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邓小平﹕〈第三代领导的当务之急〉。[1]

问题提出﹕历史哲学超历史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一

（香港）桑尼研究公司  王小强[2]

祖国大陆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绑一块儿﹐叶利钦有名言﹐属于刺猬与蛇的婚姻。[3] 沃勒斯坦一头雾水﹕“中国的意识形态立场至少是含混不清的﹐它是‘市场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人完全清楚这是什么意思。”[4] 本来嘛﹐资本主义把市场机制发挥到极致 —《投机赌博新经济》﹐[5] 马克思推导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用来超越资本主义。理论上﹐社会主义扬弃市场经济。还是苏联老大哥不含糊﹐干脆来纯种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休克疗法”＋国有企业私有化＋共产党下台的政治民主化﹐[6] 转眼功夫﹐培育出垄断金融﹑控制媒体﹑操纵政局的寡头利益集团。[7] 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国民经济一蹶不振。[8] 到20世纪末﹐纯种的资本主义搞成“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有人估计75％的经济活动是企业之间通过易货贸易和相互欠账的方式进行的。”[9]

一般说来﹐“自由市场”的观念是由俄罗斯的第一代“改革家”及其顾问应用于该国的﹐这已经将俄罗斯逼近了崩溃的边缘。[10]

《忧郁的俄罗斯在反思》﹐[11] 经济自由化﹑企业私有化﹑政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小小寰球﹐滚滚向前。沉舟侧畔千帆过﹐“到了90年代后期﹐已经有8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后社会主义国家走上了私有化道路。”2000年换新世纪﹐世界上63％的人口﹑120多个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民主制度。[12] 唯独祖国大陆硬挺着红旗不倒﹐哄着刺猬和蛇同床异梦﹐一路磕磕绊绊﹐发展﹑繁荣﹑娼盛了30年。[13] GDP蒸蒸日上﹐黄﹑赌﹑毒﹑黑﹐卷土重来。

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直观的功利目的是推动改革开放﹐在“四个坚持”框架内﹐填充﹑替换市场机制。30年时间过去﹐农村包产到户﹐城乡私有经济﹐国有企业合资﹑股份制﹑私有化﹐福利住房商品化﹐农产品市场﹑小商品市场﹑工业产品市场﹑生产数据市场﹑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市场机制快马加鞭﹐国民经济突飞猛进。13亿人向钱看﹐焉能看不出钱途﹖

改革开放与“四个坚持”﹐为什么常常一手硬﹑一手软呢﹖[14] — 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软。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一方面贫富分化﹑腐败蔓延﹑犯罪猖獗。市场经济唯利是图﹐灵魂空虚精神恍惚﹐大国崛起信仰危机。“众疑无定国﹐众惑无治民。”李洪志东北一侃爷﹐呼悠“真善忍”仨字﹐即能胆大包“天”— 聚众包围中南海﹗台独﹑藏独﹑疆独﹐大打出手﹐荼毒百姓。“群体事件”此起彼伏﹐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光天化日之下﹐杨佳佳血溅公安楼﹐邓娇娇手刃父母官﹐通化钢厂广大职工群殴致死总经理﹐乌鲁木齐大街上免费扎针不扎不行﹐……礼崩乐坏﹐瓦釜雷鸣。诸多经济﹑社会﹑政治问题逐渐聚焦到一个基本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跌跌撞撞到今天﹐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到底该去﹑能去哪里﹖

两大阵营对垒﹐game over 20年了﹗送来马列的大哥金盆洗手﹐各国共产党早成落水狗﹐揭露﹑控诉﹑清算暴政罪行盖棺论定﹐历史教科书已经教育出一代新人﹗世界潮流不可阻挡﹐祖国大陆思想混乱。改革开放再开放﹐思想解放又解放。痛改前非的﹑剜肉补疮的﹑死不改悔的﹑趁火打劫的﹐挖墙角的﹑拆烂污的﹑……小肚鸡肠铢缁必较﹐苦大仇深不依不饶﹐崇洋媚外“全盘西化”﹐祭祖尊孔复旧返古﹐反左倾回潮﹑反贪污腐败﹑反专制独裁﹑反官商勾结﹑反卖淫嫖娼黄色录像﹑反暴力流血﹑反虐待宠物﹑反污染﹑反垄断﹑反洗钱﹑反革命﹑反歧视同性恋﹑反共﹑反随地吐痰乱丢烟头……﹐敌﹑我﹑友打成一片难分彼此﹐党内外异口同声《告别革命》。[15] 工人农民走下神坛﹐名符其实“弱势群体”。一面镰刀铁锤的党旗不合时宜﹐公共场合越来越少露面﹐毕竟尚未连根拔除。

苏联解体后﹐世界上把自己叫做共产党的政党不多了。……在东中欧国家以及在曾经组成苏联的国家﹐几乎所有前共产党都把自己的名字改了﹐他们现在的纲领在很多旁观者看来似乎都是“社会民主党的”。……如果作为一个共产党而不代表比一种历史记忆（正面或反面的）更多的东西﹐那么﹐它的存在将没有多少意义。[16]

一﹑“转轨”概念的逻辑陷阱

改革开放的集约化单词是“转轨”﹐从封闭的计划经济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转轨。东欧﹑苏联﹑中国﹑越南﹐除了一个“邪恶国家”核试验四邻不安﹐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忙于体制改革﹐统统都算“转轨国家”。冷战结束以后﹐专门研究转轨的学术机构雨后春笋。世界银行特办《转轨通讯》交流改革经验﹐原共产党国家一网打尽。[17] 如何更快更好地转轨﹐成为热门显学。

学问中曾经有一热门话题﹕祖国大陆瞻前顾后的渐进改革好﹐还是波兰﹑俄罗斯大刀阔斧的“休克疗法”好﹖早在1986年﹐中国差点儿实施“价税财联动”的综合改革。毕其功于一役也罢﹐渐进平稳过渡也罢﹐目标都是变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所有的学问﹐在转轨的先后秩序（先价格改革还是先企业改革）﹑速度快慢（“价格双轨制”还是“价税财联动”）﹑程度深浅（国有企业股份制还是彻底私有化）。[18] 说破天﹐转轨不就是扳道岔﹐从甲轨转上乙轨﹖逻辑上不能不相信﹐俄罗斯经济肯定先复苏而后振兴﹐迟早迅猛超越中国﹐因为人家实施了真正彻底的转轨﹐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一步到位。我们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搞不好﹐归根结底﹐还不是因为缺少人格化代表﹐对待国有资产不像对待独生子女﹐捧在手上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成为国有企业永远完不成的历史任务。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加入WTO。经济体制与国际惯例处处接轨﹐政治体制与国际惯例格格不入。一个处处接轨﹐一个格格不入﹐形成鲜明反差。内政外交﹐内忧外患。光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行。为什么农村土地私有化﹑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产权改革﹐迟迟不能全面﹑彻底﹑大规模﹑合法展开﹖因为“四个坚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渐进平稳也得往前走啊﹗苏联东欧的改革开放﹐径情直遂﹐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政治体制从一党专制向多党宪政变型﹐社会形态从“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19] 因为所以﹐一杆子插到底﹐共产党靠边站﹐成为彻底转轨变型的政治前提。

在这个逻辑层面上﹐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从来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是﹐美国模式全球普世。遵循苏联东欧转轨的明确方向﹐资本主义的彼岸既定﹐“摸着石头过河”﹐避免马失前蹄﹐“渐进”是为了路上安全。转轨过程中的政策分歧﹐没那么复杂﹐不过寻找到达彼岸的方法﹑步骤。另一种理解是﹐经过十年浩劫﹐拨乱反正﹐继往开来。改革开放的彼岸 —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虽然没有现成模式﹐照旧继续求索的目标。“渐进”是为了汲取大干快上和左倾盲动的惨痛教训﹐用实践检验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走一步看一步﹐蹚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特殊道路。邓英淘强调﹐此乃陈云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本意。[20]

两种不同理解﹐对前者来说﹐彼岸模式既定﹐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国际惯例接轨﹐用不着争论。最大的危险在于左倾回潮﹐走回头路。所以﹐认准了市场化的大方向﹐步子越大﹑越狠﹑越彻底﹐距离过去的计划经济越远﹐改革开放越发不可逆转﹐为此不惜“休克”﹐死而后生。对后者来说﹐彼岸模式未定﹐经常很难判断哪一脚是前进﹑哪一脚是倒退﹐过去吃够了模式牵引实践的大亏﹐谨慎稳妥﹐因势利导﹐图的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和理论发展。

倘若刻意突出二者区别﹐前者不过找石头垫脚﹐后者探索模式创新。彼岸既定﹐只有前进倒退﹑改革保守之分﹐决无标新立异﹑另辟蹊径之志。模式创新﹐实践中土洋结合﹑行之有效的办法﹐恰恰可能产生新物种的变异基因﹐值得全神贯注。对找石头垫脚来说﹐改革对象就是前30年的计划经济﹐转轨就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与国际惯例全方位接轨。或美国﹐或瑞典﹐或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谁不往西去﹐谁就是反改革的保守派。[21] 就模式创新而言﹐今天的改革开放﹐是1840年以来﹐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探索民族振兴之路的继续。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乃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一厢情愿“全盘西化”﹐势必把新中国毁坏成旧中国﹐一盘散沙﹐任人宰割。彼岸既定﹕“四个坚持”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笃定捆绑夫妻﹐不伦不类﹐逻辑上说不囫囵﹐实践中行不通。因为诺大中国的社会稳定﹐一时半会儿离不开共产党﹐只好温水煮青蛙﹐舒舒服服慢慢来。共产党下台﹐或者共产党自己想开了﹐渐进成社会民主党﹐到了结果都一样﹕社会主义太超前﹐回过头来﹐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模式创新﹕甭管是否刺猬嫁蛇﹐杂交才有繁衍新物种的可能性（含骡子无后的可能）。[22] 黑猫白猫﹐只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勇敢实践社会正义驾驭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定能开创超越国际惯例的社会主义新文明﹗对前者﹐现成的答案是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不可逾越。对后者﹐确定的逻辑是重蹈旧中国洋奴买办﹑两极分化的老路﹐亡党亡国。祖国分裂﹐万劫不复﹗[23]。所以邓小平严重强调﹕

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不很容易。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24]

毋庸讳言﹐两种不同认识的出发点﹐理念上大相径庭。改革初期﹐从过去的极左灾难再出发﹐大家都要发展市场经济﹐志同道合﹐团结奋进。“摸着石头过河”﹐不管是找石头垫脚﹐还是探索彼岸模式﹐都必须脚踏实地向前进。“夫唯道﹐善贷且成。”改革开放不前进﹐方向道路的理论研究﹐也很难总结﹑提高。即便有些矫枉过正﹐从“只管方向不管产量”变成“只管产量不管方向”﹐不过正不能矫枉。即便有些埋头苦干的﹐把“发展是硬道理”简单物化成易于计量的GDP﹐不争论﹐不耽误功夫。

随着转轨﹑接轨的实践层层递进﹐深入核心﹐似曾相识的内忧外患纷来沓至﹐各种类型的社会矛盾剑拔弩张﹐具体政策取向的认识分歧﹐越来越涉及更深层次的不同理念﹐在思想路线上渐行渐远。90年代开始﹐新世纪以来﹐不管我们多么深恶痛绝贴标签式的上纲上线﹐都是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动摇﹐与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两种不同理解之间的理念分歧﹐客观上﹐愈来愈无法调合。尤其找石头垫脚的领航导游﹐彼岸明明在眼前﹐一步之遥﹐一蹴而就﹐30年混水摸鱼﹐装傻充楞﹐实在不耐烦了﹗譬如﹐都是全面总结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吴敬琏在北京撰长文〈改革不言止步﹐中国还需努力﹕中国经济60年〉﹐王绍光在香港撰长文〈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60年〉﹐[25] 从文章标题到立论展开的出发点﹑论据﹑结论﹑前景展望﹐不期而遇打擂台﹐“一国两制”对台戏﹐鲜明昭示当今研究领域的政治对立。吴敬琏使黑体字X气腾腾﹕“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与反改革的力量交锋日益激烈。”不同学术意见﹐何致于气急败坏﹖主义之争﹐决战在即。吴敬琏的编者使黑体字提纲挈领﹐“行百里者半90。”

60年前﹐中国开始了一个以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来实现民族振兴的宏大尝试。这个尝试以失败告终﹐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中国经济60年的发展历程﹐迄今为止绝大部分时间就是对这套体系进行改革的历程。从原来徒劳无功的体制内改良﹐到发展公有经济和计划体制外的非公有经济和市场体制﹐再到公有经济和计划体制全面变革﹐方向早已明确﹐目标渐次清晰。[26]

在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抽象层面﹐试问任何一个说话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回答一定是﹕中国的事情不宜完全照搬西方﹐必须中西结合。再问﹕西方有什么好﹖— 商品经济﹑市场调节﹑产权明晰﹑政企分开﹑责权明确﹑科学管理﹑平等竞争﹑新闻自由﹑民主选举﹑多党代议﹑轮流执政﹑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生态保护﹑人权关怀﹑保护知识产权﹑爱护野生动物﹐等等等等﹐津津乐道﹐如数家珍。接着问﹕中国有什么好﹖……欲言又止﹐结巴了不是。抱残守缺的旧体制﹑旧文化﹐样样都是落后挨打的原因。《丑陋的中国人》只会窝里斗﹐拿什么去和人家“为真理而真理”的真﹑善﹑美瞎掺和﹖[27] 所以﹐中西“结合”的抽象意愿﹐在具体实践中经常变成了“转轨”﹐转上国际惯例之轨。

国际惯例正在惯成美国惯例。让巴顿打得狼奔豕突的德国青年崇美﹐让原子弹炸得天昏地暗的日本青年崇美﹐把美军高科技打得铩羽而归的越南青年也崇美。这是为什么﹖很简单﹐共产主义理想烟消云散过后﹐青天白日﹐朗朗乾坤﹐美丽尖是唯一看得见﹑摸得着﹑去得了的人间天堂。美国乃当今世界第一大而强国﹑富而美国﹑自由而民主国﹐所有各国努力学习的榜样﹐努力奋斗的方向。笔者曾在美国念过两年书。多数教授的教育哲学简明易懂﹕美国先进﹐你国落后﹐因为美国的制度先进。倘若你国想通过体制改革加快发展﹐当然改得越像美国﹐发展越快。

中国在8~9世纪﹑英国在18~19世纪﹐曾经同作如是想﹑如是说。直到晚清﹐祖国大陆习惯把远处人类称“夷”称“番”﹐视为茹毛饮血的初民。[28] 这不﹐鸦片战争胜利﹐英伦绅士宴请满清败将﹐饭桌上拿刀叉切割带血牛排﹐半生不熟﹐未开化得难以下咽。[29] 不再称“夷”是《南京条约》丧权辱国的正式条款。打赢了两次战争﹐始得改变战败国对战胜国的蔑视贱称。“特别为一个字的使用而制定一条专门的外交条款﹐这在世界国际关系史中为罕见的一例 — 于是帝国政府被逼无奈而改口﹐通告全国在外交公文来往中一律使用‘洋人’这个词。”[30] 由此自然产生纳闷﹕东方不败独步江湖﹐近代以来﹐为什么落后挨打了呢﹖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 — 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级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31]

说来像是历史的嘲弄﹐欧洲“起飞”所依靠的技术﹐从造船的技术到航海的知识﹐到磁铁指南针都是来自亚洲﹐是在上一世纪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的。而欧洲人就运用这些技术﹐绕过伊斯兰世界﹐前往寻找东方的财富。[32]

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不外乎闭关锁国﹐故步自封。归根结底﹐还是由于闭目塞听﹐未能及时向西方文明转轨变型的缘故。最典型的学术命题﹐莫过于“李约瑟难题”的讨论。[33] 李约瑟奇怪﹐“就技术的影响而言﹐在文艺复兴之时和之前﹐中国占据着一个强大的支配地位。”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34] 西方史学家答得直白﹕中国人口多﹐劳动力便宜﹐用机器不合算﹐所谓“高度平衡陷阱”是也。[35] 中国人的智慧﹐慎终追远多多。既然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深刻的答案一定蕴含在提问中。拿牛顿观察苹果落地对照王阳明格竹﹐从专制愚民的政治体制到不尚实验的科学哲学﹐从重农抑商的政策传统到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但凡跟西方不同之处﹐大都成为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顺藤摸瓜﹐深稽博考﹐人家从古希腊的城邦开局伊始﹐即为自由平等的民主制度……

表~1﹕机械和其它技术从中国向西方的传播                           （单位﹕世纪）

资料来源﹕李约瑟﹕〈中国与西方在科学史上的交往〉﹐《李约瑟文集》第143~144页。

问题来了。既然西方文明从三皇五帝﹐就值得咱们高山仰止﹐何必两千多年之后纡尊降贵﹐从不尚科学的中国引进四大发明﹖[36]“在公元1500年以前有两千年的时间﹐中国的应用科学遥遥领先欧洲。”[37] 公元500~1500年﹐“西方几乎没有传给东方任何东西。技术的流向是相反的。”[38]“中国早在公元二世纪时就已用纸﹐阿拉伯人于八世纪时从中国习得造纸术﹐但欧洲人得等到15世纪﹐才造得出品种够好﹑数量够多﹐让印出的书籍能传布得又广又远的纸张。……八世纪已有百万人住在长安城内﹐伦敦﹑巴黎要再等1100年才能达到这样的规模。”[39]“实际上宋朝人的生活水平在当时是全世界生活水平最高的。”[40]“那个时候﹐世界上吃得最好的人是宋朝人。”[41]“在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在任何方面都不能与天朝媲美。”[42]“马可‧波罗到中国来时﹐看见中国人用黑石（煤）生火﹐用纸（钞）换东西﹐感到非常奇怪。”[43] 随着《马可波罗行纪》流传开来﹐几个世纪东学西渐。18世纪的“中国热”犹如20世纪的“美国热”﹐席卷欧洲大地﹐热烈而经久。

中国制造的火药成了他们对外发动战争的军火﹔中国发明的指南针成了他们兵舰商船对外扩张的向导﹔中国发明的印刷术成了西方文化的传播媒介﹔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文官制度借鉴于中国的科举制﹐西方三权分立体制也曾受到中国历史上御史制和文武百官制肘皇帝之传统的启发﹔西方近代哲学的奠基人和18世纪的哲学家培尔﹑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魁奈﹑蒙田﹑马勒伯郎士﹑伽桑狄﹑鲁索﹑孔多塞﹑笛卡尔等等多受到了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国的瓷器﹑茶叶改变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中国的古老历史及史书向《圣经》的世界历史纪年提出了直接挑战﹔中国的“开明政治”成了西方“理想政府”的模式﹔中国的重农风尚促使西方形成了以魁奈和杜尔哥为首的重农学派﹔中国古老的冶炼术成了西方最大金属工业的基础﹔中国式的花园庭院装点着西方的王府公园﹔中国的许多国宝文物成了西方博物馆中的珍品……真是举不胜举﹐数不胜数。[44]

“中国风格”在18世纪前半叶风靡欧洲﹐主要见于陶器﹑瓷器﹑丝织品﹑家具﹐壁挂﹑壁纸﹑油画﹑素描和室内装饰﹐园林建筑等﹔从宫廷到市井民间﹐可说是渗透到了欧洲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人们以拥有中国物品为时尚与荣耀﹐中国物品在当时是高雅与先进的象征。[45]

即使那时候咱就听了今天的﹐洗心革面向西方转轨﹑变型﹐学西方不就成了学自己﹐可怎么操作呢﹖

二﹑超越五种社会形态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者根据生产方式的演变﹐把人类社会以往发展的历史概括为这样一个基本的序列﹐那就是﹕原始公社的 — 奴隶占有制度的 — 封建制度的 — 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在这里所讲的五种社会经济型态﹐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基本的社会经济形态。[46]

历史演进的实际进程明明是﹐没有中国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社会进步﹐不会有欧洲资本主义崛起。发人深省﹐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建国前后提出“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八大提出“落后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13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今天有关“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都直接体现生产力发展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

80年代中﹐笔者不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幸当面请教主笔《13大政治报告》的鲍彤﹕改革开放是初级阶段﹐文化革命属高级阶段﹖就算说了50一百年不变﹐多少年以后﹐早晚还得请四人帮回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鲍彤回答（大意）﹕根据干部队伍现有认识水平﹐需要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说法。始料不及﹐话音刚落﹐东欧易帜﹐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共产党奋斗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幻灭﹐硕果仅存的共产党中国信仰危机。今天回头审视这个题目﹐建国前后提出“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无从预见日后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具有探索特殊道路的理论意义。事隔多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再改革开放﹐虽然承上启下﹐毕竟时过境迁。“四个坚持”＋市场经济＝邓小平讲话﹕〈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47] 换言之﹐生产力再发展（或再不发展）﹐不必再来十年浩劫。用超前或倒退﹑左倾盲动或右倾保守﹑高级或初级﹐尤其置身全新的国际环境﹐当形容词用﹐也说不清楚。如果硬要论左右﹐冷战结束前﹐改革开放超右﹐包产到户﹑经济特区﹑“价格双轨制”﹐比匈牙利﹑南斯拉夫连续改革20~30年的步子还大。[48] 冷战结束后﹐“四个坚持”极左﹐孑遗四个共产党国家﹐没有中共红旗不倒﹐很难想象朝共﹑越共还能继续。正所谓“山不转水转”。愿不愿意接受﹐时代潮流谁都看得见﹕美国领导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全球政治一体去共产党化。新中国宪法规定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坐地日行八万里”﹐没动窝儿就成了反潮流﹐逆水行舟﹐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理论挑战和政治被动。

试举一例﹕香港回归祖国14年﹐中央政府在香港设联络办﹐共产党在香港不公开。国务院“邪教办”重点打击的法轮功﹐在香港合法注册﹐各类反党违宪活动大张旗鼓﹐甚嚣尘上。立法会选举﹐梁海涵以“前中共香港地下党成员”名义撰文〈和中共地下党的一次较量〉﹐揭发“除选举制度不公平﹐还有一个非法地下共产党组织进行严密运作。”[49] 特区政府人事调整﹐“亲中人士”遭反对派纠缠﹐动辄质问是否共产党员﹖曾钰成回答“不合适回答”﹔梁振英否认得大义凛然。[50]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胚胎里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1]

自然﹐显然﹐当然﹐香港的殖民地体制“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同理﹐中国的现代化生产力﹐没有充分发达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容纳的程度﹐不具备向社会主义跃进的物质基础。即便各种特殊历史因素鬼使神差﹐社会主义改造提前成功﹐还得慎防资本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萌芽到处滋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豁出去了天下大乱﹐十年大革“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仍然以失败告终。50年代提出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20~30年不变﹐80年代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50~100年不变﹐中间30年功夫白耽误过去﹐20~30＋30＋50~100＝多少年﹐不都是因为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不可逾越﹖理论的尴尬在于﹐承认资本主义不可逾越﹐社会主义＝揠苗助长﹐有害无益。因为就算是经济发展了﹐条件成熟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也轮不上发展中的中国﹐唯有最发达的美国﹐够资格试着升级换代。也就是说﹐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如瑞典﹐勉强靠谱恩格斯主义。[52] 否则﹐所谓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物质极大丰富﹐难道还是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吃饭不要钱﹖

长期以来﹐流行看法耳熟能详﹕马克思循着欧洲历史的发展线索﹐给出一个从原始社会 ® 奴隶社会 ® 封建社会 ® 资本主义社会 ® 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 共产主义社会的进化公式。[53] 这个高度简化的概念公式﹐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相匹配﹐无法还原成任何文化单元或民族国家的发展规律。原始社会不说了﹐希腊﹑罗马是奴隶社会的颠峰。到了奴隶制无法容纳生产力发展的时候﹐非得拜托蛮族入侵﹐西欧进化到封建社会。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属于一桩可以继续讨论的悬案﹐[54] 偏偏成就独步全球的中古文明。辉煌的程度﹐堪称“叹为观止”— 威尼斯商人原话﹕“盖我言之无论如何诚实﹐皆不足取信于人也。”[55]“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56] ＝中国的技术﹑经济和社会文明遥遥领先。接下来﹐中国充分发达的生产力﹐再次未能突破生产关系的桎梏。倒是欠发达的欧洲﹐向东方改革开放几个世纪﹐引进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各种先进技术﹐[57] 引进以钱庄纸币为代表的信用制度﹐引进科举考核为代表的文官制度﹐[58] 发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把成千上万各自为政的诸侯﹐统一凝聚成足够疆域﹑人口和自然资源的民族国家﹐打遍天下﹐抢遍天下﹐崛起大机器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新文明。

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顺序进化的公式﹐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带来奴隶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历史分期和长期停滞的原因﹐四大经典难题。咱是否有过完整的奴隶制社会﹐必须刨根问底认识不全的甲骨文。[59] 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汗牛充栋﹐从战国到明清﹐几千年萌芽一株长不大的“小老树”。[60] 这俩问题一头一尾拎不清爽﹐把中国悠久历史﹐循欧洲的社会演进断代分期﹐剪不断﹐理还乱。奴隶制结束太早﹐资本主义迟迟不来﹐公元前废除了分封的“封建社会”﹐寿命长得不可理喻。中国长期停滞的命题应运而生。[61]

欧洲中世纪有‘feudal system’或‘feudalism’﹐近代日本学者在翻译时﹐借用周朝的‘封建’一词﹐译作封建主义﹑封建制度。于是‘封建’的含义发生了异化﹐现今人们习以为常地说‘封建社会’时﹐已经不再是‘封建’的本意了。如果认真加以比较﹐与欧洲的feudalism时代相似的﹐是周朝建立以后的四五个世纪。秦以后的中国﹐很难说是feudalism时代。[62]

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不管论证得如何﹐就算中国几个社会样样俱全﹐严丝合缝了﹐依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不是先进的中国﹐倒是落后的欧洲﹐创造了更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同样的逻辑疑惑﹕原始野蛮的游牧民族毁坏罗马﹐把欧洲推入千年“黑暗时代”﹐属于更高级形态的社会进步﹖[63] 打破欧洲停滞的是十字军东征带回文艺复兴。[64] 欧几里德﹑托勒密﹑阿基米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文明奠基人的著作﹐统统从阿拉伯文翻译回来。[65] 恩格斯断言﹕“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66] 言下之意﹐现代欧洲并非必经“黑暗时代”不能继续前进。多亏了好学不倦的穆罕默德﹐否则﹐接不上希腊罗马奴隶社会落后的茬儿﹐欧洲岂不要在先进的封建社会永久黑暗下去﹖

较这个真儿﹐决非鸡蛋里挑骨头。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不能解释欧洲从希腊罗马的辉煌“进化”到黑暗的中世纪﹐不能说明为什么不在中古时代生产力最发达的中国产生资本主义﹐自然难以成为落后东方抢先实践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沃勒斯坦怀抱的极度苦恼﹐具有超大现实的政治意义。

马克思主义者接受进步的进化模式是一个大陷阱。……进步的思想为社会主义辩护﹐同时也就为资本主义进行了辩护。在向无产阶级唱赞歌之前﹐人们很难不先颂扬一番资产阶级。……由于衡量进步的标准是唯物的﹐进步的思想就可能被用来反对一切“社会主义实验”。

为了把自己与他所斥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区别开来﹐马克思宣称他是在倡导“科学社会主义”。他的著作强调了资本主义“进步的”方面。关于社会主义将首先在最“先进的”国家产生的概念指出﹐这一过程将是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同时也是作为它的反动）成长出来。因而﹐社会主义革命将效仿“资产阶级革命”并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到来。后来的一些理论家甚至提出﹐因此﹐在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出现的那些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是协助资产阶级革命。[67]

三﹑历史哲学超历史

马克思设想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即从原始共产社会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合于中国历史的经验。中国社会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甚至谈不上萌芽阶段﹐所以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必然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的论述﹐对中国而言﹐似乎是遥不可及。[68]

东方落后国家﹐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该不该夺取政权﹐超越资本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整整一个多世纪﹐一直是发展中国家探索振兴道路的大是大非。党内关于如何更好建设社会主义的左右之争﹐与根本不该搞社会主义的反共立论﹐紧密纠缠在一起﹐一直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最大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历史唯物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能动作用﹐至今仍是行之有效的哲学工具。“众妙之门”在于把握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一般从特殊中来﹐存在﹑体现在特殊之中﹐却不等同﹑不可直接还原特殊。一般对特殊的指导意义﹐在哲学抽象的方法论﹐不能当成代替具体实践的先验公式。马克思抱怨“给我过多侮辱”﹐诸多困惑的学者反复引用。

我在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中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一章叙述了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运动。

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括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 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69]

历史哲学超历史﹐堪称歌德﹑黑格尔﹑康德式的德国思辩﹐直追“道可道非常道”的形而上意境。难以言传的“玄而又玄”﹐典型表现在马克思用黑体字强调﹕“我明确地把这一切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70] 社会革命一出欧洲﹐马克思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71] 譬如﹐马克思坚决反对封建俄国向资本主义进步﹐一口咬定俄罗斯大面积残存的原始村社﹐“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是比欧洲发达国家更优越的复兴因素。天底下有这样便宜的好事﹖深思熟虑的逻辑推理﹐不容置疑。

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

如果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问他们﹕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吗﹖

如果在农民解放的时候﹐农村公社立即被放在正常的发展条件下﹐其次﹐如果主要靠农民来偿付的巨额国债﹐以及通过国家（仍然靠农民）交给转换为资本家的“社会新栋梁”的其它巨款﹐都用于进一步发展农村公社﹐那末﹐现在谁也不会再考虑到消灭公社的“历史必然性”了﹐因为所有的人将都会承认﹐公社是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和俄国比其它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72]

同样贯彻历史哲学超历史﹐马克思惊喜发现﹐在更遥远的中国﹐“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73] 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联署﹐纵情欢呼太平天国﹐一无所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一无所知五种社会依次演进的宿命公式﹐热情洋溢“最古老最巩固最反动最保守”的中国﹐照样可以后发先至﹐尤其社会进步﹐赶到最先进欧洲的前头﹗

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但是﹐有一点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74]

曾几何时﹐列宁﹑斯大林领导的俄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坚信“理论上的可能性”转变成现实﹐在资本主义全球“大萧条”中异军突起﹐“五年计划”伙同村社基础上的农业集体化（“左”了＝错了）突飞猛进﹐[75] 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苏联后来居上﹐迅速成长为叫板美丽尖的超级大国。[76] 曾几何时﹐毛泽东﹑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落后农村包围先进城市﹐推翻美丽尖全力扶持的蒋家王朝﹐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建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靠计划经济和农村合作﹐用公有制构造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自力更生“两弹一星”﹗社会主义阵营蒸蒸日上﹐极大鼓舞亚洲﹑非洲各族人民奋起推翻殖民统治﹐普遍尝试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践。“据一些学者统计﹐各种自称社会主义的政党和国家多达上百个”。[77] 社会主义风靡世界﹐国际惯例的时代潮流﹐东风压倒西风﹗

台湾讲话“历史吊诡”。马克思主义越是在世界范围发生巨大而持久的影响﹐特殊越是广泛而充分地体现一般﹐科普式的理论建设和学术研究﹐越发容易把握不住二者之间的微妙﹐罔顾马克思黑体加重的强调﹐明确地没有把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第四国际﹐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瑞典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民主党﹑俄国布尔什维克﹑朝鲜劳动党﹑古巴的卡斯特罗﹑柬埔寨的哥尔布特……﹐马克思主义光芒万丈﹐五种社会的进化公式全球普世。然而﹐佛学≠佛教。迷信代替不了哲学。大道无所不在﹐处处体现﹐放之四海皆准﹔因为确实有﹐所以真的无 — 消化起来营养丰富﹐不宜拿来直接套用。后人﹐包括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徒﹐硬塞给马克思过多的侮辱。悖入早晚悖出。否定之否定到世纪末﹐改西风压倒东风了﹐阶段论从进攻转防守﹐从主动变被动﹐越发吊诡得性命攸关﹕全球经济一体资本主义化﹐全球政治一体去共产党化﹐最后一个中国共产党坚持最后一部分社会主义﹐理论上站不住脚﹐缺乏逻辑支撑﹖

四﹑资本主义＝现代化﹖[78]

历史上﹐除了西欧的一些国家曾经在奴隶社会的废墟上兴起了封建社会﹐再由封建社会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而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外﹐其余五大洲的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都没有在历史上自动地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这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上来说﹐难道可以认为是偶然的吗﹖[79]

就历史说历史﹐就中国五千年历史说美国两百年历史﹐不至于硬套阶段论的进化公式。中国共产党信奉德国犹太人在大英博物馆写成的《资本论》﹐为了策应西方主义适用中国实际﹐有学者帮忙论证五种社会放之四海皆准﹐不值得大陆当局刻意批评。同理﹐海外国民党背景或反共﹑疑共或超越国共之争的无党派华人学者﹐不受中共的政权管束和意识形态影响﹐充分享受反共的言论自由﹐不仅不屑五种社会﹐进而反对以西方为主轴﹐贯穿中国历史。[80]

西洋史家有谓其历史演变﹐乃自“封建贵族”之社会﹐转而为“工商资本”之社会者。治中国史者﹐以为中国社会必居于此二之一﹐既不为“工商资本”之社会﹐是必为“贵族封建”之社会无疑。此犹论政制者﹐谓国体有君主与民主﹐政体有专制与立宪。此特往时西国学者﹐自本其已往历史演变言之。吾人反治国史﹐见中国有君主﹐无立宪﹐以谓是必“君主专制”无疑。不知人类政制﹐固有可以出于此类之外者。即如近来德﹑意﹑俄诸国﹐即非此等分类可包。然则中国已往政制﹐尽可有君主﹐无立宪﹐而非专制。中国已往社会﹐尽可非封建﹐非工商﹐而自成一格。何以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洋学者次等分类之外﹖[81]

海外史学泰斗钱穆﹐身体力行“真血性融入真问题”﹐[82] 不感冒胡适发动文化革命“言必称希腊”。这不﹐“适之晚年在台湾出席夏威夷召开之世界哲学会议﹐会中请中日印三国学人各介绍其本国之哲学。日印两国出席人﹐皆分别介绍。独适之宣讲杜威哲学﹐于中国方面一字不提。”[83] 海外华人史学家反对崇洋媚外﹐弘扬中国文化﹐铮铮傲骨﹐突出表现在对《河觞》众口一词﹐不以为然﹕你们没本领把中国搞好﹐怪罪老祖宗脑子缺根弦﹐抱怨生我﹑养我的黄土﹑黄河风水不好﹖余英时甚至激愤指责这些“文化批判者”缺乏“责任伦理”﹐清澈的理性都无法挽救﹗[84] 许倬云身残志坚﹐发扬光大钱宾四﹐站在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弗兰克﹑彭慕兰等“世界体系”们肩膀上﹐[85]“将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的大圈子里来讨论﹐”[86]《万古江河》举重若轻﹐以简驭繁﹐中西结合﹐翻开中国通史的新一页﹗[87]

余英时哀叹﹕“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史学一向是最有光辉的一门学问。但时至今日﹐史学在中国竟大为衰落了。”[88]《万古江河》仿佛一面镜子﹐照耀出红尘热客心浮气燥﹐先畅销书后电视剧﹐媒体包装学者说书﹐陶醉于鲜为人知的解密档案﹐热衷于名人回忆的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深文周纳﹐把玩小事小非﹐调戏大是大非﹐瓮天蠡海﹐似是而非。[89] 范文澜﹑翦伯赞等一代史家过后﹐泱泱大国GDP崛起﹐何时也能出本通史﹐比肩《万古江河》呢﹖

耐人寻味的是﹐海外学者批评﹑调侃大陆学人削足适履五种社会﹐不等于自动挣脱两种或三种社会形态﹐从落后到先进﹑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到现代﹐依次演进的宿命公式。把人类进步的社会形态从五种缩减到三种或两种﹐单算数目字﹐多少笑百步之嫌。学术躲不开政治的要害是﹐既然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失败﹐擢发升天共产主义﹐毋庸赘论。共产主义拜拜了﹐共产党这段历史﹐怎么说﹐理论上﹐学术上﹐感情上对不起﹐都是迷失方向的多余弯路。

譬如﹐黄仁宇和李约瑟共同切磋“李约瑟难题”﹐中国和欧洲压根儿走的两股道﹐决无共享五种社会的道理。[90] 中国过去比欧洲文明发达多了﹐西方月亮没有东方圆。四大发明不说了﹐挽具﹑马镫﹑铁犁﹑独轮车﹑船尾舵﹑传送带﹑曲柄﹑织布机﹑机械钟﹑雨伞﹑扇子﹑风筝﹑瓷器﹑茶叶﹑绸缎﹑轿子﹑庭院﹑园林﹑宫殿﹑……从生产到生活﹐吃喝嫖赌性生活﹐大鼻子脑瓜怎么不开窍呢﹖剑桥河畔漫步中西比较﹐心心相印﹐琴瑟和鸣。[91] 可是一说到中国如何现代化﹐“哥俩儿好”立马分道扬镳了。李约瑟一根筋﹐继续贯彻中西牛骥不同槽﹐与马克思另眼相看俄国村社不约而同﹐既然资本主义从希腊罗马开始﹐从头到尾咬不上中国历史的弦﹐反衬出社会主义与中华文化更合拍﹗— 有文为证﹕

重新调整内部的结构远远比模仿外部世界更容易找到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法。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远远比任何资本主义社会更能与中国的过去相一致﹐因而共产党战胜了国民党﹐并且它将产生出一批完全不同的更高水平的管理者。[92]

不管是在今天的形式下﹐还是在今后要形成的形式下﹐两千多年前在《礼记》中表达的“天下大同”的高尚思想﹐将无疑会取得胜利。[93]

“共产党战胜了国民党”的黄仁宇不敢苟同。中国与西方过去不一回事﹐不等于今天还可以特立独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资本主义＝现代化。赞成不赞成﹐愿意不愿意﹐过去有没有资本主义萌芽﹐都必须市场经济﹐才好数字化精确管理。[94] 要不要现代化﹐还用得着争论吗﹖问题旗帜鲜明﹐答案斩钉截铁﹕

所谓资本主义体制是否曾在中国产生﹖如果未曾在中国产生﹐是否现在仍可及时添制﹐又﹐万一与中国的国情不合﹐是否有可以充塞的代替物品如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

一个国家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和这个国家的“维新”和“现代化”有何区别﹖在实用的角度说来﹐如果两种运动凝聚为一﹐将无法分拆。[95]

社会主义不可照搬﹐资本主义必须实行。黄仁宇倡导半天“大历史”﹐兜了一个古代中国与欧洲不可同日而语的大圈子﹐回到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上﹐不期然而然﹐万物归一《历史的终结》。学术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超历史﹐决非大家自愿﹑自觉。余英时称中国的社会主义属于“西方某些观念的实验”﹐当然不赞成中国共产党。[96] 许倬云肆意汪洋《万古江河》﹐结尾绕不开共产党这段历史﹐就不是历史了﹐借助黄仁宇的文字搪塞﹐勉强得令人难以认真对待﹕

中共领导人﹐尤其毛泽东﹐从农村起家﹐在取得政权后﹐仍以农村社会的经验为其建国方针﹐中共数十年﹐一次又一次的运动﹐都不外尝试以农村经验改造中国﹗

中国近代三次革命﹐其间的承袭与延续关系﹐远多于剧烈的断裂。黄仁宇以为蒋介石建立了近代中国的上层结构﹐毛泽东重建了农村为基础的下层结构﹐当可由上述分析觇见其过程。邓小平的改革﹐又将钟摆摆回到南京时代。[97]

实事求是加减法﹕五种社会形态﹐共产主义天国看不见了﹐社会主义阵营摸不着了﹐原始社会诸多神话传说﹐到底什么回事﹐和今天走什么路没有直接关系﹐归人类学范畴。谁都看得见的﹐成熟体现出来的﹐有足够文字记载﹐足以拿来解释﹑说明今天的﹐余下西方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近代以来全球展开的资本主义。中国特殊﹐不过没有和西方一模一样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印第安人也有历史﹐玛雅文化古董值钱。南美混血﹐北美合欢。再特殊﹐跳不出普世价值的圈。东欧易帜﹐苏联解体﹐中国改革﹐全球经济一体化﹐地球村里向钱看﹐除了气候变暖﹐还有什么可争论的呢﹖海外华人深情厚爱中国文化﹐大多不欣赏福山《历史的终结》。[98] 可是﹐但凡说到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再学习台湾经验改革开放﹐有几位谁﹐能和浮浅的日裔美人划清界限呢﹖

偏偏一猛子叶落归根的南怀瑾﹐从心所欲不逾矩20年﹐2004年在太湖大学堂﹐化外之人画外音﹐振聋冇发聩﹐石破天不惊﹗

共产党统一了这个大国以后﹐几十年来﹐有一件事情﹐我们历史上做不到的﹐他做到了。做到了什么﹖均贫。大家穷﹐全体穷。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大家均贫﹐全国中山装﹐男女穿一样﹐吃的一样﹐一般做不到哦﹗要真的实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要均富哦﹐要大家一样有钱。可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有特点﹐领导了全民均贫﹐这并不坏哦﹗这个问题今天我第一次讲﹐请你们学经济的学政治的注意﹐真的做到均贫也是难啊﹗真的是空前的哦﹗全国仅管穷﹐都有饭吃﹐都有衣穿。

哪个时候﹐有位同学从大陆回到香港跟我讲﹕“我佩服了共产党﹗我当场和他们讲﹐有三点不得了﹕大家有饭吃﹔大家有房子住﹔尤其是医药方面﹐医疗挂号只要两毛钱﹐任何人吃药﹐中药西药合起来只有十几块钱﹐没有医生要红包的。这三样﹐我真佩服了﹗”我说﹐有道理。[99]

南怀瑾的道理﹐现代化到今天﹐三言两语说不清了。相信在场听讲的衮衮诸公﹐未见得人人心有灵犀一点通。不过﹐有一条《亮剑》似的明明白白﹐没法儿装看不见﹕天人古今的老人家心里﹐中国应当走什么道路﹐与市面上齐声高歌转轨﹑变型的世界潮流﹐风马牛不相及﹗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100]

五﹑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表面上看﹐躲开说不清的历史阶段﹐将人类社会进步笼而统之成古代﹑现代﹐总能立于不败之地。[101] 然而﹐约定俗成的天经地义﹐编排得再天花乱坠﹐社会实践中﹐绕不开采用什么尺度衡量什么事物属于现代﹐不算古代。否则﹐凡延续到现在的﹐都是现代的﹐“万物静观皆自得”﹐哪里还有深化改革的用武之地﹖譬如沙特阿拉伯﹐全世界小两百个主权国家﹐唯一一个用皇家姓氏命名﹐深化改革见怪不怪。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前海开发区”前沿的前沿﹐都在热心提倡杜拜经验哩。[102]

阿拉伯古代酋长不耽误现代化。古怪得很﹐什么事一到祖国大陆﹐顿时哪儿哪儿都不对头了。即便不谈几个社会的进化公式﹐抽象说现代化﹐从古代到现代﹐从过去到将来﹐只要早晚得跟国际惯例接轨﹐国际惯例千条万条﹐唯独没有共产党掌权没完没了这一条。不管党内有过多少你死我活的左右之争﹐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不怕说话难听﹐脱了裤子放屁 — 多此一举。东拉西扯的理由再多﹐历史逻辑只认无论如何不可或缺的必然性。

譬如经济改革揭橥农村的包产到户﹐很多人简单看成是里程表“回零”小农经济。“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 人民公社﹐建议撤销了。[103] 事后多年﹐超脱客观的学术研究高瞻远瞩﹕中国现代化﹐从农村农业进步到城市工业﹐少数地主富农有钱供子弟上学念书﹐能够接触﹑接受和推动现代化的必需菁英。至少会算账﹐数目字管理。谁都知道﹐土地革命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根本。90年代﹐宅心仁厚的黄仁宇﹐倡言两岸两党殊途同归﹐尚给大陆共匪保留一项“翻转社会底层”的历史任务。[104] 进入新世纪以来﹐台湾现代化和平土改﹐日益成为大陆学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口诛笔伐共产党发动地痞流氓闹土改﹐腥风血雨﹐最严重摧残现代化最稀缺的地富菁英。[105]

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设身处地﹐1920年代﹐国民革命军北伐﹐浴血奋战祖国统一﹐蒋介石不得不在上海借帮会“412清党”﹐许克祥不得不在长沙派军队“马日事变”﹐因为农民运动糟得很。当时“湖南的军队﹐无论军官和士兵﹐大都来自农村。许多军官的土地财产乃至家属受到侵犯不算﹐不少地方竟然连士兵们寄回家的那点儿养家糊口的钱都要截扣没收。”[106] 杨奎松“系统地梳理蒋介石这一阶段的思想言论﹐深入考察蒋介石从‘320’走向‘412’的心路历程﹐”发现委员长决非刻意反共﹐不过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阶段论﹐与共产党争夺原本属于国民党的民主革命领导权。“况且只有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共产党也才能提出共产主义的任务。”[107] 于是﹐四人帮冤假错案《人民公敌蒋介石》﹐[108] 亦应改正平反。

应当了解的是﹐蒋介石与共产党人在工农运动问题上的分歧﹐根本上不是要不要坚持“扶助农工”政策。由于早年所受到的激进思想的影响﹐蒋一直是“扶助农工”政策的拥护者。几乎在整个北伐期间﹐蒋都高唱“扶助农工”﹐并且反复宣传国民党的这一政策是先总理的既定方针﹐不可改变。但问题是﹐究竟应当扶助什么样的农工﹐[109] 以及应当如何帮助农工取得自身的利益﹐他却有着不同于共产党人的看法。在蒋介石看来﹐农工问题的关键有两个﹐一是操之在谁﹐工农运动断不能操纵在反对国民党（尤其是反蒋）的党派分子手里﹔一是尺度适宜﹐即工农运动应当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战争时期尤其要以保持军事胜利为限度。总而言之﹐就是“应当承认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是领导者﹐并采取措施﹐避免产生致使统一战线削弱国民革命力量的各种麻烦和分歧。”[110]

顺着这个立论的逻辑铺陈开去﹐万一没有斯大林生造一个中国共产党捣乱﹐[111] 由资产阶级政党合情﹑合理﹑合法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工农运动“尺度适宜”—“战争期间尤其要以保持军事胜利为限度”﹐顺利完成包括台湾﹑蒙古在内的统一大业（闹好了还有琉球和西伯利亚）﹐待这个阶段的历史任务大功告成﹐有蒋介石和布什父子早请示晚汇报同一个上帝东西半球倒时差保佑﹐“新生活运动”戒烟戒酒喝白开水兑礼义廉耻﹔有第一夫人美国长大﹐回美国国会美语演说倾城倾国﹐每每自诩“我唯一跟东方沾上边的就是我的脸孔。”[112] 有“海归”总理深谐国际惯例﹐日理万机“满口洋文﹐仅看英文公文﹐据称中文公文需英译。”[113] 有美军装备﹑训练﹑指挥﹑运送国军弟兄并肩战斗﹐为民主宪政在同一战壕流血牺牲﹔[114] 有台湾和平土改的成功经验﹐谁说谁背叛谁的三民主义不够救中国﹖有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三条华龙﹐殖民地＋资本主义＝华人社会现代化的现成模式﹔更有民主选举锲而不舍﹐不选出希特勒来誓不罢休﹕在大陆选出蒋介石独裁﹐“虽然蒋中正的‘正’字也被监票人﹐当成五票数了进去。”[115] 到台湾选出李登辉台独﹐“他并不讳言终其一生﹐他自认是日本人的时间比自认是台湾人的时间长得多。”[116] 蒋介石西狩重庆八年抗战以暴易暴盲目排外﹐李登辉赴东瀛国难到名古屋任皇军少尉 — 莫搞错﹐不是汉奸皇协军哟﹐[117] 亲哥哥李登钦＝岩里武则“玉碎”了住靖国神社让日本首相排队参拜﹔[118] 接着﹐再接再励连选连任律师专业贪污犯﹐七姑八姨腰缠万贯﹐夫妻双双赢得多年吃饭不要钱﹐擦屁股纸报销国务机要﹐正反两面证明宪政民主妙味无穷﹔更有开放党禁报禁新闻自由﹐国民党﹑民进党﹑新党﹑旧党﹐你未唱罢我登场﹐自由撒泼﹑民主耍浑﹑专门议会里拳打脚踢（大街上有警察）领高薪（议员年薪＝部长）﹐电视新闻转播火爆﹐举世瞩目跌破眼镜﹔更有总统选举﹑议员选举﹑县市长选举﹑县市议员选举﹑各党内各级选举﹑各小区各级选举﹑各行各业群众组织事业单位俱乐部联谊会选举﹐大官小官真官假官官官选举不舍昼夜﹐加上两岸关系公投﹑买军火公投﹑建化工厂公投﹑修高速铁路公投﹑公投不公投公投﹐大事小事﹐没事找事﹐一人一票﹐天天投票﹐投票前拉票﹐投票后谢票﹐花车彩旗披红戴绿放鞭炮锣鼓喧天﹐大街小巷送往迎来挤眉弄眼挥胳膊拉手抱小孩﹐扰民不胜其烦﹔……所有能说出来的现代化花样﹐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国际惯例到中国传统﹐一件不缺﹐只多不少﹗大可不必28年武装斗争“内战”窝里斗﹐山沟里杀出山大王坐龙廷﹐粗黑的手呀掌那大印哪﹐土改＋镇反把70~两千万识文断字的地富菁英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现在又咸鱼翻身﹐[119]“阳谋”引蛇出洞50上百万知书达礼的右派“改正”了依然《往事并不如烟》﹐三面红旗土法炼钢“以粮为纲”焚毁森林草原水土流失全球气候变暖﹐天灾人祸饿殍3250~7600万必须在天安门造《墓碑》纪念﹐[120] 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蹲牛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无前例﹗……好不容易熬到崩溃边缘悬崖勒马﹐迷途知返﹐悔过自新﹐又30年过去﹐改革派拖泥带水自己屁股不干净﹐保守派茅屎坑的石头又臭又硬﹐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不让私有化﹐电信﹑航空﹑铁路﹑电力﹑石油等等国计民生国家垄断暴利独吞﹐从拒绝休克的“价格双轨制”开始﹐官商勾结以权谋私愈演愈烈﹐好好的资本主义给闹成“权贵资本主义”乌烟瘴气……[121] 怪不得大肚能容的蔡元培﹐北京大学铸铜像流芳百世﹐1927年就生熟不可忍了﹐专程赴上海恳请蒋介石下决心杀共产党血流漂杵。“平日畏恶共产党极甚者﹐对于上海之处置党案﹐莫不认为残酷。”[122] 斩草除根﹐除恶务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前30年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伤天害理﹐后30年推三阻四经济改革扭曲﹑光说不练政治改革延宕。耳顺了再算总账﹐怎么说都是“长痛不如短痛”。只要不再计较为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的阶级分析﹐上海国际大都市洋人租界里欣欣向荣的黑社会﹐比湖南穷乡僻壤的地痞流氓﹐现代化含量高多了。

纵观中共捣乱现代化的历史﹐无论夺取政权之前﹑之后﹐一路吃尽“左”的苦头﹐多次濒临灭顶之灾﹐无数暴民尸积如山。连惨遭黑帮毒手的陈独秀右倾路线﹐还是农村痞子运动酿成的恶果。看得见的原因是﹐多次党内路线斗争﹐总有干事无能﹑整人有术的小人兴风作浪﹐严厉打击﹑残酷迫害革命同志﹐心狠手辣﹐令人发指﹗看不很清楚﹐共产主义海市蜃楼在朦胧中频频招手﹖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实事求是发展经济﹐脚踏实地改善民生﹐深刻检讨“左”的错误﹐党内外总算形成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

真理多走一步即成谬误。反过来说﹐纠正谬误也不敢多走一步。“高大全”错在一个“全”字。走下神坛 — 应该﹐没说应该扔进粪坑。不再万无一失之神﹐还原有血有肉之人﹐错误﹑缺点多多﹐成绩﹑优点多多﹗痛恨“左”的祸害﹐不必要《告别革命》再否定革命﹐做学问走了﹐掉头狠杀回马枪。是善意总结经验教训吗﹖面对左倾盲动招来的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回答是南昌起义﹐从此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照今天的度量衡﹐岂不是“左”上加左﹖[123] 新中国前30年大干快上﹐正赶上东风压倒西风﹐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一系列顺风“左”的错误创巨痛深﹐追悔莫及。后30年改革开放﹐正赶上西风压倒东风﹐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抖擞否定一切的旧精神﹐再顺风一路往右﹐保证不犯错误﹖尤其亲身经历过两个方向的狂风暴雨﹐理应不难理解﹐越右越好﹐右出了界﹐照样不能实事求是。小心重犯同样性质的顺风错误﹐必须抬头看路。总结前人经验教训﹐宜为自己心存厚道﹐执中知止。

祖国大陆反“左”以后右转弯﹐批左﹑防左30年一贯制﹐与互联网上畅所欲言面对面﹕文革十年浩劫“左”了＝错了﹐四清四不清“左”了≈错了﹐大跃进饿死人“左”了＝错了﹐反右扩大化“左”了＝错了﹐三大改造过急﹑过快“左”了≈错了﹐这些都是共产党自己认账的。中国人算旧账爱“驴打滚”﹐随着海内外解密档案越来越多﹐鲜为人知的名人回忆（含蒋介石日记）越来越多﹐学术研究涉鲜猎奇﹐钩隐抉微﹐死亡人数越算越多﹐经济损失越算越大。死亡人数没生下来的也算﹐因为没生下来所以又没生下来的也算……﹔经济损失没得着的也算﹐因为没得着所以又没得着的也算……。一听说你虔诚忏悔﹐这辈子甭想还清欠债了。[124]

更要盒儿钱的是﹐酒足饭饱有的是闲功夫﹐一笔一笔往回倒﹐一步一笔血泪账﹐每笔账都比着算﹐看谁算得多。反之亦然﹐帝国主义﹑国民党﹑地主老财的旧账﹐或平反昭雪﹐或越算越少。你追我赶会师到起点﹐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越来越集中发现﹐中国压根儿不存在西方式的大地产。“根据我们现在计量研究的很多成果来看﹐人们普遍认为改革时代以前关于‘地主占地率’的说法有相当程度的夸大。几乎所有的近期研究都认为﹐以前的那种地主占有70％的土地﹐农民只占30％的土地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能成立的说法是倒三七。因此﹐“把地权不均说成是传统中国社会弊病﹑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的主因﹐是没有根据的。”[125] 既然地权平均﹐何来地主剥削佃农﹖都说收成对半开﹐实际上﹐太多杨白劳不按合同办事﹐躲债赖账﹐欠租抗租﹐地主真正拿到手的﹐仅仅仅30％左右。[126] 据此﹐秦晖往高王凌的学术专著封面上题字烫金﹕“过去是以为地主如何残酷剥削农民﹐地主阶级因此成为中国落后的根源﹐……这些看法在有了这本书后﹐恐怕都应重新考虑。”[127] 收租院原本刘善人﹐[128]“半夜鸡叫”因为实在太勤快。[129] 档案﹑史料证据确凿﹐有鼻子有眼儿。经过深入勘察既无地主亦无租佃的关中田园诗﹐[130] 秦晖把梁漱溟等“中国文化本位论”和“西方汉学的一些传统”结合起来﹐赞誉有加“乡村和谐论”。

与阶级斗争之说相反﹐这些学者把传统乡村看成一个非常和谐﹑温情脉脉的大家庭。……如果说乡绅在“中国封建论”者那里被描述为欺贫虐佃的大地产主﹐在这里则变成以道德立身﹑为乡亲请命的读书人。这种作为地方菁英﹑乡村自治代表和民间伦理化身的乡绅﹐越来越成为解释中国传统乡村的关键概念。[131]

拿这个“关键概念”回眸《暴风骤雨》﹐工作组撺掇赵光腚恬不知耻﹐三级露点有碍观瞻﹐吹胡子瞪眼骂脏话抡拳头﹐显然也大大的“左”了＝错了﹗而且不仅解放初﹐而且解放前﹐而且从建党伊始的第一次土地革命﹐痞子运动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甚至《潜伏》党内的大工贼﹑大内奸﹑大叛徒﹐终于爬到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城讲话“剥削有功”﹐够理性吧﹐一下乡搞土改﹐目睹满世界光腚﹐立刻情不自禁滥杀无辜﹐“道德立身﹑为乡亲请命的读书人”死伤枕籍﹐极左造成“1947年的暴力土改”。[132] 由此可见共产党不可救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从文革一路穷追猛打到土改﹐多米诺骨牌似的﹐盘点中国共产党这点儿出息﹐包括煽动穷棒子“仇富”推翻三座大山的合法性﹐因为“民以食为天”所以“耕者有其田”才能保家卫国民族独立的合理性﹐以及计划调拨“一穷二白”构筑工业体系的历史必然性﹐留下几条干枯退色的陈旧标语﹐“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张木生说得好﹐拨乱的目的是返正。反左是为了实事求是﹐正本清源﹐不该沿用四人帮的思想方法﹐过去“宁左勿右”﹐现在“宁右勿左”﹐比﹑学﹑赶﹑帮﹑超﹐看谁更右。[133] 譬如说政治改革﹐想不想当然都是多党宪政。普世共识﹐毋庸置疑。于是有唐德刚首唱﹐满清以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共和体制的法统﹐袁世凯才是最合法的“正式大总统”。[134] 顺着这个法统往下捋﹐别说共产党了﹐两岸国父都得请下神坛。根据两味“日本学者有人怀疑此事之真否”的日本史料足够断定﹐[135] 孙中山“与袁世凯竞相向日本政府争宠。……出卖满蒙。”两害取其轻﹐“袁世凯政府实际上是反日的。”项城称帝固然欠妥﹐孙大炮“在民主制度恢复在望之际﹐却肆意建立非法政府。……号称‘护法’﹐却明目张胆践踏法治。”宣誓效忠的“党国”体制﹐板上钉钉﹐贴着商标从苏俄进口的舶来品。[136] 最最无可救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条政纲﹐张口闭口“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137] 只差跟共产党划等号了﹐倒行逆施反改革﹗于是乎﹐〈孙中山爱国不爱国﹖〉学术大标题﹐打上有根有据的大问号。[138] 还要遑论其它吗﹖革命党人自杀炸弹恐怖袭击﹐处心积虑破坏大清当轴的政治改革。《人民日报》社评论部前主任编辑奇书畅销广售﹐原来腐朽没落的慈禧太后﹐其实一往无前的宪政正宗。

派大臣出国考察各国政治﹐标志清政府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这一转变极其痛苦﹐然而又是巨大进步。从此﹐中国政治体制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拉开了序幕。

不幸的是﹐1905年9月24日﹐正当北京火车站冠盖纷纭欢声如潮﹐人们载歌载舞欢送载泽﹑徐世昌﹑绍英﹑戴鸿慈﹑端方五大臣出国考察之际﹐突有革命党人吴樾引爆自杀式炸弹﹐施行袭击﹐死伤十余人﹐绍英受重伤﹐载泽受轻伤。

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爆炸﹐反映出革命党人对其他反专制的力量非常不宽容。其实﹐革命党人汪精卫早就散布一种担心﹕如果立宪取得成功﹐那么革命党夺取权力的希望就要落空﹐所以一定要想方设法破坏立宪。

爆炸并没有炸退清政府实行立宪的决心﹐……表明了执政者意识到﹐要想在全球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必须抛弃专制制度﹐向先进的民主制度学习。就此而论﹐这决不是仅仅为了欺骗人民蓄意玩弄的一场骗局。……从当时社会各界的反应来看﹐颁布仿行立宪的上谕﹐是慈禧太后一生政治生涯的高峰﹐也是对戊戌变法的最大突破﹐在中国历史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139]

从前的“高大全”是杨子荣﹐现在的“高大全”是座山鵰。可恨大汉奸搅黄了老佛爷的民主宪政﹐不然﹐咱现在胸前飘领带﹑脑后梳辫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亦乐乎﹖进﹐有普世价值指引﹔退﹐有尊孔祭祖托底。只可怜中间这段拖累了国民党的暴力革命﹐从此再没人待见﹐上下不连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念“天地之悠悠”了……

世界名著《历史是什么﹖》第一章〈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开宗明义存在决定意识﹕观察角度不同﹐选择注重不同的“历史事实”。即便面对同一个“历史事实”﹐从不同立场出发﹐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140] 不信试试﹐今天谁敢剽窃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定会有狗仔队闻讯狂吠﹐扣一顶极左帽子﹐扭送官衙问罪。由此可见﹐用不着遮掩﹐也遮掩不住﹐历史研究大是大非﹐是学术﹐也讲政治。苏联解体20年﹐全球一体妖魔化共产党专制暴政20年。中国改革30年﹐清算前30年“左”的教训﹐虽未见得人人解恨﹑个个过瘾﹐毕竟深揭狠批30年时间了。为了倒干净最后一滴洗澡水﹐非要把孩子扔出去﹐彻底抛弃中国共产党为多数人（不幸﹐总是绝对或相对意义上的穷人）谋利益的使命追求﹖

世界上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两种评论。有些评论家认为改革会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另一些评论家则认为中国不会放弃社会主义。[141]

如果坚持改革开放仍然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善建者不拔”﹐无论东欧﹑苏联改变成什么颜色﹐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多数人共同富裕的任务﹐自然而然提上日程。黄河安流必须顺其自然﹐30年河东30年河西﹐让干流在宽大河床左右迁徙﹔死磕一侧不回头﹐势必酿成决堤﹑泛滥﹑改道。2008年“百年一遇”金融海啸﹐右到头的美国政府左倾回潮﹐在金融﹑房地产﹑汽车﹑医疗等领域大踏步“国进民退”﹐国有化“两房”占美国住宅贷款一半﹐国有化AIG世界最大保险公司﹐屡禁买空卖空投机倒把﹐行政封顶企业花红﹐充分显示什么叫“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142] 为此﹐胡锦涛及时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143]“启动内需”＝多数百姓要有足够的购买能力。值得认真学习奥巴马上万亿美元的医疗改革﹐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推翻新的三座大山﹗不光与少数人发财的国际惯例接轨﹐而且与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劳动安全﹑事故赔偿﹑贫困标准﹑失业保障﹑医疗保险﹑最低工资﹑最长工时等等涉及多数劳动者福祉的国际惯例接轨﹐应当成为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努力方向。不是口口声声深化金融改革吗﹖2007年“全国有2868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机构﹐约占全国乡镇总数的7％”。[144] 农村金融应当遵循什么国际惯例﹐尚未提上议事日程。[145] 根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逻辑大而化之﹐推翻新的三座大山﹐劳动力成本普遍上升 → 减少出口﹐大多数人收入增加 → 扩大内需。出口转内销﹐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人民多消费﹐比起人民币升值招惹投机热钱﹑贸易战阻滞廉价出口﹐更好顺应发达国家兴起“国进民退”的时代新潮流。

不仅如此﹐正如吴敬琏大声疾呼﹐“与市场化经济改革相适应的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愈演愈烈的群体事件并非“突发”﹐严重影响安定团结。譬如﹐经济高速发展30年﹐沿海城市就业一半多“常驻流动人口”﹐一视同仁的户籍管理﹐不考虑亟需接轨国际惯例﹖[146]“居者有其屋”与农村“耕者有其田”一样﹐属于城市化（＝现代化）的头等政治。得民心者得天下。满足温饱奔小康﹐唯此唯大﹗同样英国旧殖民地﹐同样市场经济﹐房地产炒作热火朝天﹐同样数量的人均国土面积和人均GDP﹐人均居住面积﹐香港14平方米﹐新加坡1997年就超过25平方米。谁家以民为本﹐谁家和谐社会﹖钢筋水泥说话﹕与香港的自由民主相比﹐西方强烈垢病新加坡专制﹐过去连口香糖都不允许咀嚼。警匪打斗片早成香港招牌菜﹐新加坡只拍得出《小孩不笨》。香港回归12年闹特首直选﹐愈闹愈烈。新加坡1965年独立﹐一人一票45年﹐选老了老子选儿子≈“金三代”﹐样板权贵资本主义﹗[147] 更何况﹐解开房地产投机束缚房地产建设的桎梏﹐启动城市化严重滞后积聚的巨大内需﹐解放生产力功德无量﹗[148] 再譬如﹐各类内外资企业家协会﹑俱乐部﹑联谊会灯红酒绿﹐有钱有势参政议政﹐上亿农民工成百上千万党团员四处流窜﹐两代人过不上正常的组织生活﹐现代化必需的各类保障残缺不全﹐拖欠工资家常便饭﹐迫切需要“文艺复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组织传统﹐帮忙共产党员找共产党﹐改革工会优胜劣汰﹐[149] 组织农会优胜劣汰﹐大力健全申诉﹑罢工﹑法律援助等等法治建设﹐在共产党领导的“世界工厂”﹐维护广大劳动者的基本权益。[150]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国经济﹐不走回头路。”[151] 在继续珍惜﹑爱护﹑鼓励少数人用正当手段致富的同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想方设法多数人共同富裕﹐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改革开放的初衷。坚持这个初衷不动摇﹐扎根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深根厚基﹐天下为公＝“以百姓心为心”﹐独闯﹑首创超越资本主义的民族振兴之路。邓小平坚信﹕“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152] 几千万革命烈士的鲜血不应白流﹗[153]

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154]

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级分化。当然﹐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它地区﹑其它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55]

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富裕。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156]

如果因为阶段论的共产主义虚无缥缈﹐把改革开放理解成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不可逾越﹐与少数人发财的国际惯例接轨＝实现现代化﹐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进一步改革开放就是〈让中国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包括农村集体土地私有化﹐国有战略产业私有化﹐金融管制彻底放开﹐先富起来更上一层楼。[157] 甭管怎么来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多党代议“轮流坐庄”由资本优胜劣汰政府服务﹐控制媒体的资本监督政府的言论自由等等﹐捍卫少数既得利益的政治改革﹐自然而然提上日程。共产党与共产主义﹐鸡生蛋又蛋生鸡。坚决反共的钱穆﹐柏林墙倒塌毫不乐观﹕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手心手背﹐“只要西方资本主义一天存在﹐共产主义也会存在。”[158] 果不其然﹐社会主义偃旗息鼓﹐美帝独霸如日中天﹐拉美后院红潮汹涌﹐查韦斯倡建第五国际。[159] 美国金融海啸﹐《资本论》各国畅销﹐马大胡子频频荣登各类评选活动榜首﹐甚至历史终结20年之久的福山﹐又急忙改称“马克思主义者”了。[160] 把话说透亮了﹐彻底粉碎左倾回潮的可能性﹐值得仿效老大哥的政治改革。有了经济基础﹐必需上层建筑。推翻一党专制﹐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成果﹐包括出事没出事的赖昌星﹑热比娅﹑周正毅﹑黄光裕……长长的名单数不清﹐以及不那么容易出事的港商台资﹑真假外资﹐才能比在美国﹑瑞典﹑台湾﹑香港﹐更能落实西方资本主义都落实不了的制度保证﹐不包括西方资本主义不得不包括的各类安全保障﹐有选择的﹑优惠少数人的国际惯例﹐才能在东方社会主义祖国大陆长治久安。

在国民经济许多重要领域﹐如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国有垄断行业﹐改革难以深入。一些重要的要素价格﹐如能源﹑利率﹑汇率﹐也尚未放开﹐依然未能真正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政府和国有部门依然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大部分资源﹐与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不相适应﹐而且“国进民退”等逆潮流的事件时有发生。

支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改革的人们认为﹐既然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公是由市场化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活动的干预压制等寻租活动基础所造成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只能是坚持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161]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政治改革必须加快。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中共15大提出建设法治国家和16大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承诺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许多个年头。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必须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162]

根据30年渐进改革的曲折迂回﹐和平演变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最好的办法是劝中共学联共（布）﹐自己〈走出《共产党宣言》的误区〉。[163] 改弦更张﹐改名换姓﹐顺理成章﹐名正而后言顺。中国共产党90岁高龄耄耋﹐血气既衰﹐口齿不灵﹐寿终﹑正寝﹑安乐死。[164] 别闹事﹐不流血﹐在三温暖的睡梦中背过气﹐不疼不痒不郁闷﹐趁心旷时神移﹐皆大欢喜。心知肚明的穷途末路﹐黄仁宇超脱（大历史）﹑客观（美国人）﹑中肯（中国人）的学术研究﹐路人皆知十多年了。

今日大陆虽仍称共产﹐实在有“金蝉脱壳”之姿态。[165]

中国大陆十年来之经济改革看来奇特﹐与先进国家的经验相较﹐则仍是大势所趋﹐事出必然﹐只是当初“共产”﹐今天又要固定私人财产权﹐看来好像出尔反尔。……纵是难以自圆其说﹐这些看来自相矛盾的行动已成事实﹐也只有硬着头皮承认负责。看来中共甚可以改为中国人民党或类似的名目﹐以示与民更始。[166]

《中国处在十字路口》﹐[167] 从1840年算起﹐船到江心补漏迟170年了。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宿命公式也好﹐古代﹑现代的笼统划分也好﹐社会主义实践失败﹐共产主义理想幻灭﹐情愿不情愿﹐指不明白今后去哪里﹐资本主义就是社会进步《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不可逾越﹐共产党执政就是“左”。如何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中国的钱途还是前途﹐说到底﹐还是走什么道路的老问题﹕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问号。扳倒镰刀铁锤的党旗﹐五星国旗可以含混过关﹐在多党代议的宪政丛林里弱肉强食﹐随波逐流﹖— 问号。[168] 左右彷徨﹐歧路亡羊。面对现实﹐与时俱进。胶柱鼓瑟不好使﹐闭目塞听也不行。探索中华民族的振兴之路﹐必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亟需历史哲学超历史的理论研究。

大陆上“摸石过河”的过程业已走完﹐今后势必游泳才得登彼岸。[169]

引用及参考书目﹕

S. A. M.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法）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2000。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古吴轩出版社2005。

（美）蔡爱眉﹕《起火的世界》﹐（香港）泰德出版有限公司2004。

曹树基﹕《大饥荒 — 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

曹天予主编﹕《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 中国改革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

陈伯达﹕《人民公敌蒋介石》﹐人民出版社1962。

陈方正﹕《继承与叛逆 — 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三联书店2009。

朱迪斯‧M.本内特﹑C.沃伦‧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Chris Brazier﹕《另类世界史 — 打开历史广角》﹐（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2。

弗尔南‧布罗代尔﹕《世界史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弗尔南‧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3。

格温‧戴尔﹕《战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 — 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Raymond Dawson编辑﹕The legacy of China（《中国的遗产》）﹐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1993。

董晓阳﹕《俄罗斯利益集团》﹐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

（法）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商务印书馆1963。

樊树志﹕《国史16讲》﹐中华书局2006。

亨得里克‧威廉‧房龙﹕《美国史事》﹐北京出版社2001。

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续集﹐人民出版社1988。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82。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贡德‧弗兰克﹑巴里‧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的祸害 — 货币史片断》﹐商务印书馆2006。

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

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 — 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勒内˙格鲁塞﹕《伟大的历史》﹐新世界出版社2008。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

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台湾）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0。

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台湾）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0。

黄仁宇﹕《近代中国的出路》﹐（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21世纪》﹐（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

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评论》第二辑﹐三联书店2006。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路﹕社会民主的更新》﹐（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

金一南﹕《苦难辉煌》﹐华夏出版社2009。

金观涛﹑刘青峰﹕《毛泽东思想和儒学》﹐（台湾）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E. H.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8。

唐纳德‧卡根﹑史蒂文‧奥兹门特﹑弗兰克‧M.特纳﹕《西方的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Catherine Keyser﹕《体改所与政策制定 — 毛以后中国的专业化研究》﹐（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

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9。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新加坡世界书局1998~2000。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历年出版。

《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李约瑟文献中心编﹕《李约瑟研究》第1辑﹐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0。

彼得‧李伯赓﹕《欧洲文化史》﹐（香港）明报出版有限公司2003。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1。

G. E. R. 劳埃德﹕《古代世界的现代思考 — 透视希腊﹑中国的科学与文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

林博文﹕《跨世纪第一夫人宋美龄》﹐（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2000。

刘海翔﹕《欧洲大地的中国风》﹐海天出版社2005。

刘纯﹑王扬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刘德增﹑孙明良﹑刘英伟﹕《亚细亚文明》﹐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吕振羽﹑裴文中﹑尹达﹑杨向奎﹑田余庆﹑唐长儒﹑邓广铭﹑韩儒林﹑吴晗﹑郑天挺﹕《大师讲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罗素﹕《论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罗素﹕《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6。

丹尼‧罗伊﹕《台湾政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

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黄山书社2008。

《马可波罗行纪》﹐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6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197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

马立诚﹕《历史的拐点》﹐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梅新育﹕《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人民出版社2004。

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商务印书馆1981。

孟令骞﹕《半夜鸡不叫》﹐亚洲传媒出版社2009。

南怀瑾﹕《老子他说》续集﹐（台湾）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

南怀瑾﹕《南怀瑾讲演录﹐2004~2006》﹐（台湾）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

南怀瑾﹕《中国文化泛言》﹐（台湾）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

南怀瑾﹕《历史的经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Peter Nolan﹕《中国处在十字路口》﹐（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

彭慕兰﹕《大分流 — 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彭慕兰﹑史蒂夫‧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 — 社会﹑文化﹑世界经济﹐从1400年到现在》﹐（台湾）如果出版社2007。

钱穆﹕《现代中国文化论衡》﹐三联书店2006。

钱穆﹕《文化与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钱穆﹕《晚学盲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钱穆﹕《中国文化丛谈》﹐（台湾）三民书局2001。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79。

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

秦晖﹕《传统十论 — 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与其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 — 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1。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台湾）时报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7。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胡闹领主”毛泽东﹕永不休止的颠覆与冒险》﹐（台湾）左岸文化2006。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追寻现代中国》﹐（台湾）时报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1。

（韩）宋荣培﹕《中国社会思想史 — 儒家思想﹑儒家式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孙立祥﹕《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孙中山﹕《三民主义》﹐（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7。

Charles Singer﹑E. J. Holmyard﹑A. R. Hall﹑Trevor I. Williams编﹕A history of technology（《技术史》）﹐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索飒﹕《彼岸潮涌﹕拉丁美洲随笔》﹐（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

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 — 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

唐德刚﹕《晚清70年》﹐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

王小强﹕《摸着石头过河的困惑》﹐（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

王小强﹕《投机赌博新经济》﹐（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

王小强﹕《史无前例的挑战 — 读美国近来战略研究》﹐（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

王小强﹕《“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改革之路 — 对萨克斯和科尔奈的批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原英文版﹕China’s price and enterprise reform﹐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王树增﹕《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海南出版社2004。

王钱忠主编﹕《东西方科学文化之桥 — 李约瑟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

王钺﹑李兰军﹑张稳刚﹕《亚欧大陆交流史》﹐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

卫建林﹕《全球化与第三世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卫建林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07。

卫建林﹕《历史没有句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卫建林（文甘君）﹕《忧郁的俄罗斯在反思》﹐三联书店2000（“文甘君”为笔名﹔见《卫建林自选集》前言）。

卫建林﹕《历史没有句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卡尔‧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夏宇立﹕《史说长征》﹐（香港）大风出版社2009。

笑蜀﹕《大地主刘文彩》﹐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许倬云﹕《历史大脉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许倬云﹕《万古江河 — 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06。

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许倬云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转型中的世界体系 — 沃勒斯坦评论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弗雷德里希‧希尔﹕《欧洲思想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

杨奎松﹕《开卷有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杨继绳﹕《墓碑 — 中国60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

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 — 辛亥前后史事发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 — 近代中国的政治人物》﹐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约翰‧伊特韦尔﹑艾斯‧泰勒﹕《全球金融风险监管》﹐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重建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争》﹐外文出版社2000。

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

于光远著述﹑韩钢诠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 — 读史笔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2004。

袁伟时﹕《近代中国论衡》﹐（香港）Roundtable publishing 2006。

翟同祖﹕《中国封建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张木生﹕《超越左右说实话 — 财税体制与政府行为》﹐（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

赵冈﹕《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新星出版社2006。

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新星出版社2006。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艰难的探索 — 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考察》﹐经济管理出版社1987。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农村‧经济‧社会》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

中信泰富政治暨经济研究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香港）大风出版社2009。

[1]《邓小平文选》三卷311页。

[2] 推荐参阅王小强﹕〈最发达的市场经济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二〉﹐《香港传真》No.2010~36（更新电子版No.HK2011~9﹐http://208.81.132.159/pdfs/HKFax/No%20HK2011-9.pdf）﹔王小强﹕〈无喱头《大话西游》﹖—“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三〉﹐《香港传真》No.2010~53（更新电子版No.HK2010~37﹐http://208.81.132.159/pdfs/HKFax/No%20HK2010-37.pdf）。

[3] 耶金﹑斯坦尼斯罗﹕《制高点》388页。

[4] 沃勒斯坦﹕《转型中的世界体系》455页。

[5]“再也找不出比赌博更公平﹑更效率的市场经济了。”推荐参阅王小强﹕《投机赌博新经济》。

[6]“私有化的规模是惊人的。到1996年﹐大约1.8万家工业企业实现了私有化﹐其中包括四分之三的大中型工业企业﹐90％的工业生产都实现了私有化。私有化使在私营部门工作的工人占到了工人总数的80％。五分之四的小商业和零售店铺也实行了私有化﹐其中包括90万家由俄罗斯企业家成立的新企业。70％的GDP是由私营部门创造的。”（耶金﹑斯坦尼斯罗﹕《制高点》410页）

[7] 1997年﹐60家金融工业集团垄断50％的工业产值﹐控制70％的银行资产（董晓阳﹕《俄罗斯利益集团》17页）。

[8] 1991~1997年﹐俄罗斯的GDP陡降83％。1990年代末﹐俄罗斯的GNP只相当祖国大陆的三分之一。资产价值不低于两千亿美元的五百家大企业﹐以3％的低价私有化。1991~1996年﹐俄罗斯流出资金三千亿美元（卫建林﹕《忧郁的俄罗斯在反思》42页）。

[9] 耶金﹑斯坦尼斯罗﹕《制高点》411﹑418页。另有说法﹐“许多经济交易都是通过物物交换进行的 — 到1998年5月﹐大多数人估计至少有50％的交易是物物交换。”（伊特韦尔﹑泰勒﹕《全球金融风险监管》147页）

[10] 伊特韦尔﹑泰勒﹕《全球金融风险监管》148页。

[11] 卫建林﹕《忧郁的俄罗斯在反思》。

[12] 蔡爱眉﹕《起火的世界》33﹑165页。

[13] 邓小平指示﹕“广东卖淫罪犯那么猖獗﹐为什么不严惩几个最恶劣的﹖老鸨﹐抓了几次不改﹐一律依法从重判处。”（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三卷153页）

[14]“80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三卷306页）

[15] 参阅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

[16] 沃勒斯坦﹕〈今天的共产党是什么﹖〉沃勒斯坦﹕《转型中的世界体系》109页。

[17] 全名《改革经济通讯﹕转轨》（Newsletter about Reforming Economies: Transition）。先由世界银行主办﹐后变成世界银行与The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Business School合办。免费赠阅英文版﹑俄文版和中文版。

[18] 推荐参阅笔者在剑桥大学经济和政治系的博士论文﹐王小强﹕《“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改革之路 — 对萨克斯和科尔奈的批评》。

[19] 弗兰克﹕〈意识形态上的过渡与生产方式 — 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弗兰克﹑吉尔斯﹕《世界体系》236页。

[20] 邓英淘﹕〈也谈摸着石头过河〉﹐《香港传真》No.2007~2。

[21] 推荐参阅王小强﹕〈第三条道路去哪里﹖〉王小强﹕《摸着石头过河的困惑》77~102页。

[22]“蒙古传说自己的祖先是苍色的狼和白色的鹿相结合而生的儿子。”（韩儒林﹕〈元史〉﹐吕振羽等﹕《大师讲史》下册页49页）

[23] 推荐参阅王小强﹕〈哀莫大于分裂〉﹐王小强﹕《史无前例的挑战》215~268页。

[24] 笔者黑体加重﹔邓小平﹕〈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邓小平文选》三卷311页。

[25]《香港传真》No.2009~53。

[26] 原文黑体﹔吴敬琏﹕〈改革不言止步﹐中国还需努力﹕中国经济60年〉﹐《财经》2009年9月28日74~103页。

[27] 即便因为落后挨打而奋起直追了﹐“现代中国人对科学的追求主要还是出于功利的动机﹐而不是对科学知识本身有真正的兴趣﹐更没有注意到科学背后的文化凭借。科学是西方文化特显其超越精神之所在﹐然而它不是功利思想的产物。相反地﹐西方人‘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才是科学的真正源头。……西方文化讲求真﹑善﹑美﹐科学是属于‘真’的范畴﹐……如果再进一步说到‘善’与‘美’﹐问题便更复杂了。‘善’是宗教道德的领域﹐‘美’是文学艺术的领域。‘善’和‘美’的创造也同样要假定人作为创造主体具有超越的能力。人能从原始的自然状态超拔出来﹐逐步进入文明的历史阶段﹐是和宗教﹑道德﹑艺术等的出现和发展密切相关的。”（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499~501页）不是一直在歌颂西方文明之理性吗﹖西方科学史家认为﹕希腊辩论尖锐敌对﹐因为“想要成为真理主人的人﹐寻求通过战胜所有其它有成功希望的人来建立他们自己的名声﹐……为名誉 — 实际上是为招到更多学生 — 而战”（原文黑体加重﹔劳埃德﹕《古代世界的现代思考》63~64﹑83页）。所以﹐钱穆曾经教导余英时﹕“西方人又分真善美为三。真则自然之真理。美乃见于艺术。善则属人之行为﹐但必信仰上帝而始有。则真善美皆在人之外﹐不在人之内。要之﹐可谓无人之存在。茍有之﹐则唯见人之有欲﹐不见人之有德﹐则又何人伦之可言。”（钱穆﹕《晚学盲言》229页）

[28]“蛮夷戎狄本来在字源学上并无轻视之意﹐只是指文化不一样的民族﹐称之为夷﹑狄﹑胡﹐并不那样轻视。等到‘天朝’意识有了之后﹐一圈一圈形成了一种华夷之别的观念﹕我们中国是当中的‘天朝’﹐其它离‘天朝’愈远的文化愈差﹐这才有文化优越感﹐然后才有鄙视其它民族的看法。”（《许倬云自选集》460页）

[29]“在安阳殷墟墓葬中﹐曾出土过进食用的铜筷﹑铜匙﹐表明商人已走过用手抓饭拿菜的过程。而此后两千多年间﹐欧洲人还未能走出。……不独西班牙人﹐直到公元17世纪﹐法国顶阔的人也是用手抓菜往嘴里送。”（刘德增等﹕《亚细亚文明》34~35页）

[30] 王树增﹕《1901年》9页。为此﹐王业健说﹕“1860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的时代﹐传统享受着最高权威﹐所有的外国人被认为是落后的﹑未开化的民族。”（宋荣培﹕《中国社会思想史》248~249页）

[31] 原文黑体加重﹔马克思﹕《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7卷427页。

[32]“罗盘起源于中国的宗教﹐……早在公元1000年以前﹐它已经发展为各种测示方向的工具。我们不知道它是怎样传入欧洲的﹐在欧洲文献中第一次提到它是公元1198年。……关于造船技术﹐……伊比利半岛的造船业开始建造三桅帆船﹐多半是由于在14﹑15世纪欧洲地图上看到中国的多桅帆船﹐又听马可‧波罗的描述而开始仿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采用亚洲造船技术﹐使用棉帆布和沥青来黏合密封船只上木料接合的地方﹐既使船只更坚实耐用﹐又把造船费用减少了一半。”（彼得‧李伯赓﹕《欧洲文化史》下册3~6页）

[33]“据一项初步统计﹐从1980年以来﹐国内外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讨论已发表论文不下260余篇﹐出版著作达30余种。……参与讨论者﹐既有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学者﹐也有科技界﹑经济界﹑教育界等方面的人士。几乎可以说﹐凡是关心中国的前途和未来的人们﹐都对这个问题抱有或多或少的兴趣。”（刘纯﹑王扬宗﹕《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1页）

[34] 李约瑟﹕〈科学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Raymond Dawson﹕《中国的遗产》237页。

[35]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401~410页。“在中国﹐技术的发展跟不上科学的发展。它在原地踏步。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无疑是中国人力资源太过丰富。中国不必发明机器来节省人力。它是由地方性的人口过剩产生的贫穷的永久性受害者。”（布罗代尔﹕《世界史纲》201页）经济学教科书有数字﹐在印度“资本品则非常稀缺﹐使用拖拉机的代价为使用人力的50倍”（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186页）。

[36] 2009年﹐陈方正巨着《继承与叛逆 — 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从科学“内史”证明﹐“西方与中国科学的分野其实早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数学与哲学传统形成之际就已经决定。那也就是说﹐公元前5~4世纪间的新普罗米修斯革命是西方与中国科学的真正分水岭。”据此﹐“李约瑟论题就难免失去根据﹐李约瑟问题也连带丧失力量乃至意义。……而具有那么特殊背景与结构的李约瑟论题和李约瑟问题﹐也再没有必要继续困扰我们。”（628﹑627页）余英时在长序中百尺竿头﹕“中国科技长期领先”的说法﹐从此可以休矣﹗“今天中国的科学教育已完全与西方接轨了﹐在第一流的中国大学中﹐直接采用西方原作或者译本作为教科书﹐是很普遍的。在这个明显的事实面前﹐‘李约瑟问题’已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因为东西方科学哲学像中西医一样完全两码事﹐“这好像围棋和象棋虽同属于‘棋’类﹐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游戏。……通过‘棋’的模拟﹐我们不必再多说一句话﹐已可知‘李约瑟问题’是根本不能成立了的”（XVII﹑XIV页）。必再多问一句话﹕西方象棋从东方围棋引进的“炮”﹐炸不坏人﹖

[37] 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74页。“科技史专家一致认为﹐在16世纪以前﹐中国的工艺技术及生产力居世界之冠﹐不是同时代的欧洲可以望其项背的。”（许倬云﹕《历史大脉络》93页）

[38] 在以往的历史﹐西方的技术发展“基本上是模仿﹐有时对技术和原型加以改造。”（Charles Singer等﹕A history of technology二卷753~776页）“直到公元1450年左右﹐中国在技术上比欧洲更富于革新精神﹐也先进得多﹐甚至也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中国的一系列发明包括运河闸门﹑铸铁﹑深钻技术﹑有效的牲口挽具﹑火药﹑风筝﹑磁罗盘﹑活字﹑瓷器﹑印刷（不算菲斯托斯圆盘）﹑船尾舵和独轮车。……直到中世纪后期﹐西欧的技术仍然没有旧大陆任何其它‘文明’地区那样先进。”（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260页）“不能否认﹐12世纪亚洲的技术科学比欧洲要广阔得多﹔由此产生的各方面机械比欧洲当时的机械要先进得多。因此﹐欧洲持续地向亚洲学习。”（彼得‧李伯赓﹕《欧洲文化史》上册185页）

[39] Chris Brazier﹕《另类世界史》93﹑77页。“史籍所记﹐以为东汉蔡伦发明造纸。但是考古所得实物﹐西汉已有纸﹐甚至早在战国也有可能解释为‘纸’的古字。”（许倬云﹕《万古江河》184页）

[40]“若拿中国人生活水平比﹐譬如拿唐代﹑宋代与同时期的欧洲比﹐中国人的日子好得多。所以马可波罗到中国来﹐会说这个地方过日子真是好啊﹗马可波罗是意大利人﹐意大利是当时很繁荣的欧洲国家﹐但他到了中国﹐认为这里的日子好。”（《许倬云自选集》460﹑474页）

[41] Michael Freeman如是说（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127页）。

[42] 罗素﹕《中国问题》39页。“括言之﹐两宋的技术和社会诱因﹐使社会的发展水平达致欧洲国家相当于18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初阶时期。”（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186页）弗兰克罗列大量史料证明﹐直到18世纪﹐“中国最强﹐欧洲最弱﹐日本和印度介于二者之间。”（弗兰克﹕《白银资本》266页）“直到18世纪﹐中国的识字水平都比欧洲高”（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14页）。

[43] 韩儒林﹕〈元史〉﹐吕振羽等﹕《大师讲史》下册91页。

[44] 耿升﹕〈译者的话〉﹐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2~3页。“中国的亭塔在英国的花园里成为不可或缺的点缀。中国的各式家具也在英国绅士的乡村住宅里成为珍品。”（彼得‧李伯赓﹕《欧洲文化史》下册37页）

[45] 刘海翔﹕《欧洲大地的中国风》13~14页。“长江下游所产棉布成为‘南京货’（nankeens）尚在工业革命之前输入欧美﹐保持夕阳前的质量优势”（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72页）。

[46] 于光远﹑韩钢﹕《“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32页。

[47] 原文黑体字标题﹐《邓小平文选》三卷253~257页。

[48] 参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艰难的探索 — 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考察》。

[49] 梁海涵﹕〈和中共地下党的一次较量〉﹐香港《开放》2004年10月号68~69页。

[50] 参见〈曾钰成拒答是否共产党员〉﹐香港《明报》2008年10月7日A10页﹔〈梁振英反驳共产党员质疑〉﹐香港《信报》2009年8月24日7页。

[5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二卷83页。

[52] 谢韬关于社会主义只能产生在资本主义充分发达之后的论点﹐堪称典型（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曹天予﹕《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29~44页）。

[53] 事实上﹐马克思从未刻意强调如是公式﹐只说过“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二卷83页）马克思在历史研究中﹐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以区别欧洲社会进化的历史。概念涉及的地域﹐包括中国和印度﹐中东国家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阿拉伯和土耳其﹐中亚国家鞑靼﹐以及远东国家爪哇和荷属东印度群岛﹐阿兹台克时期的墨西哥和印加时代的秘鲁。横跨欧亚大陆的俄国是“半亚细亚”国家。“在谈到伊斯特刺斯坎人和摩尔时期的西班牙时﹐马克思也用了‘亚细亚’这个词。”（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88页）面对如此广大的地理范围﹐西欧社会进化的历史﹐不仅够不上一般规律﹐反倒成为偏居一隅的特殊个例（王小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启示〉﹐《农村‧经济‧社会》二卷347~356页）。在这个意义上﹐彼得‧李伯赓怀疑希腊民主政制属于“又一种边缘文化﹖”（彼得‧李伯赓﹕《欧洲文化史》上册26页）

[54] 中国确有奴隶﹐“但我们不知道奴隶是广泛参加生产劳动﹐抑或主要用于家内劳务。还没有证据表明古代中国的经济是基于奴隶制﹐而古希腊经济则的确如此。”（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16页）郭沫若着《奴隶制时代》首页开宗明义﹕“中国社会的发展﹐曾经经历了原始公社﹑奴隶制和封建制﹐和马克思主义所划分的社会发展阶段完全符合。这已经成为一般常识。40年前﹐托派所叫嚷的中国社会空白了奴隶制﹐在原始公社的废墟上建立起封建社会的谬论﹐早已吹送到九霄云外去了。”海外关于中国是否有过奴隶社会的讨论﹐始终没有结束。譬如﹐有外国学者估计﹐中国蓄奴最盛的两汉﹐奴隶占人口的比例不到1.5％﹔而希腊雅典时代﹐奴隶数量达到人口的35％（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210页）。在这个意义上﹐金朝奴隶制。“1183年﹐蒙古人征服的前夕﹐农奴的数量已经超过了金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勒内˙格鲁塞﹕《伟大的历史》278页）。李约瑟认为﹕“无大规模蓄奴制度可说是促成早期中国文化在纯粹和应用科学方面取得较大成功的重要因素。”(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刘纯﹑王扬宗﹕《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87页)

[55]《马可波罗行纪》359页。“当时的欧洲人很难相信他的所见﹐也不相信在他之后到中国来的那些人的所闻﹐……当时﹐威尼斯是欧洲最大的城市﹐有16万人﹐而中国的杭州有六百万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责怪欧洲人不理解呢﹖”（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122页）“对马可波罗的威尼斯同胞而言﹐人口可能达两百万的城市（例如行在﹐即今杭州）﹑长逾1600公里的运河﹑靠纸钞交易的经济﹐根本是天方夜谭（威尼斯人才刚在马可波罗出国期间建成他们第一个铸币厂）。”（彭慕兰﹑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45页）所以﹐“当时的欧洲人很难相信他的所见﹐也不相信在他之后到中国来的那些人的所闻﹐……当时﹐威尼斯是欧洲最大的城市﹐有16万人”（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122页）。不仅如此﹐“马可波罗来中国﹐其时在元朝﹐中国历史上这一时期很不象样﹐但在他游记里﹐已经使当时西方人不信世界上会有这样一个经济繁荣的国家之存在。”（钱穆﹕《中国文化丛谈》262页）

[56] 卡尔‧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

[57] 李约瑟浩瀚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表明﹐当时欧洲从中国的技术引进﹐具有全方位的特点﹐不仅四大发明众所周知﹐包括钢铁冶炼技术﹑机械钟表﹑把旋转运动变成直线运动的传送带和传递链﹑拱桥和铁索桥﹑深井钻探设备等工程技术﹐包括水上航行的明轮船﹑前桅帆﹑后桅帆﹑密封仓﹑尾舵等技术﹐包括天文学﹑宇宙学﹑解剖学﹑免疫学﹑药学等领域。

[58] 汤因比说﹕“实际上现代英国的官吏制度﹐是仿照帝国中国的官吏制度而建立的。”（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275页）安田朴用调侃口吻说﹕“出于巧合﹐我们今日仍通过会考而招收我们的一部分外交官和高级官吏。同样是出于巧合﹐大家所说的民主国家也越来越受中国政治中的一种独创的启发。祝愿这样的做法能长久地继续下去。”（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719页）

[59]“至2004年为止﹐已出土的有卜骨共16万件﹐……目前认出了的个别字约五千个（部分可能是不同写法和繁简不同体裁的同一字）﹐解读了的约一千字。”（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69页）“甲骨文完整的片子没有了﹐现在保存的是些甲骨文碎片。这十几万片甲骨文约有四五千单字﹐现在能认识一千多个﹐有一多半还不认识。”（杨向奎﹕〈中国奴隶社会和初期封建社会〉﹐吕振羽等﹕《大师讲史》上册137页）

[60] 譬如傅筑夫撰文黑体小标题﹕“假定战国时期没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则许多重大历史变化将成为不可理解”（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续集216页）。

[61] 中国长期停滞的命题﹐遭到《白银资本》们的强烈抨击。吴大琨抱怨得一语中的﹕“把一个明明不是和西欧社会走同样发展道路的中国社会﹐硬要用和西欧社会同样的分期名称来分期﹐这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长期不得解决的主要原因之一。”（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中译本前言5页）傅筑夫义愤填膺﹕从秦汉开始﹐“中国历史便完全沿着与欧洲历史不同的发展道路前进﹐并为自己独有的经济规律所支配﹐因而对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所造成的结果﹐遂与欧洲完全不同﹐有的甚至完全相反。”（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二册174页）

[62]“吕思勉《中国制度史》在论述‘国体’时﹐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一）部落时代﹐（二）封建时代﹐（三）郡县时代。他认为﹐秦以后﹐由封建时代进入郡县时代﹐此后虽然出现了‘封建的四次反动’﹐但都是失败的尝试。这种立论﹐显然是从‘封建’的本意出发的。”（樊树志﹕《国史16讲》27页）翟同祖考证西方“封建”定义﹐核心是封地和臣属。中国早在春秋战国互相兼并过程中﹐就开始废分封而立郡县了。秦始皇以后﹐封建再不是国家制度的框架基础（翟同祖﹕《中国封建社会》6~10﹑199页）。所以李约瑟说﹕“无疑﹐中国早期确实存在封建社会制度﹐它可称之为‘青铜时代’原始封建制度。它大致始于公元前1500年﹐延续至公元前220年左右。”（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李约瑟文集》56页）布罗代尔说﹕“农民占大多数的中国社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制社会。那里没有享有封地的封臣﹐没有采邑﹐也没有农奴。”（原文黑体加重﹐弗尔南‧布罗代尔﹕《世界史纲》197页）钱穆无数次痛批“近代国人﹐乃将西方人对社会一切之意见与讨论移来中国﹐则宜其一无是处。尤甚者﹐莫如谓中国乃一封建社会。”（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197页）冯天瑜专著《“封建”考论》﹐展开论述拿西欧封建社会硬套中国﹐形义脱节﹑名实错置﹐堪称盖棺论定。

[63] 罗素强调﹕“野蛮人入侵罗马并没有产生更为先进的经济形式”（罗素﹕《论历史》142页）。“中世纪（The Middle Ages）始于五世纪﹐迄于15世纪﹐整整横跨一千年。仍有些人认为﹐这一千年是人类走过的一段最漫长而愚蠢的弯路﹐这一千年的贫穷﹑迷信和黑暗横亘在罗马帝国古老的黄金时代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新黄金时代之间。……对于许多其它人来说﹐中世纪就是‘黑暗时代’﹐是楔入古罗马和文艺复兴之间的一个巨大错误”（本内特﹑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1页）。

[64]“当这些圣斗士满载而归之时﹐他们对生活的舒适与豪华有了新的认识﹐对自己过去野人一样原始的生活方式深感羞愧悔恨。这种观念的转变很快就在西方大陆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出来 — 从房屋建筑到衣着服饰﹐从言谈举止到饮食起居﹐甚至人们消磨闲暇时光的方式﹐处处都显现出东方文明的痕迹。”（房龙﹕《美国史事》4页）

[65] 王钺等﹕《亚欧大陆交流史》。“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罗马文明从未瓦解。那里在阿拉伯和土耳其的统治之下﹐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伊斯兰化了的古典文明﹐这种文明保存甚至改进了那种文化的城市﹑优美和商业特征。确实﹐多亏了它们﹐有关古典传统的大量知识才得以流传下来。”（格温‧戴尔﹕《战争》121页）“同一地区的中世纪伊斯兰教社会在技术上却是先进的﹐是能够接受新鲜事物的。它的识字率比同时代的欧洲高得多﹔它吸收了古典的希腊文明的遗产﹐以致许多古典的希腊书籍只是通过阿拉伯文的译本才为我们所知﹔它发明了或精心制作了风车﹑用潮水推动的碾磨﹑三角学和大三角帆﹔它在冶金术﹑机械工程﹑化学工程和灌溉方法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它采用了中国的纸和火药﹐又把它们传到欧洲。在中世纪﹐技术绝大多数是从伊斯兰世界流向欧洲﹐而不是像今天那样从欧洲流向伊斯兰世界。……中世纪的伊斯兰社会﹐由于位居欧元大陆的中央﹐既得到了印度和中国的发明﹐又承袭了希腊的学术。”（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260﹑264页）“在伊斯兰世界中﹐古希腊宗教﹑哲学思想文化﹐都十分活跃。12世纪时﹐它经由西班牙﹑法国南部﹑西西里﹑意大利南部以及威尼斯与拜占庭的密切交往﹐流入西欧。在西欧的贵族武士眼中﹐阿拉伯贵族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异教徒。在巴黎的神学家们眼中﹐伊斯兰哲学家拥有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可靠版本。……但丁对地狱的描写﹐有许多地方是从伊斯兰借来的。”晚到罗杰‧培根“这位百科全书式的方济各会修士﹐在《大著作》﹑《小著作》中﹐不时援引阿拉伯 — 犹太‘教父’的著述﹐在《哲学大纲》中援引了30多位伊斯兰和犹太学者的著述。”（弗雷德里希‧希尔﹕《欧洲思想史》119~121﹑172页）

[66]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卷220页。“亚历山大里亚人所做的工作构成了16﹑17世纪科学革命以前西方世界所能了解的大部分科学知识﹐我们这么说并不过分。”（卡根﹑奥兹门特﹑特纳﹕《西方的遗产》111页）

[67] 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51﹑60页。

[68] 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395~396页。

[69]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129~131页。

[70] 原文黑体加重﹔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430页。

[71] 恩格斯多次提起马克思对拉法格说的话﹕“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斯坦〉﹐〈致格‧亚‧洛帕廷给玛‧尼‧奥沙尼娜的信的片断〉﹐〈致康‧施米特〉﹐〈致保尔‧拉法格〉﹐〈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5卷385页﹔21卷541页附录﹔37卷432页﹔37卷446~447页﹔22卷81页）。

[72] 原文黑体加重﹔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430~432页。

[73] 马克思﹕〈中国记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5卷545页。

[74] 原文黑体加重﹔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评（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七卷265页。

[75]“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年苏联为了迫使俄国农民 — 土地公有的传统村社社员接受集体化﹐曾付出了惨烈的代价﹕逮捕﹑流放了上百万‘富农’﹔出动成师的正规红军和飞机大炮镇压农民反抗﹔在一些地区的镇压﹐其惨烈程度甚至导致某些红军部队（他们也是‘穿军装的农民’）的哗变。仅在1930年初﹐卷入反抗的暴动农民就达70万人。‘全盘集体化运动’费时四年﹐而在农民被迫进入集体农庄时﹐他们杀掉了半数以上的牲畜。”（秦晖﹕《传统十论》297~298页）

[76]“1917年4月﹐列宁回国﹐在火车站欢迎会上就喊出‘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的口号。当时二月革命刚刚成功﹐临时政府刚刚建立﹐党内外对这一口号均感不可思议﹐怀疑列宁犯了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左’倾错误。”（金一南﹕《苦难辉煌》58页）

[77] 金观涛﹑刘青峰﹕《毛泽东思想和儒学》263页。

[78] 沃勒斯坦放眼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发展多年﹐“但是﹐产业工人仍然只占世界人口的一小部分。世界劳动力的绝大部分﹐即生活在农村或农村与城市贫民区之间流动的劳动力﹐他们的状况比他们五百年前的祖先更糟。”（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62页）为此﹐沃勒斯坦赌咒发誓﹕“我试图埋葬现代化理论”（沃勒斯坦﹕〈现代化﹕在行进中的安魂曲〉﹐《沃勒斯坦精粹》106页）。

[79] 吴大琨﹕〈中译本前言〉﹐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4页。

[80]“马克思的五阶段论是根据他观察西欧历史所获得的一种综合看法﹐他自己并不承认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通规律。……马克思既然自己坚持他的历史理论仅限于西欧一隅﹐则这个历史阶段论当然不可能具有科学规律的普遍意义。……从20世纪初年起﹐中国学人对西方实证主义的社会理论（如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已崇拜至五体投地。……因此与崇拜西方理论相偕而来的﹐便是把欧洲史进程的各阶段看成普世有效的典型﹐而将中国史一一遵欧洲史的阶段分期。从此以后﹐理论上的‘西方中心论’和实践中的‘西方典型论’构成了中国史研究中的主流意识。……这一‘削足适履’的史学风气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也许在不太遥远的未来﹐‘中国文化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独特传统’﹐终于会成为史学研究的基本预设之一。”（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369﹑6页）

[81] 钱穆﹕《国史大纲》22页。

[82] 钱穆痛惜时人学术“内部未能激发个人之真血性﹐外部未能针对时代之真问题。”故“学问亦绝不见为人格之结晶﹐仅私人在社会博名声占地位之凭借而已。”真学问“当以真血性融入真问题﹐自创自辟﹐乃能为新时代新学术之真酵素与真火种。”（钱穆﹕《文化与教育》38~39页）

[83] 钱穆﹕《现代中国文化论衡》4页。

[84]“客观方面﹐中国在过去三四十年中把过去的文化积存几乎糟蹋光了。……不但如此﹐文化批判者的迁怒甚至从旧名教扩大到整个中国文化及其源头（如最近《河觞》所表现的心态）﹐这符合现代人对知识必须‘实事求是’的要求吗﹖……如果文化批评者的主观愿望竟能实现﹐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中国将再一次出现‘以暴易暴’的局面。……说实在的﹐中国今天弄成这种局面﹐正是由于‘立言’者缺乏‘责任伦理’之所致。……由于对现实不满﹐越是惊世骇俗的偏激言论便越容易得到一知半解的人的激赏。一旦激荡成为风气之后﹐便不是清澈的理性所能挽救的了。”（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506~509页）

[85] 布罗代尔的代表作是三卷本的《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沃勒斯坦的代表作是三卷本的《现代世界体系》﹐弗兰克的代表作是《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彭慕兰的代表作是《大分流 — 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86] 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10页。

[87] 热情推荐许倬云﹕《万古江河 — 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88] 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363页。

[89] 从杨天石的〈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到杨奎松的〈孙中山爱国不爱国﹖〉堪称典型案例。因为深入发掘的凤毛麟角再多﹐丝毫改变不了辛亥革命创制五色国旗﹐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基本事实。另一个典型案例是红军长征﹐一﹑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拒绝北上﹐途中是否发过电报命令徐向前﹑陈昌浩“危害中央”（参见夏宇立﹕《史说长征》六章）。因为有没有这封电报﹐丝毫改变不了张国焘先另立中央﹑后叛变革命的基本事实。所以笔者认为﹐〈历史前进需要大是大非〉（王小强﹕《摸着石头过河的困惑》11~45页）。

[90] 黄仁宇浩瀚巨着《资本主义与21世纪》﹐足够证明“资本主义不可谓曾在中国生根﹐遑论萌芽﹐更谈不上开花结果了。”（16页）“中国近代何以没有工业革命﹖何以没有资本主义﹖这些问题是人人注意的。马克思的历史观也为这个问题所困扰﹐因为中国史上找不到资本主义的痕迹﹐就会使五阶段论发生动摇﹔这样就逼出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其实资本主义是不是人类历史所必经的阶段﹐其本身便成问题。欧洲是典型的例子﹐而且几乎是唯一的例子﹐近代的日本又当别论。我们不妨说没有资本主义正是中国历史的特色﹐跟西方比起来﹐这一点很显著的。”（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143~144页）

[91] 黄仁宇在《黄河青山》中（323~440页）回忆和李约瑟合作期间﹐时常漫步剑桥河畔的融洽交往。

[92] 李约瑟﹕〈中国社会的特征〉﹐《李约瑟文集》306页。

[93] 李约瑟﹕〈中国与西方的科学和农业〉﹐《李约瑟文集》95页。

[94]“站在资本主义生理学立场﹐我们也可以说每一个国家经过一段奋斗之后必须将其上层结构改组﹐以便迎合新法制﹐通常也要翻转其低层结构﹐以便产生能够互相交换的局面﹐更要经过一段司法与立法之改革﹐才能使上下之间紧密联系﹐也才能使以上三个原则顺利发展﹐通过财政税收币制诸种政策﹐使公私互为一体﹐也就是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黄仁宇﹕《资本主义与21世纪》34页）

[95]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21世纪》15﹑34页。对“无法分拆”说﹐钱穆“分拆”得好﹕“以此而言﹐一切学术﹐除旧则除中国﹐开新则开西方。有西方﹐无中国﹐今日国人之所谓现代化﹐亦如是而止矣。……如是之国家﹐如是之民族﹐为之立心立命者﹐乃在国外﹐不在国内﹐而犹必主张国家之独立﹐此非一次殖民地而何。诚可悲之尤矣。”（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5﹑181页）“如今日国人之所谓现代化﹐则不过为时代潮流冲卷而去之一较好名词而已。”（钱穆﹕《晚学盲言》323页）2010年底﹐刘晓波关于中国必须被殖民三百年的论断﹐终于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推荐王小强﹕〈无喱头《大话西游》﹖〉《香港传真》No.2010~53（更新电子版No.HK2010~37﹐http://208.81.132.159/pdfs/HKFax/No%20HK2010-37.pdf）。

[96]“以数亿人的大国任意作西方某些观念的实验场所﹐一旦失败了﹐其后果是不堪想象的。”（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505页）

[97] 许倬云﹕《万古江河》446页。钱穆讲话﹕“我们从中华民国创立以后﹐为什么插进一段大陆的赤化﹖这也不是一个理论﹐还是由于人物﹐出了一个毛泽东﹐毛泽东不能说他不是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正如民国初年出一个袁世凯﹐他们都有力量﹐有作用﹐可是也都是一个邪的﹐小的。使中国近代史平增祸害﹐横添曲折﹐……直从新文化运动一路跑到今天共匪的文化大革命﹐他们要硬出难题﹐硬走绝路。”（钱穆﹕《中国文化丛谈》34﹑76页）

[98] 譬如黄仁宇说﹕“马克思的历史观有一个最后的观点（最近福山博士所作论文观点相反﹐方式却一样）在哲学上称为‘目的论’﹐我不能接受他的看法。”（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187页）

[99]《南怀瑾讲演录》339~340页。虽然南怀瑾说“这个问题今天我第一次讲﹐”同一个道理﹐老人家讲了无数次。南怀瑾弘扬中国文化﹐反对照搬西方﹐从头到尾﹐都是彻底的﹑中国现代化必须超越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路线。相比诸多海外华人学者﹐虽然都反对照搬西方﹐可惜﹐由于难以面对中国共产党这段历史﹐大多无法坚持到底。

[100]《老子》53章。推荐参阅南怀瑾新着《老子他说》续集﹐特别关于“惟施是畏”的精辟见解。

[101] 参见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

[102]〈学者指勿照抄横琴﹐倡参考杜拜模式〉﹐香港《信报》2009年8月24日4页。

[103] 参见陈一谘﹑邓英淘﹑王小强﹑何维凌﹕〈对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农业经济丛刊》1982年四期14~17页。

[104]“我近年所著书即强调国民党与蒋介石因着北伐与抗战替新中国创造出来一个高层机构。中共及毛泽东则因着土地革命翻转了低层机构﹐今后中国之当务之急为敷设上下间法制性的联系。”（黄仁宇﹕《近代中国的出路》151页）

[105] 推荐参阅杨毛﹕〈没有土地改革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香港传真》No.2009~38。

[106]“这种情况﹐连主张激烈土地改革的共产党人也深感沮丧。毛泽东这时就明确承认﹐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根本在于湖南不少地方的农民协会是在哥老会把握下﹐完全不听指挥﹐不仅侵犯军人家属﹐截扣士兵寄回家的钱﹐而且连自耕农的土地也要求平分。……军队在向北京方向推进﹐军队的指挥人员多数是土地占有者。……两湖农民自革命以来﹐即不再交租交税﹐从而使政府财政遇到很多难题。……湖南军队的军官们大都极为担心家中的土地财产受到侵犯﹐……随着湖南军队主力北上﹐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其攻击的矛头﹐开始指向农村的富裕阶层﹐大批军官家属不免陷于恐怖之中﹐影响到相当一批军官对农民运动不满。……由于1926年七八月以来﹐湖南许多地区受到战争和农运影响﹐生产废驰﹐粮食歉收﹐本地豪强﹐除了逃走的以外﹐不是被‘吃大户’吃光了﹐就是一次次清算弄得再没有什么油水了。逐渐地﹐如果不动军官家属﹐就很少有可没收的对象﹔如果不截扣士兵的汇款﹐农会就无从获得足够的活动经费。因此﹐进入1927年春天前后﹐侵犯军官士兵个人财产的情况也就愈发多了起来﹐并且一发而不可遏止。……军官们明显地对国民党在前方打天下﹐而共产党在后方坐天下的前景心有余悸﹐以至于不断提出我们‘究竟是为国民党作战﹐还是为共产党作战’的问题。”陈独秀坚决反对莫斯科瞎指挥的左倾盲动﹐告共产国际说﹐武汉政府的“国民革命军90％是湖南人﹐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动都抱有敌意。夏斗寅叛变和长沙事变就是这种普遍敌意的表现。……军官们家里的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属被拘禁﹐一些平民被扣留和罚款﹐禁止运粮﹐强迫商人摊款﹐农民私分粮食﹐吃大户﹐士兵寄回家的小额汇款被农民没收和瓜分。这些过火行为迫使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的军人与土豪劣绅结成反共反农民的联合战线。那些家中遭到冲击的军人﹐更是愤怒。”（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207~218页）

[107] 笔者从行文中每每分辨不清﹐包括这句话在内的许多话﹐究竟是蒋介石当时的心路历程﹐还是杨奎松揣度蒋介石心路历程的心路历程﹖（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127﹑142页）

[108] 推荐参阅陈伯达﹕《人民公敌蒋介石》。

[109] 这里强调所指﹐应当是书中引证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语录﹐“农民受压迫过久﹐稳健分子不易起来。是要痞子﹑流氓做先锋﹐真正农民才得起来。”结果理所当然﹕“正是因为部分基层农会掌握在游民和一些素质很低的农民手中﹐很多事情自然也就难以得到理性的结果。”（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192﹑212页）

[110]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154页（引号中为1926年卲力子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日后台湾的和平土改足以证明﹐蒋介石对工农运动的诚意。有意思的是﹐书中着力引证谢伟思批评赫尔利﹐“好像从未明白他试图拉到一起的两个党在根本上是水火不相容的。”（511页）王树增说得好﹕“1927年国共分裂是一个政治分水岭﹐从此国民党与共产党所依靠的社会阶层已划分清楚。”（王树增﹕《解放战争》上册525页）

[111]“在1921年秋冬之际至1922年间﹐共产党中央机关的支出是1.75万元﹐其中国产国际提供了16665元﹐第二年这笔支出全部由共产国际负担。”（史景迁﹕《“胡闹领主”毛泽东》85页）

[112] 宋美龄英语好得当年有同学问﹕“美龄﹐妳真的是中国人吗﹖妳说的是地道的美国话啊﹗”“美龄笑着回答说﹐她唯一跟中国沾上边的就是她的脸孔﹐美龄后来也在不同场合说过类似的话﹐其中被引述最多的是﹕‘我唯一跟东方沾上边的就是我的脸孔’（The only thing oriental about me is my face）。”（林博文﹕《跨世纪第一夫人宋美龄》68页）

[113] 宋子文历任财政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林博文﹕《跨世纪第一夫人宋美龄》347页）。

[114]“1945年9月﹐美国的两师陆战队总计5.3万人部署在中国北方海岸﹐除此之外在许多地方还让日本军队维持武装以防止共产党的占领。”（史景迁﹕《“胡闹领主”毛泽东》131页）

[115] 唐德刚﹕〈张学良自述的是是非非〉﹐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15页。

[116] 罗伊﹕《台湾政治史》285页。“我向来热衷研读日本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所以日本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或许有人会对我的沉迷日本文史哲﹐感到不解。但是﹐在1945年﹐也就是我22岁之前﹐台湾一直在日本统治之下。我接受正统的日本式教育﹐当然也深受日本传统的影响。”（李登辉﹕《台湾的主张》40~41页）李光耀体会出﹐“李登辉是用日本人的眼睛看世界。他常让人感到是站在日本的利益上讲话﹐以日本人的世界观﹐以一种与中华民族存在敌对的潜意识作为精神武器。”（孙立祥﹕《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372~373页）

[117]“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正因学生动员﹐在名古屋担任日本陆军的少尉军官”（李登辉﹕《台湾的主张》47页）。日本殖民台湾﹐推行“皇民化”政策。“全家讲日语的‘国语’家庭﹐而又愿意供奉日本神社的‘麻’者﹐则‘晋升’为‘皇民’﹐地位超过一般台湾人。然而﹐到1942年太平洋战争时﹐侧身‘皇民’的台湾人不过4％。太平洋战争中﹐台湾人参军﹐也有人因此‘晋升’为‘皇民’﹐至战争结束‘皇民’比率已到7％。……太平洋战争时期﹐大量台湾青年参加日军﹐或为军夫﹐或为兵士。数万台湾人因为参军﹐得以成为‘皇民’﹐地位虽不如日本军人﹐却高于本地人。这一提升地位的机会﹐使许多台湾人认同于日本。……至于‘晋升’为‘皇民’的少数人﹐则完全认同于日本﹐感激殖民者‘赐予’的‘现代化’。”（许倬云﹕《历史大脉络》234﹑309﹑237页）

[118] 2005年4月﹐“台湾团结联盟”主席苏进强到日本参拜靖国神社﹐说是拜祭台籍阵亡将士﹐包括李登辉的哥哥李登钦。后经证实﹐新竹县济化宫供奉3.3万台籍日本兵﹐包括李登钦﹐用日本名字“岩里武则”﹐皇军上等机关兵﹐1945年在菲律宾阵亡（〈台联党主席参拜靖国神社引发民众抗议〉﹐〈台联党谎言被戳穿﹐李登辉兄长灵位移出靖国神社〉﹐http://b5.chinanews.sina.com/2005/0406/1813467392.html）。

[119]“看看中国被杀的反革命分子 — 根据毛泽东的说法﹐在1950~1952年间﹐大约70万名‘地方恶霸与劣绅’被杀 — 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没有错误存在﹐这些人都该死。但是﹐当香港的报纸指称有二千万人死亡时﹐他们明显离谱了。毛泽东问﹕‘我们怎么可能杀两千万人﹖’”（史景迁﹕《“胡闹领主”毛泽东》158页）

[120] 前面的数据由曹树基精心计算﹐还说“原中共中央体制改革研究所的陈一谘披露﹐体改所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大约有4300~4600万人死于饥荒。陈氏称﹐另有一份提交给中央最高领导的资料说﹐死亡人口可能高达5~6千万。”（曹树基﹕《大饥荒》4~5页）这是在凭空捏造了﹕笔者曾任“体改所”常务副所长﹐主持研究工作。体改所1984年建立﹐1989年撤销﹐期间忙于当时改革的调查研究﹐没有职责也没有能力倒腾60年代的旧账（参阅Catherine Keyser﹕《体改所与政策制定》）。后面的数据来自杨继绳﹕“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四千万。饿死人数加因饥饿而少出生的人数﹐共计7600万人。”为此﹐建议在所有饿死人密集的县份﹑省会﹑“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杨继绳﹕《墓碑》12~16页）

[121] 1980年代﹐吴敬琏反对“价格双轨制”用心良苦。“如果这种‘权力货币化’或‘权力资本化’的制度安排持续下去甚至得到加强﹐就会造成广泛的寻租（rent-seeking）环境﹐埋下腐败蔓延的祸根。而如果不能及时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铲除这一祸根﹐就有可能助长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酿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后果。”（吴敬琏﹕〈改革不言止步﹐中国还需努力〉﹐《财经》2009年9月28日94页）值得一问﹕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彻底私有化＋共产党下台的民主化＝非权贵的好端端的市场经济﹖

[122] 1927年8月18日《大公报》社评（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260页）。“1927年5﹑6月﹐仅长沙附近﹐就有上万人被杀﹐武汉的罹难者也有数千人﹔被杀的包括合法召开会议的农民代表﹑地方农民协会的成员﹐甚至近来剪短发明志争取解放的激进女青年。”（史景迁﹕《天安门》312页）“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其它革命人士﹐就达33.7万人﹔至1932年以前﹐达一百万人以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萧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澎湃﹑张太雷﹑瞿秋白﹑恽代英﹑方志敏等大批中共的优秀领导者皆被杀害。”（金一南﹕《苦难辉煌》23页）日后﹐学生爱国请愿抗日﹐蒋介石主张用机关枪打﹐最终激怒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289页）。

[123] 果然﹐唐德刚有言﹕“国民党既全部右转﹐而共产党亦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向极左发展﹐乃有八一之‘南昌暴动’和继之而来的‘秋收起义’﹐乃至1927年底之‘广州公社’。卒使广州闹市﹐顿成灰烬﹐死人如麻。”（唐德刚﹕〈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383页）

[124]“228事件﹐牺牲的人数有不同的说法。台湾的党外人士及民进党﹐在列次选举中﹐曾提出的牺牲人数﹐由1.8万到12万人种种不同的数字。”（许倬云﹕《历史大脉络》311页）就凭这条“中国特色”﹐台湾也没有理由独立。

[125]“1980年国家统计局曾经以当年的各地土改档案综合推算﹐认为全国土改前地主占有的土地比例为38.26％。中央党校郭宏德教授则根据几百份统计汇总平均﹐算得20世纪20~40年代地主占有的土地全国平均约为41％﹐而到解放前夕更降为32.16％。换言之﹐民国时期中国土地总量中地主拥有的只占三分之一左右﹐而农民的土地应该占一半以上。类似的研究很多”（秦晖﹕〈关于传统租佃制若干问题的商榷〉﹐侯建新﹕《经济~社会史评论》二辑59﹑64页）。

[126]“鉴于地主实际取得的地租只占与佃农约定租额的七八成左右﹔同时﹐由于地租并不像通常所说占有产量的50％﹐而大约只有40％左右﹔这样算下来（70~80％乘以40％）﹐实际地租率则只有单位面积产量的30％左右。”（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177页）

[127] 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封面。

[128] 参阅陈敏署名“笑蜀”的翻案专著《大地主刘文彩》﹔凤凰卫视专题节目〈大地主刘文彩〉﹐http://www.56.com/u67/v_MjExMzcyMTY.html。

[129] 参阅孟令骞的《半夜鸡不叫》。Google检索可得59.6万条信息﹐包括杜兴﹕〈《半夜鸡叫》地主原型周扒皮其实是厚道人〉（http://book.qq.com/a/20080807/000010.htm）等等。

[130] 数学公式＋基尼系数均充分证明﹐关中农村地权平均﹐阶级分化少少﹐“大略而言﹐称之为‘无地主’﹑‘无租佃’并不算十分夸张。”（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71页）

[131] 秦晖﹕〈关于传统租佃制若干问题的商榷〉﹐侯建新﹕《经济~社会史评论》二辑57页。

[132] 杨奎松﹕〈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 — 有关中共土改史的一个争论问题〉﹐杨奎松﹕《开卷有疑》290~356页。

[133] 推荐参阅张木生﹕《超越左右说实话》。

[134]“根据‘中华民国’搞‘共和体制’（republicanism）的‘法统’（legitimacy）来说 — 不﹗根据世界各国搞共和政体的法统来说 — 任何法学家﹑历史家都不能否认袁世凯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合法的正式大总统。— 他比他的继任‘总统’— 从黎元洪到李登辉 — 都更为‘正式’﹐更为‘合法’。……其合法性﹐和当选的法律程序﹐和华盛顿所经过的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几乎（不﹐不是‘几乎’﹐是事实上）完全一样的。可是他的继任国家元首﹐从黎元洪……曹锟﹑段祺瑞……张作霖……蒋中正……毛泽东……到李登辉﹑江泽民……﹐在法理学（jurisprudence）上说﹐就没那么光鲜了。”（唐德刚﹕《晚清70年》五卷10~11页）

[135] 根据一个“日本学者有人怀疑此事之真否”的回忆﹐加上三井物产职员写给公司顾问的两封信﹐李吉奎断言﹕“这种确定以领土主权的提供﹐去换取帝国主义援助的办法﹐不管动机如何﹐都至少不能认为是正当的办法。”（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319~326页）

[136] 原文黑体小标题（袁伟时﹕〈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袁伟时﹕《近代中国论衡》111~191页）。袁伟时判孙中山“出卖满蒙”﹐根据杨天石﹕〈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该文重复收入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265~279页﹔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273~289页。

[137]“所以我用民主主义来替代社会主义﹐……所以民生主义﹐便可说是社会主义的本题。……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甚么分别﹐……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殊不知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的制度﹐不是马克思才发明出来的﹐当原始人类发生的时候﹐便有这种制度﹐便是实行共产。……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外国是有相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这种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产﹐所以我们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甚么事都可以共的。人民对于国家要甚么事都是可以共﹐才是真正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孙中山﹕《三民主义》176﹑180~181﹑202﹑208﹑215~216页）

[138]“我们从来都被告知﹐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者’。……关于孙中山曾试图用租让中国满洲地区权益或提供其它特权的办法﹐来换取日本军阀或财阀援助中国革命的情况﹐许多年前日本学者就先后撰文加以披露。对于这一说法﹐习惯于为尊者讳的一些台湾学者当年自然拒之唯恐不及了。奇怪的是﹐并未将孙中山奉若神明的大陆学者﹐很多人对此也始终报以怀疑甚至否认的态度。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被披露出来﹐不信不谈到底是不成了。于是﹐经过十多年深入发掘史料和细心研究﹐我们在1990年代末终于看到了李吉奎教授的《孙中山与日本》与俞辛焞教授的《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两本专著﹐内中对孙中山出让中国满洲权益的问题颇多讨论。”（杨奎松﹕〈孙中山爱国不爱国﹖〉杨奎松﹕《开卷有疑》1~2页）

俞辛焞再三强调﹕“日本是抓住他们的希望﹐迫使他们租借或割让东三省的。……‘满洲’租借或割让要求是益田孝﹑井上馨﹑山县有朋等先后提出的﹐并胁迫孙承诺。……但中方却至今尚未发现有关的资料﹐如中方也有发现﹐此问题方可下肯定的结论。……笔者认为﹐现在下此种结论为时过早﹐要对这么重大的问题下肯定的结论﹐非有孙﹑森双方的直证材料不可。尽管森的信函是直证材料﹐但那只是单方面的﹐孙的有关直证材料尚未发现﹐只有发现孙的直证材料才能下确凿的结论。其次﹐从森恪的信函中不能看出孙对‘满洲租借’的明确态度。”（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501~516页）

[139] 马立诚﹕《历史的拐点》242~243页。

[140] 推荐参阅卡尔﹕《历史是什么﹖》只有280页﹐非常经典。

[141] 邓小平﹕〈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邓小平文选》三卷134页。

[142] 推荐参阅梁晓﹕〈转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香港传真》No.2009~18。

[143] 推荐参阅中信泰富政治暨经济研究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44]“2007年年底﹐全国县域金融机构的网点数为12.4万个﹐比2004年减少9811个﹔县域四家大型商业银行机构的网点数为2.6万个﹐比2004年减少6743个。”（〈内地7％乡镇缺乏金融机构〉﹐香港《信报》2008年9月29日30页﹔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服务研究小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hgjj/20080922/09215328055.shtml）

[145] 秦晖的引证值得注意﹕“1969年﹐美国农民合作社成员达640万人次﹐而全美农户还不到两百万﹗显然﹐大多数农民至少参加了一个﹑往往是同时参加了几个合作社。当年全美农产品的36％是农民合作社生产的﹐……西欧﹑北欧的农民合作社比美国更发达。以畜牧业现代化闻名全球的丹麦﹐农民合作社控制着91％的牛奶﹑65％的黄油和90％的生猪出口。”（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377页）

[146] 秦晖指出﹕“直到今天﹐在我国户籍制度中‘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之间的壁垒仍有浓厚世袭身份乃至种姓制色彩。”（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131页）

[147] 在秦晖眼里﹐“家~国一体化的宗法共同体”﹐家长→族长→皇帝均为“天然首长”﹐君＝父﹐忠＝孝﹐专制暴政任意折腾私有财产﹐国有垄断官商主导“伪商品经济”﹐大相径庭“五月花精神”和“美国式道路”﹐非彻底铲除不可。有意思的是﹐新加坡成为第一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华人社会﹐四处吻合秦晖深恶痛绝的中国传统﹐堪称秦晖所谓“伪现代化”之典型（推荐参阅秦晖﹕《传统十论》﹔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

[148] 详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于区分住房消费市场和投机市场的展开分析。

[149] 1995年春﹐笔者与王汉生﹑孙立平﹑张军等在广东东莞专题调查﹐大多数“农民工”并非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多为中学毕业的知识青年﹐不曾也不会种地﹐其中很多党﹑团员。倘若能与当地党﹑团组织建立临时组织关系﹐不仅可以在工会组织过程中发挥有领导的积极作用﹐而且可以在人员流动的基础上﹐直接推动党﹑团组织属地化的政治体制改革（推荐参阅广东外来农民工联合调查组﹕〈精英移民与新兴大城市战略 — 广东省外来民工调查报告〉﹐《战略与管理》1995年五期112~120页）。

[150] 秦晖的引证值得注意﹕到处推销“休克疗法”的萨克斯﹐“他分析东欧转轨为什么失败﹐就因为东欧社会福利太多了﹐工会太强大了。他向捷克总理克劳斯建议学习中国﹑学习东亚﹐它们不搞社会福利﹐它们把所有的社会负担都推给家庭﹐于是它们成功了。中国更了不起﹐那里根本不许搞工会﹐怪不得资本家都争相去投资﹗你们东欧能比么﹖”（秦晖﹕《传统十论》291页）

[151] 原文黑体﹔吴敬琏﹕〈改革不言止步﹐中国还需努力﹕中国经济60年〉﹐《财经》2009年9月28日78页。

[152] 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邓小平文选》三卷346页。

[153]“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三卷137页）

[154] 邓小平﹕〈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邓小平文选》三卷134页。

[155] 邓小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邓小平文选》三卷149页。

[156] 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邓小平文选》三卷172页。

[157] 推荐参阅胡祖六﹕〈让中国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香港传真》No.2008~92。

[158]“正为今天这个世界﹐一切人生发动力在资本主义者﹐则无怪反过来要有共产主义的崛兴。但共产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反面﹐把反面来反正面﹐其实正反两面还是一体。正如你的手﹐手掌手背﹐还是那只手。……所以西方人到底不能彻底反过那共产主义的﹐我们不要对此太乐观。”（钱穆﹕《中国文化丛谈》101页）

[159] 推荐参阅索飒﹕《彼岸潮涌》。

[160] 推荐参阅卫建林三卷本的《全球化与第三世界》1285~1292页。

[161] 吴敬琏﹕〈改革不言止步﹐中国还需努力﹕中国经济60年〉﹐《财经》2009年9月28日94~95﹑102页。

[162] 吴敬琏﹕〈让历史照亮未来的道路﹕论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五期10页。

[163] 推荐参阅辛子陵﹕〈走出《共产党宣言》的误区〉﹐《香港传真》No.2008~21。

[164]〈达赖称“中共应体面退休”〉﹐香港《信报》2010年2月22日15页。

[165] 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124页。

[166]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21世纪》478页。

[167] 推荐参阅Peter Nolan﹕《中国处在十字路口》。

[168] 正面批判狭隘的民族主义﹐推荐参阅袁伟时﹕〈当前中国民族主义逆流管窥〉﹐《香港传真》No.2007~69。反面分析推荐参阅王小强﹕《史无前例的挑战》。

[169]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21世纪》4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