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俄罗斯纪念勃列日涅夫百岁诞辰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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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本院提供 2007年6月27日
2006年12月19日是勃列日涅夫的百岁诞辰。在这前后俄罗斯举行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各报刊发表了不少纪念文章，关于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时期和如何评价他的是非功过的问题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尽管仍然存在着较大的意见分歧，但是人们的态度明显地变得冷静和客观多了。本文将从纪念活动的情况说起，接着讲一讲就勃列日涅夫时期取得的成就以及出现的失误和存在的问题，对造成这些失误和问题的原因作初步的分析，并发表一点作者个人很不成熟的看法。
一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出生在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卡缅斯科耶村（今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的一个冶金工人家庭。1921年进库尔斯克榨油厂当工人。1927年毕业于库尔斯克土地规划学校。在这之后到1930年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后回到故乡。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5年毕业于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函授冶金学院，该校不久改为中等技术学校。毕业后勃列日涅夫曾一度在工厂工作，不久成为党政干部，1939年2月被任命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负责宣传工作的书记。战争时期一直在前线做政治工作，担任过第十八集团军和第四乌克兰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1944年11月被授予少将军衔。战后曾先后担任乌克兰扎波罗热州委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1950年到1952年调任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在这之后曾一度担任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在这期间被提升为中将。随着开垦荒地的计划的实施，勃列日涅夫被调到哈萨克斯坦工作，先后担任该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和第一书记。1956年调回莫斯科，担任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委员等职。1960年5月出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直至1964年7月。1964年10月14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当选为第一书记（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后改称总书记），以接替“因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而请求解除他的职务的赫鲁晓夫，从而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他在总书记的岗位一直待到1982年11月10日去世。
勃列日涅夫领导苏联达十八年之久，时间之长仅次于斯大林，占苏联整个七十四年历史的将近四分之一。应该说，这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个和平发展的重要时期。可是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不到三年出现的“改革”浪潮中，这个时期笼统地被称为“停滞”时期。这种说法为许多人所接受而广泛流传开来，勃列日涅夫的名字也就成为保守、落后和腐朽的代名词。人们只是在揭露批判过去时以鄙夷的语气提到他，后来他逐渐被淡忘了。1991年曾出版过著名历史学家罗依·梅德维杰夫的《个人与时代――勃列日涅夫的政治肖像》一书，此书似乎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这种情况大概持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1996年他九十岁诞辰时，只有极个别的报纸想起他，发表了纪念文章，这种冷冷清清的状况与1976年他过七十岁生日的热闹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不过从《真理报-5》发表的一篇题为《得到原谅的勃列日涅夫》的文章 里已可看出有人开始对他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
在这之后，随着俄罗斯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和社会上怀旧情绪的出现，情况发生明显的变化。报刊上讲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文章逐渐多了起来。1998年，勃列日涅夫的孙子、现为全俄共产主义社会运动总书记的安德烈·勃列日涅夫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赞扬他祖父执政时社会稳定，秩序良好。这篇文章引起相当大的反响。许多人纷纷给安德烈写信表示支持。1999年，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德米拉出版了《总书记的侄女》一书，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她写这本书并不想为勃列日涅夫平反，只是试图展示她的伯父的另一个方面，她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会给他公正的评价”。 2002年，在勃列日涅夫逝世二十周年前后，除了发表了一些纪念文章外，还出版了历史学家谢马诺夫的《勃列日涅夫——“黄金时代”的执政者》一书，此书作者对这位苏联领导人的生平和事业作了全面介绍，并对他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作了积极的评价，同时把他领导的时期称为“黄金时代”。我们记得，卫国战争期间勃列日涅夫曾在新罗西斯克市西南被称为“小地”的地方参加过战斗。2004年秋，该市市政当局在市中心为勃列日涅夫树立了一座青铜纪念像。
这次百岁诞辰的纪念活动规模不小，形式多样。各种大报都发表了纪念文章。《文学报》组织了一场如何评价勃列日涅夫和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讨论，从9月到12月总共发表了十八篇文章，参加讨论的有著名政论家米哈依尔·安东诺夫、卡拉-穆尔扎、切尔尼亚霍夫斯基，著名历史学家谢马诺夫、卡恰诺夫，著名作家和批评家博罗金、叶辛、米哈依尔·波波夫、瓦尔拉莫夫、安宁斯基。谢马诺夫为纪念勃列日涅夫百岁诞辰推出了他的新著《善良的列昂尼德》。
俄罗斯某些电视台敏锐地觉察到广大观众思想情绪的变化和他们的需求，在勃列日涅夫百年诞辰前后推出了新拍摄的影片《列昂尼德·伊里奇本人》，重映了一年多前放映过的电视连续剧《勃列日涅夫》。出人意料的是，独立电视台重映了1976年为庆祝勃列日涅夫七十岁诞辰专门拍摄的纪实影片《一个共产党员的故事》，把勃列日涅夫的生活经历和对他的热情颂扬重新展现在今日的观众面前。根据《俄罗斯报》报导，俄罗斯其他电视频道还安排了另一些纪念性节目。该报评论员风趣地说，就差没有转播代表大会会堂举行纪念会和音乐会的实况了。
俄罗斯共产党人对纪念勃列日涅夫百岁诞辰表现出较大的热情。俄共中央主席团曾就开展纪念活动的问题通过了专门的决议。在纪念日到来时，俄共领导人向克里姆林宫墙旁的勃列日涅夫墓献了花圈和鲜花，久加诺夫发表谈话，肯定勃列日涅夫的功绩，说“国家应该向他表示感谢”。 俄共领导机关还在一个工厂的文化宫礼堂举行了纪念大会，久加诺夫、利加乔夫、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佳热利尼科夫、著名作家卡尔波夫等讲了话，他们肯定勃列日涅夫时代取得的成就，表示要努力恢复“我们的英雄时代的真相”。 在这之前，《真理报》编辑部为纪念勃列日涅夫百年诞辰召开了“圆桌会议”，邀请参加共产党联盟－苏共的各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会上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乌克兰的代表发了言，俄共中央书记诺维科夫做了总结。与会者肯定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和苏联人民安定健康的生活，并且指出，为了全面评价勃列日涅夫所作的贡献，去掉各种政治标签和揭穿公开的谎言，还需要做许多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勃列日涅夫的故乡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政当局和各界人士没有忘记他们的这位老乡。该市举行了有五百人参加的纪念会，举办了展览，同时决定用勃列日涅夫的名字命名市内的一个最好的公园。勃列日涅夫战后工作过的扎波罗热市打算建立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纪念馆。就连勃列日涅夫青少年时代劳动和学习过的库尔斯克市也想起了他，在他上过学的学校旧址门前挂上了一块纪念牌。库尔斯克的共产党人向州杜马提出以勃列日涅夫的名字命名一条街道的问题，但此提案未获通过。
上述纪念活动虽然就其规模和热烈程度来说与1976年庆祝勃列日涅夫七十寿辰的活动无法相比，但是在十年前是不可能的和无法想像的。一家报纸认为这些活动说明社会意识发生了“悄悄的和天鹅绒般的转折”，说明人们“变愤怒为宽恕，似乎原谅了这位停滞时代的年老领导人”。
当然，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但是人们对勃列日涅夫的态度确实发生了变化。尽管如此，他们对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看法不尽相同，不同意见甚至进行了交锋。但是以前的那种讽刺嘲笑的态度已经少见了，多数人都能根据自己了解的事实和感受说话，不再笼统地否定或肯定了。
这次纪念勃列日涅夫百岁诞辰与一般的纪念活动相比，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人们除了对这位领导人表示怀念外，还力图趁此机会公开讨论有关的问题，像著名政论家、现任《莫斯科新闻》总编的特列季亚科夫所说的那样，通过讨论弄清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得到了什么和失去了什么，以便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不少纪念文章的作者不仅发表了自己对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看法，而且联系今天俄罗斯的现实，就俄罗斯今后应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它们的作者们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首先，对勃列日涅夫这个人物的看法就有所不同。有的人认为他是“模范的苏联领导人”，“很强的政治家”；有的人则相反，不承认他是杰出的政治家，甚至认为他不是政治家。有的人肯定他的业绩和贡献；而有的人认为他要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承担一定责任，甚至说他是苏联的“真正掘墓人”。有的人认为，他不像他的前辈那样具有远大理想和革命热情，思想上比较保守，同时又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水平不高，理论修养很差，缺乏开阔的视野和独立的见解，因此显得甚为平庸；有的人则肯定他有相当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和丰富的机关工作经验，是一个能干的实际工作者，不过承认他作为最高领导人有其明显的缺欠。被称为“所有总书记的助手”的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在回忆录里这样说过：“有一天列昂尼德·伊里奇在一次非正式谈话中陷入了沉思，对我说：‘安德烈，你知道我在回顾所走过的道路时还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担任过的职位当中最好的职位是党的州委书记。可以做更多的事，同时自己既能直观地看到实际情况，又能看到自己工作的结果。’我觉得这是可以用来说明勃列日涅夫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工作人员的特点的重要自白。他生气勃勃，行动积极（当然我指的是他身体健康的时候），喜欢与人交往，而与此同时，不大适合于从事大范围的国务活动，不适合于进行概括，更不适合作理论结论。勃列日涅夫本人确定了他最能发挥自己能力的地方。这是州一级水平的很好的实际工作者，但是对担任伟大的强国和伟大的党的领导人的职位来，他明显地缺少许多东西。他在内心里（这又是在他身体健康的时候）无疑意识到这一点。由此而产生了这样的一些品质，例如在作重要决定时特别地谨慎，缺乏信心，经常需要听取别人的意见，同时常常摇摆不定，甚至行动上出现矛盾……”
可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勃列日涅夫办事比较稳重的思想作风恰恰得到了对赫鲁晓夫的瞎折腾感到厌烦的干部和群众的认可，他的对待一般人比较宽厚的性格博得了不少人的好感，这使他获得了广泛的支持，登上了权力的顶峰。按照梅德维杰夫的说法，勃列日涅夫是应“时代的征召”上台的。 特列季亚科夫也有类似的看法，这样说道：“看来他是一个好人，一个精明的机关工作人员，但是，他当然完全不适于扮演一个强国领导人的角色，是机遇和官僚们的勾心斗角使他成为领导人的。” 一个国家交给像勃列日涅夫这样的人来领导，可能会在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上一时取得某些成绩，但是由于这样的人缺乏高瞻远瞩和把握发展方向的能力，不能及时发现深层次的矛盾并加以解决，可能使国家陷入新的危机。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大家知道，勃列日涅夫时期过去曾被称为“停滞时期”。根据特列季亚科夫的说法，早在勃列日涅夫在世时，就有人这样称呼。 而一般认为“停滞”这个词是戈尔巴乔夫首先使用的。他于1987年1月27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题为《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的报告里谈到“停滞的思想和心理”，提出“改革是坚决克服停滞的过程”。在这之后各种报刊就用“停滞”一词来说明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个说法为许多人所接受。也许戈尔巴乔夫本人并不认为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是停滞时期，也许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最近他这样说道：“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头几年做了许多事情。但是第二个时期阻碍了国家的发展。当时石油价格上涨，而我们未能加以利用。另一些错误发生在对外政策上。例如布拉格之春和阿富汗战争……”
上面提到过，好几年前就有人对“停滞时期”的说法提出异议，开始称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为“黄金时代”。现在称这个时期为“黄金时代”的人有所增加。例如切尔尼亚霍夫斯基说，“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某种‘黄金时代’，是它的‘维多利亚时代’”，是它“最繁荣和最强大的时期”。 政论家卡拉-穆尔扎认为，只要把所谓的“停滞时期”与今天比较一下就可看出，这是“再也不会重复出现的黄金时代”。 然而尽管如此，关于在这个时期是否存在着停滞的争论并未结束，而且有时意见是完全对立的。例如，苏联英雄、前黑海舰队司令员巴尔金断定，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确确实实不存在停滞”，他说：“今天我们拥有的一切是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创造的。当时每年有六百多个企业投产。没有寡头、乞丐和流落街头的儿童。国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威望。” 俄联邦政府驻宪法法院、最高法院和仲裁法庭代表、律师巴尔谢夫斯基的看法完全与他相反，认为“当然存在着停滞”，他说：“整个社会，包括经济、精神和品行，完全退化。这是一个完全玩世不恭、双重标准和缺乏任何自由思想的时期。这一切不能用当时能买到的两卢布二十戈比的香肠来抵消。” 这里可以看到，两人在说明是否存在停滞时期时，所用的论据是不一样的。
一般说来，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不是停滞时期的人，强调这一时期生产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强调社会的稳定和生活的改善，强调人们享有各种社会福利，可以免费上学、得到免费分配的住房以及享受公费医疗等等，不必为这些问题操心，用他们的话来说，可以“对未来充满信心地生活”。他们把自己今天的处境与过去相比，更觉得昔日的生活的可贵。许多左派人士大多从这些方面来看待勃列日涅夫时期。例如俄共中央书记诺维科夫在《真理报》编辑部召开的“圆桌会议”上说：“在这个时期国家生活中出现了许多实际的进展。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在文化、科学和教育领域，在征服宇宙空间、增强国家的防御能力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十八年里工业增长了两倍多，农业增长了三分之一。建立了许多工业部门——电子工业、微生物学工业、原子机器制造等等。全国居民增加了一千二百万。这怎能说是‘停滞’呢？” 勃列日涅夫的孙子安德烈说：“十八年来国家生活平静而安定，如同人们所说的那样，生活在‘停滞’中。说实话，我不明白人们用来称呼这个时期的这个词的意思。当时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2.5％～3％，一亿六千万人得到了免费住房，人口增长一千二百多万。如果想起这些和概括一下的话，那么可以说，这是一个正常时期。”
而坚持“停滞说”的人则主要着眼于政治制度和思想道德领域存在的问题，着眼于人们精神的退化和理想的丧失。其中有的人则强调这个时期缺乏民主和自由。一位名叫博洛托夫的论者把勃列日涅夫时期称为“苏联官僚取得完全胜利的时代”。 一位署名“知识分子”的论者则认为，在这个时期“具有思想觉悟的共产主义建设者最后变成了消费者”。 著名作家博罗金指出，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最后几年是一个“全面地没有信仰和玩世不恭的时期”，“人们已经什么也不相信，但是继续遵守着游戏规则：承担社会义务，‘支持和赞同’各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决议等等”。 作家米哈依尔·波波夫根据青年时代在青年近卫军出版集团实习时的所见所闻说，他所见到的人“没有一个真诚地拥护苏维埃政权”，“他们一股劲儿地编造关于勃列日涅夫的笑话，然后皱着眉头到《青年共产党人》杂志去工作挣钱”。他得出结论说：“停滞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仇视自己国家的知识分子。”
应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重大成就这一点完全是事实，今天的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还在吃它的老本。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至于生活安定而有保障，所有过来人都有切身的体会，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切坚持“停滞说”的人无法加以否认。另一方面，勃列日涅夫时期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这一点也必须承认，否则就会像政论家基瓦所说的那样，“一味给那个时代唱赞歌，那将会无法理解，为什么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的社会主义’会在刚刮起改革之风就像硬纸板搭的房子那样倒塌，把世界上第二个超级大国埋在下面”。 因此如果各执一端，无疑都有片面性，不能全面反映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真实情况。于是有人试图对这个时期作全面的考察和说明。
利加乔夫在他的长篇纪念文章的一开头就说：“勃列日涅夫时代，如同这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本身一样，具有不同的意义。这个时期对绝大多数苏联公民来说的确可被认为是稳定的和安居乐业的时期，是从事建设和创造的时期。与此同时，正是在那时，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思想、政治和文化生活方面，都开始出现一些不良的倾向，后来将其称为（可能不完全确切）停滞。” 他根据自己当时担任苏共托木斯克州委第一书记时的亲身经历，叙述了大规模建设工作和取得的成果，同时也讲了错误和失算。但是总的说来，他是肯定勃列日涅夫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的。
一位名叫济金的论者同样既讲成就，也讲问题。他在《勃列日涅夫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一文中说，尽管改革年代多数人都把勃列日涅夫时期看作停滞时期，但是苏联的经济状况证明情况完全相反。他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建了十六亿平米住房，这相当于1980年苏联全部住房的44％。一亿六千万人分到了新的住房。在军事上与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达到了势均力敌的程度。苏联一系列关键性的和高技术部门，诸如航空、造船、金属加工、动力工程等，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高速进行了道路建筑，快速发展了住房公用事业，对犯罪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打击。正是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小汽车生产急剧增加。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藏书——这在西方也是罕见的现象。”他接着说，“与此同时，存在着停滞”，它“发生在精英身上，在社会的思想道德气候上”，许多人对“克里姆林宫的老人们”多少年来一直高谈阔论党的作用感到厌烦，许多迫切的生活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一点给人民群众造成“苏维埃制度具有根本缺陷的印象”，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他还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愈来愈根据“对上级领导人个人的忠诚”作为选拔干部的原则，“上层本身几乎没有变化，而在它下面立即形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名利之徒的阶层”，而在上层人物当中“自上而下消灭社会主义的思想最终占了上风”，“在这样的条件下必然会有戈尔巴乔夫掌权的结局”。因此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死亡和苏联的覆灭，在很大程度上是勃列日涅夫集团和他本人的“功劳”。 与利加乔夫相比，他对勃列日涅夫的错误和失算及其产生的后果看得更严重些。
上面讲的是最近俄罗斯舆论界对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看法。那么普通人民群众是上面态度呢？2006年12月9～10日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在四十四个联邦主体的一百个居民点询问了一千五百人，有61％的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是安居乐业的时期，17％的人不那么认为。在问到如何评价这位总书记的历史作用时，50％的人认为他在历史上起了积极作用，16％的人认为他起的是消极作用。调查时，还向被询问者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提到勃列日涅夫时你产生哪些感情、思想和联想？有三分之二的人作了回答。他们说得最多的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生活得很好，大家都有工作，比较富裕。14％的人觉得这是“黄金时代”；8％的人说，提到勃列日涅夫，他们就产生“最好的回忆”、“非常好的联想和感情”，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特点是稳定、有秩序、平静；3％的人怀念那个时期；3％的人称勃列日涅夫是“好人”，“杰出的领导人和经济管理人员”，“强有力的政治家和领袖”；2％的人提到免费教育和公费医疗；1％的人提到巨大的建筑工程、富裕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1％的人谈到低廉的物价；1％的人谈到苏联那时是伟大的强国。总的说来，反面的议论要少得多。6％的人称勃列日涅夫时期为“停滞时期”，说“全国处于停滞状态”，是一个“泥潭”；5％的人说他们产生很不愉快的联想：“讨厌”、“恶感”、“厌恶”、“没有什么好的东西”；2％的人想起了“商品短缺，货架空空”；1％的人对总书记本人提出批评；1％的人指出他对奖赏的爱好等等。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民众对勃列日涅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看法和评价基本上是与舆论界人士吻合的。
在调查中还问被调查的人，他们希望把勃列日涅夫时期生活中的哪些特点移植到今天来，哪些特点不希望见到，有三分之二的人作了回答，结果是：14％和12％的人分别希望把免费教育和享受公费医疗放到今天来，11％的人希望能实现充分就业，9％的人希望价格低廉，7％的人希望能得到像样的工资和养老金，6％的人希望能得到免费住房。特别要指出的是，13％的人提到能有过去那样的稳定和对明天的信心。在说到今天不希望见到过去的哪些特点时，18％的人提到商品短缺、排长队和发票证，6％的人提到缺乏言论自由和其他自由以及政治上的强制，3％的人不希望有“铁幕”，2％的人不希望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和实行平均主义。尽管多数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是“旧日的好时光”，但是把它与今天相比时，只有41％的人认为它好于今天，而认为今天更可取的人占31％，前者的优势并不明显。而在问到是否可让国家回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去时，只有36％的人赞成，反对者却占42％。 《俄罗斯报》就此调查结果发表了题为《我们喜欢，但不愿意》一文，说俄罗斯人怀念社会主义，可是选择资本主义。 这说明俄罗斯人的心态是矛盾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矛盾的心态，值得深思。
二
根据以上所说，勃列日涅夫时期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又有严重的失误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因此笼统地称之为“停滞时期”，可能不符合实际；而把它叫做“黄金时代”，也未免言过其实。于是卡拉-穆尔扎提出是否可称为“黄金的‘停滞’”（“золотой‘застой’”）的问题。 这个说法比较费解，而且问题不仅在于名称。如果再仔细考察一下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十八个年头，那么可以发现，前期与后期有明显的差别。前期显得比较有生气，取得的成就比较突出，后期则死气沉沉，许多消极现象大多出现在这个时期，或者这些现象前期虽已存在，但到这时变得更加严重。俄罗斯早就有人提出存在两个勃列日涅夫的问题。曾任《真理报》总编的阿法纳西耶夫说：“我头脑中有两个勃列日涅夫，一个是1976年夏季以前，即在他身患重病之前的勃列日涅夫；另一个是那个夏季以后的勃列日涅夫。前一个勃列日涅夫是一个精力充沛、活跃、有所作为的人……后一个勃列日涅夫则是一个重病缠身、不爱活动、少言寡语、不善思索的人，他的敏感和感伤达到了病态的程度，尤其喜欢阿谀奉承、贪图荣誉、奖赏和礼品。” 被称为“安德罗波夫和勃列日涅夫的终身顾问”、曾担任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的阿尔巴托夫也说：“我所知的勃列日涅夫有两个：病前的和病后的。”他进一步解释说，“这并不是说一个是好的，另一个是坏的”，他具有“内行的机关工作人员固有的一切通病”，但也有“超出大多数人之上的若干才能；他善于倾听意见；就任之初对自己的能力有清醒而不夸大的估计；政治上的谨慎和持重；刻意回避冲突、尽可能通过协商谋求和解——对外政策方面如此，对内政策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而“疾病使身上的优点逐渐枯萎，接着是大部分消失，而缺点则迅速发展起来”。 曾担任苏共中央某部专家组组长、多次参加过苏共中央重要文件起草的鲍文的说法也与上述二人相似，他说：“我知道两个勃列日涅夫——早期的和晚期的。”根据他的了解，早期的勃列日涅夫比较谦虚，从来不羞于说他有不知道的事，可以和他争论，可以说服他，他不摆首长的架子，比较平易近人。晚期的勃列日涅夫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他有病，因而爱生气，听不进反对意见，不再参加文件的起草，常常一个人待在别墅里，只让少数几个人去见他，特别喜欢勋章、称号和赞扬。 这就是说，疾病不仅使勃列日涅夫身体变得虚弱，而且思想上和精神上发生重大变化。
根据了解情况的人的回忆，勃列日涅夫的病情是逐步加重的。曾先后担任卫生部第四管理局局长和卫生部部长、被称为“御医“的恰佐夫在他的回忆录《健康与权力》里说，1957年勃列日涅夫的心脏出现过小的变化，不过只是一个病灶，从那时起没有发生过心肌梗塞和中风。外界关于他患心脏病的传说不确。1968年8月，他在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谈判时突然语言不清，浑身无力，第一次发出了中枢神经系统机能弱化的信号。从1973年春天起，开始周期性发作，而且由于过量服用安眠药而变得愈来愈严重。 1974年11月勃列日涅夫到远东军事基地与美国总统福特会晤时再次发病，从此一蹶不振，无法正常工作。如果在时间上作一个大致的划分，那么从1964年10月到1974年11月这十年是他身体健康或基本上健康、尚未丧失工作能力的时期，而从1974年11月到1982年11月去世的八年，他基本上是一个病人，已无法坚持正常工作了。
曾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过的布尔拉茨基根据自己的观察，在回忆录《领袖与谋士》一书中对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不久的表现作了一些描述，他写道，当时勃列日涅夫能经常征求其他领导人的意见，给人以“平和、安详、和蔼可亲的印象”，中央书记处或主席团讨论问题时，他“几乎从来不第一个发言，让所有愿意发言的人先说，自己注意地听着，如果意见不一致，宁愿先把问题放下，再作研究，同大家商议后重新拿出来审议”，不过“在决定干部问题时，采取的是截然相反的做法”。 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把他与被赶下台的赫鲁晓夫作了比较，然后说道：“勃列日涅夫也是一个贪图名利的活动家，但是要谨慎得多，不大自信和自负，比较喜欢听取别人的意见。不怕当众向别人请教……他也像赫鲁晓夫那样狡诈，但是看来在实现自己的意图时前后比较一贯，比较稳重，不大喜欢把自己的情绪和意图一下子显示在大家面前。当然，这个人要宽容和有耐心得多，甚至对人们怀有好意（在一定限度内）。但是他表现出的这种使人感到高兴的善意也是不无算计的……” 我们看到，布尔拉茨基主要讲了勃列日涅夫的表现，而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则进一步揭示了他的某些性格特点。
勃列日涅夫在上台之初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没有足够的威望，地位不稳固，因此在努力培植自己的势力的同时，表现得谦虚谨慎和有民主作风，以争取更多的盟友。他甚至在小圈子里说：“领导人需要威信。请支持我吧。”自然这时他比较能够与别人合作，在领导层较快地形成了由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三人组成的被称为“三驾马车”的政治核心，党和国家的机器运转得比较正常。1964年11月16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把州、边疆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合并的决议》，恢复了被赫鲁晓夫搞乱的政治体制。1966年4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撤销了1961年二十二大通过的关于干部按比例定期轮换的硬性规定，这对在一段时间内稳定干部队伍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到后来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在经济建设上，勃列日涅夫亲自抓农业，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从1965年开始实行柯西金主持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一系列大规模的建设工程陆续上马，其中西西伯利亚油气田的发现和开发，对此后的经济发展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顺利完成，给全国人民以很大鼓舞。这个五年计划被称为“黄金的五年计划”，在这五年间年均生产总值提高7.4％。建设了一千九百个大型企业。到1975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已达到美国的工业总产值的80％，而农业总产值则达到了85％。到这时，苏联已成为欧洲第一经济大国，而在世界则仅次于美国占第二位。军事力量增强，使苏联成为可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与此同时，大力抓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住房公用事业。随着生产的发展，居民的生活水平有明显的提高。整个国家出现了上面多次提到过的、目前许多俄罗斯人所怀念的社会稳定和生活有保障的局面。应该说，其中有勃列日涅夫的一份功劳。目前人们仍然不忘记他，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主要原因大概就在于此。
根据医生和警卫人员的回忆，勃列日涅夫病情加重后，语言发生障碍，有时说话吐字不清，思维能力衰退，丧失自制能力，性情变得暴躁易怒，行动缓慢，上下楼梯显得比较困难。为了缓解病情而服用安眠药，结果上了瘾，有时缠着医生要他多给几片。 他本来有吸烟的习惯，发病后医生开头进行限制，后来干脆禁止他吸烟。有时他烟瘾发作，忍受不住，便叫警卫人员在他周围抽烟，使他哪怕能闻到烟味。有时他乘坐的车开过来，一打开车门，一股股烟雾随着他冒出来。他甚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也叫身旁的翻译点起烟一边吸着，一边朝他的脸上喷烟。 一个国家领导人公然在外国客人面前这样做，说明他无法控制自己，不顾什么“政治影响”了。
尽管勃列日涅夫说起话来前言不搭后语。但是在许多场合他作为领导人又非说话不可，有时还要做长篇报告。当然，即使是在得病前，他在历次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上作报告以及在其他重要会议以及各种庆典上发表讲话时，也是照写作班子准备的稿子念的。得病后，当然还是按照老规矩办，不过有时不免在拿错了稿子时出现照念不误而没有发现的现象。1981年秋，在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勃列日涅夫来到巴库授勋。秘书班子给他准备了不同会议上讲话的稿子。在召开庆祝大会时，忙中出错，给了他一份在另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稿。勃列日涅夫专心致志地和慢条斯理地读了几分钟，完全没有理会后台有人对他的提醒，最后他的助手只好来到台上，扯了他的袖子，递给他另一份稿子。这时他才明白过来，笑了笑，对听众说：“同志们，这可不是我的过错！……”这句话引起了一阵笑声，有的人甚至鼓起掌来。这给严肃的庆祝大会增添了几分喜剧色彩。
勃列日涅夫得病后，他身边的人不仅照例要给他准备长篇的讲话稿，而且要为他接见各界人士和外宾准备“会话条”，到时候由秘书或翻译根据谈话进展，把这些事先用大号字印成的条子递给他，由他“照本宣科”。如果是礼仪性的会见，这样的条子还比较容易准备；而如果他要与外国领导人会谈，那么准备起来就比较困难了，需要根据讨论的问题准备一大摞条子，甚至需要估计可能出现的情况，准备几种不同的答复。根据著名外事翻译苏霍德列夫的回忆，1979年6月勃列日涅夫在奥地利维也纳与美国总统卡特举行会谈时，事先秘书班子估计到卡特对某一个问题可能会有宽窄两种提法，作了相应的准备：如果卡特提的问题比较宽，那么勃列日涅夫就需要把整个纸条念完；如果提得比较窄，只需要念前半部分就行了。结果卡特提的问题比较窄，苏霍德列夫把纸条的后半部分划掉，递给了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念到被划掉的地方突然回过头来大声问翻译：“怎么，后半部分不需要念吗？”翻译为了让他能听得见，只好也大声地回答：“不需要，列昂尼德·伊里奇。” 这样的场面恐怕一般的滑稽剧作者也不一定能想得出来。
关于勃列日涅夫的这些表现一传二，二传三，迅速流传开来，出现了不少关于他的笑话。一个笑话说，勃列日涅夫听见有人敲门，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会话条，念道：“这是谁呀？”另一个笑话说1980年莫斯科举行奥运会，勃列日涅夫手里拿着印在带有奥运会标志的纸上的讲话稿念道：“○！○！○！○！○！”旁边的人低声对他说：“这不是‘○’，而是奥运会的五环标志。讲话在下面！”还有一个广泛流传的笑话，说的是勃列日涅夫在机场迎接撒切尔夫人，他照着稿子念道：“亲爱的和尊敬的英地拉·甘地夫人！”助手低声提醒他欢迎的是撒切尔夫人。勃列日涅夫不理，又口齿不清地念了一遍。助手急了，想要纠正他，他生气地说：“我自己也知道这是撒切尔夫人，但是这里写的明明是英地拉·甘地！”一般说来，人们知道勃列日涅夫有病，他们只是觉得他的某些表现滑稽可笑，说这些笑话并无多大恶意。
然而更为严重的是，勃列日涅夫成为病人后性格发生了变化，为人处事与发病前有了很大的不同。上面提到过，勃列日涅夫本来有待人宽厚、平易近人的一面，但也有虚荣心重、贪图名利的一面，不过在理智比较健全的情况下，对不好的念头和想法能够自我克制。如今神经系统出了毛病，失去了自制力，加上这时他的地位已经得到巩固，他的任何愿望都能得到满足，于是他的性格中一些不好的东西得到了恶性的发展。
他虚荣心强的缺点突出地表现在喜欢获得各种勋章和奖章上。就所得勋章和奖章的数量来说，恐怕他超过了任何领导人和其他名人，在这方面创造了一个难以打破的记录。他逝世后为他送葬的行列里，手捧他的勋章和奖章的军官多达四十四人。后来他的遗孀把他生前所获勋章和奖章交给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勋章处。根据历史学家罗依·梅德维杰夫的说法，他获得的各种勋章和奖章的总数为二百枚，而勋章处登记的数字为一百一十四枚，其中包括列宁勋章八枚，金质金星奖章四枚，金质镰刀和锤子奖章一枚，红旗勋章一枚，十月革命勋章两枚，胜利勋章一枚，卫国战争一级勋章一枚，红星勋章一枚等等，还有大量外国的勋章和奖章。多数勋章和奖章是他在晚年获得的。这时他毫无掩饰地表现出对勋章和奖章的浓厚兴趣，他周围的人投其所好，不断给他授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跟着这样做。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苏联政府在他六十岁生日时，首次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根据档案材料记载，此事是苏斯洛夫提出的，他说：“一个星期后是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六十岁生日。我建议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总书记是会高兴的。”于是苏共中央立即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执行。 在这之后，又违反最多只能三次授予该称号的规定，于1976年、1978年和1981年连续三次这样做，使勃列日涅夫这个没有建立多大战功的政工人员成为惟一的四次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这种做法引起了许多老战士的不满。这还不够，1978年他又被授予苏联最高军功勋章——胜利勋章，而此勋章一般是授予战争期间指挥过大战役并取得胜利的杰出统帅的。大家知道，勃列日涅夫自己也承认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对理论不感兴趣，没有研究过理论问题和写过理论文章，这些情况下面还要详细地讲。可是在1977年11月苏联科学院却把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奖赏——卡尔·马克思金质奖章授予他，以表彰他“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取得的特别具有创造性的成就”。勃列日涅夫当然也欣然接受了。所有这些做法虽然满足了勃列日涅夫病态的虚荣心，但是客观效果恰恰相反，没有提高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却使他成为笑料。他被称为“勋章迷”，有人编造各种笑话来贬损他。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在接受勋章后说：“同志们！有人说我给自己捞了许多奖赏，从来没有拒绝接受过。这样说不对。比如说，不久前我拒绝接受毛里塔尼亚的最高奖赏——金鼻环！”
勃列日涅夫不仅喜欢各种勋章和奖章，而且也喜欢给别人授奖。据说，他自己曾经说过：“我像一个沙皇，只不过沙皇能够赐给村庄，而我没有村庄，只能授予勋章。” 他几乎给所有政治局委员和其他党政高级干部授过勋。到了晚年，他头脑糊涂到没有弄清一个人的真实身份就要授予勋章的地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曾任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后任戈尔巴乔夫的助手的切尔尼亚耶夫在回忆录里讲过这样一件事。勃列日涅夫非常喜欢根据谢苗诺夫的小说改编的多集电影《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看了不下二十遍。有一次看到电影结尾打入敌人内部的主人公什季尔利茨接到将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的通知，勃列日涅夫回过头来问周围的人：“已经授予他没有？我想亲自来做这件事。”他的警卫队长里亚边科接过话头，夸奖起扮演什季尔利茨的演员吉洪诺夫来。勃列日涅夫便说：“那么为什么不说干就干呢……”过了几天，他亲自授予演员吉洪诺夫苏联英雄的金星奖章和列宁勋章，完全相信这就是什季尔利茨。 这种把剧中人当成实际生活中的英雄并且把苏联英雄称号授予扮演他的演员的做法，简直令人难以想像。勃列日涅夫的这些表现，不仅使人们一直看得很重的各种称号和勋章大大贬了值，甚至可以说这是对那些真正的英雄模范的贬损和亵渎。
上面说过，勃列日涅夫在战争后期被提升为少将，战后在担任总政副主任期间又提升为中将。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他总觉得这个军衔不符合他的身份。根据曾担任总政主任的叶皮谢夫所言，1975年的某个时候勃列日涅夫在和军队干部谈话时不止一次地说过：“人们给我写信，他们坚持认为，既然我是最高统帅，那么就应该授予我与这职位相当的军衔……一个中将不可能充当最高统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社会舆论的压力很大，尤其是军人很有意见……” 这实际上是假借别人的名义要求提高军衔。于是在1975年4月授予他大将军衔，一年后，即1976年5月，又授予他苏联元帅军衔，就这样，他终于圆了元帅梦。
当上了元帅后，他似乎还不满足。大概他认为一个领导人应该“文武双全”。于是这位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写作能力、自己很少写点东西的总书记希望成为一个著名作家。他约请一批特写作家和记者给他写回忆录。有幸参加此项工作的有А.阿格拉诺夫斯基、А.萨赫宁、В.古巴列夫，可能还有А.穆尔津、В.阿尔达马茨基、В.伊格纳坚科等人。他们写成的回忆录《小地》和《复兴》先后在《新世界》1978年第2期和第5期上发表。1978年4月13日，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希望他的战友们支持他继续发表回忆录，他又假借民意说，在会见领导干部、军人和其他同志时，他们都说“这对教育人民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事”，如果政治局委员们不反对，他将“和一小批同志一起继续写回忆录”。 既然他说是“对教育人民非常有益的事”，大家都表示支持，在这之后，《新世界》第11期发表了第三部回忆录《荒地》，接着三部回忆录出了单行本并大量发行和广为宣传。苏联作家协会吸收勃列日涅夫为会员，发给他第1号新会员证，于是这位自己从来不写东西的总书记成为苏联第1号作家。1980年这三部回忆录被授予列宁奖金。
勃列日涅夫在他执政的后期，如同一位俄罗斯论者所说的那样，过去深埋在心里的贪婪在他失去自制的情况下显露了出来，这表现在他变得喜欢收受各种礼物上。1976年他七十岁寿辰时，出现了一个给他送礼的高潮。曾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过的博尔金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他说：“外国使团知道总书记的嗜好，纷纷向他赠送厚礼。地方领导人也不甘落后。无需把他们赠送的字画、手笔、各种纪念杯、高档电器等礼品一一列举出来，我也不可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着重讲了其中的一件礼品——雅库特人赠送的一只喝马奶用的巧伦杯。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杯子，而是一件富于民族特色的贵重艺术品。他们用罕见的特大象牙磨制出一只杯子，镶上带有银托的各种钻石和珍宝。由于工艺复杂，镶嵌和装饰工作由莫斯科首饰厂承担。这件礼品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耗费巨大，历时数月才完成，由当地领导人亲自送给勃列日涅夫。据说，在礼品展览时没有见过这个杯子，勃列日涅夫把它拿回家去了。 至于说到外国人，他们得知勃列日涅夫喜爱豪华轿车后，便一辆接一辆地送上门来，最后他拥有包括德国的梅塞德斯牌、英国的罗尔斯－罗伊斯牌、法国的雪铁龙牌、美国的林肯牌等名牌轿车。
勃列日涅夫既喜欢受礼，也喜欢送礼。刚才提到过的那位博尔金对此也作了描述，他说：“勃列日涅夫及其一班人每逢出行，必带大批礼品，从手表到金银饰品、香烟和器皿。中央办公厅主任Н.Е.克鲁奇纳曾向我讲述给地方领导人和外宾送礼的情况，礼品的价值是相当可观的。勃列日涅夫最后一次出行乌兹别克，给共和国所有领导人都准备了礼物，包括他们的副手、副手的副手、助手、速记员、打字员，甚至包括给速记员开车的司机，为此花费了数十万卢布的经费。” 这种慷国家之慨的做法，影响极坏，下面也照此办理，请客送礼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这不仅浪费了大量国家钱财，而且腐蚀了一大批干部。
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勃列日涅夫，在走上领导岗位后沾染上了俄国贵族的习气，爱上了打猎。晚年更是把很大一部分时间花在这上面。他在扎维多沃狩猎场盖了带有冬季花园、游泳池和其他设施的豪华“别墅”，经常住在那里。他拥有的各种猎枪达一百多支。后来他已无力手握猎枪，但对打猎的兴趣未减，便改为由他指挥，别人射击。他对这项“娱乐”痴迷到这样的程度，在去世前一天还在打猎。他特别看重伺候他打猎的职业猎手，居然授予他将军的军衔和新设立的所有三个等级的“为祖国服务”勋章。 大概他认为，为他服务就是为祖国服务。
上面提到过，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表现得比较谦虚谨慎，待人比较和蔼，能听取别人意见，与同事们能较好的合作。到了后期，他变得主观固执，脾气暴躁，听不进不同意见，权力欲愈来愈强，总想把党政领导大权完全集中到自己手里。在他执政初期形成的所谓“三驾马车”的体制开始散架。在三人中，柯西金资历较老，能力较强，在党内和国内威信较高，勃列日涅夫一直对他怀有妒忌心理。到这时他们之间的矛盾有所激化。根据曾任政治局委员的谢列斯特回忆，勃列日涅夫曾一度想撤销柯西金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取而代之。他把这个愿望告诉了波德戈尔内。后者表示不同意，暗地里在政治局委员中做工作，要他们不支持这样的意见。这时正逢勃列日涅夫病情加重，波德戈尔内对他说，部长会议是执行机关，工作很多，并且要对工作中出现的缺点承担责任。勃列日涅夫听后打消了这个念头。
波德戈尔内比勃列日涅夫年长，在初期曾经给他大力支持。后来他们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尤其是在对美的政策上。同时，根据格里申回忆，有一次在聚会时性格直爽的波德戈尔内当众批评了勃列日涅夫鼓励赞扬他自己的做法，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 于是勃列日涅夫便决定撤销波德戈尔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由自己兼任。首先，他指使亲信们破坏波德戈尔内的声誉，要他们在选举出席二十五大代表时设法使波德戈尔内落选。但是波德戈尔内不仅当上了代表，而且在二十五大上仍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又在中央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勃列日涅夫看到采取这种方法未能达到目的，于是干脆指使亲信在1977年5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直截了当地提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由苏共中央总书记兼任的建议。中央全会通过了这个建议，并决定解除波德戈尔内政治局委员职务。6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又解除了他的主席团主席职务，宣布他将“退休”，甚至没有像通常在这样的场合所做的那样，说一句对他十二年来的工作表示感谢的客套话。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与柯西金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没有停止。1980年他迫使柯西金以健康原因辞职，任命他的亲信吉洪诺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从此行政事务完全直接听命于他。到此时“三驾马车”的体制彻底崩溃。波德戈尔内“退休”时年已七十有四，柯西金下台时确实已老弱多病，他们是应该休息了。按照这个道理，勃列日涅夫这个比他们只小两三岁的老病号也应该这样做。可是他反其道而行之，却担负了更多的职务。由于他早已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甚至可以说，他已基本上丧失了工作能力，因此他揽到自己身上的多项职务实际上多半是由他身边的人履行的。沃尔科戈诺夫称他为“傀儡”，恐怕有点言过其实，不过说他不是名副其实的领导人，则是确实无疑的。
当时他身边的人有两类。一类是政界的老人，例如苏斯洛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等，这些人大都年事已高，思想僵化，只图保持权位，不思进取。另一类人则是他的亲信和心腹。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大概知道自己缺乏领袖人物的威望和过人的智慧，无法用自己的思想品德去影响人和吸引人，他觉得要树立自己的威信和巩固自己的地位，需要培植一批“自己人”，因此一直亲自抓干部工作。一方面，他警惕地注视着实际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的言论和行动，寻找机会给他们以打击，例如对谢列平、波利扬斯基、谢列斯特等人就是这样做的。另一方面，拉帮结派，培植亲信，其具体做法是在自己的同乡、同学、老同事和老部下中挑选一些忠诚于自己的人，给他们以信任，委他们以重任，让他们领导一些重要部门，同时关心照顾他们，必要时进行庇护。就这样，逐步形成了一个被称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有时由于有些成员与勃列日涅夫在摩尔达维亚共过事，因而也叫“摩尔达维亚帮”）。其重要成员有五十年代曾在摩尔达维亚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工作过的契尔年科，有五十年代担任过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吉洪诺夫，有毕业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当过摩尔达维亚中央第二书记、从1966年起担任苏联内务部长这一要职的肖洛科夫，有在五十年代担任过摩尔达维亚克格勃副主席、1967年升任苏联克格勃第一副主席的茨维贡，有曾经担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后升任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的谢尔比茨基等等。所有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平庸，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仕途上节节上升，最后占据高位，主要原因在于对勃列日涅夫个人忠诚和得到他的信任。就拿契尔年科来说，他在1950年担任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职务期间结识了调到该共和国任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赏识。1965年被调到苏共中央工作后，长期担任中央总务部长，后升任中央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委员。他领导的总务部是苏共中央二十个部当中编制最大的一个部，行使着中央办公厅的职能。作为这个部的部长的契尔年科，长期扮演着勃列日涅夫的大总管的角色。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不能正常工作后，契尔年科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实际上的当家人。许多了解情况的人都认为，此人是一个文化水平不高、学识短浅、墨守成规的机关工作人员。而后来接替柯西金的吉洪诺夫，根据阿尔巴托夫的说法，是一个“不学无术缺乏天赋”的人，他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这一责任重大的任务，“为国家的经济衰退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上面说过，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前期，国家经过几年的治理，出现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在各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到七十年代初，更遇到了一个难得的机遇。由于中东战争，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大幅度提高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而苏联西西伯利亚的秋明大油田正好在这时开始投产，石油的出口使得苏联外汇收入大大增加，这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非常有利。与此同时，苏联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知道，七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科技革命的新浪潮。科技革命的新成果促使各个经济部门向自动化、电子化和信息化发展，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有了显著的提高。科技革命也引起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和管理体制的重大变化。毫无疑问，这场革命使得苏联各个经济部门比例失调和某些领域技术落后的问题暴露得更加明显，迫切要求解决。有洞察力和进取精神的领导人应该审时度势，一方面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发挥自己的优势；另一方面进一步进行改革和调整，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在保证基本经济制度不变的情况下适应形势的发展和世界的潮流，以求得快速的可持续的发展。可惜的是，后期的勃列日涅夫和他周围的人思想已经僵化，已没有锐意进取的精神和要求，只图维持现状，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诚然，他们也谈到要“迅速开展科技革命”，但是只停留在口头上，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没有在六十年代柯西金进行的改革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因而其中的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变得更加突出。主要由于这些原因，到七十年代中期苏联经济增长的速度开始放慢，某些部门仍处于落后状态。农业歉收造成的粮食缺口只好用卖石油得来的外汇大量进口来弥补。工业的产业结构未能及时调整，使得轻工业生产仍然大大滞后，生活必需品不足的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
与此同时，政治体制进一步僵化。干部终身制的实际确立，使领导干部老龄化，出现了老人治国的不正常现象。据统计，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席团委员）的平均年龄在斯大林去世时为五十五岁，赫鲁晓夫下台时为六十一岁，到1980年超过了七十岁。党和政府的机构愈来愈臃肿。与此同时，权力愈来愈集中到少数领导人手里，党内外民主和监督机制遭到破坏和削弱，各级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愈来愈严重，许多人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革命意志衰退，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追名逐利，贪图享受，大搞特权，大肆挥霍国家财产，成为脱离群众和享有特权的官僚。他们不仅自己如此，而且为其亲属谋取各种好处。勃列日涅夫公然带头这样做。他庇护他那行为放荡的女儿和嗜酒如命的儿子，把女儿最后的一个丈夫丘尔巴诺夫从一个普通的警官擢升为中将，委以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的要职，给他的酒鬼儿子安排了外贸部第一副部长的肥缺。他的一个弟弟也当上了副部长。这位总书记的“恩泽”还及于他的其他亲属。上行下效，其他许多领导干部也跟着这么做，任人唯亲成为普遍现象。就这样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即所谓的特权阶层。
相当多的掌握党政大权的官僚们并不以享受规定的待遇和特权为满足，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贪污盗窃，于是腐败现象普遍蔓延开来，成为一大社会公害。而勃列日涅夫不但不采取坚决措施与之进行斗争，反而在事情涉及他的亲信时进行庇护。例如，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麦杜诺夫被揭发出有严重的滥用职权、行贿受贿的问题，他的错误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受到严肃批评后，勃列日涅夫立即打电话安慰自己的这位亲信，叫他“别背包袱”，结果在勃列日涅夫的直接干预下麦杜诺夫没有受到追究，只被调离原有领导岗位到莫斯科当某部副部长了事。许多州和共和国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贪污腐败的现象。还有一点应该指出，不少领导干部利用自己领导的企业和事业单位进行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他们开始与各种从事非法活动的团伙勾结在一起，成为各种犯罪分子的保护伞。实际上，这样的人已成为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勃列日涅夫在他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使得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国力明显增强，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这种局面的形成，有勃列日涅夫的一份功劳。现在饱经动乱之苦的人民群众对他领导的时期表示怀念，其原因大概就在于此。但是在他执政的后期，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衰败现象。病人当政，个人专权，使国家的整个生活很不正常。政治上拉帮结派，破坏了党内生活的准则和各种法规，导致办事效率低下，贪污腐败盛行。尤其是勃列日涅夫个人的种种不正常的表现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严重损害了作为执政党的苏共的形象，败坏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在对外政策上，也出现了很大失误。像出兵阿富汗这样的大事，勃列日涅夫只和政治局的少数人商量就决定了下来，结果陷入了泥潭。可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老人政府”对实际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视而不见，他们继续在大会小会上唱高调，说大话，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不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各种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特别是日用品短缺的问题。人民群众在失望之余，对他们言行不一的表现感到反感和厌恶，不再相信他们，并且用说政治笑话的方式，对他们进行辛辣的讽刺。这大概是造成现在许多人怀念过去而不愿回到过去的矛盾心态的主要原因。
尤其严重的是，许多人的社会主义信念因而发生了动摇，开始向往西方的自由民主和生活方式，这样的人在知识界为数不少。有的人公开站出来反对，成为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有的人没有把现实的不满直接表现出来，开始对现实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支持者和鼓吹者。干部队伍的变化也是惊人的。很多人同样也开始不再相信社会主义，但是处在他们的地位上不得不嘴上讲一套而心里想的是另一套，他们跟着上面高喊漂亮的口号，为的是保住自己的职位，进一步得到升迁和捞取更多的实惠。很难想像，这样的人还能领导群众建设什么社会主义。等到形势一发生变化，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就公开站出来反对社会主义，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叶利钦等人就是这些人的主要代表。当年戈尔巴乔夫就曾受到勃列日涅夫的器重而步步高升，当上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瓦尔德纳泽则从格鲁吉亚内务部长一下子升任该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并且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进入了最高领导层；叶利钦也在勃列日涅夫的关照下，被破格提拔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 当然，对当时苏联人民群众思想情绪的变化和干部队伍的蜕变来说，西方进行的反苏宣传和思想渗透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如果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大公无私，清正廉洁，言行一致，真正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的话，如果各级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都不谋私利，勤勤恳恳地工作，真正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话，那么西方的宣传很可能起不了多么大的作用。总而言之，通过勃列日涅夫的努力，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经过赫鲁晓夫的折腾后一度出现了转机，但是好景不长，很快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对此勃列日涅夫是不能辞其咎的。不过在谈到勃列日涅夫对他的失误和不正常行为造成的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应负的责任时，不能不考虑到他是一个病人，许多不光彩的事是在他中枢神经系统受到损害、已不能完全正常地思维和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情况下做出来的。因此不能像要求一个正常人那样要求他。也许正因为这一点，人民群众对他晚年的行为的态度比较宽容，今天还有人怀念他。
但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大国怎么会让一个丧失正常的思维能力、言语不清、行动不便的有病老人领导达八九年之久呢？根据勃列日涅夫身边的许多人以及他的亲属的回忆，这位总书记曾主动提出要退下来，但是遭到政治局委员们的一致反对。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说他从可靠的来源得知，勃列日涅夫向政治局两次提出引退的问题，但是老人们（吉洪诺夫、索洛缅采夫、葛罗米柯、契尔年科、乌斯季诺夫）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说道：“你怎么啦，廖尼亚（勃列日涅夫的名字列昂尼德的爱称。——引者），我们需要你这面旗帜，人民都跟着你走。你应当留下来。” 勃列日涅夫的孙子安德烈回忆道，母亲对他说过，1978年爷爷真的想要退休，曾与奶奶谈论过这件事。但是人们不让他退下来，说道：“列昂尼德·伊里奇，您是我们这里无人可以代替的。您是那样的有才干和那样的有经验，完全是当之无愧的。” 有些论者分析，勃列日涅夫的那些“战友”挽留他，目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也许他们拿不准勃列日涅夫是真心想退位，或者这只是一种试探，为了避免谢列平和波德戈尔内等人的下场，不敢贸然同意。确实勃列日涅夫说这话前后的行动表明，他权力欲不仅没有消减，而且想方设法要把更多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因而不大可能真正想退位。这也可由他的亲信谢尔比茨基的回忆来证明。他说，他跟随勃列日涅夫到华沙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大会时，曾对勃列日涅夫谈到，年岁大了，精力不够了，看来给是考虑安度晚年的时候了。勃列日涅夫听后生气地说：“你说什么，沃洛佳（谢尔比茨基的名字弗拉基米尔的爱称）？没有想到你会说这话……”说着，眼泪都流出来了。在这之后，他就再也没有重提这个问题。
然而，在勃列日涅夫自己主动表示要退下来（哪怕这不是真心话）时，他的那些“战友”和亲信如果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可以顺水推舟，结束病人专权误国的状态。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因此对勃列日涅夫后期的种种失误，他们也是负有责任的。然而话又要说回来。当时最高领导层严重老化，不少人体弱多病，而勃列日涅夫重用的亲信又大多平庸无能。至于说到比较年轻的人，他们虽然年富力强，但是思想观点已发生很大变化，缺乏政治上的可靠性。后继无人的问题显得非常突出，确实也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替代他，他死后发生的事说明了这一点。他死后接连出现两位昙花一现的总书记（患严重肾病的安德罗波夫在这岗位上只待了十五个月，而患严重肺气肿的契尔年科仅待了十三个月），接着便是戈尔巴乔夫上台，搞垮了苏联。
那么这种“勃列日涅夫现象”（“брежневщина”）是如何造成的呢？究其根源，在于政治体制和干部制度的缺陷和弊端。首先是由于苏联自从建国以来，最高领导人职位实行的是实际上的终身制。列宁去世较早，当时似乎还不存在这个问题。斯大林在最高领导人的岗位上一直待到去世，终身制这才成为事实。斯大林晚年也体弱多病，曾于1952年十九大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提出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问题，但在马林科夫等人竭力反对下只好留任。赫鲁晓夫是被迫辞职的，从他大搞自己的个人崇拜那一套可以看出，他不会反对终身制，到时候不会主动下台的。权力欲强而因循守旧的勃列日涅夫自然也不会打破惯例。其次，过去革命年代的领袖人物一般是在实际斗争中显示出雄才大略从而得到公认并登上领导岗位的。和平时期则有所不同，有时机遇起着很大作用，如上所说，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的领导人。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就要拉帮结派，培植自己的势力，信任和重用自己的同乡、同学、老同事和老部下，这使得选拔干部的德才标准遭到忽视，选举制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形同虚设。在苏联历史上，以往出现的派别一般说来是以思想政治观点的一致作为基础的，而用信任和重用同乡、同学、老同事和老部下的办法结成帮派，勃列日涅夫是始作俑者。他身边的亲信们当然是不愿让他退位的，再加上他在稳定干部队伍方面做过了头，不能及时补充新鲜血液，使得上层严重老化，无人可以接替，这才出现一个年老的病人一直留在领导岗位上直到去世的怪现象。
要防止“勃列日涅夫现象”的重现，必须废除最高领导人职务的终身制，大力改革干部制度，坚持选拔干部的德才兼备的标准，真正实行民主的选举制度，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完善对干部的监督制度，对不称职的干部应该随时通过合法程序加以罢免和撤换。特别要反对领导人根据自己是否熟悉和对自己是否忠诚的原则用人，坚决禁止拉帮结派的恶劣做法。应该说，废除终身制的问题比较好解决，一般只要明文规定任职年限和任职年龄不超过多少岁就行了。难以解决的是如何真正发扬民主和实行有效的监督的问题。恩格斯于1891年在巴黎公社二十周年时肯定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其中之一是“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 采取这样的方法，赋予广大人民群众以选举权和罢免权，是对被选举者的最好的和最有效的监督。苏联革命胜利后似乎很少有人提到这个著名的原则，更不用说设法逐步实现了。长期以来，苏联在干部制度方面没有真正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没有实现人民群众对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各级干部的真正的监督，只搞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最后造成了个人专权和干部队伍腐败的严重后果。这个教训说明，实行什么样的干部制度，领导权掌握在什么样的人手里，如何对领导人实行有效的监督，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一个重大问题，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
三
列宁有一句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列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并用以指导革命实践的结果。同样，斯大林也十分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他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结合实际解决了一系列理论问题，保证了苏联的建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并取得重大胜利。苏联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列宁和斯大林既是革命家，又是大思想家和大理论家。斯大林逝世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登上领导岗位的是一些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他们原先或者做行政工作，或者做技术工作，文化水平不高，理论知识和修养很差。第三代领导人赫鲁晓夫是一个连拼写法还没有完全学会的半文盲。作为第四代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文化水平也不高，尽管有较多的实际工作经验，但是缺乏理论知识，更谈不上有什么理论修养。而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来说，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将其用来指导自己的工作，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否则他就无法把握住正确的方向，有可能把党和国家引导到邪路上去。勃列日涅夫在他患病前曾坦率地承认自己的理论水平不行。根据布尔拉茨基的回忆，1965年他讨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的报告初稿时说：“我很难弄明白这一切。坦率地说，我不是搞这方面工作的。我的强项是做组织工作和了解人的心理。” 他强调自己是一个组织者，不是理论家。而根据阿尔巴托夫的回忆，他对自己的助手们说：“写简单点，不要把我写成一个理论家，否则，不管怎么样，谁也不会相信这是我写的，他们将会嘲笑我的。”他常把复杂的、独出心裁的段落勾掉，有时甚至要求删去摘自经典著作的引语，并解释说：“有谁会相信我读过马克思著作呢？” 他承认自己理论上不行，承认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这与那些以理论家自居、把秘书和智囊提供的东西说成自己的“新发现”并加以炫耀的人相比，显得比较诚实，但是他似乎没有认识到这是自己的一个重大缺欠，没有想到如果不设法加以弥补，他将是一个不合格的和不称职的领导人，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
当然，不能要求勃列日涅夫那样的人成为像列宁和斯大林那样的理论家。但是如果他能认识到理论的重要性，加强学习，总是会有一些提高的。可是他不爱学习，对理论缺乏兴趣，几乎不读书。葛罗米柯在《值得记忆的事》一书里提到这样一件事：“我记得在莫斯科附近的疗养院休养时，我给他介绍了一本关于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生平的书，甚至把书给了他。他答应读它。但是两个星期后把书还给了我，说：‘这本书我没有读。而且我已完全没有读书的习惯了。’” 也许有人会说，他工作忙，抽不出学习理论的时间。确实，他要参加许多会议，出席形形色色的庆典，会见各种各样的人，工作很忙。可是他却有充分时间去打猎、开汽车兜风和从事其他活动，而不把这些时间用来读书学习。当年斯大林日理万机，大概不会比他清闲，然而每天仍抽出时间读几百页的书。问题在于勃列日涅夫认识不到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的重要性。
以列宁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大多自己亲自写文章和报告。斯大林继承了这个传统，如同莫洛托夫所说的那样，无论是讲话、文章、报告还是命令，都自己动手，没有人替他写，并且“他有自己的一种特殊的文字风格，同谁也混淆不了”。 当然，不一定要求后来的领导人都完全像斯大林那样做，有的必不可少的应酬的东西和不大重要的讲话可以让秘书起草，但是重要的报告和文章必须亲自动手，因为这不只是做文字表达工作，而且是认真学习思考和深入调查研究的过程，这对领导人来说是很必要的。后来列宁和斯大林的传统遭到了破坏。曾在苏联解体后担任过接收和保管苏共中央和克格勃档案委员会主席的沃尔科戈诺夫曾这样说过：“除了列宁和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外，后来的领袖人物实际上自己什么也不写。我在各种档案馆里见过大量文件，这些文件似乎是属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其他领袖的。我之所以说‘似乎’，是因为所有这些人只是现成的报告、讲话、发言等等的‘宣读者’，除了千篇一律的批示以及便条、台历、笔记本上的一些不大通顺的记载外，自己实际上什么也不写。” 赫鲁晓夫大概只留下一些带有拼写错误的批示和由他口授别人记录的东西。勃列日涅夫除批示外还留下了不少工作笔记，这就是他的全部“创作”。他的数不清的报告、讲话、发言、祝词、贺电等等，都是由别人捉刀代笔的。上面说过，到了晚期，就连简短的谈话也要事先由别人替他写好，由他宣读。为了给他提供这项服务，设立了一个以他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担任州委书记时的老部下楚卡诺夫为首的私人秘书班子，到六十年代末，参加这个班子的助手、秘书和顾问已达到二十多人，其中包括勃列日涅夫的老友戈利科夫，苏共中央科学部部长特拉佩兹尼科夫，总书记助理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伊诺泽姆采夫，美国和加拿大所所长阿尔巴托夫，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扎格拉金，苏共中央有关部门的专家组组长鲍文、希什林和佩切涅夫等。这些人根据需要起草各种文件，然后送交勃列日涅夫审定。布尔拉茨基在参加讨论纪念卫国战争二十周年的报告时发现，勃列日涅夫很不喜欢阅读，更不喜欢写东西，所有材料以及给他写的讲话和报告他都要让别人读给他听。在这方面与赫鲁晓夫有所不同，后者在给他准备发言稿前都要口授一些原则性的想法，而勃列日涅夫从来不这样做。 而到了后期，这位总书记更不自己阅读了，全让别人朗读，他半躺在安乐椅里听着，有时打起瞌睡来。 这样产生出来的文件全以勃列日涅夫的名义发表，然后收集起来编成文集，以《遵循列宁主义方针》的书名前后共出版了九卷，大量发行，供全党全国人民学习。其中的某些“警句”成为口号，被制成广告式宣传牌，装饰着城市的建筑物。有两句曾广泛流传的口号（“经济应当是节约的！”和“我们走上了这条道路，就不会改变！”）出自写作班子里的鲍文的笔下。根据佩切涅夫回忆，鲍文每逢情绪好的时候，喜欢指着勃列日涅夫的那些绿色封面的多卷本著作说道：“苏联人民每到晚上在城市的宣传广告牌上看到的不是他的，而是我的口号！”。
参加写作班子的人员尽管都是各个部门的专家学者，有比较扎实的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写作能力，但是他们不是领导人和决策者，不了解全面情况，缺乏提出新问题和新观点的胆识。他们或者只是把上面的原则性指示敷衍成文，或者揣度上面的意图而进行编造，写出来的东西四平八稳，缺乏个性和创见。由于他们的观点和意见并不一致，最后的定稿往往是经过争论而达成妥协的东西（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时间长了，公式化的倾向愈来愈严重，如同我们中国人常说的那样，八股气愈来愈浓，空话、套话、大话、假话连篇，败坏了文风。
勃列日涅夫大概由于知道自己在理论上不行，便在意识形态方面依靠苏斯洛夫。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在回忆录里这样说：“苏斯洛夫在勃列日涅夫掌权的所有年份都待在他身旁，是他在处理意识形态问题以及同外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问题方面的可靠支柱。勃列日涅夫任何时候都需要这样的支柱……他无条件地相信苏斯洛夫在这些方面发表的意见……有一次列昂尼德·伊里奇对我说：‘如果米沙（苏斯洛夫的名字米哈依尔的爱称。——引者）读过了并认为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我就绝对放心了。’”
当然，他同时也离不开他身边的助手、秘书和顾问们。这些人就思想观点来说，大致可分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派和崇奉西方的民主自由的自由派。属于前者的有戈利科夫、特拉佩兹尼科夫等人，后者的主要代表是伊诺泽姆采夫、阿尔巴托夫、鲍文等人。他们之间经常发生争论。勃列日涅夫由于缺乏理论知识和理论修养，遇事缺乏主见，于是这两派便像阿尔巴托夫所说的那样，展开了争取勃列日涅夫的“心”的斗争 ，而勃列日涅夫则像谢马诺夫所说的那样，开始“荡秋千”，向一边迈出一步，紧接着又向另一边迈出同样的一步。 他不喜欢争论，认为不同意见的争论会影响团结和稳定，总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调和矛盾，甚至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也和稀泥，像列宁所说的那样，“用模棱两可的话来回避论争”。结果不仅问题得不到正确解决，而且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乱。
勃列日涅夫是在苏联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关头出任最高领导人的。从国内来说，苏维埃国家已经走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犯过错误，积累了不少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进行认真的总结，发扬成绩，纠正缺点和错误。同时由于形势的发展，尤其是由于科技革命的兴起，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同样需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作认真的分析研究，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制订出与新的形势相适应的战略计划。也就是说，为了保证此后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和实现长治久安，迫切需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组织全党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努力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力求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可惜的是，勃列日涅夫由于对理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未能这样做。
如果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那么首先就会碰到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斯大林长期担任苏联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他也有错误，而有些错误是相当严重的。本来应该对斯大林的活动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分清功过是非，吸取经验教训。可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实际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他的做法得到苏联国内和苏共党内一部分人的支持，但是遭到了相当多的人，尤其是普通劳动群众的反对。勃列日涅夫上台时，对斯大林看法上的分歧和不同意见的对立仍然存在，而且经常表现出来。应该看到，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不只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如何看待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大段历史的大问题，直接关系到今后走什么样的道路。应该说，当时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
勃列日涅夫个人与斯大林没有多大的直接接触。不过斯大林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在战后恢复工作中作出的成绩，于1950年提拔他担任摩尔达维亚党中央第一书记。根据勃列日涅夫的遗孀的回忆，当时斯大林似乎把他叫到莫斯科，同他谈了话。这与事实不符，大概同他谈话的是马林科夫。 斯大林初次见到他是在1952年10月召开十九大时。据说，勃列日涅夫英俊的外表曾引起斯大林的注意，斯大林这样赞叹道：“好一个漂亮的摩尔达维亚人！”一旁的卡冈诺维奇接过去说：“他是俄罗斯人，老家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斯大林又说：“说俄罗斯人，就算俄罗斯人好了，不过我们还是要把他派到摩尔达维亚去！” 在十九大上勃列日涅夫当选为中央委员，接着又当选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可见斯大林是重视他的，而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也并无恶感，主张全面看待斯大林。这可由他在二十大上听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在记事本上写下的一段话来证明。他写道：“报告没有保持均衡这是不对的和不正确的态度报告为了说明个人崇拜造成什么和导致什么后果——因此选用了能说明个人崇拜如何形成和它的危害的材料而关于斯大林的一切正面的东西过去都曾经宣传过和讲述过……“ 这是他的真实思想的流露，他内心里是不大同意赫鲁晓夫的做法的。赫鲁晓夫下台后，人们也许可以希望他会把对斯大林的看法公开发表出来。
可是他作为最高领导人担心提出这个问题会引起争论，因此不主动地去触及它。然而这问题是回避不了的。1965年苏共中央决定开大会庆祝卫国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由勃列日涅夫做报告。谢列平组织人马起草了一个稿子，其中包含恢复斯大林的名誉、修改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决议等内容。勃列日涅夫把这个报告称为“学位论文”而把它否定了。接着有关部门组织人力起草了另一个稿子，分发给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书记。绝大多数委员和书记，其中包括苏斯洛夫、谢列平等人，提出加强肯定斯大林的部分，有的人甚至添加了一些话，说斯大林粉碎了反对派，保证了社会主义的胜利，保证了列宁提出的工业化、集体化和文化革命计划的实现，所有这些成为取得卫国战争胜利和建立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提条件。持这种观点的人要求从报告草稿中去掉“个人崇拜”和“个人崇拜时期”等字样。米高扬和波诺马廖夫不赞成这样做，他们主张报告里使用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中的提法。安德罗波夫则主张在报告里回避斯大林的问题。勃列日涅夫经过权衡，最后基本上采纳了安德罗波夫的意见，在报告里斯大林的名字只提了一次，具体说法是：“在非常情况下……组成了以联共（布）中央总书记约·维·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来领导反击敌人的一切行动。”报告同时强调，“我们始终不渝地实现反映在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和苏共纲领中的总路线”。
勃列日涅夫在1966年3月底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上所做的总结报告里，没有触及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同年11月初，勃列日涅夫要出访格鲁吉亚去为这个共和国授勋。围绕他的讲话稿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据阿尔巴托夫说，讲话初稿是特拉佩兹尼科夫和戈利科夫及其格鲁吉亚朋友们起草的，其中颂扬了斯大林，重新宣布他是伟大领袖。勃列日涅夫拿到稿子后，心中迟疑不决，便把它交给秘书班子的负责人楚卡诺夫。楚卡诺夫找到了持反斯大林立场的阿尔巴托夫，让他提出意见。阿尔巴托夫认为应该推倒重写，并提出了几条“论据”。勃列日涅夫听后决定由阿尔巴托夫等人重写讲话稿。在新讲话稿里，“斯大林的名字只提到一次……是在格鲁吉亚革命斗争组织者的名单中提到的，而且是按字母顺序排列（就是接近名单的末尾）”，但是，“同时在讲话中也提到二十大”。 在这场争论中，由于勃列日涅夫基本上采纳了阿尔巴托夫的意见，使得自由派占了上风。
1969年12月17日，在斯大林九十诞辰前几天，勃列日涅夫利用最高苏维埃会议中间的休息时间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讨论《真理报》要不要发表已准备好的纪念文章问题。根据这次会议的记录，在二十二名政治局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中，只有波德戈尔内和基里连科表示反对。苏斯洛夫认为“全国都在等待这样的文章”，马祖罗夫甚至建议在斯大林墓上树立半身像。会上还提出伏尔加格勒重新称为斯大林格勒的问题。勃列日涅夫在做总结时说：“关于发表文章问题，我可以坦白地对你们说，开头我采取否定态度……我的根据是：现在我们一切都平平稳稳，大家都平静下来了，已没有当年的那种使人激动不安的问题……在同各个州委的书记谈话后我又作了一些考虑，现在听了你们的发言，我认为如果我们发表文章，带来的好处确实会多一些。因为对斯大林的历史功绩谁也没有否认，而且也从来没有否认过……文章要用平静的语气……” 从这个记录可以看出，当时多数高级干部对斯大林的功绩是肯定的，因此提出反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进行重新评价的问题会得到广泛的支持。这对正确解决这一重要问题是有利的。可是勃列日涅夫摇摆不定，勉强同意发表纪念文章，强调要用“平静的语气”，实际上是不同意观点鲜明地提出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当然更不同意展开讨论以求得共识。这种回避矛盾的态度，使得错过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有利时机。在这之后，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继续采取回避态度，既不主张进一步进行批判，也不为他恢复名誉，而是把问题搁置起来。这样做虽然避免了许多“麻烦”，表面上求得了一时的太平，但是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首先，由于没有通过讨论澄清各种事实和驳斥各种诬蔑不实之词，使得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造谣攻击仍有相当大的市场和影响，国内外敌对势力继续将其利用来进行反社会主义宣传，这对动摇一部分人的社会主义信念起了一定作用。其次，由于没有通过深入研究和讨论肯定斯大林正确的东西，就不能理直气壮地加以坚持；同样，由于没有通过深入研究和讨论认清斯大林的错误和产生这些错误的根源，明确斯大林建立的各项制度的不足和缺陷，就不能认识到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和明确改革什么。这对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是很不利的。
勃列日涅夫是在赫鲁晓夫被迫辞职后上台的，在这之前他与赫鲁晓夫并没有多大的意见分歧，相反，他一直受到赫鲁晓夫的器重。根据莫斯卡连科元帅的回忆，勃列日涅夫在1953年任总政副主任期间参与了逮捕贝利亚的行动，因而受到了赫鲁晓夫的信任，不久被调任哈萨克斯坦的第二书记和第一书记。 1957年6月，勃列日涅夫又在中央全会上作了措词激烈的发言揭露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支持赫鲁晓夫。 他的这一表现立即得到了回报，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升格为正式委员。1963年出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1964年7月成为实际上的中央委员会的“第二把手”。勃列日涅夫不是反对赫鲁晓夫的“宫廷政变”的策划者而只是参与者。他被推上最高领导人的岗位时，实际上并没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纲领。他大概只反对赫鲁晓夫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以及鲁莽轻率的表现，如上所述，纠正了赫鲁晓夫把党组织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以及硬性规定干部按比例定期轮换等做法，而对赫鲁晓夫重大政治错误和理论错误，或者由于认识不到纠正这些错误的重要性和怕引起争论而加以回避，例如像刚才所说的那样，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就采取这样的态度；或者由于理论水平低，划不清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同时受周围的自由派人士的影响，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上宣扬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以及提出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错误观点基本上接受了下来，并提出要继续将其作为指导思想。这可由他发表的一系列言论来证明。
1964年10月19日，勃列日涅夫在他当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的第五天，在欢迎宇航员的大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党的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制订的总路线是列宁主义的路线，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整个对内对外政策的惟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 同年11月4日他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四十七周年的大会上做报告时指出：“我们的全民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自然发展，它表达全体苏联人民的愿望，保护他们的利益。”他接着说：“共产党的伟大理想成了全体苏联人民的理想，党的纲领成了全体人民实际行动的纲领。”他又说：“‘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是我党活动的准则。” 上面提到过，勃列日涅夫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的报告中说要始终不渝地贯彻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规定的总路线。1967年11月3日，他在庆祝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大会做报告时说：“现在，当剥削阶级早已被消灭，当社会主义胜利已经导致我国社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牢不可破的一致的时候，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诞生的苏维埃国家已成为全民国家，已成为在工人阶级起领导作用的全体人民的政治组织。” 1970年4月21日，勃列日涅夫在纪念列宁一百周年诞辰的报告中说，工人阶级的目标——共产主义——成了全民的目标，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成了全体人民的政党。 1972年12月21日，他在庆祝苏联成立五十周年的大会上做报告时说，苏联已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完成了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后，逐渐成长为劳动者的全民社会主义国家，其领导力量仍然是工人阶级”。 1976年2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上做总结报告时一方面指出共产党已成为全民党，另一方面又强调它没有失去自己的阶级性，他说：“在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共产党已成为全民党的时候，它决没有失去自己的阶级性。就其性质而言，苏共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他还指出：“我国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在逐渐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我国是一个代表全国人民利益与意志的全民国家。” 1977年5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体会议上所做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随着成熟的社会主义的建立，随着各阶层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向工人阶级方面转变，作为无产阶级专政职能而产生的我们的国家，已发展为全民国家。” 在同年10月通过的苏联新宪法写道，“苏维埃国家已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它已成为全民国家”，“苏联共产党——全体人民的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增强了”。就这样，“全民国家”和“全民党”这两个概念正式写入了苏联宪法。勃列日涅夫在谈到“全民国家”时强调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力量的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全民国家”，而在谈到“全民党”时则指出它没有失去阶级性，仍然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尽管他的说法与赫鲁晓夫有所不同，但是本质是一致的，都肯定苏联的国家和党已都具有全民性。
我们记得，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宣布苏联已进入“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将用二十年时间建成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并不完全赞同赫鲁晓夫的这一论断，他在1967年11月3日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所做的报告里，首次提出了所谓的“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认为苏联已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并对它的特点作了简要的说明，说这是“‘各尽所能，按劳付酬’的原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保证着整个国民经济在现代技术水平上有计划地稳定地发展”，“社会主义不仅改变了整个经济体制的性质，它还根本改造了构成我们社会的各阶层的面貌和成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诞生的苏维埃国家已成为全民的国家”。 根据俄罗斯学者考证，“发达社会主义”这个术语列宁1920年2月2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就已使用过。在勃列日涅夫提出这个理论之前，布尔拉茨基在1966年12月21日的《真理报》上曾发表过《论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一文，其中的这个提法引自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日夫科夫1966年11月14日在保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可见，“发达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不是勃列日涅夫的发明。他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后，《共产党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等刊物先后发表文章作进一步的阐述。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费多谢耶夫提出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研究发达社会主义社会问题上。1977年5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所做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里再次指出苏联“已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说在这个社会里，“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人民知识分子的牢不可破的联盟更加巩固”，“各主要社会集团间的差别正在逐渐消失”，“我国各民族在其生活发展的进程中日益接近”，“人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业已形成”。 “人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这一概念，早在1971年二十四大的报告中就已出现，它被用来说明各阶级、社会集团、各大小民族之间已产生了“新的、和谐的关系——友好合作的关系”。 1977年10月4日，勃列日涅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做《关于苏联宪法草案及全民讨论的总结》的报告时指出：“社会主义基础的建立，即剥削阶级的消灭，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公有制的确立，这还不能开始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应当经过一定的成熟阶段，而只有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着手进行共产主义建设。”他还说：“在总结这一过程时我们有权说苏联现在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新社会达到这样一个成熟的阶段：根据社会主义内在的和固有的集体性原则对全部社会关系进行的改造即将完成。从这里可以看到社会主义规律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以及社会主义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显示其优越性的广阔天地。从这里可以看到社会制度所具有的有机的完整性和活力，以及它在政治上的稳定性和牢不可破的内在统一性。从这里可以看到各个阶级、各个社会集团和各个民族在日益接近，人们在我国结成了历史上崭新的国际主义的社会共同体——苏联人民”。 勃列日涅夫在“发达的”这个修饰语后面加上了“成熟的”三字，因而他的这一理论也可叫做“发达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写入了1977年10月7日通过的被称为《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法》新宪法。1977年11月22日，勃列日涅夫在《通向共产主义道路上的历史里程碑》一文中对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又作了描述，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经济社会化水平大大提高，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形式不断接近；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日益接近；形成了崭新的社会的和民族的共同体——苏联人民；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长入全民社会主义国家，劳动群众日益广泛地积极参加国家管理。 当时苏联舆论界曾对“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和创新。上面提到过，1977年苏联科学院因此而授予勃列日涅夫卡尔·马克思金质奖章。实际上，勃列日涅夫的提法与赫鲁晓夫的说法并没有多大区别。照他的说法，只有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着手进行共产主义建设，而苏联已建成了这样的社会，不言而喻，苏联着手建设的已是共产主义了，这与赫鲁晓夫所说的苏联已进入“全民展开共产主义时期”相比，只有说法的不同和程度上的差别，而他对“发达社会主义”的特征的描述，有的沿用了赫鲁晓夫的说法，例如断定苏联已成为“全民国家”，而他在谈到各个阶级的相互接近和它们之间的差别的逐渐消失的同时，还提出民族差别也在逐步消失，正在形成“人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这比赫鲁晓夫更进了一步。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仅仅只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创造了前提，仅仅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此后的路很长很长，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宣扬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的赫鲁晓夫自然不懂得实现共产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他哗众取宠，轻率地宣布苏联将在1980年建成共产主义，结果遭到人们的耻笑。
勃列日涅夫对实现共产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同样缺乏认识。究其原因，首先他对共产主义事业可能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其次，他未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分析苏联的现状，结果他对苏联当时的社会的描述不符合实际情况，没有看到还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诚然，当时旧的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社会成分发生变化，但是这并不说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无产阶级专政可以不要了。实际上，阶级对立依然存在，阶级矛盾仍相当尖锐，阶级斗争一直在进行，只不过发生了新的变化、具有新的特点和采取新的形式而已。上面提到过，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些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大搞特权，肆意挥霍国家钱财，严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逐渐站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其中有的人贪污盗窃，把国家财产据为己有，把他们领导的企业和农业变为私有领地，勾结社会上的犯罪分子进行非法的生产活动和商业活动，获取非法的超额利润，实际上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与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勃列日涅夫时期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大批党政干部腐化变质，充当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成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这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新特点。这些人最后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苏联解体的过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极为激烈。从赫鲁晓夫时期起，自由化思潮开始泛滥成灾，加上西方加强了反共宣传和思想渗透，许多人受其影响，开始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信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如上所述，有的人公然站在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成为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成立了一些秘密组织，出版了不少地下刊物，并设法与西方建立联系和争取西方的支持。他们在宣传自己的观点的同时，组织了几次抗议活动，在苏联国内外产生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另一些人虽然怀有二心，已不再相信社会主义，但是不公开表露出来，在公开场合口头上表示拥护社会主义，甚至有时为它唱赞歌，实际上一直在窥测方向，等待时机。等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一开始，他们就原形毕露，肆意否定苏联革命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为“改革”大造舆论，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起了鸣锣开道的作用。可是勃列日涅夫对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和严重的阶级斗争以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视而不见，大讲各阶级的相互接近和思想政治上的一致，并把它作为“发达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和可以着手进行共产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根据。他在这个最重要问题上的判断失误，使他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失去了科学性，更谈不上是什么理论“创新”。
上面提到过，勃列日涅夫把意识形态领域托付给苏斯洛夫负责。人们普遍认为，此人虽有较高文化水平和理论修养，但是思想保守，墨守成规，脱离实际，表现出教条主义倾向。这些特点不能不在意识形态工作上反映出来。应该说，苏联当局对思想工作和理论工作还是比较重视的。在为勃列日涅夫起草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里，几乎都谈到了加强思想理论工作的问题。苏共中央先后通过了几项有关的决议，例如1967年8月14日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和提高它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措施》的决议、1976年8月17日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党和苏维埃领导干部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的培训系统》的决议、1979年4月26日通过《关于进一步改进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决议，同年5月5日又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改进思想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的决议等，召开过检查决议落实情况的专门会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所有这些措施大多流于形式，收效不大。
应该承认，苏联有关部门也抓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举行过理论问题研讨会，组织人力撰写了一批阐述重大理论问题的文章。但是由于思想保守和缺乏创新精神以及严重脱离实际，因此未能认清国际国内形势和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新问题，未能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分析并提出进行改革的新方案，以引导国家今后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苏联当局十分重视舆论工具的作用。在其控制下，各种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所谓“正面宣传”的文章，这些文章充满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句，但是没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大多根据上面定的调子，掩盖矛盾，粉饰太平，而且枯燥冗长，空话连篇，既脱离现实生活的实际，也脱离群众的思想实际，读了令人生厌。这样的文章不仅起不到宣传教育作用，反而使群众产生逆反心理，结果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逐渐减少。
与此同时，也应该承认苏联当局是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的。不过主要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分不清是非和划不清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因而在思想斗争中显得软弱无力。大家知道，西方思想家们在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进行思想渗透的斗争中把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作为重要的思想武器。他们抓住苏联政治制度中社会主义民主发扬得不够的问题以及其他缺点和错误，攻击苏联社会不民主和不自由，把苏联的政治制度称为专制独裁制度，说苏维埃政权不尊重人权等等。在他们的蛊惑宣传的影响下，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国内出现了一股自由化的浪潮。赫鲁晓夫也被这股浪潮卷了进去，带头宣扬抽象人性论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了“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的口号。勃列日涅夫接过了这个口号，可见他并没有弄清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根本区别。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揭露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的本质，不能给西方的宣传家以有力的回击，同时也不能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论述，针对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缺陷和弊病进行认真的改革，一方面使得劳动人民切身感受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真正获得自由和成为国家的主人，另一方面不再给人以攻击自己的口实。由于没有能做到这两点，结果西方的影响愈来愈大，人民群众的离心倾向愈来愈发展，崇奉西方的民主自由的人日益增加。西方在兜售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的同时，鼓吹西方的生活方式，并针对苏联国内日常生活用品比较短缺和生活水平相对比较低的问题，大肆宣扬西方商品如何充足和生活如何富裕，使得不少人开始向往西方的“极乐世界”。
上面提到过，在思想政治领域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并不隐瞒自己的立场，进行旨在推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这些人可以称之为“体制外的反对派”；另一种是知识界的精英和党内的自由派，他们向往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试图从内部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一直在等待时机。其中一些代表人物甚至占据着党政的重要岗位。这些人可以称之为“体制内的反对派”。苏联当局对前一种人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一开始就采取打压的手段，甚至动用法律手段，将其中一些人判了刑。后来又采取把他们流放出国的办法以求得国内的安宁，但是却给他们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活动空间，使他们的活动产生了比以往更大的政治影响，同时也给国外敌对势力在其对苏联进行的“无硝烟的思想战争”中得到了一些得力的帮手。苏联当局在与“持不同政见者”进行的斗争中，做法比较简单化，对这个庞杂的群体的成员缺乏具体分析。后来的事实证明，其中一些人只是思想认识问题，并不想推翻苏维埃政权，这些人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可是却把他们推到了对立面。另一个问题是没有对他们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和清算，结果他们的活动虽然暂时被压下去了，但是他们的各种著作在西方有关部门的帮助下仍在广泛传播，他们的思想观点仍在继续影响群众。
上面说过，勃列日涅夫不主张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他担心这样做会影响团结和统一，因而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出现分歧时和稀泥，对不同意见的争论采取调和态度。这样做的结果，所谓“体制内的反对派”的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没有得到揭露，相反，他们的影响有所扩大，他们的地位愈来愈加强，其中一些人受到了重用而位居要津。后来发生的事实说明，这些“体制内的反对派”，尤其是隐藏在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社会主义事业最危险的敌人。
以上所述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苏联领导人由于没有很好理解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苏联国内外形势，因而对形势作了错误估计，未能制订出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他们空喊一些空洞的漂亮口号，自欺欺人，不思进取，错过了改革的时机。一方面没有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以致政权机构愈来愈臃肿，干部愈来愈脱离群众；另一方面没有根据形势的变化进一步进行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使得整个经济开始失去活力，发展速度减慢。同时未能采取有力措施解决一系列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结果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有所蔓延。更严重的是，没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火眼金睛识破体制内部的复辟势力并给以有力的打击。这样就使整个国家在出现短时间的积极向上的发展势头后重新陷入了深刻的危机。
第二，没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深刻揭露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阶级本质和虚伪性，在与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的思想斗争中打了败仗。结果是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和受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吸引的人愈来愈多，而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日渐减少。这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无怪乎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才两年多，戈尔巴乔夫登高一呼，就有万众相随，苏联这座宏伟的社会主义大厦几乎顷刻之间就倒塌了。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从中可以看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尤其是它的最高领导人，懂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是真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另一个重大问题。
以上着重讲了造成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严重失误的两个主要原因，即政治体制和干部政策上存在着问题，以及不重视理论和没有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问题。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时期，应该花大力气作全面深入的研究。
现在离勃列日涅夫去世已将近二十五年，而离当年他所领导的苏维埃国家的解体也已有十五个年头。在这次纪念他百岁诞辰时，不少俄罗斯人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时显得那么强大和坚不可摧的苏联会在他去世后的短时间内迅速瓦解。毫无疑问，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也给国家的覆灭埋下了祸根。问题主要出在内部，出在苏共党内。事实说明，苏联没有被外部敌人进行的热战和“冷战”打垮，却垮在隐藏在内部的敌人的叛卖上，而这种叛卖活动之所以得逞，原因在于苏共领导集团方针政策上的失误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丧失了民心。唐朝大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里讲到极一时之盛的秦帝国止二世而亡时说，“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讲的大概也就是这个道理。他又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诚哉斯言！这是说，在痛惜的同时应该汲取教训，否则历史悲剧就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