权地位。[70]

有学者分析过活跃在80年代的新闻记者，认为“在他们的历史意识中，‘大造舆论’、‘大造声势’等新闻弊端已处于被历史审判的地位，他们已自觉地意识到了新闻‘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作用’的严重缺陷，因而他们不是被动地为某种政策或时尚作一番举例和注解，而是尽力渗透一种超前意识；他们并不欣赏‘政治家办报’的口号，而是遵循按新闻规律办事的原则，他们在上一代人的历史教训中，获得了宝贵的历史启示。”这些记者理想的新闻，“不是历史的奴仆”，“也不光是历史的一种形象化的表达方式”。[71]

总之，80年代的新闻学研究，“从为所谓‘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正名到向西方新闻学的借鉴，为新闻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和读者需要以及新闻价值等观点正名，向‘阶级斗争工具论’一统天下的局面冲刺，按照群众需要的‘真、短、快、活、强’的要求去实践”，并“进一步把西方的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纳入了我国新闻学研究的范畴，借鉴了西方现代新闻学中大众传播、传播五要素、社会参与、信息、信息反馈、软新闻、硬新闻、民意测验以及调查新闻学、精确新闻学、比较新闻学、发展新闻学等一系列观点”，[72]对新闻报道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当中，也出现了“同仁办报，开民办报纸之禁”的呼声。[73]

1989年之后，新闻媒介要多元化，新闻传播要中性化，要淡化宣传、淡化政治、淡化党性等观点，也被作为新闻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而受到批判。但是，很多学者从新闻报道的社会效果出发，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按新闻规律办事并不矛盾。新闻可以通过信息传播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影响社会舆论，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而一味宣传没有新闻价值的莺歌燕舞，容易引起群众的逆反心理。[74]确定新闻与宣传的双重价值标准，“既坚持了新闻的指导性，又增强了社会效果”。[75]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新闻界的观念急剧向市场经济的需要转变。解放军报总编辑杨子才认为：中国经济新闻与日本经济新闻的差距之一，就是“为商品经济服务的观念不浓烈”。而“现代社会的新闻传播手段，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其主要任务或主要宗旨之一，是为商品经济服务”。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新闻宣传，着眼点要“变遇事先问姓社姓资为问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价值观“变单纯看产量产值为看效益”，采访方式和对象“变跑会场为跑市场”，报道思路“变提倡扶贫为鼓励竞争”，舆论引导方式“变指挥为服务”。[76]

1993年到1994年，新闻的商品属性已得到新闻界普遍的承认。“新闻事业与市场接轨，不少新闻学者对这个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报纸是商品，党报也不例外，我们卖给读者首先是信息，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事业，既是喉舌，又是一项新兴的第三产业。这些观点是新闻理论的一个重要突破。”[77]在这种新形势下，新闻界开始提出受众第一，信息导向，客观公正，独立负责的观念。[78]“要确立报刊是特殊商品的新观念，确立报刊运行方式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新观念，确立报刊体制从机关向企业转变的新观念，同时防止报刊业走向市场经济时的各种负面效应”。[79]

在新闻“从灌输转向服务”的转轨中，产生了对“策划型报人”的需要，因为很多业界人士认为，“要办一份卓越的报纸，就离不开卓越的构想、精密的运筹，离不开操作性强的设计方案”。为此，有人提出要“注意发掘、培养一些具有‘绝活’的行家里手的‘绝招型报人’，如分析股市行情、描绘风土人情、追踪社会热点、介绍生活秘诀等‘五花八门’的怪杰奇才”。[80]

市场基础作用的加强，虽然促进了新闻工作者增强竞争意识，然而这种转轨中的“负面效应”却是防不胜防。其最显著的表现之一就是“有偿新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1991年制订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一次将新闻工作职业道德的内涵明确化，系统化，但是“并未能有效遏制‘有偿新闻’现象”。[81]“社会的巨变带来观念的剧变，思想意识上、道德观念上、社会心理上的有些界限也随之模糊起来。比如强调个人利用的正当追求同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界限；职业的荣誉感同滥用职业优势的界限，等等。甚至有人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际关系就是金钱关系，如果再强调‘服务’、强调‘奉献’就是‘过了时的老一套’。其次，实际工作中的某些政策界限，有的不够完善，有的随着改革的深入发生了变化，这也使得一些人产生了错觉，似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前不允许的，现在什么都允许了，以为种种主客观上的约束都可以打破了。甚至有些违法活动，也是借‘改革’、‘多种经营’名义而进行的。第三，一些有求于记者的单位或企业，‘求’的方式越来越新，价码越来越高，而且罩以‘友谊’、‘情感’的光环，形成一种使意志薄弱者难以抵挡的诱惑。”[82]

在新闻媒体走向市场、走向企业性经营的过程中，一些媒体为了创收，规定一个记者一年要完成几万元的创收任务，搞部门类承包或栏目承包，要求每个部门一年上缴多少万元，这种做法，败坏了记者队伍的风气。社会上一切向钱看的风气，严重地腐蚀了记者的价值观，出现了一些受高价收买写吹捧某些企业家的文章，吃点、拿点、炒点的三点记者，忙于跑场子的请柬记者，广告新闻和以关系稿为特征的影子编辑。新闻界内部一度流传着“一流记者炒股票，二流记者来回倒（卖），三流记者拉广告，四流记者拿红包……末流记者才写稿”的说法，[83]社会上甚至有把记者列为社会公害之一的说法。[84]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一些小报低级趣味泛滥，“知识性变成了性知识，趣味性变成了性趣味，指导性变成了性指导，读者称有些法制报纸为教唆犯，刊登一些作案的手段和细节，甚至有性挑逗的描写”。[85]还有一些媒体“盲目崇拜西方，在宣传介绍文艺名人时，自觉不自觉地吹捧西方发达国家所设置的奖项，宣扬‘玩世不恭’、‘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片面强调个人自由，不讲或很少讲对社会的责任和奉献，用赞赏的口气宣传哥们义气、拜把子、烧香造墓、幸运抽奖和吉祥数字、择吉日成婚等”；“有的对神汉、巫婆和测风水者以肯定语气进行报道，还有的提出‘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借佛发财’之类不恰当的口号”；“倡导脱离国情的高消费”；“用猎奇观点，追逐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为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翻案，如对袁世凯、曾国藩、李鸿章、慈禧、汪精卫、秦桧等”。[86]对此，有学者提出新闻媒体“是做党的喉舌还是做钱的喉舌”的问题。[87]

有学者批评这些乱象是“中国新闻界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出现的困惑与慌乱”，提出：“处于初级阶段而盲目追求高消费，刚刚温饱便向往奢侈，对此，传媒应当是清醒的、批判的，而不应当是脂粉气的，催眠型的。当一掷千金被诱导为是潇洒，挥金如土被隐喻为是有派儿时，面对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和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良知，我们该作何感想。” “近几年，人文精神的严重失落，文化事业全面失衡，深刻和理性的东西受到了嘲弄，庸俗和浅薄的东西博得了喝彩；诉诸官能的消费文化泛滥，诉诸心灵的严肃文化陷入困境。娱乐性传媒冒充为主流文化，某些缺乏文化素质的记者和明星冒充为文化主将，几有席卷天下之势。在中国文化的滑坡中，传媒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88]

即使不是娱乐性传媒，新闻的娱乐化趋势在90年代以后也有愈演愈烈之势。“‘时尚’、‘消费’、‘娱乐’等先后成为报刊的卖点和竞争的主题。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在整个报纸中所占份量却不断下降。人们阅读报纸不再仅仅是为了获知新信息、新知识，或接受政治教育，而逐渐是为了消遣、实用。”[89]在新闻娱乐化的影响下，以政治、思想、国内外形势等为报道内容的“硬”新闻的数量逐渐减少，而介绍人物、报道受众感兴趣的事件以及对受众有用的事件的“软”新闻，特别是对一些丑闻、离奇古怪的事件的报道大幅增加；对所谓“热点”猛炒爆炒；对明星、名人穷追不舍；以耸人听闻来博一时的轰动效应。[90]有些电视媒体甚至发展到对矿难、绑架人质等灾难性新闻报道时，也做出会死多少人或人质要多少天获救的“有奖竞猜”，受到了公众的谴责。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市场理念制作新闻的基本准则是以尽可能小的成本吸引最大数量的受众、尽量不侵犯利益相关者。因而，软化的娱乐性新闻比硬新闻就具有优势。传媒一定程度的娱乐化有积极的一面，迫使硬新闻软处理而增强贴近性。”[91]同时，“传媒的消费主义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对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释放人的欲望具有积极意义，起到‘让生活美丽’的作用，体现了对于现实人生的关注，是对此前物质匮乏、精神扭曲时代的一种反拨，应以世界发展的眼光正视传媒消费主义；同时，也要警惕商业化造成的文化物化和对人的精神的欲意义的消蚀。”[92]

自1996年中国第一个传媒集团报业、报业广告收入占全国广告营业额的五分之一（电视广告营业额占比重更高）之后，对新闻传媒的商业性问题基本不再有争议。结论性的意见是：“报纸作为特殊产品，一方面要宣传中央的方针政策，要传播新闻，通过传播新闻去团结群众，推进两个文明建设；另一个方面我们的报纸也不无偿发行，它是有偿订阅，有偿订阅就有个经济关系，有个收入问题。

现在报纸应该说是一个事业，它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事业。不要纯粹作为一个产业对待，尽管它带有产业的成分，但还是党的一个重要的事业。”[93]

进入新世纪，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面对新形势，有学者提出：“由于长期以来片面夸大新闻的宣传功能，导致了消解宣传的思潮在新闻界普遍蔓延，许多记者是以一种厌倦的心理负载宣传使命的。”[94]对此，他们主张媒体“卖智慧”，即传播进步的观念，“促进效率、社会公平与文化提升”。具体来说，就是传播这样几种观念：一是提供公开竞争，减少垄断独占；二是遵守法治精神，不受特权影响；三是提倡财富分享，减少贫富悬殊；四是讲求平等人际关系，不受人情影响；五是不仅要生活水平，而且要生活质量；六是决策错误比贪污更可怕，决策延误与决策错误一样可怕。[95]也有学者提出，由于当代社会生活类新闻大量进入报道，新闻来源发生了变化，构成新闻的因素扩大了，新闻需要解决大量社会问题，所以“构成现代新闻的价值因素应当是：获知价值、激励价值、获益价值、娱乐价值”。[96]

对于近年来媒体中假新闻的批量出现，研究者认为原因在于“记者或编辑选择新闻的标准不是以‘事实为向心’，而是‘以受众为向心’”，“当异常性、冲突性的新闻价值标准高于新闻的客观性原则，尤其在权威性媒体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就可能产生假新闻传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97]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课题研究组2003年对55家媒体的1000多名新闻从业人员做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近四分之三的被调查者对记者拉广告的行为赞同或态度暧昧；五分之四以上的人对于为自己的栏目或节目拉赞助同意或态度暧昧；六分之五以上的人对于接受被采访方用餐同意或态度暧昧；近半数的人对于接受被采访方现金馈赠同意或态度暧昧。有学者认为，“我国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意识和对于基本职业规范的遵循状况，仍然十分低下”；[98]“我国传媒职业规范缺失成为显在问题。各种传媒的违规行为，半数以上表现为社会公器的角色与市场竞争主体角色的冲突”。[99]

尽管存在着传媒职业规范缺失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中国还是涌现出了一批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职业新闻人意识的记者。《瞭望》周刊记者王军认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职业新闻人觉醒的时代。从90 年代开始，一批市场化媒体发展起来，出现了一批职业新闻人。他们是按照新闻规范来做事情，而不是用以前的那种方式。”虽然市场化媒体的记者很紧张，虽然逼得记者“上窜下跳”来制造新闻，来采访新闻，违反了新闻工作的原则，虽然市场化媒体太在乎钱，太屈从于市场，屈从于资本，但是，王军依然认为：“中国媒体从一个单位变成一种可以靠市场化来运作的像一个企业似的机构，是一种进步。缺点在于竞争还不充分。真正有竞争力的媒体，应该是那种能够按照新闻的规则去做事情，靠高质量的产品来赢得市场的媒体。”[100]

国际政治的冲击：失衡的新闻观

近30年来，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从苏联东欧解体、冷战结束，到全球化的提出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系列的事件对中国媒体新闻观的冲击是多方面的。这里，仅以几个案例来对新闻观的失衡做一个透视。

贫铀弹报道折射出的问题

2001年，澳门大学新闻传播系讲师吴枚请我同她一起做一项关于中国媒体对贫铀弹报道的研究。我由此注意到贫铀弹报道中折射出的原创新闻和舆论导向问题。这里，原创新闻是指记者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主要依据第一手资料采写并率先发布的新闻。

从新华社数据库调阅的情况看，新华社有关贫铀弹的报道，英文最早见于1992年9月5日发自巴格达的一条消息。这条消息援引当地英文报纸《巴格达观察家》说，一位著名德国教授称有证据证明，多国部队在海湾战争中对伊拉克使用了“高度放射性炮弹”。中文报道则最早见于1996年11月2日，驻科威特记者刘桂山援引“此间《阿拉伯时报》”报道说，“在伊科边界执行任务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上周在伊科边界地区科威特一方发现了10枚未爆炸的贫化铀炮弹”，“可能是海湾战争期间以美国军队为首的多国部队用的”。“据英国原子能机构透露，多国部队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使用了大约40吨贫化铀弹药。有消息说，一些美军士兵战后陆续患上‘海湾战争综合症’与使用这些贫化铀武器有关。”显然，“贫铀”武器这个术语当时对我们来说还比较陌生，所以译名很不统一，先是译成“高度放射性武器”，继而译成“贫化铀”炮弹或弹药，最后才定名为“贫铀弹”。

查阅新华社几年来关于贫铀弹报道的数量，得出的数字如下：

文种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英文
3
2
1
1
6
6
12
30
32
180

中文
0
0
0
0
1
6
1
27
12
108

以上统计虽然可能不够准确和全面，但是它大体反映出一个客观现实，就是：我们对贫铀弹的报道在1999年以后突然增多，在2001年高度密集。这是为什么？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问题？

如果探究一下我们有关贫铀弹报道的消息源，就会发现，这些报道绝大多数是以“二手”材料为基础，即源自外国新闻媒介。1996年以前，贫铀弹问题基本上没有进入西方国家主流新闻媒体的视野，只有伊拉克和海湾国家的媒体有一些报道。大约是由于这些媒体对国际新闻界的影响力有限，我们转述它们对贫铀弹的报道也是零星的，片段的。1996年，欧美国家开始有媒体披露参加过海湾战争的多国部队士兵，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士兵的“海湾战争综合症”与贫铀弹有关，我们对贫铀弹的报道也稍稍多了一点。而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轰炸前南斯拉夫时，再次使用贫铀弹，1999年6月，欧美媒体尤其是欧洲媒体，开始意识到贫铀弹对欧洲环境的破坏，对贫铀弹的报道日渐增多，到2000年下半年和2001年初则突见密集。新华社和其他中文媒体对贫铀弹的报道也是在1999年开始增多，在2001年密集起来的。

向国际社会揭露一种放射性武器对人类的危害，引起公众对它的警惕和对使用者的谴责，形成禁止使用这类武器的舆论压力，这是新闻媒介应尽的职责。然而，中国媒体在贫铀弹的报道中，显然基本上充当的是“传声筒”的角色，自主采访的新闻极少，大都是跟在国外媒体特别是欧美媒体后面亦步亦趋。在海湾国家媒体90年代初提出这个问题后，我们并没有给予高度重视，并没有继续追踪和深究这个问题，直到贫铀弹成为欧美主流媒体的热点。

如果分析一下欧美媒体关心贫铀弹问题的时间，我们会发现，这些媒体关注贫铀弹，并不一定是出于社会正义，也是因为其所在地区和国家的切身利益受到影响。

90年代初，多国部队，主要是美英两国，在海湾战争使用贫铀弹时，西方媒体对此三缄其口，相当漠视。它们开始披露这个问题，仅仅是在90年代中期发现美军士兵也受到伤害以后。但当时的报道并未形成气候，这或许是因为美国官方做了工作，美国媒体对贫铀弹并没有深加追究；也可能是因为大多数欧洲国家未身受其害，所以大多数欧洲主流媒介也显得对贫铀弹问题兴趣不大；总之，真正原因不得而知。到了1999年，北约轰炸前南斯拉夫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前南斯拉夫就在欧洲，在那里使用贫铀弹使周边欧洲西方国家的环境也受到了损害，于是欧洲主流媒体开始关注贫铀弹问题。在科索沃战争开始两个多月以后，也就是1999年6月，它们对贫铀弹的报道越来越有声势。也就是说，是在贫铀弹扔到了欧洲的大门里以后，这个问题才通过媒体进入公众的视线。

这里还需要提及的是，无论是1996年还是1999年，在欧美媒体有关贫铀弹的报道中，受害者的主体不是美军和北约其他国家的士兵，就是欧洲环境。贫铀弹所加害的伊拉克和前南斯拉夫的广大普通老百姓则处于从属地位。而新华社和其他中国媒体关于贫铀弹的报道，大部分来自西方主流媒体，少部分来自前南斯拉夫和海湾国家的媒体，独立采访的原创新闻非常少，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媒体对伊拉克和前南斯拉夫人民受贫铀弹伤害的报道非常有限，在国际上基本没有形成影响力。有些时候，我们的媒体在重复西方媒体关于贫铀弹的报道时，不仅重复其报道内容，也重复其观点。比如，在贫铀弹引起广泛注意之后，有西方媒体报道说，德国国防部长认为贫铀弹辐射没有危险。我们的媒体也重复报道了这样的消息。这使我们的报道显得自相矛盾，好像此前关于贫铀弹危害的报道都是小题大做。至于那些军界人士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们的报道却缺乏分析。偶尔有一些分析，也淹没在大量就事论事的报道中，声音十分微弱。而在我们相关的英文报道中，这样的分析则几乎看不到。

贫铀弹报道潮起潮落。粗略地剖析一下中国媒体在“贫铀弹潮”中的表现，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印象：西方媒体对贫铀弹漠不关心时，中国媒体对它也没有在意。西方主流媒体热炒贫铀弹时，我们才跟风而上。当西方媒体的注意力又转向别处，贫铀弹在中国媒体上也逐渐销声匿迹。在这里，“弄潮儿”，也就是把握新闻报道主动权的，基本上是西方媒体，中国媒体完全是被动地“随波逐流”。

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谁的灾难？

美国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2003年2月1日返回陆地时坠毁，中国媒体非常及时地报道了这一事件。但是报道的调子，或者立场，引起了很多网友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是通过互联网发表出来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

第一，中国媒体对美国航天飞机坠毁表示的关切与同情，是否过度？有人将中国媒体对美国航天飞机失事的报道与一天后哈尔滨一家饭店失火的事故报道相比较，发现中国媒体对7个死难的外国宇航员的关切与同情，远远超过对死于哈尔滨饭店大火的33个同胞的关切与同情。批评者说，中国媒体的这种表现，表明了一种以美国媒体的倾向为倾向的趋势。

第二，哥伦比亚航天飞机是否用于“纯科学”的目的？哥伦比亚号刚刚出事，美国媒体就援引美国航天局的消息说，这个航天飞机担负着“纯科学”研究的使命。中国的主流报纸电视，也跟着这样报道。有的媒体还花了大量篇幅来报道中国中学生在哥伦比亚号上搭载的蚕宝宝实验，仿佛他们的“科学研究”真的很纯。但是新浪网邀请军事评论家宋宜昌谈这个事，他用了大量事实说明，美国花这么多钱搞航天飞机，它不可能只用于“纯科学”的研究。美国官方和媒体释放这种烟幕，是理所当然，而中国媒体也煞有介事地讲人家的航天飞机在搞“纯科学”，就有些搞笑了。

第三，哥伦比亚号坠毁，是美国的灾难还是全人类的灾难？中国的新闻媒体采访了一些老百姓对这个事件的反应。出现在这些公开媒体中的老百姓，无一例外地表示了对美国航天飞机失事的同情和对死难宇航员的敬意，而且中国媒体传达出的声音，无一例外地显示出这不仅是美国的灾难，也是全人类的灾难，这些宇航员是为科学殉难的烈士。但是根据学者房宁的调查，对这个观点持不同意见的中国人，至少是中国网民，相当多。他们“对这一事件的反应，与平面媒体所报道的有天壤之别”。[101]

房宁说：“有7万多网友在新浪网就航天飞机失事进行的专题调查中表示了看法，而搜狐网进行的有关航天飞机失事的态度调查竟有超过45万网友参与。更令人注意的是关于航天飞机失事事件所引发的持续不衰的热烈讨论，很快演化成了涉及全球观念、战略安全、中美关系乃至价值观、政治观的一场尖锐剧烈的争论。”“围绕航天飞机失事引发的意见分歧和价值争论集中在两个层次的问题上。一是有关事件态度的对立，二是由事件引申出的价值判断分歧。”“根据对网民在新浪和搜狐两大网站开设的有关航天飞机失事的专题论坛上，2月1日至4日所发表的5万多条评论进行的抽样统计和分析，对于美航天飞机失事表示同情和悲伤的帖子和态度与之相反的帖子的比例是6比10。换言之，表示同情美航天飞机失事者在网民中不占多数。”“新浪网的调查，截止到2月10日24点，共有75167人参与。其中认为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是‘美国的灾难，但未必是全人类的灾难’的占47.98%，认为是‘美国的灾难，也是全人类的灾难’的占45.27%，认为‘很难界定’的占6.75%。”有超过45万网民参加了搜狐的专题调查，题目是：您同意“哥伦比亚号遇难不仅是美国的灾难，也是人类的灾难”的说法吗？截止至2月11日9时的网上投票结果是，总票数为451402张，选项比例为：不同意68.3%，同意30.70%，不好说1.00%。房宁说，“换言之，在超过45万表达意见的网民中绝大多数并不认同美国的航天飞机及其航天事业代表了全人类利益而具有普世价值。”[102]

一位代号218.30.19的网友在2月8日对中国媒体关于这次空难的报道提出批评：“让人不解的是，美国人伤悲的感情竟然感染了中国人民。北京老人杨继忠听到消息后仰天叹息，‘太可惜了，咱们春节在家团聚，美国航天员却有家不能归了。’北京中学老师何砚玲听到广播后立即带着女儿来到中国科技馆，告诉女儿，‘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升空爆炸，那时妈妈刚刚当上教师。当时牺牲的宇航员中也有一位女教师，她的名字至今妈妈仍记得叫麦考利夫。’那口气仿佛是要女儿记住美国人不朽的民族精神。‘家住重庆市龙湖花园的李女士和家人一起放弃了一年难得的玩牌之乐（即打麻将），一直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有关方面的最新报道。她的孩子则上网不停地搜索相关最新消息。’重庆的‘高中生王恺说：“平时功课太紧，好不容易盼来春节想轻松一下，没想到遇到这样悲壮的事情，今天心情一直轻松不起来，很难受。”’各大媒体更是极尽煽情之能事，不惜破费和版面大肆宣传，仿佛天下大丧一般。北京晚报更是用粗大的黑体标明‘美哥伦比亚号七宇航员太空悲壮谢幕’。”

这位网友质问：“真的有这么难过和悲伤吗？如果是真的，我真的很悲哀。几名美国人的死竟然让我们举国悲痛，甚至对自己正在欢度的春节心怀愧疚，……到此时，我才真的佩服美国人和美国人的精神，它竟然有这么强大的魔力让远在千里之外的一个有着强烈自尊心和独立性的国家和人民为它的伤痛而流泪。可是谁又想到过我们的伤痛？当王伟驾驶飞机被美国人撞进南海淹死时，除了我们自己又有谁会为我们所遭受的痛苦和耻辱而流泪？又有几个美国人会为王伟年轻的妻子守活寡而心生半点怜悯之心？当中国的煤矿发生煤炸，一次死亡几十乃至上百人时，又有几个美国人会为我们死难矿工难过得吃不下饭去？对于美国人来说法轮功自杀身亡者的尸体更能勾起美国人仅有的那一点人类的同情心。”

这位网友认为，中国媒体和公众应该以平常心对待这件事。“中国政府在外交礼节上表表态就行了，民众没有必要跟着美国人煽情。说得白一点，死的又不是我们自家人，干嚎什么！嚎半天美国人也不会知道，也不会领你一点人情。”“这只能表明在我们普通人的心中有很深的恋美情结，对美国充满了渴望。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他说，“就在全体美国人为哥伦比亚号上的航天英雄们伤心落泪的几天里，苦难的伊拉克人民却在为即将到来的死亡威胁做最坏的准备。随着武器核查的扑朔迷离，战争注定是要在布什的铲除‘邪恶轴心’的口号声中爆发。此时的小布什完全没有了几天前悲伤痛苦的表情，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眼睛里喷着仇恨的怒火。仿佛哥伦比亚的爆炸是伊拉克搞的阴谋活动一般。发动战争是在报仇雪恨，替天行道。此时小布什丝毫也不会顾及他的战争决定将会造成成千上万个伊拉克家庭永远失去亲人。”他质问：“美国人值得我们流泪吗？”

这位网友表达出来的情绪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但是中国媒体在哥伦比亚号失事的报道上，的确表现出了一种以美国的价值观为新闻取向的倾向。

与哪个世界接轨？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被很多人看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成果。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与世界接轨”成了流行语，也成了很多中国人的思维定势。对与国际接轨，新闻界认同并积极倡导，认为：“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彼此孤立、分离的状况已成为历史，今天它们正互相扩大联系，互相密切融合。中国市场是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在世界这个统一市场里，主要的经济活动、经济行为只有遵循统一的规则，才能有利于彼此的经济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在人们意识形态、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不断扩大交流，相互影响，文化的同一化现象也不断增强，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客观趋势。”[103]

为了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对“法律全面修改，适应世贸组织关于知识产权有关协议”，“不要谈别的，就是跟世贸接轨，搭便车以后再说”。有学者认为，这些“知识产权法律从立法角度讲，是现代化、国际化进了一大步”[104]。

知识产权保护，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中国过去这方面意识淡漠，立法薄弱。通过改革，提高了这方面的意识，加强了这方面的立法，这是好事。但是，与世界接轨，是否一定就是与世贸组织规则接轨？世贸组织的规则，是否能够确保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权益？

比如，世贸组织规则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就没有足够的重视和有力的保护。在这方面，它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特别是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是有一些原则冲突的。比如《议定书》“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有不利影响的现代生物科技所产生的任何活的变态生物在跨国运送方面的有关事项”，提出了“预先防范”和“事前知情同意”的原则，这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有利，但是却与世贸组织“非歧视”和“透明”原则相冲突。在这样的冲突中，我们的法律为什么一定要“适应世贸组织关于知识产权有关协议”呢？

在中国，世贸组织的知名度要比《生物多样性公约》高得多。笔者曾在2005年2月用“世界贸易组织”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做检索词搜索，当时新浪网两者的相关新闻条目比例是11405条比42条，搜狐网是8567条比56条，人民网是13231条比141条，新华网是1580条比19条。

一方面是关于世贸组织的信息轰炸，一方面是对生物多样性公约寥若晨星的报道，新闻媒体的价值取向明显失衡。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2004年公布的一个调查表明，世界各国的森林保护区面积已达全球陆地总面积的11%，目前全世界每年对这些保护区的总投入是70亿美元，只占需要的五分之一；其中60亿美元投在富国，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资金缺口最大。

相比之下，全世界每年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项目投入达一万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是富国的投入。这是全世界保护区每年资金缺口的40倍。

我们应当选择和谁接轨？和以上万亿美元破坏生物多样性的那个世界接轨，还是和努力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那个世界接轨？对此，中国媒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明确的认识。

由于在全球化问题上媒体价值观的失衡，现行知识产权和专利制度在保护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方面的欠缺也就成为媒体报道的盲点。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是个人的智力劳动。个人智力劳动的成果当然应该保护。但是作为某些个人智力劳动基础的传统知识，要不要保护，如何保护？某些基于传统知识的个人智力劳动并没有任何创造性，只是做一个转化工作，将口口相传的世代积累的知识形成某种文字，这种世代积累的知识就成了个人“知产”，这种化公为私的行为，在国际上被很多人谴责为“生物海盗”。如果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只能保护传统知识偷盗者、掠夺者的“知产”，却不能保护被偷盗者和被掠夺者，它的合理性就有了问题。和这样的国际机制接轨，不注意这样的问题，是很危险的。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美国孟山都公司企图专利中国野生大豆基因。

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地，拥有世界上已知野生大豆品种的90%，共超过6000多种。同时，大豆也是中国最早食用和种植的五谷之一，栽培历史在4000年以上。2000年4月6日，全球第二大农业化工公司和头号生物工程公司孟山都向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101个国家申请一项有关高产大豆及其栽培、检测的国际专利。这项专利源自对中国上海附近的一种野生大豆品种的检测和分析，孟山都从中发现了与控制大豆高产性状密切相关的基因“标记”。[105]

据有关媒体报道，孟山都以这种中国野生大豆作为亲本，培育出含有该“标记”的大豆并据此申请专利，提出了64项专利保护请求。如果专利获得批准，那“将意味着孟山都公司对所有大豆的高产品种都拥有了垄断权，并允许孟山都对中国这一野生大豆遗传资源的控制”。[106]

《南方周末》报道说：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中国不批准这项专利，至少在中国种植含有高产“标记”的大豆还不至于侵权。但孟山都远东有限公司中国区政府关系及公共关系总监刘石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入世以后，根据世贸组织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协议，在本地生产也将遇到专利权约束问题。

也就是说，哪怕中国农民自己栽培出含有这种“标记”的大豆，也会侵了孟山都的权。而孟山都和美国农业部究竟如何获得这种生长在中国上海附近的野生大豆的，他们却说不出来。中国农业部国家大豆改良中心首席教授，南京农业大学大豆研究所所长盖钧镒估计“这个品种是美国方面通过非正常途径获得的”。

在这个案例中，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可以保护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得的材料产生的“知识”，却非但保护不了这个原材料合法拥有者的权益，反而可能会使后者付出昂贵的代价。

而美国的孟山都公司在谋求这些专利的时候，正是2000年，中国正在为加入世贸组织努力与国际接轨，不断修改我们有关的法律法规。在绿色和平组织2001年4月从德国发现这件事并把它捅出来之前，没有一个中国政府官员、新闻媒体和专家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国内很多人对与国际接轨的热衷和对我们民族权益的不敏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种热衷和不敏感，却与美国跨国公司的情感及利益诉求是完全一致的。

另一个案例，是美国哈佛大学在中国的人类基因研究。

1996年7月，美国《科学》杂志率先报道了哈佛大学的这个“群体遗传研究计划”，提到该项目在中国的血样采集将“达到”2亿人[107]。至2000年，至少完成了哮喘病、高血压、肥胖症、糖尿病、骨殖疏松等12个项目的疾病基因调查。有多少血样到了美国，至今还是未知数。

1999年，一些美国生命科学家从生命伦理的角度对这些项目提出质疑。美国新闻媒体报道了这些质疑。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下设的“人体研究保护办公室”开始就这些问题进行调查。

2002年3月28日，该办公室分别致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等机构，通报了初步的调查结果说，哈佛大学这12个人类基因研究项目，在生命伦理、监督管理和确保参与者的安全等多方面存在“广泛而严重”的违规[108]。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随即承认，他们在人体医学实验的监督上，的确有改进的必要；该院已决定暂停在中国进行的一切研究，重新审查这些研究项目；并对项目负责人进行了谴责[109]。

美国政府机构的调查确认的这些涉及安徽农村成千上万人的基因研究项目的诸多违规之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项目开始之前，没有按有关条例的规定，事先接受伦理机构的评议和审查。有若干这些美国学术机构参与的项目，都是在未经其审查部门评议的情况下开始进行的。

——未充分让参与者知情，并且不能确定他们是否在充分知情的条件下完全自愿地提供血样等基因样品。这些项目采集基因样本的现场，大都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安徽农村地区，参与者是平均教育水平不够高的农民。而有些项目的知情同意书采用了他们难以理解的复杂语言；有些知情同意书没有列出一些测试项目可能引起的危险和不适；还有一些知情同意书，书写日期的笔迹与参与者签名的笔迹不符，日期书写的笔迹似乎出自一个人之手，有事后补签之嫌。

——参与者是否能从研究中获益，令人怀疑。美方调查者援引美国政府1979年4月18日发表的《贝尔蒙报告》说，“由公共资金支持的研究导致治疗性发明的开发时，（社会）公正要求这些发明不能仅仅有利于那些能够付得起这些发明的人，这样的研究不应过分依赖那些不可能从以后的研究应用中受益的人群。”美方的调查提出，参加哈佛项目的安徽群众从这些项目的成果中受益的可能性很小。

——实际情况与项目授权的出入较大。比如，对“哮喘病的分子遗传流行病学”的研究，批准招募的受试者为2000人，但实际招募的达16686人。而且未经主管部门的批准，研究者们就把对每个受试者付给10美元的补偿改为提供便餐、交通加误工补助。——关于这一点，据笔者和同事在安徽调查，就是两包方便面加10元到20元钱误工费。此外，批准的每份血样的采集量是2茶匙，但实际增加到6茶匙，所用的支气管扩张剂也和报批的不一样。在另一项关于纺织女工轮班制对生育的影响的研究中，报批的是在确认怀孕前，每个月抽7天采集尿样。但在实际中，未经批准便擅自改为每天采集尿样。

2002年5月14日，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在北京大学演讲回答学生提问时，公开承认哈佛大学在中国安徽农村进行的人体研究“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其错误的”[110]。

对存在这样多问题，而且问题如此严重的人类基因研究项目，中国一些主流媒体却一直高唱赞歌。

2001年4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第5版发表报道《造福千家万户》，说，“近几年来，我国医学界与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美国哈佛大学进行了多项合作，在慢性复杂疾病的病因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在环境与健康、复杂疾病病因学研究方面的国际知名和活跃的学术骨干力量，特别是在哮喘和高血压等复杂疾病的遗传流行病学的研究上跃居国际学术前沿”。

2001年7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报道《东西携手为了人类健康》，说，哈佛大学的这个项目“至今已经为国内培养出8名博士后、4名博士、20名高访学者和4名特别资助研究员，这些跨学科、能迅速与国际接轨的人才归国后，很多人已经在生物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挑起大梁”。

2002年1月4日《安徽日报》发表报道《皖籍科学家勇攀人类遗传学高峰》称哈佛项目“引进扶持起来的安徽省生物医学研究所，多年来与哈佛大学同步运转，并在哮喘和高血压等复杂疾病的遗传流行病学研究上跃居国际学术前沿”。报道列数了目前正在开展的与人类基因资源有关的国际合作项目之后，写道：“其中在哮喘和高血压等复杂疾病的遗传流行病学研究上已处于世界相关领域最前沿。”报道说，“合作项目的开展不仅为科教兴皖注入新的活力，还带动多渠道引资约5000万元，构建起以安徽医科大学生物医学研究所为枢纽和载体、联合省内外科技人才和资源的投入体系，并建成十多个技术设备与国际接轨的项目共用实验室，采用最前沿的理论、设计方法和检测手段，把疾病放在一个大的系统中，从群体、个体到分子，多层面、多学科、全方位进行研究，为我国21世纪在人类常见复杂疾病研究领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奠定了基础。”

这个国际合作项目及引入的5000万元是否“为科教兴皖注入新的活力”，姑且存疑。但这些合作项目的背景，却不像报道中说的那样单纯。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中国项目是在把一条腿伸进了基因产业的门的哈佛遗传学家焦弗里·杜伊克（Geoffrey Duyk）的办公室里孕育出来的。”当时是1994年，遗传学在美国医学界成了热门学科，哈佛大学著名的呼吸道流行病学家斯科特·韦斯（Scott Weiss）来找杜伊克帮忙，开展一项对哮喘和类似疾病的遗传基因的研究。“当韦斯说，他有一条线索，在安徽一个因地理和贫困原因与世隔绝了2000年的地区接近一个不寻常的有同质遗传构造的群体，有6200万人时，杜伊克为之一振。”“这个地区的DNA是西方所觊觎的。哈佛大学及其公司赞助商、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千年制药公司，相信这里和安徽山区其他地方与世隔离的人口掌握着一个没有污染的基因材料宝库，可以获取医学上的突破，或者成百上千万美元的生物技术利润。因为这是非同寻常的同质遗传构造，医学研究比较容易进行，所以当地人血样中的DNA‘比黄金还宝贵’。”“对于谋求寻找基因与疾病的关系以及治疗它们的新药的科研人员来说，像安徽这种地方的DNA提供了研究人类图谱的一个难得机遇。从相对一致的基因库中取得的DNA大样本中，识别可能引起医学紊乱的遗传变异要容易得多。这项研究需要成千上万的志愿者，这在如此偏僻的地方，如果没有有经验的向导，几乎是不可能得到的。韦斯正好有这样的人——他指导过的一个博士后，徐希平。”“他们选择哮喘病作为研究的对象。”它在西方的常见性足以赢得公司的资金支持。“杜伊克可以提供遗传基因方面的知识专长，韦斯是肺病专家。徐则可以接近安徽的人群。”[111]

被我们的媒体说成“领军人物”的人，在美国记者的笔下，不过是哈佛大学和美国公司为了“获取医学上的突破，或者成百上千万美元的生物技术利润”而接近中国山区“比黄金还宝贵”的同质遗传构造人群基因样本的“有经验的向导”。两者反差何其之大！

哈佛项目负责人自己写的报告和论文，也十分清楚地说明他们是把中国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基因资源大国来首先为解决美国的常见疾病采集基因样本的。中国的人口规模，农村人口的缺乏流动、缺医少药以及贫困，成为他们在中国采集样本的优势。而所有这些背景，不仅把血样交出来的安徽农民不知道，而且哈佛的中方合作者及审批这些项目的中国有关主管部门，也未必很了解。被抽走血样的农民还以为他们是在进行免费体检，而根本不了解他们的血样会用于基因研究，更不了解这种研究对他们、对中国会意味着什么。在这些项目的背景没有完全搞清的情况下，一些中国媒体就对这些项目及其主持者大加赞扬，断言它们在“造福千家万户”，真不知道这些记者的底气从何而来？

结果，中国媒体实际上为这些有很多问题的项目在中国畅通无阻地进行提供了有利的舆论环境。

除了一些中国政府官员走上哈佛的讲坛，我们至今不知道中国从这些项目中收获了什么。很多基因样本已不知去向。如果国外制药公司从这些流失的样本中找到某种抗病基因并做出专利药物，我们不知道中国方面是否会在其中获利？按照当时人们只求和“国际一流科研机构合作”，以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为“成果”的心情，对最后产生专利的利益分配是否能坚持中方权益，能坚持多少，都要画很大的问号。而且，即使中方参与项目的研究者或研究机构能在最后获利中分一杯羹，这些利益是否惠及中国老百姓，也还是未知数。

需要说明的是，20世纪90年代到中国来猎取人类遗传资源的外国机构，并不只是哈佛大学一家。这些项目的伦理和权益问题，都很少有人深究。

起劲地与国际接轨的中国“知识产权专家”们不大顾及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注意到现行知识产权允许跨国公司将发展中国家丰富的生物资源据为己有，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发展中国家人民对于生物资源的使用权及传统知识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针对这种不公正不合理，《公约》试图推出一种遗传资源获取中惠益分享的体制，替代知识产权。但是《公约》明确申明不涉及人类遗传资源的保护，而且这种惠益分享的可操作性也有诸多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生命海盗”的受害者，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拒绝“对生命专利”。而世贸组织《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却是国际法规第一次将专利扩大到生命领域。

在这两种力量的博弈中，中国又该与哪个世界接轨？

与跨国公司的世界接轨，意味着我们将放弃对传统知识和资源的保护，放弃对我们自己权益的坚持。中国作为大豆的原产地，从1996年起，已经从大豆的净出口国变为大豆的净进口国，进口大豆90％以上是转基因大豆，中国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占世界转基因大豆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中国的邻邦印度，至今还顶着孟山都等美国公司和美国政府的压力，不给转基因食品进口放行。而作为世界第一的大豆进口国，中国在大豆价格上却没有任何发言权。这样的事情如果放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

在国际上，对世贸组织《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批评也非常多。1999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就说，“知识产权的无情进军需要被制止，被质疑”。所以，媒体在宣传“与世界接轨”的时候，不知道是否清楚我们究竟在追求什么，是以接轨为目的，还是通过接轨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获得最大的利益？我们究竟在哪些方面需要和世界的哪些规则做什么样的接轨？在接轨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保护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我们参加世贸组织，是作为平等的游戏伙伴参与全球化，还是作为仰人鼻息的小伙计参与全球化？

“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描述的是中国曾经经历的一种状况。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两句话当成一种思维定势，以为弱国、落后者连发言权也没有，连自己的利益也不能维护，那就很成问题了。这种思维定势会使我们丧失观察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跟着一些西方智囊的视角和观点转，却忽略了我们自己国家根本的长远的利益。我们总说，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那么，作为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在全球化问题上，与发达国家的差别在哪里？我们对我们要从全球化中应该避免怎样的损失，获得怎样的利益有没有明确的认识？如果我们丧失了我们的思考能力，不能从不同于发达国家和大公司的视角看问题，那我们就会变成西方智囊的应声筒和跟屁虫。这样“与世界接轨”，前景是很可疑的。

《9月11日》吓了谁一跳？

2002年9月1日《北京晨报》刊登了一条消息，题目是“《9月11日》吓了威尼斯一跳——一部由11部短片组成的电影在威尼斯电影节引起轰动”。报道说，法国一个制片公司从全球各地请来了11位有“突出表现”的大导演，“给每人11分钟来描绘去年恐怖袭击所带来的震撼和灵感”。“制片人给所有导演‘完全自由的表达方式’”

但是，报道叙述埃及导演尤素福·查汗的作品时，说“片中的演员对9·11的看法令人惊愕”。为什么呢？因为该片“讨论了从越战到入侵索马里的数十年间，关于美国政府‘对文明的破坏’以及由此造成的‘数百万牺牲者’的问题”。不知道报道为什么把“对文明的破坏”和“数百万牺牲者”都加了引号。接下来，报道说：“当然，如此偏执的作品毕竟还是少数，在大多数短片中，电影工作者都对恐怖袭击后美国所面临的危机深感担忧。”

这条简短的消息非常典型地表现出时下中国很多新闻媒体的立场：一部关于“9·11”的11分钟的短片，因为表现了美国侵略别国造成对文明的破坏和数百万牺牲者的历史事实，就“偏执”了，而“对恐怖袭击后美国所面临的危机深感担忧”，就不偏执，就正常了。

对于一系列美国政界人物，如从克林顿夫妇、老少布什到奥尔布赖特、鲍威尔、赖斯，中国媒体不惜版面以积极赞赏的基调热情介绍。殊不知，这些人的优秀和出色，都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而不是为你中国利益服务的。而这些介绍，很少提到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多么强硬和挑剔。

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后，中国媒体跟风热炒。美军打伊拉克的时候，国内一家主要网站在新闻主页上放了布什的大照片，上面还写着几个大字：“现在到了算总账的时候”。美军攻伊开始后，一些国内媒体为了搞到所谓独家新闻，直接从美国国防部的网站上翻译，甚至连那些宣传色彩极浓的照片也扒下来直接放在自己的网页上、版面上。人民日报国际部编辑丁刚说，“就是美国的一些媒体恐怕也未必会为布什或五角大楼做这样赤裸裸的宣传。”[112]然而，也有学者赞扬中国媒体对这场战争的直播，认为它“首先挑战我们的新闻观念，其次挑战我们的政治观念，再次挑战我们的文化观念，其意义超过了节目本身”。以前的直播基本是重大庆典和重大工程的开工、竣工，“具有强烈的政治教化色彩”；而这次直播“更多地表现出对新闻规律和民众知情权的尊重”，“也表现出人文情怀和人道主义立场”。[113]

丁刚认为，“中国越来越多的媒体在报道国际新闻时，直接引述国外媒体的报道。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媒体不应该成为西方媒体的传声筒。”[114]

据新闻学者黎信的研究，全世界每年出版的翻译著作大约有2.4万种，其中从英文翻译成其他文字的占60%，而美国英语著作又占其中80%。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用本民族文字写的作品，能够被翻译成英语、法语等“大国语言”出版的，只占2.4万种翻译著作的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约瑟夫·波特说：“让一种语言占领主导地位，那就意味着我们关于世界的思考以及我们对世界的观察统统遭到限制。英语国家的人们自幼就融会贯通英语最核心部分的语法结构，而非英语国家的人们无论英语讲得如何完美，却不可能像英语国家人们讲得那样无懈可击。于是，同英语国家知识分子相比，非英语国家知识分子永远处于二流地位。”黎信认为，全世界90%以上的国际新闻信息已经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所控制；通过新闻的筛选、传播和解说，它们力图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进行渗透和控制。[115]

结语：一个美国教授的忠告

在对近30年来中国新闻价值观的变迁做了上述挂一漏万的描述之后，我想以一个美国教授近30年前对中国新闻界的一番忠告作为本文的结语。

这位美国教授，就是我的恩师詹姆斯·阿伦森。他时1949年以后第一个应邀到中国大陆教授新闻的美国教授。1978年10月联合创办我们这个英语新闻采编专业的新华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领导做出这个决定时，真正是力排众议，因为很多人不能接受让一个美国新闻教授来培养党的喉舌的做法，生怕我们会成为“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俘虏”。

有丰富新闻经验的阿伦森教授对我们的教育，从新闻主张和原则到写作技巧和方法，至今使我受益无穷。在我的心目中，他代表着美国新闻界的良知。

阿伦森教授出生于美国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哈佛大学本科毕业，之后于193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拿了硕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作为《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随盟军进入德国，并参与重组战后德国的新闻媒介。这是个相当重要的位置，按照世俗的观点，如果他没有独立的思想和信仰，他本可能会沿着这个路走下去，有一个很优裕的生活。然而，当他发现报纸的编辑方针与他的信仰发生了冲突时，他毅然辞去了待遇优厚的职务，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纽约时报》。他的信仰是，“人民应当能够在和平中生活。应当有一个新的声音向美国人民展示不同于美国的制度。人民应当接受这些差异，而不是试图彼此毁灭。”[116]然而，他看到的是，战争时期与苏联结成的反法西斯同盟瓦解了，对苏联，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的敌意被重新煽起来了。一个新的战争工业正在以牺牲美国人民更幸福的生活为代价而发展起来。钱被花在创造死亡武器上面。他不赞同支持冷战政策的《纽约时报》的编辑方针，所以选择了离开。他和希德里克·吉尔法拉格在1948年创办了《国民前卫》周刊，克服了种种困难，挺过了艰难的麦卡锡时代。著名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晚年定居北京时所写的大量热情介绍新中国的发展情况的报道《北京书简》，就是在《国民前卫》周刊上刊登出来的。阿伦森教授来中国执教前，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的新闻系任教。1988年10月，他久病不治，与世长辞。

在给我们讲人物采访这一课时，教授让我们全班在课堂上采访了他。他谈了他的童年经历、思想历程、麦卡锡时代之后，回答了我们有关中美关系和中国报刊发展前景的提问：

问：在中美敌对２０年之后，你作为第一个应邀来中国教新闻的美国教授，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答：两国之间的敌对是被强加于美国人民的。美国人民在根本上从来没有敌视中国人民的情感。我很清楚所谓的“援华院外集团”（即为台湾国民党在美国国会游说的团体或个人）。他们有巨额资金，在美国作宣传。我还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有些美国记者拿了“援华院外集团”的钱，专写对国民党有利的文章。

我相信，两国之间的关系会继续改善，虽然总会有可能出现这样那样预料不到的事件，会干扰这种改善。必须记住，美国是一个从来没有摆脱过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超级大国。这个制度很强大，可以引起政策的转移。我相信中国政府了解这个情况。中国人民应当对美国采取友好的但是现实主义的态度。

问：在你看来，中国的现代化报刊应当是什么样子？为达到这个目的你想怎样提供帮助？

答：在现代化的努力中，新闻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它是这个国家的人们了解现代化进程的手段。在中国这样的人口众多的大国，它是人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手段。由于这一责任，新闻必须在生产技术和记者的培养方面实现现代化。其内容应当反映人民要求作为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民主的愿望，也要鼓励人民讲话。

问：你认为中国有没有开放到可以采用西方式的新闻的程度？

答：我认为中国的新闻工作者非常愿意变革他们的方法。在这里，我必须强调，全盘采用西方式的新闻可能并不是最明智的办法。我倒要建议，应当根据中国的需要和实际情况选用西方新闻中的最佳做法。现代化和西方化之间是有区别的。这很重要。你们可以现代化，同时保持著中国的特点。

问：在新闻方面，西方化和现代化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答：我需要仔细地研究过中国的新闻界之后，才能完整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西方新闻在技巧方面有很多值得提供给中国的地方。像新闻写作的速度、更有进取精神的报道、对世界各地的消息的报道面，等等。不过一切都要按照中国的习惯和需要来加以调整。千万不要忘记社会制度方面的差异。其实，美国或西方并没有完全的新闻自由。不错，宪法是要保障新闻自由的，但是存在著自愿的新闻审查，因为这是与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相一致的。

问：这是不是说，新闻自由是虚伪的？

答：在很大程度上，是的。[117]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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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严平：《“天安门事件”平反消息是如何播发的》，《新民晚报》2005年2月21日。

[2] 傅颐：《北京市委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百年潮》2003年第10期。

[3] 同上。

[4] 同上。

[5]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78年。

[6]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79年。

[7] 范敬宜：《如果不是人民日报转载……》，《新闻战线》1999年第10期。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http://www.jsdj.com/luyou/lyzy/anxgc.htm：《小岗村——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

[12]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82年，1983年。

[13] 安岗：《新闻事业的春天》，《中国新闻年鉴》1982年。

[14] 季音：《鱼塘风波》，《新闻战线》2007年第6期。

[15] 同上。

[16] 徐庆全：《私人经济是怎么获得准生证的》，《北京日报》2007年4月30日。

[17] 同上。

[18] 同上。

[19] 同上。

[20] 季音：《鱼塘风波》，《新闻战线》2007年第6期。

[21] 同上。

[22] 同上。

[23] 同上。

[24] 同上。

[25] 徐庆全：《私人经济是怎么获得准生证的》，《北京日报》2007年4月30日。

[26] 安岗：《经济宣传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中国新闻年鉴》1984年、

[27] 引自《中国新闻年鉴》1991年。

[28] 同24。

[29] 引自《中国新闻年鉴》1986年。

[30] 同上。

[31] 《中国新闻年鉴》1985年。

[32] 《中国新闻年鉴》1987年。

[33] 陈力丹：《论把握政策——引导舆论的关键》，《新闻界》1997年第6期

[34] 肖玉华：《蒋筑英的发现和报道》，《新闻战线》2004年第5期。

[35] 引自《中国新闻年鉴》1987年。

[36]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擎、沈亮：《中国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崛起：掌握财富和社会资源》，《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1月4日。

[37] 同上。

[38] 同上。

[39] 金树华：《依托微观 揭示宏观——怎样加大内参报道的穿透力》，《中国广播》2002年第11期。

[40] 《中国新闻年鉴》1988年。

[41] 同上。

[42] 同上。

[43] 《中国新闻年鉴》1993年。

[44] 中国项目管理之家：《“鲁布革冲击波”始末》，2007年7月1日。

[45] 詹国枢：《评述写作之诀窍》，人民网——《新闻与写作》，2007年7月6日。

[46] 同33。

[47] 《中国新闻年鉴》1994年。

[48] 《中国新闻年鉴》1997年。

[49] 张曙光：《国企改革的最大缺憾是把职工放在了一边》，《中国经营报》2006年4月22日。

[50] 同上。

[51] 《且慢“唱衰”国有经济》，《中国经济周刊》2003年第14期。

[52] 游黎清：《还原真实的白求恩》，http://youliqing.blshe.com/category/389/1172

[53] 何建明：《部长与国家》，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

[54] Xiaokeming：《缅怀第四任石油部长宋振明》，http://www.beangel.net/bbs/viewthread.php?tid=9491

[55] 《中国新闻年鉴》1986年。

[56] 邵华泽：《做好党报理论宣传工作的几点认识》，《中国新闻年鉴》1990年。

[57] 邵华泽：《党报经济宣传中的舆论导向问题》，《中国新闻年鉴》1992年。

[58] 曾进：《外滩画报<读书>专题讨论》，http://www.philosophydoor.com/Education/critic/2106.html

[59] 李希光：《畸变的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60] 钱辛波：《新闻理论研究的十年回顾》，中国新闻年鉴1987年。

[61] 同上。

[62] 吴冷西：《新闻理论的作用令人深思》，《中国新闻年鉴》1990年。

[63] 安岗：《新闻事业的春天》，《中国新闻年鉴》1982年。

[64] 穆青：《新闻改革的设想》，《中国新闻年鉴》1983年。

[65] 《中国新闻年鉴》1986年。

[66] 钱辛波：《新闻理论研究的十年回顾》，《中国新闻年鉴》1987年。

[67] 王茂亮：《信息对十个新闻观念的挑战》，《中国新闻年鉴》1988年。

[68] 萧野：《获知权与新闻学研究》，《中国新闻年鉴》1988年。

[69] 王凤超：《我国近两年新闻研究事业发展概况》，《中国新闻年鉴》1988年。

[70] 《中国新闻年鉴》1989年。

[71] 时统宇：《论中国第五代记者》，《中国新闻年鉴》1989年。

[72] 何光先：《我国新闻学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中国新闻年鉴》1989年。

[73] 同上。

[74] 《中国新闻年鉴》1990年。

[75] 《中国新闻年鉴》1992年。

[76] 杨子才：《面对“世界经济报王”的思考》，《中国新闻年鉴1993年》。

[77] 丁一海、姚镜波：《从报纸的商品属性看党报走向市场的趋势》，《中国新闻年鉴》1994年。

[78] 《中国新闻年鉴》1994年。

[79] 《中国新闻年鉴》1995年。

[80] 同上

[81] 唐非：《必须加强新闻队伍的职业道德建设》，《中国新闻年鉴》1994年。

[82] 同上。

[83] 瞿祖赓：《绝不容许拿新闻作交易》，《工人报刊研究》1993年第7期。

[84] 《中国新闻年鉴》1997年。

[85] 马纹龙：《克服报纸的非党性倾向》，《新闻研究》1996年第4期。

[86] 满运来：《关于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新闻与写作》1997年第2期。

[87] 同85。

[88] 时统宇：《以笔为旗——中国记者跨世纪的历史使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6年第5期。

[89] 魏颖：《不容忽视的新闻娱乐化趋势》，《新闻通讯》2000年第1期。

[90] 同上。

[91] 陈力丹：《2002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综述》，《中国新闻年鉴》2003年。

[92] 同上。

[93] 徐光春：《正确认识和处理报业经营问题》，《中国报刊月报》1997年第6期。

[94] 朱育松：《传播进步观念——一种传统及其意义》，《声屏世界》2000年第11期。

[95] 同上。

[96] 同90。

[97] 同上。

[98] 陈力丹：《2004年中国新闻学研究综述》，《中国新闻年鉴》2005年。

[99] 同上。

[100] 笔者和美国爱荷华大学新闻系教授朱迪对王军的采访记录。

[101] 房宁：《“哥伦比亚”失事引爆的价值观论争》，见环球视野网站。

[102] 同上。

[103] 马达：《面向21世纪的选择——对我国发展新闻事业的若干思考》，《中国新闻年鉴》1996年。

[104]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郭寿康2006年12月10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入世五周年高层研讨会”上的发言。

[105] 《南方周末》2001年10月27日报道《种中国豆侵美国“权”？孟山都要垄断中国高产大豆》。

[106] 同上。

[107] 见美国《科学》1996年7月19日273卷315页《哈佛与中国探索疾病基因》（Harvard and China Probe Disease Genes）。

[108] 见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人体研究保护办公室2002年3月28日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的函件，在该办公室网站http://ohrp.osophs.dhhs.gov/detrm_letrs/lindex.htm可公开查到。原文是：“Given the breadth and seriousness of Dr. Xu’s violations……”（鉴于徐博士违规的广泛和严重性……）。

[109] 见美国《华盛顿邮报》2002年4月2日报道《哈佛在中国的研究违规，发现试验有安全、伦理方面的问题》（Harvard Research In China Is Faulted，Safety, Ethics Problems of Tests Noted）。[110] 见《北京青年报》2002年5月15日报道《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哈佛在华人体研究“极其错误”》。

[111] 见《华盛顿邮报》2000年12月报道《在中国农村，有丰富的基因母矿》（In rural China, a genetic mother lobe）。

[112] 丁刚：《中国媒体替谁说话》，《环球时报》2005年1月10日。

[113] 《中国新闻年鉴》2004年。

[114] 同111。

[115] 黎信：《浅说文化帝国主义》，《新闻爱好者》2000年第1期。

[116] 笔者和同学1979年3月对阿伦森教授的课堂采访笔记。

[117]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