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的“老虎屁股”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编辑部）

我之所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圈内的说法是“现代经济学”）一直心存不敬，固然与我深受马克思的“毒害”有关。但是不客气地说，这恐怕不能全怪马克思，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自己也确实不争气，每当把马克思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头们做一比较，我就总是发现二者的境界的确不在一个层面上。比如，与马克思把人性看作历史范畴不同，西方主流经济学把人看作是非历史的和抽象了具体社会关系的人，眼睛里永远只有孤岛上的鲁滨逊先生——如此鼠目寸光的经济学实在是迂腐的紧，叫我如何尊敬得起来？于是，每当我看到无数饱学之士对西方主流经济学那副无比虔诚的模样，我就忍不住想笑。

更让我觉得可笑的是，从孤独而又理性的鲁滨逊先生出发，自视甚高的主流经济学因其“经济人”假设和数学工具的运用，自以为引领和代表了真正的“科学”，甚至已经发展到不能允许别的流派自称是某某经济学的老大心态（除了主流经济学有资格称为经济学之外）。俗话说“老虎屁股摸不得”，比如，主流经济学在华人圈内的领军人物田国强教授，对“近些年来，不时看到有人从研究方法到结论对现代经济学大肆进行批判”，就非常生气，于是便有了田教授在代表着中国经济学最高水平的《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的洋洋26000字的长文。

田教授说：“不同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可以发展出不同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但决不是不同的‘经济学’”。（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经济研究》2005-2）我很敬佩田教授“海纳百川”的宽阔的胸襟，但我很怀疑田教授所谓“不同的经济理论”是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按田教授对“现代经济学”的界说，恐怕只有西方主流经济学才是“经济学”。如果我没有曲解田教授的话，那么不允许有“不同的经济学”的声明，显然有着“清理门户”、“剪除异己”的政策含义。

我曾经纳闷：主流经济学为什么对自己的主流地位如此不可一世、气定神闲？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后，我才恍然大悟。正如恩格斯说：“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指18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引者注）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历史地规定的经济活动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申出来的。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向资产者转变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地规定的关系中从事工业和贸易。”（《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48-149页）在批判杜林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时，恩格斯说：“在他看来，这里所涉及的不是历史的发展规律，而是自然规律，是永恒真理。”（同上，149页）比较一下田教授的上述高论，尽管田教授的看法代表了主流经济学有关经济学性质的“最高”认识水平，但令我感慨不已的是：当今主流经济学的认识水平与100多年以前的杜林先生竟是何其相似乃尔！

在田教授这样的主流经济学者看来，经济学之“科学性”应当像自然科学一样纯正，如果说在自然科学中不存在什么“不同”的物理学的话（因为我们人类所处的物理环境总是相对稳定的），那么说存在着“不同的经济学”启不荒唐。换言之，在田教授看来，羊就是羊，没有什么“山羊”和“绵羊”的区别。

山羊和绵羊当然都是羊，然而，牧人或许可以不去关心山羊与绵羊的区别，但把握这种区别却正是学者（比如田教授）的分内之事。明摆着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难道是“相同”的经济学吗？即便是自然科学比如物理学，也仍有“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和“爱因斯坦的现代物理学”之分（虽然都是物理学），其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大相径庭。虽然都是物理学，其区别所在，恐怕是任何一个物理学界中人都绝不会断言二者是“同一的物理学”的。

就算自然科学的“同一性”的确是一个很强的客观存在，也不能由此证明经济学已经达到了“天下大同”的境界。为什么？因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有着极大的不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对客观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人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这种不同决定了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具有“主观能动性”和“非稳定性”的特征，由此也就决定了社会科学的范式、理论框架、方法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历史时空、制度安排、利益趋向的制约。

其实，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上述不同早已是常识，可是主流经济学为什么总是不尊重这个常识呢？其原因恐怕在于，主流经济学虽然对自己的主流地位感觉不错，但对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却总是缺乏自信，以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才是科学。这也正是主流经济学殚精竭虑地要将经济学形式化的原因所在。不幸的是，自从经济学越来越形式化以来，这种所谓的科学也就成了“黑板经济学”，甚至被人讥讽为“狗屎经济学”（想想坊间盛传的两个经济学博士吃狗屎的故事吧）。

对于历史上产生过的各种经济学说，田教授把它们定义为各种“经济理论”也并非不可，但有人（比如我等）说它们就是不同的经济学，我看田教授也没有必要大动肝火。在我看来，田教授非要把各种不同的“经济理论”摁在“现代经济学”这口大锅里煮，未免有些霸道。古典经济学与现代和当代经济学当然有不能切断的师承关系，但它们毕竟在范式、框架、方法上有所不同，有些甚至是水火不容——比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于经济学者来说，关注不同比关注相同更为重要，正是为了把握这些不同，或者说正是必须正视这些不同，于是才有了各种不同的经济学的称谓极其存在的理由。

恩格斯说得好：“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44页）

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而是社会科学，极而言之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我敢打赌，只要机器人不能取代人类而成为地球的主人（成为人类的仆役是可能的），那么你就别指望人的行为必然是“1+1=2”；那么期望把经济学“形式化”为自然科学的一切努力，其良苦用心或许值得尊重，但我注定它是徒劳的。说句让主流经济学的教头们不高兴的话：一旦我认同了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之后，从此就再也不会相信西方主流经济学代表着“永恒科学性”之类的神话，当然也就有了摸一摸现代经济学“老虎屁股”的勇气和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