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样才能得出“中国在变好”的结论

冼岩先生在《很难得出“中国在变好”的结论》中说道：“当代中国正站在十字路口和中间地带：繁荣但潜伏着危机，发展却未能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向上，可能形成良性发展的内在机制；向下，则将跌入乱世或军管的黑洞深渊。”

洗岩先生指出中国的发展未能进入良性循环轨道，这一点很重要，但究竟如何使中国的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呢？

根据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目标，要想让中国进入良性循环，也就是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个体的价值体系与社会的价值体系之间形成一种“超循环”，并以这种“超循环”主导社会生活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生活就趋向于和谐，我们也就可以得出“中国在变好”的结论了。

相反的，如果听任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超循环”控制了社会生活过程，社会生活就只会日益恶化，两极分化不断拉大，坑蒙拐骗不断增加、贪污腐败禁而不止，如此等等，都是自然而然地必然地要出现的。随着社会环境的荒漠化，自然生态环境也要日益荒漠化，于是这个地球就越来越不适宜人类居住，以至于余虹先生急于逃离这个星球。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主张道德建设，这也是人们挽救这个荒漠化过程的一种努力。但由于道德没有深入到人的价值体系深处，不能改变人的行为方式，也就没有能力打破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超循环”过程，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种状态，道德的调门越来越高，社会的荒漠化越来越严重。

于是，如何瓦解旧价值体系的“超循环”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超循环”就成了问题的核心。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任务的面前，人们的表现是各不相同，可以分为这样四类：

第一类人如余虹，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旧价值体系“超循环”的存在，但却感受到它的暴虐，于是孤独地与之抗争，用生命与之相搏，决绝地表达自己的厌恶。这种做法令人同情，但无济于事。

第二类人如冼岩先生，也没有意识到这个旧价值体系“超循环”的存在，也感受到它的暴虐，他们处在这个“超循环”之中，却把自己当作局外人，发表一些智叟式的空论，没有办法改善这个过程，等待着其他人来采取行动。

第三类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个旧价值体系“超循环”的存在，但却对这个“超循环”所带来的后果感到满意，安于家居，他们认为这就是人类的正常状态，于是便坚持认为“中国在变好”，他们所出的主意，都是推动旧价值体系“超循环”过程进一步发展，使中国进一步变坏。

第四类人从旧价值体系“超循环”所造成的恶果中，日益清醒起来，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扮演着愚公的角色，一是努力找到社会荒漠化的根源，二是努力找到救治的办法。当这一类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紧密地凝聚在共产党的周围，行动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之形成“超循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得出“中国在变好”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