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岳德常
只有把具有了先进价值体系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行动起来，新的价值体系才能够成为一种改造现实的力量，才能打破由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控制而形成的自组织过程，改造旧社会。组织起来，行动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各种庸人的根本区别。组织起来，就有了一切，不组织起来，就一无所有。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
在马克思看来：“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虽然马克思在他的有生之年没有看到旧秩序被推翻，但他所划定的历史发展逻辑却是不可超越的。如果具有了先进价值体系的人们不能组织起来以自觉地实现这个逻辑过程，那么原来的价值体系就会控制社会运行过程，把人类社会推向毁灭，这个过程就会以盲目的自然必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要想扭转这个过程，就必须正确运用国家权力，以及先进价值体系的影响力，把硬实力和软实力结合起来，打破社会运行过程中的原有的路径依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美国人也是这么做的，比如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就有文章说：“美国的冷战策略高明地把软硬实力结合起来。美军阻止了前苏联的侵略。同时美国观念从铁幕后削弱了共产主义。柏林墙最终倒塌了，它不是由火炮摧毁的，而是由那些不再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挥舞的铁锤和驾驶的推土机摧毁的。”[2]所以我们必须借鉴人家的成功做法，制定针锋相对的策略，反其意而用之，倡导新的价值体系，把人民群众从低级趣味、无知愚蠢中走出，进入人生的新境界。在用新的价值体系来引导教育的同时，还要运用国家权力，依法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危害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犯罪活动。
在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之所以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在于新的价值体系的成长需要有一个保姆、监护人。在精神文化领域，也和自然界一样，越是高级的物种，就越是有较长的幼儿期，此即所谓大器晚成。旧的价值体系不需要照顾就可以自发地成长起来，新的价值体系就需要执政党精心看护培育。如果听任两种价值体系自发地竞争，新的价值体系肯定不是对手。在价值体系的冲突中，也如战争时代的争夺阵地一样，共产党人必须牢牢坚守阵地，后退只能是死路一条。今年重庆打黑，比较深入地揭开一些内情和细节，让人们更加具体地了解到当前各种问题和矛盾的复杂性、严重性。官商勾结，警匪一家，已经到了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地步。为了攫取非法利益，不惜使用各种残忍的手段，对“被侵害人”的掠夺甚至残害，无所不用其极，丝毫不把法律放在眼里。实践证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黑恶势力就是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最极端的表现，它不讲什么“费尔泼赖”，更不知道什么中庸之道，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得寸进尺，一直要逼到共产党人忍无可忍的程度，来一次严厉的打击。我们如果要想避免这种激烈的冲突，那就要在黑恶势力刚刚露头的时候就及时治理，而不是等到矛盾冲突发展到不得不对之采取专政手段的程度。
因而执政党不能回避价值冲突，回避的结果就是养痈遗患，导致更大的冲突，使冲突的结果进入难于控制的阶段。所以执政党要积极地面对冲突，要掌握价值冲突的主导权，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把冲突控制在小范围内，控制在容易掌控的阶段。所谓正确处理价值冲突，也就是通过价值冲突以取得积极的成果，促进个人价值体系的进步，达到开悟闻道，从而推进社会价值体系的进步。在先锋队与人民群众之间保持适度的差距，差距过大会使冲突难于掌控，差距过小又会使先锋队失去引导力，只有保持适度的差距，不提过高的要求，循序渐进，才能使每一次冲突都取得积极的成果，都使人民群众受到教育。这样才能积小胜为大胜，从而推动社会整体价值体系取得大进步。
价值体系的进步是全人类的事业，与之相应的，价值体系的退化也需要大家一块退化。西方人急于把他们的价值体系强加给我们，可我们不可能退回去接受丛林法则，这就逼着我们不能继续韬光养晦，而是必须亮出旗帜，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要把它修之于国，而且要修之于世界，用它来影响和改造世界。我们相信这代表着人类的根本利益，所以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社会主义制度应当鼓励和促进这种新的精神文明的产生发展。执政党必须审时度势，积极引导。为人的健康成长创造物质文化条件，在工作中心上来一个转换，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到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面对当前腐败现象和违法犯罪现象大幅度增长、已经绝迹的社会丑恶现象的重新猖獗，我们应当反思一下原因；这就是因为我们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引导教育，没有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工作。只要我们能够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及时地鼓励人性中向善的倾向、抑制其作恶的倾向，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为促进这种转变，我们必须掌握话语权，提高人性的坐标，同时还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把矛盾控制在人民内部矛盾的发展范围内，在矛盾刚露头时就及时治理，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而不是等到矛盾发展得很尖锐、成为敌我矛盾之后再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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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5页.
[2]《参考消息》2009年7月5日第3版文章：《美国成为“高明大国”途径：巧实力》.
奈撰文强调美应利用巧实力重建应对全球挑战所需的框架
奈撰文强调美应利用巧实力重建应对全球挑战所需的框架
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优势并不等同于帝国和霸权。美国能够影响，但不能控制世界其他地方。当今的世界政策就像一盘三维的国际象棋比赛。在顶层，在各国的军事实力上是美国独大的单极；在有关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中层，世界是多极的，在有关跨国关系的底层，实力的分布是无序的，并且扩散到非政府组织。因此美国可以通过向软实力投入更多资本来补充军事和经济力量，以重建它应对一些全球严峻挑战所需的框架。这就是真正的巧实力。
【本刊讯】美国《外交》双月刊7—8月号刊登《领导的实力》一书作者、哈佛大学杰出贡献教授约瑟夫S奈的一篇文章，题为《变高明》，全文如下：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批准任命的听证会上说：“美国无法单独解决一些最紧迫的问题，而世界要想解决这些问题也离不开美国……我们必须利用所谓的‘巧实力’，即我们可以利用的所有手段。”自那以后，报纸的社论版面和博客中充满了“巧实力”的引述。然而，“巧实力”是什么意思呢？
“巧实力”是我在2003年提出的一个名词，以反驳只要有软实力就能产生有效的外交政策这一错误看法。实力是一个人影响他人的行为以获得自己所需的能力。有3个基本的实现手段：强制、酬劳和吸引力。硬实力是使用强制和酬劳的手段。软实力是通过吸引力获得期望结果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替它国制订议程，或者塑造它国的喜好，那么这个国家就能省去许多的胡萝卜和大棒。可是，就算这样也很少能做到完全包办。因此，需要把硬实力手段和软实力手段结合起来的高明策略。
在一本就其他方面而言值得称道的新书《实力规则：常识如何能挽救美国的外交政策》中，莱斯利盖尔布认为，“软实力如今看起来几乎意味着一切”，因为经济和军事资源都能对它国产生影响。（盖尔布最近在本刊上发表的文章《必需、选择和常识》［2009年5—6月号］节选自该书。）可是盖尔布把一个国家寻求实现所期待结果的行动与用来产生这些结果的资源搞混了。军事和经济资源有时既可以用作吸引力手段，又可以用作强制手段———例证是，美军在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后在印尼开展救援行动，这积极地影响了印尼对美的态度。这意味着，许多不同种类的资源可以有助于软实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软实力”这一术语可以表示任意一种行为。
盖尔布在他的书中给实力所下的定义是“让人们或一群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这一定义过于狭窄。他忽视了有大量文献论述了可以利用实力的其他方面来说服他人做实际上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事情。正如美国前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所说的，领导能力是指让人做事，“不仅因为你让他们这样做，你在强制推行你的命令，而且还因为他们本能地想要为你做事。”有时这是可以做到的，有时不能，不过这无疑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便软实力很少能独自担当重任，它还是能有助于创造一种有利或不利的政策背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主要因素包括文化（如果令人愉悦）、价值观（如果有吸引力和始终如一地遵循）和政策（如果人们认为它是包容和合理的）。在过去10年，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欧洲、拉美，尤其是在伊斯兰世界，美国的声望严重下滑。调查对象一般引用美国政策，而非美国文化和价值观来解释这种下滑趋势。由于一个国家改变政策比改变文化更容易，因此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应当把重点放在选择有助于恢复某些美国软实力的政策上。
诚然，软实力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朝鲜独裁者金正日喜欢看好莱坞电影这一事实不大可能影响朝鲜的核武器计划。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软实力也无力让塔利班政府远离基地组织；美国在2001年利用强大的军事实力结束了那一联盟。不过，对于较为宽泛的目标，比如促进民主、保护人权和发展文明社会，枪炮并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和我在2007年共同主持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两党委员会，帮助推广“巧实力”这一概念。该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五角大楼是最为训练有素和资源最为丰富的政府部门。然而，硬实力能单独实现的目标是有限的。因此，人们求助于五角大楼因为它能把事情搞定，但这会导致一种过于好斗的外交政策。盖尔布在《实力规则》一书中批评我们“把两种观点机械地结合起来，而非真正地融合起来，”可是我们从未提出一个“巧实力”的机械公式。想出如何把硬实力和软实力二者的资源结合成“巧实力”需要我在《领导的实力》一书中提到的“背景才智”。在外交政策上，背景才智是一种天生的判断能力，能帮助决策者把手段与目标结合起来，制订高明的策略。在近代的美国总统中，罗纳德里根和老布什具备出众的背景才智；小布什不具备。
专家学者们经常错误地估计美国的实力。就在20年前，惯常的看法还是美国因所谓傲慢的过分扩张而受损，正在衰落。那时的国际关系理论受到一种唯物主义偏见的不利影响。这种偏见对实力的概念断章取义，忽视可以通过吸引力影响行为的一切因素。这就是我在1990年想用软实力这一观点更正的看法。
10年后，随着冷战对抗的结束，新的惯常看法是世界以单极和美国霸权为特征。一些新保守派学者得出结论说，美国如此强大，以至于它可以决定什么是正确的，而其他国家别无选择，只能跟随。这种新的单边主义甚至在令人震惊的“911”事件造就了防御性战争和强制民主化的布什学说之前就严重影响了小布什政府。
背景才智必须从既了解美国实力的优势也了解其局限性开始。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优势并不等同于帝国和霸权。美国能够影响，但不能控制世界其他地方。当今的世界政策就像一盘三维的国际象棋比赛。在顶层，各国的军事实力是单极的；在有关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中层，世界是多极的，而且在10多年前就是如此。在有关跨国关系（涉及诸如气候变化、毒品、流行性疾病和恐怖主义之类的事务）的底层，实力的分布是无序的，并且扩散到非政府组织。
在应对这些新威胁的手段中，军事实力只占一小部分。这些新威胁使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之间必须开展合作。即便在顶层（在那一层面，美国的防御开支几乎占世界防御开支总额的一半），美军可能在海、空和外太空这些全球公共领地上是最强大的，但是它在控制占领区内信仰民族主义的民众上却很是无能为力。
背景才智对制订结合软硬实力的综合战略是必需的。许多官方的软实力手段———公众外交、广播、交流项目、发展援助、救灾和军事接触———遍布美国政府各部门。就连试图把它们与硬实力整合成一个综合国家安全战略的宽泛政策都不存在。美国的军费开支大约是广播和交流项目开支的500倍。这一比例合理吗？此外，美国政府应当如何与文明社会中的软实力发生器相互作用———包括从好莱坞到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一切途径？
信息时代的胜利
尽管有无数过错，但是美国的冷战策略高明地把软硬实力结合起来。美军阻止了苏联的侵略，同时美国观念从铁幕后削弱了共产主义。当柏林墙最终倒塌，它不是由齐射的火炮摧毁的，而是由那些不再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挥舞的铁锤和驾驶的推土机摧毁的。
在当今的信息时代，成功不仅指谁在军事上取得胜利，还指谁在言辞上取得胜利。当前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斗争与其说是文化的冲突，不如说是伊斯兰教内部的意识形态斗争。除非穆斯林主流获胜，否则美国无法取得胜利。以软实力战胜乌萨马本拉丹之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要应对这种情况，需要硬实力。然而，在伊斯兰世界存在千差万别的观点。许多穆斯林不赞同美国价值观和美国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赞同本拉丹。如果极端分子征募的人员数量超过被消灭和被阻拦的极端分子人数，那么美国及其盟国就无法击败伊斯兰恐怖主义。需要软实力来减少极端分子的人数和在情感上赢得穆斯林主流的支持。
美国可以通过再次投资于全球公益———向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提供他们需要但无法靠自身获取的东西———来成为一个高明的大国。实现经济发展、保护公众健康、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持一种公开和稳定的国际经济体系都需要美国的领导。通过向软实力投入更多资本来补充军事和经济力量，美国可以重建它应对一些全球严峻挑战所需的框架。这就是真正的巧实力。（王海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