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预言，三种前途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2009年10月中旬，应著名金融投资家黄鸿年的邀请，我赴新加坡与他作了三次畅谈。当谈话涉及中国大陆政治经济时，黄先生和我，各作了一个预言。　　

　黄鸿年先生的预言是：“五年之内，中国必然爆发金融危机”。　　

这位熟读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著作、喜欢吃回锅肉、酷爱唱红歌的富商，60年代被乃父送来北京“让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管教”，亲身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对中国有一种欲说还休的复杂情结；70年代初回印尼继承父业，“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成了实业界的“过江猛龙”；90年代因“中策现象”而名噪一时，被刘国光视为企业改革的一代范式；2000年以后杀进虚拟经济，驰骋股市，颇有斩获。　　

然而，这个被称为“股市金手指”的金融投资家，据说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也损失了十个亿（新加坡币），并因此与花旗私人银行叫板，而成为媒体焦点。　　

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以黄先生的身份和立场，如此明确唱衰市场经济，恐怕不仅需要有相当的自信，而且需要有相当深刻的反思。当我问“依据何在”时，也许是天机不可泄露，他没有展开自己的推理过程，而只是说了四个字：“物极必反”。　　

我发现，越是资本主义体制中的人，越是不大相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那套“黑板经济学”——比如金融大鳄索罗斯，他说的一句“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就曾令我刮目相看；而越是资本主义体制外的人，却越是把“黑板经济学”奉为圣经——比如我党党校许多教授，就以嘲笑马克思为荣。　　

与关在笼子里的教授不同，黄鸿年、索罗斯这样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的人，其认知基本上来自于实践，而不仅仅是书本。当书本与实践发生矛盾时，他们相信谁呢？我想他们只能相信实践，而决不会去相信书本上漂亮的假话和懵人的模型——想当年，红军在长征路上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最终抛弃了能写满一黑板公式的海龟们，因为继续相信李德和博古同学，那可是要死人的。　　

我很认同黄先生的预言，这不仅是因为丰富的人生阅历，已经把他磨炼成了一个老谋深算的“两报一刊”，更是因为：从今天全球金融危机的逻辑中，我发现，由“透支消费”引发的金融危机，同样是中国未来无法摆脱的宿命。所以，理解其中的“必然性”，对于读过《资本论》的人来说，应当是没有什么障碍的。　　

问题是，把时间精确定位在“5年之内”，是不是有点占卜打卦的味道？回国后才想起，忘了当面请教黄先生。都说“预测越具体，越容易出错”，即使是相当专业的人士，也不敢整得太精确了。　　

不过，按“透支消费”在中国展开的速度来大致推算，类似美国次级贷款那样的“道德风险”，几年之内已有足够时间积累起一场不小的风暴能量了。尽管会有许多不确定性，黄先生的“5年之约”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最近银监会急匆匆推出“消费金融公司”，好象连5年都等不得了。届时如果房地产价格暴跌，中国金融系统将会死得很难看。　　

我也做了一个预测，并概括为三句话：　　

第一句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私有化的经济基础与共产党执政的上层建筑），是当前中国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是中国当前一切矛盾的总根子。　　

第二句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不和谐，是当前中国最大的不和谐，今天中国的一切不和谐，都能在这个“不和谐”中找到源头。此“不和谐”一日不除，一切有关“宪政”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和分歧，就决不会休矣；一切有关中共前途的意识形态争论，就决不会平息。　　

第三句话：这个基本矛盾如何解决，将决定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前途命运。大致说来，这个基本矛盾有三条解决途径，并由此形成三种前途：　　

——第一条途径，如果保持目前经济基础的变化趋势，让上层建筑来适应越来越私有化的经济基础，那么10年之内，中国共产党的招牌必然摘下——这是右派的目标；　　

——第二条途径，如果维持目前的上层建筑不变，左派必将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反击，以求收回失地，逼迫日益私有化的经济基础做出让步——这是左派的期望；　　

——第三条途径，如果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均互不相让，二者的矛盾就只能通过“革命”来解决了，果如此，则中国难免血光之灾，天下将大乱矣——这种结局，不仅善良的人们不愿看到，而且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右派，恐怕比左派更为担心害怕。　　

　黄先生认为，以中共的历史传承和可以预见的权力更替格局，第一种前途决无可能；最有可能的发生的，将是第三种前途。或许，我和黄先生的分歧就在这里。　　

在我看来，第一种前途不仅“可能”，而且是“相当滴可能”。因为不论“历史传承”如何正统，都无法抗拒“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无情法则。尤其是在第二种前途的压力下，右派心知肚明第一种前途才是“上上策”；为了避免第三种前途，右派使出吃奶的劲，也要把第一种前途变为现实。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宪政”、“民主社会主义”、“全民党”、“军队国家化”、“共产党非法”之类的东东，为什么能够成为最近几年来最为蛊惑人心的口号。而这些口号之所以气焰越来越嚣张，就在于它们有“自己的”经济基础撑腰。　　

作为华人，黄先生对中国充满了感情；作为中共的老朋友，黄先生的父亲和黄先生本人，与中国政府几代领导人都有着良好的友谊。从内心深处来讲，黄先生一定担心中国陷入晚清那样的乱局之中。私心以为：“与其陷入第三种前途，不如走向第一种前途”，也许才是黄先生潜意识里的选择吧，不知黄先生以为然否？　　

我也不希望中国陷入晚清那样的乱局之中。虽然我看到，走向第一种前途的可能性正越来越大，但若要我在一、三之中作出选择，我是宁愿投票给第三条途径的，因为我实在不愿看见“胡汉三又回来了”。用毛泽东的话说：“革命死了几千万人，为了什么？你们想过没有？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那么多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实在是不甘心啊！　　

当然，黄先生也在想这个问题，所以临别时给我出了一道题：新加坡是资本主义国家吗？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难道不是吗？难道是吗？　　

是耶，非耶，容另文讨论吧。　　

（　2009-10-25　）　　

注：该文未经黄鸿年本人审阅，如果误读了黄先生的思想，责任在我，与黄先生无关。再次谢谢黄先生的好酒、回锅肉和麻辣排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