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史就是注水猪肉史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大概是好几年以前吧，“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的承诺，在学术界很是热闹了一段日子。这与樊刚触犯众怒的“市场经济不讲道德”的宣言，恰好形成了鲜明对比。其实，这看似对立的两极，本质上都是在为市场经济辩护：前者是为市场经济脸上贴金，后者是让市场经济脱光了裸奔。　　

可怜的是，不论是贴金还是裸奔，只要一涉足“市场”和“交易”一类的事件，吃够了“注水猪肉”、“豆腐渣工程”苦头的中国人，心里总不是那么塌实。这不，尽管《大宅门》、《大染坊》，《闯关东》之类的主流意识形态，极力想把“贴金”和“裸奔”合二为一，使市场竞争中的胜出者升华为人人景仰的道德加打拼的楷模，但除了这些大东家的大把银子让“待富者”们啧啧称羡以外，无商不奸的嘴脸不论怎么洗，恐怕也是洗不干净了啦。 　　

偶翻闲书，我忽然发现，早在中国近代和古代，诸如“注水肉”之类的假冒伪劣就已经存在了。看来，只要存在着“市场”和“交易”，就一定存在着坑蒙拐骗。在这里，我不妨为市场经济的“诚信”和“道德”补充一点历史材料：　　

（1）1894年3月，莫里循（近代著名英国旅行家和中国问题专家，曾被袁世凯聘为总统顾问）在游历重庆附近乡村时曾写道：“猪肉一般都注了水——用注射器从大静脉里把水注射进去，这样猪肉显得很重：这就是中国人通常所说的‘注水肉’”。　　

（2）据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五《委巷丛谈》载：“（杭人）喜作伪，以邀利目前，不顾身后，如酒搀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贯水，织作刷油粉，自宋时已然，载于《癸辛杂识》者可考也。”诸位看见了吧，远在800多年前，在南宋的首都杭州，就早已经有了诸如“注水肉”之类的奸商技巧了。而且，酒、鸡、鹅、羊鱼，甚至丝帛，也各有各的造假作伪谋利之道。　　

（3）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第十九章第二十节《为中国人的一种矛盾现象进一解》里写道：“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信实（即诚信——赵注）的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向他们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我想这种矛盾是可以解释的。” 　　

对于以上历史材料，我试着解读如下，同时也欢迎诸位网友赐教：　　

其一，“注水肉”一类的假冒伪劣并非始于今日，而是市场交易的孪生物。只要有商品经济或市场交易，就一定存在“注水肉”滋生的土壤。所以，市场经济史就是注水猪肉史。我强烈建议教育部，在编写新版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务必增加“注水猪肉史”的内容。　　

其二，从某种意义上看，韩德强说市场经济在中国古代“早已存在”，并非信口开河，而是颇有见地。只不过中国古代的“市场经济”是生长在封建社会之中的，大概是低级的市场经济（学术界把它称之为“商品经济”，以区别于现代市场经济）；而今日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生长在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现代大工业或后工业、信息时代、知识经济）之中的，大概算是高级的市场经济罢。　　

其三，孟德斯鸠曾经认为市场经济天然就是“讲诚信的经济”（他说交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的诚信），与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均不符，大谬不然。此外，这位大思想家的民族优越感显得很幼稚。其实，在市场经济下，想必外国人同样会有作伪的动机和行为（希望有兴趣的网友提供相关案例），不独中国人使然，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其四，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人一定是“经济人”——这叫“存在决定意识”。“经济人”天然具有作伪的冲动——这是市场经济竞争压力下“经济人”的本性使然，并非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作怪。如果说作伪的冲动在西方人那里不太嚣张，那也可能是法律（或许还有风俗习惯）对这种冲动约束力较强而已。如果说西方人天然就不会作伪，这也太无视“经济人”的存在了吧？既然都是“经济人”，那么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其行为选择都要遵循“自利”和“理性”的原则。按照“经济人”的逻辑：西方人的道德水准并不“天然”地比东方人高尚。　　

（2008年8月4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