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与和谐社会
温铁军
目前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是怎样的？大家看近年来的GDP结构，就会知道，农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5％以下，常年大概维持在14.5％左右；乡村两级的消费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也下降到30％以下，常年大概维持在27％－28％左右，如果把县级的消费加上，县以下的消费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规模的38％左右。农村社会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县以下现在是40％左右。尽管我们国家还有9亿左右的户籍农民人口，还有接近8亿的实际农村人口，但是不可能立足于14％的农业产值，28％的农村消费，来产生足够的税源，维持一个比较现代的上层建筑，包括政府管理、文化娱乐、宣传教育、卫生科技、法制建设等等方面。
如果把上面一组数据作为分析依据的话，我们现在面临的“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就应该得出一个很清晰的被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所确定的概念，那就是：这种比较传统的生产力，它所决定的生产关系是什么呢？这样一种相对比较落后的经济基础，它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应该是什么呢？我们既不可能要求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也不可能要求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党的宣传工作者应该掌握的一个基本常识，当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那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相反的。当然，辩证法也告诉我们，在某些个别时空条件之下，上层建筑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也可以反作用于生产力。但是任何这种反作用，都必然会带有一定的成本，这个成本从学术上说可以叫做制度成本。
因此大家也看到了，每当我们自上而下地要求加强某个方面的农村工作，如果不能配合以足够的财政资助，那么，当上面的任务下到农村基层的时候会带来什么呢？往往会带来农民负担加重。无论是我们自上而下地要求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还是加强其他工作，如果不给钱，就意味着让农民来拿钱加强。我们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要求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如果不给钱，也意味着农民拿钱。我们要求加强农村基层治安管理，如果不给钱，也仍然是农民负担加重。上级方方面面的要求，到了基层，只要没有配以足额的经费，都会意味着加重农民负担。
究其原因，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因为农业占GDP的份额已经下降到15％以下，农村的8亿消费人口的消费也只占27％－28％。如此低的经济量，产生不了足够的财政资源，无法维持庞大的、高成本的、现代化上层建筑。
我们以往的很多问题就在于官员坐在办公室里，或者学者坐在书斋里去想象出一个要加强什么，但客观现实却是，如果没有同时安排资金，恐怕都会导致这种上层建筑和农村现实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所以，“三农”问题本来其实并不复杂，只要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都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而最后以上层建筑过度的反作用到经济基础上所造成的制度成本，那就是一方面农民负担加重，另外一方面乡村正规组织缺乏开支。而自上而下的号召，基层贯彻不了，于是乎，在有些同志那儿就认为是基层不好，甚至说一些乡村干部都是土豪劣绅，不要相信他们。其实基层乡村干部90％都是好的，只不过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支撑这些自上而下下达的指示。
老百姓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根针能不能缝得上乡村社会的复杂问题？取决于乡村正规组织的针眼有多大。上面那么多条线下达的任务，如果它的财政资源不够，就意味着针眼不够大，线就穿不进去。
我前两天刚从河北一个农村回来，村里的干部说，我们花了20多万块钱，按照上级的部署搞文明村建设。部署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村的街道两侧搞花坛、搞绿化。上级要来检查。这个村刚把两侧的水泥花坛砌起来，再用城里街道上常常能看得到的铸铁栏杆围上，刚修到这儿，就连种花种草的钱都没有了。可见，上级下达的任务，到了基层就变成了成本，把这个村一年的开支几乎全都花完了，其他的事怎么办呢？上级领导想的是很好，要怎么样。有这么多的“要”，都给钱吗？不给。
请注意另外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国家每年都按季公布我们的供求平衡商品和供大于求的商品有多少。大家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国内已经没有需求大于供给的商品。也就是说，按照一般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这就是生产过剩。随之，就是企业普遍开工不足，无论怎么改制。当60-70％的企业开工不足、、设备闲置，连年生产过剩，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改制也不会有正效应。
这就是今天很多宣传部门的同志绕不开的理论误区，但这是现实。
无论上级怎么强调要扩大内需，占人口60-70％的农村地区如此低的消费水平，怎么能够扩大内需呢？连老外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大中国、小市场”。中国人口13亿，但是这13亿人都是有现金支付能力的购买群体吗？当然不是。只有4－5亿的城里人有现金支付的购买能力，可以是一个现代消费群体，而8亿左右的农村人现在仍然属于现金支付购买能力很低的庞大的半自给群体。中国要想扩大内需，就严重地受制于当前的所谓“三农”问题。
因此，“三农”问题不解决，中国维持高速增长就非常困难。到2004年，连续几年了，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进出口，靠外需拉动增长，或者叫做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在不断增加。1994年超过40%，2004年超过70％。听说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口大国，要靠外需拉动经济吗？但国内市场开拓极其困难，企业开工不足，无论怎么改制，正效应都难以产生。
有人说股市低靡。当然股市低靡，上市公司没有办法开拓市场，下属企业普遍开工不足，股价怎么能上去呢？于是，内需不足就连带着中国的资本市场也长期低靡，熊气弥漫。并且，社会投资也就找不到出路。因消费无法扩大，内需无法拉动而导致的生产过剩，导致资本市场低靡，接着导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总体上的资本过剩。接近20万亿的社会存款，至少有6万亿贷不出去。甚至到去年年底，财政资金都发不出去。往哪儿发？什么领域能够产生正效应？
看来，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怪圈，核心就是“三农”问题。
做媒体的同志很清楚，如今，大量的农民上访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从过去强调农民负担重，改变为现在强调有限的资源被抢夺式的征占，那就是土地问题。
这种难以正常运行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和怪圈。中国出现资本过剩和劳动力过剩双重过剩压力之下的恶性循环。以往加强国有经济、加强城市经济发展的政策导致的偏差，使我们现在正在受经济规律的惩罚。
因此，我个人高度评价党中央2002年提出的全面小康的大目标，高度认同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项统筹，以及随后于2004年中央强调的科学发展观，同期2004年2月8号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号文件，随后，到2005年初，在第二个新世纪的一号文件发出的同时，中央强调了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
这些新的提法表明，中央的战略，从2002年十六大以来，正在出现重大转变的趋势。
因此，“三农”问题被中央强调为重中之重并不是孤立的，并不是简单的。不是因为是农村出了点上访告状，发生大量群体性事件，农民反应比较强烈。不仅仅是这些。“三农”问题应该是国家发生重大战略转变的诱因，或者至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
因为出现严重的“三农”问题，因为农村的上层建筑违背常识地不适应乡村的经济基础，因为农业GDP的相对份额下降和农民的收入相对下降，因为农村购买力低下，无法拉动内需；因此整个经济不得不走外需型的道路。而从长期看，这又是走不下去的。
最近，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3月份接受“中国经济学奖”的时候，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以往搞改革的经济学家，为改革政策出谋划策的经济学家，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不懂农村，不懂农民，也就是说不懂“三农”。他说得对，不懂“三农”，才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看来，这不是一个部门的问题，不是农业部的问题，不是某个群体的问题，也不是单纯农村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发展战略的问题。因此，中央提出全面小康，提出全面发展观，提出和谐社会。大家应该看到这不是简单的说只要为农服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们需要总体上把中央所说的“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落实到每个单位和每个人的行动中间去，这才有可能化解或者缓解“三农”困境；同时带动国民经济转型，实现中央所提出的目标，那就是全面小康。
所以，“三农”问题不是个别问题，不是局部的问题，而是全局问题，是战略问题。
据说，我们是所谓“单一制国家”，那么，中央号令全面小康，号令科学发展观，号令构建和谐社会，党报舆论是跟上了，高级干部的说法也都转了，但行动呢？似乎与“单一制国家”的体制不符合。例如，2004年中央强调科学发展观，随即搞宏观调控，但一些人并不那么认同，尤其是在地方政府部门的行动上并没有转变。同理，近年来中央强调“三农”问题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有哪些部门和地方在思想上和行为上真正跟上中央了呢？事实上出现了“三农”问题上头热，下头冷。
众所周知，现在有许多部门的财政资金投放的重点不在农村，而是投在了城里。例如教育的投资，变成了各个高校的大楼，能改变为往农村投吗？农村的义务教育得到多少呢？区区7％。那么，义务教育是谁的义务呢？农民的义务，不是政府的义务。这在全世界范围内，包括各个发展中国家都应该是奇谈。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义务教育变成农民的义务。这种状况当然要改。再比如医院，大医院一个个地大量引进现代化的设备，大量地盖楼，财政资金都集中在城里；县以下的医院呢？中西部农村的乡镇卫生院普遍破产了。教育如此，医疗如此，其它部门难道不是如此吗？有哪个乡镇的文化站还没私有化？什么是农民喜闻乐见的节目？不要以为把“村村通”工程做到村，农民听广播、看电视了，文化支农的工作就完成了。关键是电台和电视台要策划、制作出真正让农民欢迎、让农村社会能够趋向和谐的节目来。
“三农”问题上头热，下头冷，另外一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根据城市人的思想观念设计的制度和文化，不能适应广大的弱势群体或农民的需求。
我近来不断提出，在农村，现在是最有条件构建和谐社会的。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经过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农民彻底消灭了地主阶级，得到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这个权利在20世纪后 50年也不断地被任何一代领导人所保障。因此，如果农村作为传统农业社会，阶级矛盾是不存在的，于是天然的具有人民内部矛盾的本质条件，而农民又会有很多自发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不使它变为过激冲突的办法。但问题是，这些都没在城里人的视野之内。农民喜闻乐见的，自己产生的组织是有协调作用的。如老年人协会，不仅使老有所养；老爷们跟媳妇斗气，发生矛盾了，老年人协会过来说和说和，问题就解决了。如果按城里人的做法就得上法院，诉诸法律。如果拿这种超前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去覆盖传统的落后的经济基础，那不是制造矛盾吗？
在大多数中西部传统农区，处于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民想的方法可能很实际，却往往不能见诸于报端和镜头；城里人讨论的好多问题却似乎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忘记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我们作为城里人，在中央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的时候，特别需要先从自我改造入手，把自己脑子里的观念调整过来。如果大家都知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那什么事就都好办了。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和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