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办性的“开放”与殖民地意识
刘永佶
官僚资本的倒行逆施，虽然可以使集权官僚制在短期内延续，官僚资本家似乎比官僚地主更财大气粗，但只是对中国的民众他们才有明显的优势，并可以耀武扬威。在面对外国资本时，却又那样低三下四，卑躬屈膝。官僚资本以专制政治为骨架，只是加强了它在剥削国人时的势力，在国际间资本的交往中，它的这副钢筋铁骨已没有用处，甚至还成了它的累赘。国际间通行的是资本和商品交往的一般规则：资本量的大小决定势力的大小。具有深厚儒家道统底蕴的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当然有理由从内心瞧不起那些不知仁义道德只知逐利的“小人”——外国资本家，但他们作为资本所有者，又不能不佩服这些同是资本所有者的“洋鬼子”，理由很简单，他们所拥有的资本量比自家多得多!依照资本拜物教，自己是那样渺小，随着政权的资本化，官僚资本也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外国资本的代理人。为此，他们以“开明”的语言，发表了动听的“开放”宣言：为了顺应世界潮流，为了富国强兵，必须向外国洞开国门，引进外国技术、外国资本，让外国人赚钱，中国也得利。在这种逻辑上很难说得通的言词背后，却是官僚资产阶级的一已之私，即利用对外国资本的“开放”，来谋取富强、壮大自己的势力。为此，一方面对国人采取日益威严的专制，另一方面又在外国资本面前极力逢迎，表现出十足的买办性和殖民地意识。
“买办”，古时指宫廷和官府的采购人员。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大量涌入，这就需要一批代理人，为其与中国人打交道充当中介。人们称这部分人为“买办”，从事为洋人生活服务、代理经营等活动。这是狭义的“买办”，后来，又广义指那些在政治、经济上为外国资产阶级服务的人。官僚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在外国“洋行”里供职，但从世界的总格局中，它的地位，恰是为外国资本在中国充当代理人，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全方位为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扩展服务，也正是因为有这种作用，外国垄断资产阶级才扶持它，利用它开拓市场，掠夺劳动力和资源，乃至开办企业。而其利益，也就是在为外国资本服务的过程中，提取“回扣”和“佣金”。
20世纪初，“买办”一词在汉语里明显带有贬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们以这一点对官僚资产阶级进行批判。然而，到了世纪末，却有一股思潮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买办”性进行辩护，称赞其所谓“开放”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引进了外国先进技术和资本，提高了生产力。甚至认为，如果没有革命，任官僚资产阶级一直“开放”下来，中国早就“现代化”了。这是一种在时间上大错位，不顾历史特点的逻辑。
从19世纪末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已步入帝国主义阶段，其垄断资本的对外扩张势不可挡。它所倚仗的，就是在科学技术中占主要部分的军事技术和雄厚的资本。当各国的垄断资本已将世界上其他落后地区“瓜分完毕”后，惟一还未全部殖民化的就剩下中国这个古老的大国了。因此，必然尽全力迫使中国对其“开放”。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它比起那些顽固保守派有一个明显优势，就是能认识到依靠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可以增强自己的地位，正是这一点，使它在政治斗争中击败了顽固派。从李鸿章到袁世凯到蒋介石，心中都有这样的如意算计：利用外国势力，壮大自己，进而取得对全中国的统治权力。如果说李鸿章还是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为目标，那么，推翻帝制后的袁、蒋，则都在做皇帝梦，并由蒋介石在台湾岛上完成了其世袭制。
官僚资产阶级绝没有想到按自由资本主义来进行“改革”与“开放”，而是要利用资本所能带来的巨额利润维持其统治地位和专制。这个阶级的政治和思想代表清楚地知道：自由资本主义在原则上是与自己的统治相冲突的，民主、自由、人权，统统威胁自己的地位，必须坚决排斥于国门之外。并依据儒家道统杜撰了一套国别、种别论，称民主、自由、人权是西方人种所特有，中国不仅不需要，而且引进来必将祸国亡国。他们还相当巧妙地将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民主、自由、人权的资本主义原则等同起来，宣称：谁要是在中国主张民主、自由、人权，就是帝国主义的帮凶，就是背弃祖宗，就是卖国的汉奸!
然而，真正的帝国主义帮凶恰恰是官僚资产阶级，它的政治和思想代表非常清楚，外国资本虽然也会给其统治造成一些威胁，但这是外伤，更大的威胁则来自国内民众的变革势力，这是心病。而主张自由资本主义的，也是变革势力的一部分，虽然他们的力量还很弱小，但必须坚决限制，不许其发展。心腹之患在于以社会主义为号召的工农运动，为了镇压它，又必须联合、利用帝国主义的势力。
经过全面权衡，在确保自己专制统治的大前提下，官僚资产阶级的最佳选择，就是依靠强大的外国垄断资本，全力镇压国内的变革势力。这样做的代价，无非是丧失主权，容许外国资本掠夺中国资源，并为之提供一个庞大市场，而我却能够保住统治权，又可以从中提取“回扣”，享受现代化的荣华富贵。
为外国垄断资本充当总买办，背靠这棵大树维持政治统治，并以此来为之代理，这是官僚资产阶级在现代文明条件下惟一的，也是必然的选择。而从自由竞争发达起来的外国垄断资本，并不会启发、促进中国自由资本发展，并为自己树立一个强大竞争对手的。它所要求的，恰是一个自愿的政治、经济的总买办，以为其在中国进行资本垄断经营的代理人。它也愿意从获得的超额利润中拿出一小部分，作为给总买办的“佣金”。而这笔钱虽然不能使中国富强，却足够官僚资产阶级的专制集团达到比跨国公司的高层经营者更高的收入，他们不仅可以率先在消费上“现代化”，也有必需的经济实力来镇压变革势力。
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外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用各种方式，向中国人宣扬其技术和生活方式的优美，中国的专制集团也配合着高唱“开放”：由此才能“师夷之长技”，使中国人也能像西方人那样享受各种现代消费品，但绝不提制度的变革，而且还要将西方制度以儒家道统为标准，进行肆意攻击。他们设计了这样一种使中国“现代化”的蓝图：只有保持延续两千余年的集权官僚制，同时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才能提高国民的消费水平。也只有提高了国民的消费水平，才有社会秩序的稳定，才能保持美妙绝伦的集权官僚制。
官僚资产阶级以其所操纵的专制政权和军队，垄断与外国资本的不平等交换，他们以高价将外国商品和技术买来，再加价若干“引进”于中国的市场和产业；以低于外国资本购买中国资源和初级产品的价格收购中国的这些产品，扣下其间差价再卖给外国。这就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开放”，它还包括直接向外国资本出卖、出租主权和矿产资源，并为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投资，特别是金融资本的投资提供各种方便，从而将中国经济纳入世界垄断资本的“全球化”进程。
买办性作为官僚资产阶级的重要属性，早在“洋务运动”末期就已表现出来，到北洋军阀和蒋介石集团统治时期更为充分。各路军阀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强大的外国靠山，它们之间的割据与战争，实则帝国主义列强矛盾的反映。之所以蒋介石集团能够崛起并能“统一”全国，并不在蒋本人高明，而在于他及其集团的靠山是美国新兴的垄断资产阶级。投靠英、日、德等国垄断资本的集团的失败，也与这些国家垄断资本的衰落是直接相关的。
蒋介石集团作为美国垄断资本的总买办，在“代理”的过程中，取得了经济、政治上的双重利益。它的政治、经济权力，也都在美国垄断资本财团及其政府的制约和监控下。美国垄断资本“租借”、“援助”给蒋集团的物资(主要是武器)，总计达50多亿美元，另有贷款近10亿美元，这是蒋集团统治的基础，美“援”及其在华投资在二战后，将近占所有外国资本在华投资的80％。据美国政府“白皮书”称，二战后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支出，50％以上靠美“援”和贷款支撑，而美国垄断资本也由此完全控制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和金融，关涉中国经济命脉的各产业，也在美国的控制之下，相关的企业，已成为美国垄断资本的分支机构或子公司、孙公司。而蒋介石集团除了在美国垄断资本的支撑下得以维持其统治，还获得了丰厚的“买办利润”和“回扣”，这笔钱后来成为其逃到台湾后的经济基础，并由此延续了在台湾的买办事业。
由官僚资产阶级以外国垄断资本总买办身份所推行的“开放”，当然也可以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和产品，特别是高档的消费品和廉价的生活必需品，前者主要满足官僚资产阶级的需要，后者则是对本民族工农业的大冲击。而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却通过政权所控制的舆论工具，大肆宣传其“开放”的政绩：修了多少铁路，办了多少厂矿，增添了多少中国所未有的洋货，提高了多少钢产量、煤产量、电产量……。再把它专权前的这些“洋货”指标做个界定，然后以统计技巧加以包装，其“开放”事业之伟大成就昭示于天下，而其统治也就被那些御用文人描绘成“强国富民”之“德政”!
然而，正是官僚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切实地阻碍了中国的“开放”。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引进它，当然要花一些代价，但即便从国际通行的专利权来说，其代价也是有限的。关键在于引入国实行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如果是自由资本主义制度，那么，它的政权就可以从自由资本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开放，另一方面努力保护本国的资本利益。由引进而逐步发展，再培植本国的科学技术创新，达到真正的富强。西欧及北美的大多数国家都是由此而发达的，其中以德国和美国为典型。它们都是从英国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并在其政府的保护和培植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不仅不扶持自由资本，还极尽压制之能事，它的“开放”，不是站在本国资本的立场，而是站在外国资本的立场；不是以发展本民族的经济为目的，而是以维持其专制统治为目的。它及其御用文人所吹嘘的“德政”之成绩，对于已意识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中华民族来说，就像在监狱中关押的儿童，虽备受折磨，但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也能畸形地生长，而狠毒的看守却把这种生长归功于自己：这正是我看守的功劳!
买办作为官僚资产阶级的属性，必然体现于其意识形态，这就是买办和殖民地意识。
买办意识与商人意识有相似处，但也有本质差异，其特点，就在于它不是将自己作为独立的交换者，也不要求平等的交换原则，而是把自己的利益寄托于外国垄断资本，帮外国垄断资本以不平等的方式，与其专制下的国民进行经济交往，并从外国资本的超额利润中提取“回扣”。买办的官僚资产阶级在外国资本面前奴颜婢膝，但在国人面前却不仅盛气凌人，而且道貌岸然，还会做出“仁义”“德政”的模样。在模仿外国资本大亨的权势的同时，在言语、服饰、住所及生活方式上，极力效仿西方人的“贵族”“绅士”派头。“崇洋媚外”是买办意识的重要内容。他们恨不得去掉黄皮肤黑头发，变成道地的洋人；对子女的培养，则完全按洋人模式，大多送出去留学，并让其居住国外，以守护其做买办所获取的巨额资财——他们心里清楚，这种买办行业是很难久长的，一旦失去权势，自己的后代起码可以依借这些资财享受富贵荣华，但只要其还能控制国内政权，又会召其子女回来，委以高官以备“接班”，或开办公司，大捞超额利润。
买办意识有明显的功利性和投机性，其原则就是保住政权和大量赚钱，至于个人人格、国家主权、民族利益，都要服从这个原则。当外国垄断资本与中国的主权和民族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的买办人格使之站在外国垄断资本一方，出卖主权，损害民族利益。这方面的典型表现：一是蒋介石、张学良集团以不抵抗政策拱手将东北三省让给日本军国主义集团，二是汪精卫集团公然充当日本军国主义的走狗。至于在日常交往时中外冲突，几乎无一例外地向外国人妥协让步，他们感到为难的，并不是这种让步，而是如何在中国人面前保持其“英明领导”的形象。
买办意识的展开，就是殖民地意识，或者说殖民地意识是买办意识的社会化，是官僚资产阶级以其政权和舆论传播买办意识的必然表现。
殖民地意识并不止存在于中国，它是“资本全球化”的文化形式，首先出现于沦为殖民地的那些国家。中国虽然名义上不是殖民地，但官僚资产阶级的专制却将殖民地意识作为其控制民众的思想工具。殖民地意识在中国的表现主要是：一、对外国垄断资本的依附性及由此产生的崇拜；二、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的崇拜；三、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语言、生活方式的全面模仿，甚至主张国人必须学洋话，并以教育制度来强制推行，将某外国语言奉为第一等“学问”；四、固守本国的官文化，将之与外国垄断资产阶级文化中的保守、没落成份相结合，以此来推行其“买办业务”，并控制民众；五、坚决排斥外国的先进文化，如民主思想、自由意识、社会主义等，镇压受先进文化“煽动”起来的“造反”势力。
殖民地意识在20世纪的中国大盛行，现在依然流毒深广，它严重干扰了中国民众的觉悟和社会的进步。
——摘自《民主中国 法制经济》2002年1月第一版，第48页，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