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文化对人与社会发展的制约

刘永佶

自孔丘创立官文化，秦始皇建立集权官僚制，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的内在精神，就集中体现于官文化上。官文化作为居通知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人的社会矛盾的反映，同时也直接指导并制约着这期间万亿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及由他们构成的社会。中国人的素质，他们的生产力及由此形成的生产关系，都必然体现着官文化的制约。中国人及其社会的进步、保守、没落，都是官文化的内在制约的表现。

官文化作用的人，不仅是被统治者，也包括统治者，而且首先是统治者，并通过统治者来达到对被统治者的制约。

文化，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是生活于矛盾的社会中人的存在及其地位的集合形式，当它在总体上形成以后就会通过国家机器以及教育、舆论等各种渠道，直接或间接地、强制或自愿地传播于社会生活中的个人，个人又会根据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予以接受、改造或排斥，从而形成自己的意识。由这种个人意识支配的行为，也就表现出文化的总体制约。

价值观、思想和道德，是文化的三个层次或环节。其中价值观是对人生目标的界定，它一方面从总体上规定了社会的价值，也即个人目标的原则，另一方面则是个人根据自己的条件所规定的具体目标，它是从属于社会总体价值原则的。思想则是对社会关系和矛盾的理性认识，它表现着阶级性，特别是统治阶级从其利益出发而形成的思想体系，会以社会总体思想的形式出现，在指导社会运行过程中，也制约了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道德则是思想和价值观的综合表现，它虽没有法律的强制性，但却以舆论等方式制约着个体人的意识和行为，而且是相当普遍和深入的。

可以说，自从进入阶级社会，原始社会中初级的意识形式，就升华为具有系统性的意识形态，即文化。文化与初级意识形式的差别，主要在思想这一层面，文化中有一个思想体系，并概括价值观，进而体现于道德，而初级意识形式中则没有系统的思想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官文化意识比较成熟的文化系统，它以儒家道统为其思想体系，并以此来集合个体的价值观，广泛而深入地控制社会的道德。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那里，文化不仅是静态的统治意识，还是统治社会的方式之一。文化本身就具有能动性和可操作性。官文化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虽然不像欧洲中世纪那种“政教合一”制度，将基督教文化直接以政治形式贯彻于社会，但官文化作为集权官僚制的理论基础，又全方位地体现于政治、经济制度中，并以教育、舆论，甚至艺术等方式，作用于每一个社会成员。可以说，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几乎所有个体人，都被笼罩于官文化的氛围中，其思维和行为，都受到官文化的制约。官僚和作为其后备军的“士”，是官文化的主要载体，他们的价值观和意识，是官文化的具体形式，并通过他们的言行，影响整个社会。而被统治的民众，特别是农民，在集权官僚制下尚未形成自己与儒家道统相对抗并能取而代之的思想体系，这样，他们的社会意识就只能停留在初级阶段，其主要表现就是小农意识。小农意识可以说是认可官文化的被统治者的意识，农民虽反对贪官、坏官，但不反对集权官僚制，对于官文化，他们往往从自己的需要加以理解和接受，虽然不能做官统治他人，但却可以在官文化的制约下接受统治。

官文化对古代中国人的制约，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之一。这种制约，通过制度、体制、法律、政策等政治方式，贯彻于每一个人，也贯彻与全部的社会生活。中国古代社会的先进、保守和没落都与此密切相关。

官文化曾是先进的文化，这在春秋战国至隋唐时期，得到表现，即此时的中国社会，不论从全世界的范围内，还是从中国自身发展的规律来看，都是如此。

官文化所取代的是封建文化，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以儒、法、道、兵等家为代表的思想变革，是仍在封建领主制下士、儒及中下层贵族利益的表现，他们要求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因而也就要求废除封建领主制。这种先进性的思想变革，形成了官文化的思想体系并在这些体系的指导下，推翻了封建领主制，建立了集权官僚制。当秦、汉两朝以这种新制度立国的时候，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扔出在奴隶制和原始社会。官文化的思想体系，显示以法家的作用为主，这主要表现于推翻封建领主制上，之后是以儒家为主，其主要表现于建立集权官僚制上。集权官僚制在经济上所实行的土地国有制和“均配土田”制，是当时最有助于农业发展的，因此大大提高了生产力。而生产力提高的主导因素，还是农民素质的提高，以及相应提高了的生产积极性。从秦汉到隋唐，其间中国虽有诸多战乱，但在当时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官文化经过一千年的统治，到宋朝趋于保守，虽然王安石等人企图以“变化”来更新官文化，进而更新官僚政治和小农经济，但没有成功。王安石变法中能够被后来统治者所坚持的“八股取士”，这在当时还有新意的对科举制的改革，本身就标志着官文化保守的开始。之后不久的程朱理学，从儒家道统的演化来说，是大兴盛期，但也标志着官文化的保守性及其所制约的官僚制度的保守。二程之理学形成时，尚未占主导地位，朱熹承继他们，进而有所发展，但理学之所以在南宋时居主导地位，就与南宋王朝的“偏安”思想直接相关。它不仅实行了这种“偏安”，而且也为“偏安”及恢复失地的愿望提供了理论的依据。儒家道统的兴盛，与集权官僚制的没落趋向，是同时出现的。

明王朝的建立，似乎表示官文化的“复兴”。确实，明及清两朝，官文化的统治可谓登峰造极，不仅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大兴其时，还出现了王守仁以儒家伐讨“心中贼”的心学。更为重要的是八股取仕的科举制度全面推行，官僚体制日臻完满。然而，正是官文化的这种全面统治，充分暴露出它的保守性，并由此走向衰落。此时的欧洲正经历着从重商主义到产业革命的文明大转型，其社会也在进行从封建领主制到资本制的变革。相比之下，农业文明远远领先于世的中国，正在强化集权官僚制和小农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官文化起着明显的制约作用。其结果，就是将明朝时已经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扼杀，固定落后的小农经济，不仅丧失了领先于欧洲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机，而且使中国陷入了列强的包围、重压、欺凌、劫掠的境地。

至此，官文化对中国人及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已不复存在，它已由两年多年前的先进意识型态变成没落、反动的意识型态。当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西方的民主政治，号召并领导中国的社会革命时，所遇到的最大思想阻力就是官文化。孙文革命的失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陈独秀、毛泽东的社会主要革命，虽然夺取了政权，但从一开始，就受到官文化的内外夹击，而官文化所制约的小农意识，又在革命深入发展的各阶段，不断地干扰革命进程，更为滋生新的官文化提供社会条件。如果说在武装斗争时，官文化面对真刀真枪，很难发挥其阻碍作用，而且是受官文化支配的反动军队失败的原因之一，那么，当夺取了政权，建立新的国家机器以后，官文化又以新的形式，传统并滋生起来。新中国成立五十年的历史表明：几乎所有社会进步的关键时刻，官文化都集合着反对变革的既得利益者，阻挠变革，不是严重干扰进步的路线，就是阻断进步的势头。新中国就是在不断地与官文化及小农意识所代表的旧势力的斗争，艰难地进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