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毛”与“皮”

《读书》换首，左右关注。奇怪的是，被斩之“首”却不承认自己“新左”。这一事件本身与当事者的态度，都颇有意味，值得一读。
知识阶层的身份有一种天生的暧昧。自己是阶级的“一翼”，是“毛”，总是依附一定的“皮”，但他们又总是不愿承认，爱标榜“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
即如“一部分”云云，早已随着“老板”的占尽风光和“领导阶级”被“买断工龄”而露尽尴尬。“贵族”、“中产阶级”、“小资白领”、“体面”、“上流社会”等等，早已成了他们新身份的标志，连博导都已“老板”了，谁还愿意甘居“包身工”“窑奴”的“一部分”！昔日的面纱与时俱进，如今早就成妨碍显示身份的障碍了。至于“主流经济学家”，则毫不掩饰地为暴发户“帮忙”“帮闲”，同时自己也变成暴发户的“一部分”——“图穷匕见”之后， “自由知识分子”就露出庐山真面目了。

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两次历史性的转折：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前赴后继地探索救国拯民的道路，从五四到直到“专制集权”时期，他们总的趋势是向左，革命，“与工农相结合”，皈依大众。“转型”之后， “告别革命”， 向右，皈依强势阶级，则成了总的倾向。
遗憾的是，历史永远不会按照权势者的意愿“终结”，随着贫富两极迅速分化，知识阶层也不会老是附在暴发户一张“皮”上。“新左”话语的出现，就标志着右翼一元独霸的局面结束了，“铁三角”不允许别人做任何反思争论的时代，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无论“老左”或是和“新左” ，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人在生活的“启蒙”下反思，越来越多的人走近马克思和毛泽东。
越来越多的“老家伙”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知识精英不断有人拍案而起；“毛左”对资改的质疑，获得越来越多的中青年理解和支持； 越来越多的“白领”和“海龟”，从“主流”遮蔽蒙昧中清醒过来，质疑反思资改，开始关注大众和国家民族的命运。
铁三角依然主流，垄断着话语霸权；不过他们控制不了网络，这个无法扼杀的“四大”，令他们苦恼头疼。“郎旋风”“物权法争论”等，都使他们耿耿于怀。久盛不衰的“毛泽东热”更是让他们恼火，他们对毛泽东的妖魔化越是升级，大众中的毛泽东热则越是升温。人民是不能永久蒙蔽的。
不过，这并不能影响他们的“主流”地位，经济上一路“公退私进”“中退外进”，意识形态方面几次受挫，但总体上还是 “与时俱进”，“冰点”之类小挫似乎更提高了他们在跨国老板方面的声价，增强了他们永不动摇的信心。或全面“走向共和”，或异峰“崛起”；“冰点”未化，“新编历史教科书”峥嵘兀出；“拐点”还在深化，“民主社会主义”旗帜早又高张……如此辗转推进一路凯歌，他们怎能容忍本该属于“自由主义”领地的不谐和音！什么拉美道路、亚洲金融危机、三农问题、效益公平之类，实在刺耳。“中流”“旗帜”虽然可恶，但那是室外飞尘；而《读书》，却是眼里的沙子，好像自家营垒的反叛——怎能容忍！加之，指掌之内，力所能及，足可翻云覆雨。于是，“改制换首”，也就顺理成章了。如果说，《中流》的“改制”，出自宏观大“体制”；那么，《读书》之“改制”，似乎更是出自知识精英霸权小“体制”的“民主”霸道运作。
霸权多年，天之骄子，暴发户的特色就是霸道小器。他们只允许自己“吐痰”、“冰棍”、“快卖卖光”、MBO，允许暴发户们打着改革的旗号进行最疯狂最卑鄙的掠夺，只允许大众老老实实地“付出改革成本”，不容许别人半点争论。否则，就是就是极左，就是破坏改革。相形之下， “新左”则显得天真软弱。
与“体制”保持“完全一致”，却为“主流”不容，“一致”却未“和谐”，亦复可叹！

可汪晖不承认自己“新左”：“从理论上看，批判的知识分子关注资本与权力、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分析两者在现实进程中的实际关系”“ 我一直不同意’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这个两分法，这个说法是误导性的。我认为这场争论是批判的知识分子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争论。自由主义的左翼如果不被这个思潮所裹胁，也就可能对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批判和抵制。”
右翼的代表人物的借口则十分虚伪。袁伟时说：“做刊物的编辑，就应该采取价值中立，让每一派都发出各种声音，但汪晖却违背了这个起码的编辑应有的道德。”。——你们垄断着话语霸权，什么时候让别人“发出声音”了！《读书》不就是因为发了不多几分之一的“新左”声音，你们就不能容忍了吗？
钱理群将《读书》换帅与《冰点》事件相提并论，它可惜：“《读书》这11年来，最大的贡献恐怕就是对现实的关注和参与，它为我们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思考和很好的论争。但我觉得这次换主编的事件，可能会使得我们失去这个讨论的平台。”老先生也与时俱进地观察思考，诚恳与天真兼具。一个霸权垄断，气壮如牛，高歌猛进；一个叨陪末座，趔趄嗫嚅，还不够 “一元”——左右开弓不妥。

一位自称“对于政治，我毫无疑问站在自由右派一边”的网友的看法倒是意味深长，虽然不赞同他的立场。他说：“ 所以我认为，新左派在市场经济的批判方面，歪打正着，构成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而在政治自由方面，新左派下降到匍匐到血染的土地上，以帝王师或者幕僚的姿态，冒充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自由右派，对于历史大潮可出可入，而新左派为了批判市场经济推动改革，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去了，结果被现实政治所俘获。应该说自由右派下半身陷入历史泥潭，上半身还是自由的。而新左派相反，下半身自由的，而上半身全部陷入历史泥潭。在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不幸婚姻方面”，新左派构成了自由主义内部的自我批评。对于市场经济的批判，我站在比较政治成熟的新左派，很遗憾地看到市场乌托邦空想主义与中国的一次失之交臂。对于政治，我毫无疑问站在自由右派一边。”“现在有了卖淫的经济自由，却没有投票的政治自由。”这位“自由右派”比袁伟时坦诚。（《<读书>换帅是“去改革化”的一个里程碑》）
《读书》定位的暧昧耐人寻味。

见“新自由”行情看跌，《大国崛起》就摸起了罗斯福和凯恩斯的“石头”，而《炎黄春秋》则竖起“民主社会主义”的大旗。看到如此这般不动摇，马克思笑了——
哈耶克与凯恩斯，看不见的手与政府干预，自由与垄断，先富起来与公平市场，戈尔巴乔夫的“市场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叶利钦“休克”暴政与普京“新政”，工党与保守党或社会民主党，克林顿与布什父子……我不看招牌，只看根本：只要你维持雇佣劳动制度，那都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就是血汗工厂、包身工和黑窑奴工，就是权钱联姻，“转型”成跨国垄断不过是妄想，还是先补补“奴隶贸易”的课吧！

中国已经有了30年的社会主义积累，更有毛泽东后半生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的探索努力，想彻底颠覆转型，离开了对跨国垄断资本的依傍，离开他们的呵护，是绝对不可能的。资本的原始积累，一刻也离不开权力的保驾护航。从硬件到软件，无不靠引进贩卖，他们从头到脚，买办意识直深入骨髓，这是先天注定了的。——即使是完成“转型”的俄罗斯的寡头，富可敌国，依然侨居伦敦深化“开放”。
不懂得历史会怎样“补课”，如果幻想取“主流”而代之，未免天真。

民主革命年代，在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中，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以邹韬奋为代表，“三联”《读书》曾经书写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辉煌。
1956年随着“对私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深化，《读书》也慢慢淡出。
新时期以来，随着资本的重振雄风，《读书》也又迎来了新的辉煌。
“《读书》十年”，这本有着文化符号意义的名刊又走过了一段之字形路，经历了两个“拐点”——以后的走向，国人在拭目以待。
“读书”的变化，折射了中国民资资产阶级历史地位的变化。
民主革命时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的历史地位，毛泽东的分析最为权威：两面性，它既有反帝反封建的一面，又有害怕革命妥协软弱的一面。它只能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但不能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并取得最后胜利。
“转型”“接轨”时期，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依然具有两面性。
时下，“民资”或者说“民营企业家”还不能简单地称作民族资产阶级。经过30年的“先富起来”，在中国，资本或者说“生产要素”已经取得全面统治地位——话语的暧昧时代也将随着霸权者“到达天津”而行将结束不必隐讳——现阶段，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以“铁三角”为标志、以官僚买办资产为主体的紧密联盟，“民企”紧紧地依傍他们生存着，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还算不上一个“独联体”。这一阶层的主流，依傍跨国垄断资本，依恃权力的保驾护航，靠剥夺工农和血汗劳动，靠破坏性掠夺自然资源发展；在剩余价值的分割中，他们只是“分一杯羹”，其大头，则流向海外和充实了官僚阶层的宦囊助长了官僚买办阶级势力的膨胀——作为这一阶级的附庸，他们在现阶段的历史作用谈不上“先进生产力”。所以，还不宜以带有国家民族意识的 “民资资产阶级”来称谓“民资”。
工人阶级退出了政治舞台，他们的觉醒与重组有待于生活自身的“启蒙”与锻造，其多数经过主流精英的当年洗脑已基本市民化。集体农民经历了小生产化之后，在权钱的剥夺下越来越多的流入城市以“民工”的形式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他们时下不过是遭受同情救济甚至“解救”的苦难阶层，处于“羊吃人”时代和前《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代。
随着整个资本力量的增长，民资的自身发展会越来越感受到跨国垄断资本与腐败官僚对自己发展和国家民族利益的威胁——比如“反倾销”就会给一头一脑的“全球化”情结泼上一瓢冷水——从而萌生了国家主义和民族保护意识，从而，“民族资产阶级”也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慢慢壮大。“自主创新型”问世，其中就有他们一份功劳。
有掠夺、有压迫剥削就一定有抗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是“反左”就能消弭的。精英的“启蒙”取代不了生活自身的“启蒙”，“主流经济学家”的“冰棍论”说教，一遇上黑窑奴工和包身工的“启蒙”，就会冰消瓦解。在俄国，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官僚买办势力——美国学者多称为“权贵资本或裙带资本”——达到顶峰，而同时，他们祸国殃民的面目充分暴露之后天怒人怨，国家民族意识开始复苏，为华籍精英大骂的普京新政就是标志。这时，民族资产阶级才走上社会舞台。
“新左还处于整合思想资源、想像未来道路的阶段”，黄纪苏说的较为实际。恩格斯当年说过：“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末，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们现在面临的话语环境，是由霸权精英以全球化的资本话语霸权为依托打造出来的。经过多年对社会主义时代的持续妖魔化，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粗暴颠覆，对一切剥削制度的极端美化，经过对大众重新接受奴役的洗脑，一个中国特色的、可以让暴发户和跨国老板如鱼得水恣意潇洒的“投资环境”早已“大国崛起”。所以，思想理论上，只要能揭露批判资本斗士的骗局，有助于人们反思清醒，无论“新”“老”，无论是为大众还是为国家民族，都是进步的先进的，都应该携手共进。
在对中青年知识阶层包括海龟的影响方面，在与既定的霸权话语的反差方面，在影响高层决策方面，“新左”都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在与长期居于霸权势位的买办文化的斗争中，在高张国家民族与大众旗帜的泛左先进文化的乐队合奏中，“新左”担当的是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