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杀”，还是“老死”？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我曾与很多朋友讨论过资本主义的前景。在我的印象里，大多数人都认为：资本主义即使周期性地出现危机，也并不构成对自身的致命威胁，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具很强的自我愈合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　　

这让我想起了庄子说过的一句很有哲理的名言：“夏虫不可语冰”（《庄子•秋水第十七》）——意思是说，不能和生存在夏天的虫子谈论冰。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虫子出生在夏天，冬天还没有降临就已经死去，从未见过“冰”是何物。　　

庄子的这句话启示我们，不能用个人生命的长短来观察资本主义的存亡；理解资本主义的寿命，一定要有大历史的眼光。　　

决战说得好：“国家或者王朝，尺度在两三百年之间。主义这种大制度却跨越千年”。一个人的生命长度，可以用“百年”来衡量；一个朝代的生命长度，可以用“数百年”来衡量；一个制度的生命长度，则要用“千年”乃至“数千年”来衡量了。　　

没有人能长生不老，没有哪个制度能永恒存在。不论精英们怎么忽悠，都决不要相信资本主义老儿能够万寿无疆。用个人的寿命长短，去衡量社会制度的存废,那是夏虫的境界。　　

资本主义的确具有一定的“自我修复”功能，在过往的危机之后，资本主义都能够从周期性的危机中走出来，“擦干了血迹，掩埋了尸体，继续前进”。用熊彼特的话讲，这是“创造性破坏”，是自由资本主义永保活力的秘方。　　

但是，每次危机给予资本主义的，不仅仅是“自我修复”的自觉性，而且也是身心的严重打击和创伤。举个例子：　　

在没有任何干预措施下，一个育龄妇女总会周期性地怀胎，如何走出这种困境呢？答曰：人工流产。问题在于，虽然每一次“人流”都会让她走出困境，但每一次“人流”也在重复地损害她的身体，直到最终毁掉她的生育能力。　　

资本主义就是这个育龄妇女，资本主义的每次危机，就是这种重复的“人流”(黄鸿年先生曾经问我：“为什么喜欢用女性作比喻？”答曰：“在下决无亵渎女性之心，无它，为了便于理解以增加点击率耳”)。　　

有人说：资本主义最终可能“寿终正寝”，但它不是被革命推翻的，而是和平演变的结果。　　

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曾经尝试用革命来“谋杀”掉资本主义，比如前苏联、东欧和中国。可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又重新复活了。有一种解释是：在这些国家，“谋杀”资本主义的条件还不具备，所以，“我胡汉三又回来了”，最终难以避免。　　

这个解释主要是从生产力和物质基础的角度去看问题，其逻辑结论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将逐渐演变，最终不流血地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不是被革命“谋杀”的，而是自己“老死”的。　　

但激进的左派拒绝接受这个解释，他们认为，这是“单纯的生产力观点”，是“唯生产力论”。　　

在我看来，死亡是资本主义的最终归宿，这是没有疑义的。至于它是被谋杀的，还是老死的，并不会改变历史的最终结局。所以，只要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不论是“谋杀论”者，还是“老死论”者，我都视为同志。　　

在以“和谐”为主流的当今，天下苍生想必都不喜欢打打杀杀的血腥，所以，资本主义若能被和平演变，当然阿弥陀佛，善哉善哉。然而，如果“谋杀”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助产婆，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从此“告别革命”呢？何况即使到了产期，新生儿也未必一定顺利降生，助产婆的作用就不是可有可无了。

问题在于，不论是谋杀还是老死，都需要起码的物质条件。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不仅“谋杀”需要具备用于谋杀的武器，“老死”也需要具备能够老死的身体条件：即使是“善终”，也总是器官衰竭、无力抵抗疾病袭来的结果，所谓“寿终正寝”，多半是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