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方法论探讨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编辑部）
题记：两个月前，我的好友在学术研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内容是有关“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这个发言引起了许多与会者的共鸣，说是好久都没有听到这样的发言了。联想到我在9年前写的《论当前改革中的利益失衡》（发表在《哲学研究》1998年第11期），以及6年前写的《质疑告别无产》（发表在《江汉论坛》2002年第6期），心里不禁感慨万千。于是，有关“阶级”的话题，又引发了我的进一步思考。
（一）
说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精英们总忘不了控诉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说那个时代 “你斗我，我斗你”，搞得人人自危，毫无安全感。
然而，在否认了阶级斗争的今天，阶级矛盾和冲突难道真的就比毛泽东时代减少了吗？人们的安全感真的就比毛泽东时代增加了吗？
如果比较一下这两个时代的群体性事件、暴力冲突、社会治安状况以及刑事案发率，看看今天防盗门的厚度和防盗栏的数量，答案应当是不言而喻的。
毛泽东时代的阶级矛盾，更多地表现为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而今天的阶级矛盾，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原生态的、生存层面的、赤裸裸的利害冲突。
今日中国两极分化的形势之严峻，以至于“收入差距”、“贫富悬殊”、“社会冲突”、“利益分化”等，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词。其实，但凡有良知的人都明白，“收入差距”、“贫富悬殊”、“社会冲突”、“利益分化”，不就是“阶级分化”嘛！
滑稽的是，精英们就是坚决不准用“阶级”这个词。这有点像冯小刚导演的《甲方乙方》，其中有句经典的台词，叫做“打死我也不说”。
我的一个学生和我讨论，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往事让人们记忆犹新，所以禁止“阶级”的称谓有助于缓和阶级矛盾。我总觉得这种说法有点幼稚：难道这就是“打死我也不说”的理由吗？
有人说，阶级这个名称在当下成了某个数字，哪怕提一下，都是不吉利的。问题在于，自从阶级这个不吉利的名称不准再提之后，不吉利的各种“分化”却仍在加速前进。这就像数数，精英们可以不准人们说“4”，但人们总得与四层楼、四年级、星期四、四元钱打交道吧？
实在回避不了，“阶级”摇身一变就成了“阶层”——这不禁让我想起了秦代赵高的“指鹿为马”。然而，鹿并不会因为被指认为马，就不再是鹿了；阶级也并不会因为改称为阶层，就从此人间蒸发掉了。
（二）
阶层并不等于阶级，也替代不了阶级。阶层是按收入和职业来划分的，阶级主要是按生产资料的归属来划分的。
比如你是一个小白领，在某家合资企业打工，年收入在好年景可达5万元，家有电脑、电冰箱、大彩电、或许还有若干股票和10万元存款。若按阶级划分，不论你的彩电和冰箱有多大，不论你的电脑已经升了多少级，不论你的股票和存折又增加了多少钱，只要你受雇于别人，那么你与你的老板之间，客观上就存在着一个本质区别：占有生产资料的是你的老板，而不是你。你是“无产者”，你的老板才是“有产者”（这个“产”，不是消费资料，而是生产资料）
可是阶级换成阶层之后，你和雇你的老板之间的本质区别，从此人间蒸发。你们之间的唯一区别仅仅是 “富裕程度”的不同，是“大富与小富”的不同，一句话，都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至于那些大大小小的部门经理，那就更不用说了）。如果你是一个下苦力的兰领，你也不要过于自卑，更不能见外，你和你的老板的唯一区别仅仅是“革命分工”的不同，都是哥儿们。
阶层分析的肤浅之处在于 ，它把一个未必和谐的社会描绘成一幅其乐融融的景象。用专业术语说，阶层分析的局限在于：（1）它无法真实地刻画“分化”的现状；（2）它无法深刻地揭示“分化”的根源。
而阶级分析的科学之处在于，它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社会不和谐的根源所在，使人们能真正洞见到社会危机的真实存在，从而为我们指明争取和谐的治本与治标的可靠路径。
于是我脑子里经常有个疑问：只准用阶层分析来把握中国社会分化的态势，是不是有误导我党决策的嫌疑？
鲁迅说：“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命。大抵如此，大抵”。以阶层分析的观点来来看，这个“大抵如此”多半是心态不正常的表现；但如果懂得阶级分析，我们就会理解，“曾经阔气”和“未曾阔气”的，为什么总想革“正在阔气”的命。
（三）
承认阶级的客观存在，并不等于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更不是要提倡“打打杀杀”。人类社会多数时候还是需要在安定的环境中，方能生存、发展、前进；只有当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并不可调和的时候，“打打杀杀”才注定成为博弈的均衡解。
遗憾的是，精英们在“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时候，从来都不知道自我反省，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说那些穷小子天生的“红眼病”，让平均主义的“仇富”心态把良心给搞坏了，因此，必须“告别革命”，否则“冤冤相报”没个完。
“冤冤相报”的理论似乎很有道理，也蒙住了好些心地善良的人。但是，谁没事整天价的想“革命”呢？“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大概更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心理。地球人都知道，革命的根源并不是从马克思的魔瓶中释放出来的，泥腿子造反也不是几个赤色分子挑唆的杰作——正如孔庆东所说：“革命或是改良，是不由理论家的意志来决定的，而是由阿Q来决定的”（《阿Q的革命》）。
其实，导致“冤冤相报”的原因，从矛盾的主要方面来看，都是由于剥削阶级的穷奢极欲造成的，比如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并不是吃多了撑的、穿暖了燥的、钱多了烧的，而无一不是被黄世仁、南霸天之流的精英给“逼上梁山”的。（有人说，杨白劳既然还不起黄世仁的高利贷，就活该让喜儿当二奶。这是什么强盗逻辑？放狗屁！）
什么是“逼上梁山”？用后现代的话语说就是：“你欺压我已经越过了‘底线’，老子跟你PK了！”
处在“底线”之下，不论你是杨白劳还是黄世仁，你不想“以阶级斗争为纲”，恐怕都晚了（先是杨白劳喝了卤水，后是黄世仁被人民政府镇压）。所以毛泽东说：“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信然！
什么是“底线”？自然界的“底线”是生态平衡，动物界的“底线”是食物链的平衡，虽然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与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差不多，但人类社会的“底线”总要高于动物世界吧？封建社会的地主尚且知道要搞“让步政策”，资本主义政府也知道必须支付必要的社保和福利，富人才能睡得着觉，难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底线”还比资本主义低？
所以，“和谐社会”的提出、“以人为本”的提倡，就是要向世界宣布，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真的要无愧于“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就必须把阶级之间的矛盾控制在人民能够承受的这个起码的底线之上，而不是无视阶级矛盾的存在，更不是为激化阶级矛盾火上浇油。
这就意味着，一个弱肉强食、以钱为本的社会是不可持续的，也不应当让它持续下去。
（四）
人们经常说什么“底线不可逾越”，可是有人却悲哀地发现，“中国的底线就是用来被击穿的”，他痛心疾首地质问（何必：《中国的底线就是用来被击穿的》）：
“卖国求荣算不算底线？逼良为娼算不算底线？劫贫济富算不算底线？卖官鬻爵算不算底线？无法无天算不算底线？无法可依算不算底线？有法不依算不算底线？执法不严算不算底线？违法不究算不算底线？口是心非算不算底线？背信弃义算不算底线？利令智昏算不算底线？寡廉鲜耻算不算底线？损公肥私算不算底线？中饱私囊算不算底线？以强凌弱算不算底线？贪赃枉法算不算底线？妻妾成群算不算底线？男盗女娼算不算底线？……”
他的质问虽然很悲观，但我却不得不承认：很不幸，这些底线在今日中国都已经被击穿了。
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们正在面临着一场全民腐败，一场民族性的整体堕落，一场无处不在的底线沦丧”。
（五）
精英们拒绝“阶级分析”，甚至连“阶级”这个客观事实都不予承认，这是否说明，他们压根就不知道，或许他们本来就不屑于知道：这个社会的“底线”究竟在哪里？
他们凭什么这么嚣张？难道否认了阶级的存在，精英们就可以高歌“天下无贼”，从此“高枕无忧”了么？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击破任何“底线”了么？好一副“我是精英我怕谁”的德性。什么叫掩耳盗铃，什么叫自欺欺人，这就是了。
然而仔细想想，我未免过高地估计了精英们的胆量和智商。
说高估了他们的胆量，是因为我看到，一旦涉及两极分化、阶级矛盾之类的话题时，精英们总是要拿“破坏和谐”的罪名封别人的嘴。至于精英们从教科书中删除《包身工》的猥琐心理，以及在黑砖窑事件前后的张皇失态，更是人尽皆知的旧闻了。
看来，精英们并非不知道，或并非不屑于知道阶级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只是“不敢”承认这个客观事实罢了——其实他们心里明白着呢。这真应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说高估了他们的智商，是因为历史经验早就千百次地证明，要想减少甚至避免“打打杀杀”的均衡解，以为禁用“阶级”这个名称就可以摆平一切，恐怕只是一相情愿。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承认阶级的存在与否，而是在于如何缓解客观存在的阶级矛盾。
可叹的是，如果面对“阶级”这个地球人都知道的客观事实，人们只能选择性“失明”、“失聪”、“失语”，那么“底线”就真的是“用来被击穿的”了。
复可叹的是，对于精英而言，你们什么底线都可以击穿，就是有一条底线不能击穿：自己活也得让别人活。如果精英可以肆无忌惮地击穿任何底线，那么，民众就没有理由接受任何底线的约束。
更可叹的是，“前车之鉴”这么简单的教训，自以为是的精英们怎么从来就没有认真吸取过？冥顽不化到了这般地步，夫复何言！这真应了毛泽东的另一句名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六）
当然，说今天的阶级分化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必须用阶级斗争方能解决问题，我但愿这种说法“言过其实”，是“危言耸听”。因为，毕竟文明的进步为人类缓解阶级矛盾，提供着越来越多的资源、手段和选择，并非只有“你死我活”一条道。
但是，如果任由阶级分化下去，执意将阶级分化进行到底，甚至不惜击穿民众的生存“底线”，那么，我们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一天，恐怕也就真的不远了。
谓予不信？那我们就走着瞧吧。
（2007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