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笛卡尔为开端的近代西方哲学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有益的成果，那就是一种方法论原则：要寻找一个清楚明白、无可置疑的第一原理，然后再根据理性，一点一点地重新建立起可靠的理论体系来。这也就是说，首先要找出一些最简单而又确切的知识，然后运用理性的力量来确立认识对象的次序，并按照这一次序进行推理，逐步上升到对复杂对象的认识，从而使心灵获得确实可靠的知识。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来说，有没有这样的第一原理呢？当然也应当有。要推翻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哲学范式，建设一个新范式，也应当有一个新的第一原理。哲学范式进化的内在动力，来自于人们对这个第一原理的认识的深化。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经过一系列发展环节到发展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再经过费尔巴哈这个环节，发展到马克思这个环节，他发现了“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1]，以及围绕着人的生活过程所形成的整个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这个庞大的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历史形成过程；“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2]，以及人的本质特点，“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3]如果把这些简化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所说的：“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4]

我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原理，首先，它是清楚明白、无可置疑的；“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5]其次，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就建立在这个基石之上。诸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等都是由此而产生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还要进一步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一个使每一个人都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形式。

现在我们不再笼统地谈论人的本性，而是进一步认识到价值体系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把“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中的“人类本性”替换为“人类价值体系”，便可得出一个新的命题：“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价值体系的不断改变而已。”进一步从这个第一原理中得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价值，那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证自明的，只是由于生活的艰难压抑了、遮蔽了这个核心价值，使人们无暇考虑这个目标，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财富的私人占有上。如果把财富的私人占有作为核心价值，人们所建立起来的就只能是私有制社会，它的最完备的阶段便是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要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核心价值，人类就必须建立起另一种制度，那就是共产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新制度从旧制度中脱出来的不成熟的形式。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为了使社会主义制度尽快的成长起来，自觉地对人类价值体系进行引导建设，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目标，这难道不是很正常很应当的吗？只有在新的核心价值普及开来的过程中，新制度才可能逐步成长完善起来。

站在这个新的第一原理之上，回望笛卡尔的“第一原理”，可以它们作一个比较。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它们所说的都是人；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是众所公认的。两者的区别在于对人的认识的深度有不同，“我思故我在”中的“我”是一个抽象存在，甚至是只有一个思考着的头脑。支撑着这个头脑的身躯，这个身躯的成长过程，支持这个身躯的经济供养系统、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环境，社会价值体系问题，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等等，都被抽象掉了，或者说是都没有被注意到，被遮蔽在无意识的黑暗之中。因而在这样一个高度抽象的“第一原理”的基础上所演绎出来的哲学体系也是贫乏的。“笛卡尔的原则就只能很好地适用于解释机械性，而不适宜于解释别的东西。他对于别的界域的看法（譬如，对于植物性和动物性的解释），就很不充分，因此也就没有趣味。”[6]与这种贫乏不同，整个历史就是人类价值体系的不断进步过程，对人的认识就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从这个第一原理出发，便可推理出人与其社会环境的整个体系。“那最晚出的、最年轻的、最新近的哲学就是最发展、最丰富、最深刻的哲学。在这里面，凡是初看起来好像是已经过去了的东西，被保存着，被包括着，——它必须是整个历史的一面镜子。”[7]

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性的不断进化过程而已，这个进化过程也就是人的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包括个体与社会的价值体系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的进化过程。当然也应当看到，这个进化过程也会遇到曲折，也会有个别人以至于整个民族在某个时间内趋向于退化堕落、自我毁灭，但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却是一个趋向于无限进化的过程，其发展的最终目标或者说核心价值便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的实现之所以是历史必然性，就在于它不过是这个进化过程的结果而已，不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组织方式而已。于是我们便可认为，这个第一原理便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大厦的基石，也即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我们思考问题的不言而喻的前提。人们要想掌握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从这个新的第一原理出发，才能从整体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充分地解释现实，并进而找到解答现实难题的钥匙。

各种哲学都有一个第一原理，哲学的发展过程，便是第一原理不断发展的过程，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从那些混沌的表象中蒸发出抽象的规定，“最初期的哲学是最贫乏最抽象的哲学。在这些哲学里面，理念得着最少的规定。”[8]从简单的抽象逐步发展，认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科学、宗教、经济等各个领域，直至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根基，发展出一种可以概括社会生活、保证社会和谐运转的第一原理，哲学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哲学回归常识的过程，泰勒斯在关注天上的星宿时，没注意脚下的土坑，所以就摔了一跤，受到了一位女士的嘲笑。现代人只注意到了发财致富，而没有注意到社会稳定和谐与人生价值的实现，所以便导致了经济危机，也是摔了很多跟头的。人类精神的进化过程必须经过一个理性与常识相背离的过程，也必须摔很多跟头，经历很多饥荒战乱、流血牺牲，才能找到那不摔跤的智慧，把理性与常识有机地结合起来。

以前的各种哲学没有看到价值体系的存在，可价值体系也仍然存在着，它隐藏在无意识的黑暗之中，在这种无意识状态之中控制着人们的行为。历史只向人们提出他们能够解决的任务。只有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价值体系问题才能被提出来，这是因为人类需要完成一个价值体系的转换，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且也只有在实际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也才能深入认识社会，深化对以往的哲学体系的第一原理的认识，透过思维与存在关系，深入到潜意识之中，找到新的第一原理。新发现的第一原理的主要特征就是简单性，以其为基础，便可建立一个博大的理论体系，为社会生活提供客观充分的解释，消除了旧的理论体系中存在的严重混乱和困惑，并进而指明实践的方向，推动人们行动起来。

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新发现的第一原理有这种简单性、科学性，它仍然难于被人们接受。这是因为，那些被旧的原理控制着的人们很难摆脱旧价值体系的控制，甚至于终其一生都只能生活在这个原理的支配之下；与之相应的，要在现实中建立起与新的价值体系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制度，则更加困难。因而，尽管资本主义的这个体系非常荒谬，这种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内在矛盾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但要想实际地掀翻资本主义，却非常困难。这是因为，必须把新的价值体系灌输到社会生活过程中去，取代旧的价值体系，这是社会运行过程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旧的价值体系与人们的生产生活过程结合在一起，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不到万不得已，人们就不愿意改变现有的生活轨道。此即所谓“理有固然，而势不必至。”

正由于上述原因，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存在着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取代旧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这是一个社会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在此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个“范式革命”，即对第一原理的否定、扬弃。如果不能把思考深入到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基座上，认识到其中的谬误，人们便无法摆脱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控制，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寻找证据来为这个基座进行辩护。看起来是以推理为依据的论述，其实不过是合理化了的成见或偏见。这些成见或偏见从哪里来，那是旧的经济文化环境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的头脑里的。看起来是胡说八道的一些东西，其背后所隐藏的那个核心价值却是稳定的、决定性的。就算是有了马克思主义，他们也会把它接过来，加以断章取义的肢解，使它与自己“心爱”的结论相一致。

由此我们便可深入认识到这样一个认识论的原理，对于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来说，人们所能认识的程度决定于认识者自身的价值体系的高度。如果达到了相应的高度，得了“大本大源”，就算是没有看过几本马克思的书，也仍然能够无师自通地与马克思的理论相契合；但如果达不到相应的高度，就算是满嘴都是马克思的词句，也照样掌握不了其中的精髓，只能是一个徒有其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样的人，就算是马克思在世也帮不了他的忙。当年马克思面对着那些把他的理论简化为“经济决定论”的“青年们”，也只好无奈地说：“我只知道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弗罗伊德的心理学发现了这个奥秘，潜意识，里比多，控制着人类的行为，正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所以它就可以随时随地地表现出来，牢牢地控制着人们的一言一行。如果要问这个潜意识是从哪里来的，现在看来，它来自于社会经济文化过程，来自于个人价值体系与社会价值体系的互相决定的超循环过程。正是通过这样一个超循环过程，旧制度得以保持强大的惯性。要建设一个新制度，就必须打破这个超循环过程。

各种坚持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体系都仍然陷在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超循环过程之中，他们所不言而喻地坚持的第一原理或基石就是性恶论。由于这个第一原理的限制，就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他们不能想象有那样一种社会，在那里人们不再是私有者。”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到某些专家所振振有词的“大公无私愚蠢论”，其共同的前提和基石都是这个关于人性的假定：“性恶论”。他们要否定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就必须坚信人性从来如此，或者说以前曾经有某种进化，但到了他们的这种水平就进化到底了，历史终结了。包括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也根源于这个第一原理，他认为通过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努力便可自然而然地促进公共利益，实践证明，这是一种幻觉。当然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前提，而不过是由于自己的价值体系只能达到这个水平，从而在无意识中坚持着这个前提。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都建立在这个片面的有缺陷的基础上，只要我们掀翻了这个核心价值，他们的整个理论大厦就倒塌了。

站在这个新的第一原理上回首人类走过的路程，便可很容易地看到，以往的价值体系都是有缺陷的，但它们是人性进化的一个阶段，与一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服务着人性进化的历史需要。同样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人类进化的最终目标，便是最终达到一种完善的价值体系，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一种与人性的自由全面发展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制度。从这里便可找到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的最后的证明。反过来也可以看到，如果一个人认识不到这个第一原理，也就认识不到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实际上，能否认识这个第一原理，决定着个性成长的高度。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要有一个第一原理，从这里出发一步步地推理出整个体系，建立起一个没有矛盾的理论体系。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也是同样道理。要想不自相矛盾，不再自己折腾自己，也要用一个无可置疑、不言自明的第一原理来对自己的充满矛盾谬误的体系进行整理，最终达到思维的完美一致性，引导自己正确地认识世界、合理地行动。对于想搞理论研究的人来说，尤其需要这么做，只有这样，才可以把他从自相矛盾中拯救出来，建立起一个协调一致的理论体系。

如果一个人仅仅是因为处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地位而反抗旧制度，那他的反抗就是不彻底的，其价值体系仍然与旧制度联结在一起。只有在他深入认识了新的第一原理之后，才能从根本上对旧制度心生厌恶。在革命的初期，就只能动员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参加革命，在革命的过程中引导他们认识新的第一原理，成为自觉的革命者。即使是在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后，仍然也还要继续推进社会整体意识的进步。只有当绝大多数人都达到那个新高度之后，旧制度的复辟才能最终成为不可能的。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对于个人是这样，对于社会来说也是同样。

认识到人的价值体系问题，并知道它也有一个进化过程，人们便可深入反思自己心灵深处的价值体系问题，把自己的价值体系的决定权从神秘的外在力量手里拿过来，由自己来掌握。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同时也正是佛家所说的开悟、道家儒家所说的闻道，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项很重要的福利。在现实中有那么一些人，具有自我分裂的人格，口心不一，嘴上冠冕堂皇，实际思想却肮脏；嘴上讲为人民服务，目光却始终盯着个人利益；嘴上讲团结，实际搞阴谋、分裂；嘴上讲民主，实际却是十分专横；嘴上讲勇于自我批评，行动上却文过饰非、争功诿过；嘴上讲任劳任怨忠实于组织，私下又我行我素，甚至于阳奉阴违；由于这种人格缺陷，人们便自然而然地站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对立面，成为一个消耗着社会财富、并制造着内耗的人，这种人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也损害着自己的利益。假如他一旦开悟，便可告别这些痛苦，获得真正的自由，成为一个心口如一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孔夫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对这项重要的福利的强调，如果一个人终其一生不闻道，那就是白来人世一场。完成了这样一个转换，人们也就从庸人转化为一个新人。随着完成这种转换的人的数量的增加，便可推动社会整体由丛林状态进入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