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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磊:我对改革30年的三点看法

作者:赵磊 来源:江南app网址

我对改革30年的三点看法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按:我知道,在《乌有之乡》发表下述看法,可能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的第一点看法,估计左派就难以接受,很可能会遭到同志们的板砖;我的第二点看法,毫无疑问也会招来板砖伺候,当然,是来自右派的砖头;至于我的第三点看法,右派一定会很生气,但他们已经拿不出什么新鲜东西来唬我,无非就是“经济人”这块破砖头了——多年前,某党校的一个精英,就是拿“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来教训我的。在我的印象里,右派的砖头,大多属于“范跑跑”品牌:“我是小人我怕谁”——所以,我一般并不当真。但是,我对我视为同志的左派的砖头,却比较在乎。因为我总是希望,我们能够一起“走在大路上”。虽然我不愿看见他们失望的眼神,但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何况即使存在分歧,我们也是有“大同”可求的。  

下面谈谈我对改革30年的基本看法:  

(一)这30年的市场经济历程,内在地具有某种客观必然性。  

如何评价市场经济,是左派与右派分歧的焦点之一。我觉得至少是现在,这个问题应当辨证地看:一方面,虽然右派极力否定毛泽东时代的成就,然而事实证明,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所具有的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根本就抹杀不了。另一方面,今天的市场经济颠覆了计划经济,原因复杂,也不排除其中有“复辟”、“变天”的主观因素;但我认为,其中的客观因素值得左派认真对待。这个客观因素,就是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有一段话:“如果没有这种发展(赵注:即生产力的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德意志意识形态》)我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时,感到非常震惊,有如醍醐灌顶,觉得就是写给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的。  

那么,毛泽东当年的努力是不是在与规律“对着干”呢?我曾经深感困惑(参见拙文《从来如此,便对么?》,载《乌有之乡》),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我内心的答案是:“未必”。因为毛泽东的伟大,不仅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还在于:他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在历史给定的狭小空间里,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极限——以至于在他走后,几乎没有谁能在力量如此悬殊的境地中,再像他那样奋力一搏了(借用黄纪苏的话:“三千年对初生婴儿”)。也就是说,毛泽东的奋力一搏虽然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极限,但这一搏,仍然是在尊重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一搏。  

18年前,我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依据探微》中(载《哲学研究》1990年第2期),曾提出这样一个思考:20世纪以来,由于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具有“二重性”,因而,既可以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接轨,也可以力争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容纳。我认为,正是生产力的这种“二重性”,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物质基础。  

回到当下,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坐大,其中的确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客观因素,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这30年来,物质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了。  

为什么“补课论”对相当一部分人有吸引力?恐怕不能完全否认它在经济领域里确实有一定的解释力——我认为,“补课论”的错误并不在于它主张补市场经济之课,而是在于:它不仅蔑视公有制和计划的合法性;而且也跳不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最终沦落成替资本主义万寿无僵辩护的庸俗信条。  

(二)这30年的市场经济发展历史证明,市场经济必须是有“限制”的市场经济。  

为什么要有“限制”?实践已经做出了回答。除了脑子让门缝给挤扁了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以外,我相信,大多数人都已经接受了这种看法。但我必须指出:我说的这个“限制”,绝不仅仅是官方三心二意加在前面的 “社会主义”定语,也不仅仅是主流们天天挂在嘴上的“法制”和“政府”,而是“计划”的限制(我很赞成 刘国光 先生的看法),甚至还要加上“所有制”的限制(当然不是主流们说的“非公有制”,而是“公有制”)。没有“计划”的限制,没有“公有制”的限制,市场经济的破坏性、盲目性、残酷性就会统统变成现实性。有两个现成的例子就在眼前:  

一个是“收入差距”。为什么30年来贫富悬殊会越来越大?为什么两极分化会无法根治?主流们只能拿“腐败论”、“代价论”、“改革不到位论”来忽悠大家,还搬出库茨涅兹的“倒U假说”来壮胆。其实,马克思早就阐明了其中的根源所在。最近 刘国光 先生写文章,说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所有制的变化,一下子揭穿了“皇帝新衣服”里面的真相。  

另一个是“次贷危机”。为什么次贷危机以后,美国政府要搞局部“国有化”?并非美国政府要当市场经济的叛徒,实在是市场经济太不争气了。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一听见“国有”,就如丧考妣,五雷轰顶。问题是,再不国有化,恐怕就不是市场经济“搞定一切了”,而是市场经济要被“搞定了”——前几天看见有个叫叶檀的“著名女评论家”,针对政府干预市场的措施,在《凤凰卫视》上愤愤不平地反问:“那还要市场经济干什么呢?”其水平之幼稚,让我想起了一千多年前的晋惠帝,当听到下人报告说,百姓因灾荒“已经没饭吃了”,这个二傻子皇帝居然反问:“何不食肉糜?”(为什么不吃皮蛋瘦肉粥?)  

我在年初曾写文章说,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利益关系严重失衡”(参拙文《改革开放30年:面临的问题与出路》)。失衡的原因固然多多,但重要的一条就在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一旦没有计划和公有制的限制,就一定会发展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市场经济——其腐朽性和反动性都远远超过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  

(三)市场经济属于历史范畴,最终会退出历史舞台。  

这个看法,我在7年前发表的《市场经济向何处去》(载《江汉论坛》2001年第3期),已经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证,这里不再展开。  

我注意到,无论现代经济学发展出怎样复杂的数学模型,主流经济学家给出的市场经济存在的理由,无非就两个:一是人类不能直接计算和传导供求信息,只能通过市场这种迂回的、间接的途径;二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离不开“利己”本性的激励与约束,“丛林法则”是获取财富唯一可行的游戏规则。  

其实,不论上面两个理由有多么的“铁”,它们都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马克思主义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认为,这就在理论上断了市场经济长生不老的念想。  

从实践上看,以信息技术、机器人以及生命科学为代表的当代生产力的发展是如此迅猛,以致于我们并不需要有多么敏锐的心灵就能够感觉到:伴随着当代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类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也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表明:  

——以电脑、因特网、电子商务等为基本内容的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向我们展示这样一个前景:人类社会无须通过市场价格的“猜测”,可以直接沟通生产与消费信息,并准确地把握供求数量,这在技术上的可能性将会愈来愈大。  

——面对科技的惊人发展,许多西方学者敏锐地提出了“工作的终结”、“无劳动社会”、人类将“追求更多的更高尚活动”的预测。闲暇时间的增加和劳动时间的缩短,为这些预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一旦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为了“获取物质报酬而劳动”也就失去了意义。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首先是生存领域,然后是发展领域、自我实现领域,按要素分配的原则也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经济学有句格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格言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法则:等价交换。然而,当信息技术、机器人以及生命科学的发展,使得产品“过剩”与闲暇时间“过剩”的矛盾愈益尖锐时,这句格言就成了一种过时的教条。就连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也认识到:“私人支出不足以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越来越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通向繁荣的障碍”,因此,“只要我们伸出手来,就有免费午餐,因为这时候大量的闲置资源就有用武之地了”。  

在当代,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创造力使得“过剩”愈来愈成为一种经常现象,而“付费的午餐”也会愈来愈不能容纳现有的生产能力,因而“付费”与“免费”之争必将成为未来社会有关“如何分配”的热门话题。据美国电脑专家库茨魏尔预测:“2025年之后,机器人将迅速代替人在工厂和农场中工作,而且它们将为所有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如果这一预测并非无稽之谈的话,“付费的午餐”逐渐让位于“免费的午餐”,也就不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  

最后补充一点:坦率地说,我在感情上并不喜欢市场经济,但我知道,市场经济退出历史舞台将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市场经济尚不具备退出历史舞台的物质条件时,人为地压制甚至消灭市场经济,并非历史的进步。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其未来的命运,恐怕只能以今天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为前提。  

( 2008-1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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