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学问，低智商

——“现代企业权威理论”批判

赵 磊

（《经济学家》编辑部，四川，成都）

企业权威理论，是现代企业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它要回答的问题主要有两个：（1）“资本雇佣劳动”的理由是什么；（2）“拥有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依据是什么。现代企业权威理论是当代主流经济学引以自豪的内容之一，不幸的是它已经堕落到以做伪问题为荣的地步。我们不妨看看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个观点。

一、 风险理论

弗兰克•奈特（1921）认为，由于风险倾向不同，决定了胆大的人当老板，而胆小的人被雇佣（见其经典文章《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这个用“苦胆的大小和肥瘦”来证明资本雇佣劳动的观点，引来了一场没有结果的滑稽的争论：

有人假装天真地提问，为什么总是老板胆大而工人胆小呢？

有人煞有介事地证明，现实中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往往比腰缠万贯的富人更胆大；

还有人极为兴奋地终于发现，人力资本并不比非人力资本承担的风险小；

类似的研究俯拾即是，不一而足。

在我看来，奈特的风险理论的确是漏洞百出，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以如此饱满的学术热情，投入到如此滑稽的有关“苦胆大小”的讨论中去，真是可笑之极。

二、资产专用性

威廉姆森（1975，1979，1980）认为，“资产专用性”程度是决定企业权威安排的关键，实物资本比人力资本具有更高的专用性，且实物资本容易遭受人力资本“虐待”，故实物资本所有者应当拥有剩余控制权，才能满足投资最优。这由此引发了一场糊里糊涂的混战：

有人愤愤然道，企业的权威并不是依照人们的“同情心”来赐予实物资本的投资者，而是投资者实力博弈的结果；

有人苦口婆心地证明，专用性越高的投资者在博弈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这些质疑当然有理有据，我完全同意。但是在我看来，用“专用性”来证明企业权威的归属原本就很荒谬，而学界居然能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这样荒谬的问题，则更是荒谬绝伦了。

三、GHM理论

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以及哈特和莫尔（1990）认为，剩余控制权天然地归实物资本所有者拥有，是因为“对物质资产的控制能够导致对人力资本的控制；雇员将倾向于按照他的老板的利益行动”（哈特和莫尔，1990）。

这就是著名的GHM理论，即所谓“资本强权观”。显然，GHM理论更接近事实。然而问题是，比起古典经济学的“既成事实”理论，GHM理论既无创新，又无发展。比起马克思的所有制决定决定剩余控制权的分析，GHM理论更是相形见绌，简直就是一种退步。

四、随机状态

阿根亚和博尔腾（1992）认为，权威的不同安排能带来不同的收益，根据总收益的不同组合，剩余控制权的归属应当是“随机状态”。

“随机状态”不偏不倚，不左不右，好象十分中庸。然而经过一番严肃认真的研究以后，学院派的教授专家们终于恍然大悟，这种所谓的“随机状态”仅有理论上的意义，在现实中的可行性几近为零，而且剩余控制权的相机转让成本一定非常高昂。

老实说，我对这种空想出来的所谓“随机状态”并无多大兴趣，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既然“随机状态”不具实证意义，经济学界又有何必要去如此折腾这类假冒伪劣问题？

五、激励相容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认为，企业是一种团队生产方式，最终产出是共同努力的结果，每个成员的个人贡献不可能精确分解和计量，于是产生了搭便车之类的机会主义问题。为此，团队中必须有专门从事监督的成员。为了提高监督者的积极性，监督者应当拥有剩余索取权；为了提高监督效率，监督者还应当拥有改约和指挥其他成员的权力（剩余控制权）。

其实，资本家或企业家之所以具有监督工人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乃是因为他事实上拥有剩余索取权（而这个事实，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必然结果）。换言之，资本家因为拥有剩余索取权（原因），所以才会有监督的积极性（结果）。而不是相反：为了提高监督者的积极性（原因），所以资本家才应当拥有剩余索取权（结果）。拥有权力是原因，积极监督是结果，而不是相反。

可怜的是，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把这个因果关系搞颠倒了，认为积极监督是原因，拥有权力是结果。为什么他们会犯这种“倒因为果”的低级错误呢？仔细考量所谓的现代企业理论，你会发现，“为了怎样”、“应当如何”诸如此类的推断比比皆是，于是，所谓的现代企业理论完全变成了神甫式的热情洋溢的道德说教和价值判断。

俗话说，“人在陷入爱情的时候，智商最低”。当企业存在的根源和权力分配的依据已经不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完全成了某种“高尚”、“正义”和“崇高”目标的产物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能指望这种充满感性的理论不犯低级错误呢？

六、现代血统论

张维迎认为，“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能够保证只有合格的人才会被选做企业（/经营者）的机制；相反，如果劳动雇佣资本，则企业家（/经营者）市场上将会被东郭先生所充斥（即是说，太多的无能之辈将从事经营活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不知为什么，这个观点在中国经济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对此，北京大学的余斌教授在《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问题——与张维迎先生商榷 》中已经证明：“这是一个严重违背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答案”。

在我看来，张维迎在一系列数学分析的外衣下，所要达到的目的无非是要为企业家（资本家）的身份提供“血统纯正”的证明，即所谓的“从社会观点来看，资本雇佣劳动是合意的”。这种散发着腐朽味道的现代“血统论”，实在是不值一驳。为什么不值一驳？因为我想起了两千年以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诘难，难道说今天的“企业家”也要“有种乎”吗？幸好陈胜吴广都是文盲，没有受过“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的系统教育，要不然，秦始皇那一家子人恐怕真要把中国的皇帝做到底了。

不要以为，这个没能蒙住陈胜吴广的谎言只要穿上了现代经济学的马甲，就可以在21世纪装神弄鬼了。所以，每当张维迎教授煞有介事地向公众展示企业家的血统鉴定书时，我就会有“不知今日何世，不知今昔何年”的感觉，同时也不免替张维迎暗自担心：如果张维迎精心编造的这个现代血统论真的激励出一两个现代陈胜吴广来，不知张教授对自己的高论还有没有现在这样的自信心？

七、 结 语

从上可见，现代企业权威理论不仅幼稚，而且其自我标榜的科学性也实在值得怀疑，其被有些人津津乐道的所谓学术性，就是让人“找不着北”。

现代企业权威理论大言不惭地攻击古典经济学（甚至包括了新古典经济学），说古典经济学把“资本雇佣劳动”看作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既成事实”。古典经济学的确把“资本雇佣劳动”作为“既成事实”来分析，而且这本来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马克思早就指出：“正是非劳动者对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使劳动者变成雇佣工人，使非劳动者变成资本家。”）然而，现代企业权威理论指责古典经济学把“资本雇佣劳动”当作“不需要讨论”的问题，则纯粹是胡说，比如古典经济学的扬弃者马克思就对这个既成事实做过深刻的讨论，其结论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决定了资本必然雇佣劳动”。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企业权威的归属和分配决不是一个“应当怎样”的问题，而是一个取决于“实力较量”的问题，这个实力的强弱决定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

现代企业权威理论提出的各种假说，其实带有十分明显的“阶级辩护性”，即殚精竭虑地为资本的利益辩护。现代企业权威理论最令人瞩目的特征，就是从“应然”而不是从“实然”出发，来推导企业权威的归属。尽管各种假说不尽一致，但几乎都是“应当怎样”之类的价值判断。

现代企业权威理论极力回避和抹杀经济学的阶级性，貌似公正，其实很虚伪。对某一事实做价值判断并没有什么不可，经济学具有十分明显的阶级性，这本来也无可厚非，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现代企业权威理论却非要人们相信，只有他们的辩护词才是不偏不倚的真理，这就未免太过分了。

说“太过分了”，一点也不冤枉他们，因为这些辩护词无非是要让羊相信，狼吃掉羊不是因为狼比羊有力量，而是为了更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狼和羊的和谐关系。当然，如此辩护，除了脑子进了水的主以外，恐怕连狼自己都不会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