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权威是中国现代化的精神支柱

刘永佶

　　中华民族的振兴，其实质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关于中国现代化，有人认为其目标就是经济发展，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某个水平（多少美元）。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目的性指标，但只有这一个目标，并不是对中国现代化的全面规定，而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指标也是应当分析的：一、国内生产总值是指在本国领土上所有企业和个人产值的汇总，从当前情况看，其中相当一部分外资与中外合资企业的产值也计算在内，但这部分企业中外国资本家和经营管理者、技术人员却都不是“人均”的分母；二、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的外资，要从总产值中拿走其利润，或者说，这部分利润并不属于中国；三、以国内生产总值除以总人口得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掩饰了生产的区域差异，不能体现收入中的问题；四、这个指标并不能反映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而这是经济中的主要问题；五、这个指标不能体现政治、文化状况及其矛盾。

　　现代化是一种历史的转变，确定其主体，是现代化研究的基本。我在《中国现代化导论》的序言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对于现代化，人们发表了诸多议论，但大多数是偏重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这两个文明要素的发展上。这不能说不是现代化的一个内容。然而，这样规定的现代化脱离了文明主体，也脱离了制约文明主体与文明发展间关系的社会制度和结构，因而是不全面的。这种思路，没有说明如何实现文明这两个因素的发展，没有说明文明其他因素的作用与变化，没有说明如何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充其量也只是表达了落后国家一部分人的主观愿望——一种并不全面，也没有实现条件的愿望。

　　而西方发达国家中研究现代化的人，不仅从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来规定现代化，还从这种标准出发，把现今世界分为两类国家，一类是“已经现代化”的，一类是“传统”的。“已经现代化”的国家当然不需要现代化。现代化只是“传统”国家的事。也就是说，他们将现有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生产力等作一统计和规定，以此为“现代”的标准，并要求“传统”国家按此标准，“化”为西方国家的模样——至此，他们开始就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提出各式变化的要求：你要现代化，就得以我为榜样，学习我的制度和结构，并成为我的后进者向我看齐和靠拢。西方研究现代化的学者中，不乏有真心实意为落后国家着想的人，但更多的是那些受资本所雇用的文人，他们大谈“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并号召“传统”国家“现代化”，实质上只是要向全世界推广其资本统治。这是近代以来资本增值和扩张的逻辑的继续，是资本统治建立其世界制度和结构的需要。作为资本人格化了的资产阶级利益和意志的代言人。大多数西方学者所论的“现代化”，实际上不过是“近代化”。

　　我们是从现代文明主体的利益和意志出发探讨现代化的，我们说的是人的现代化，不是物的现代化。物只能随人的现代化而改变其形状和功效，而人类社会则要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实质性变革。

　　现代化的核心和主体，是文明主体争取解放和自由，其实质就是以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实现文明主体与文明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这是一个全人类总体性的变革过程，它以现存的由资本统治为代表的旧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为变革的对象，解决现代社会中的各种矛盾。

　　现代社会的矛盾，也是文明主体、文明的发展与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它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呈现多种形式。解决这种矛盾的主动因素和主体，是文明主体从其本质出发的争取解放和自由的斗争。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其关键，就在于以先进的社会意识，启发和聚合文明主体，使之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以此势力来对抗、推翻旧的早已组织起来的势力，通过制度和结构的变革，进一步将文明主体所争得成果界定下来，使文明主体在解放和自由的进程中，更为普遍、广泛、深入地促进文明的普及和发展。拙著：《中国现代化导论》，第12～14页，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

　　这是10年前写下的，其基本观念我现在还在坚持，但也有所进展，即将文明主体的解放和自由，更具体化为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和实现其社会主体地位，而这就是现代化的主干和主要内容，制度变革、文化变革、经济指标的增长等等，不过是这个主要内容的社会总体形式及其表现。这里尤其要明确的是，经济指标的增长与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是标与本的关系，本固才有标升。现代化只有突出其本，才能切实地展开。那种空喊发展经济，甚至以发展经济为由，削弱劳动者权利，压低其社会地位，抑制其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不仅不能发展经济，还会严重地阻抑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是以中国劳动者为主体的现代化，是生活于中国并有中国国籍的人（也包括一定时期出国留学或工作的人）素质技能的提高和社会地位的改变，是中国人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变革。中国人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主体，其绝大多数是劳动者，他们素质技能的提高，是以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为主线的，这包括身体素质的提高，但更多地体现于技能素质和文化精神素质的提高上；提高了素质技能的劳动者必然要求社会地位的改变，这个改变的目的，在于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体，与之相应，也就削弱和抑制非劳动的统治者的地位，以至完全消除非劳动的统治阶级的存在。因此，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是全体中国人都成为现代劳动者，并成为社会主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业文明向工业生产方式和工业文明转化，各种经济指标，以及生活水平，自然都在提高。那种把提高经济指标和生活水平作为目的与标准，动辄以此来压制民众——只许他们老老实实做好分内的事，不许他们关注政治和国家荣辱——的观念与行为，不仅不是在促进中国现代化，也不是在发展经济，其实际结果，就是压制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由此压制经济发展。这是以发展经济为名的阻碍经济发展或曰伪现代化和负经济发展的思想。

　　这种伪现代化和负经济发展的思想，实则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中国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说，首先就要批判和清除这种思想，克制和清除形成这些思想的社会势力。要清除障碍，就要有清除障碍的社会势力，而且这个势力要强大到超过障碍的势力。这个势力就是民主运动及其制度化所聚合的劳动社会主义势力。以它所体现的自由文化批判专制文化，才能明确伪现代化和负经济发展思想的实质，进而导引劳动社会主义势力的壮大，增强中国现代化的动力，突破并克服阻力，实行中国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就是中国现代主要社会矛盾双方斗争所体现出的向前的、发展的趋势和进程。

　　有一种发展观，主张淡化，乃至否认社会矛盾，不承认中国现实中各种势力的对立，也不分析各种势力对于现代化的正负作用，只强调和谐，认为不发生冲突，这些势力都可以成为发展的动力，只要保持表面上的、形式上的稳定，就能够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种观点，如果不是出于故意，就是对中国，对社会关系和矛盾无知的表现。中国的社会矛盾是现实的，并不会因为在思想上、宣传上的否认而消失。这种站在局外对中国现代化的说教，或许能迷惑一部分文化精神素质不高的民众，使其在小农意识或小市民意识的束缚下，只顾个人与小家庭的私利，顺应和服从各种压力，不去关心国家政治和民族命运，从而给专制势力侵吞公有资产创造条件，但决不能阻止专制势力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也不能排除它对民众的专制和对现代化进程的阻碍。

　　中国的现代化是正与负两种对立势力斗争的过程，其正的势力，就是劳动社会主义势力，它在政治上表现为民主势力，其负的势力就是由旧集权官僚制的统治势力所转型的官僚资本势力，这两个势力的较量，是中国现代史，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原因。在这两个势力之间，还有两股社会势力，其一是旧的小农经济（包括个体手工业和商业），其二是私人资本。这两股势力虽然不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方面，但却是不可忽视的影响主要矛盾两个方面斗争的势力，同时也是主要矛盾两个方面在斗争中所要争取和利用的势力。

　　中国现代化既是劳动社会主义势力增长以抑制和克服官僚资本势力的过程，也是劳动社会主义势力团结和利用私人资本势力，改造小农经济的过程。与之相应，官僚资本也在利用小农经济和小农意识这个社会条件，而滋生，而扩展。为此，它会以各种方式延滞小农经济的改造。至于中国的私人资本，在20世纪上半叶就是在官僚资本的控制下为其充当小伙计，但官僚资本绝对不能容许私人资本发展。现在和未来也是一样，官僚资本会利用私人资本为其提供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初级产品，或推销外国垄断资本要其零售的产品，但绝对不能任私人资本强大到足可以与外国垄断资本相抗衡，或威胁官僚资本利益的程度。官僚资本的行为，是与中国现代化相逆的过程。

　　由于官僚资本的再生和其势力的扩展，严重地干扰和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了实行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必须以民主制度聚合劳动群众。而中国现有的民主制又相当初级，并以行政集权为其体制，这个体制恰恰又为官僚资本用来对抗和削弱民主制。在这种情况下，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不仅要有主体，更要有民主的权威作为精神支柱，以民主的权威对抗、压制专制的权威。

　　民主的权威是民主主体劳动者利益、意志的集中体现，贯彻于中国现代化的目的、路线和策略之中，由此而聚合中国的劳动者，提高其素质技能，增强其民主意识，这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据。在此基础上，改革劳动社会主义政党的组织，改革行政集权体制，是中国民主制摆脱其初级阶段的局限，明确和强化民主权，由民主权建立法制体制。这样，官僚资本势力存在的条件就会逐步被改造、被削弱，其作用和影响力也逐步缩小。以民主的权威为精神支柱，使劳动社会主义势力在总体上壮大的同时，振奋起来，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其主导作用，改革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并利用私人资本在现时期所有的积极性，抑制其消极作用；改造小农经济，逐步消除小农意识，使广大农民成为现代化的主体。这样，民主的权威又得以进一步增强，增强了的民主权威又作为精神支柱，而支撑并导引中国的现代化。

--摘自《民主的权威》2005年9月第1版，第442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