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热钱搅局中国股市楼市
——对话经济安全知名学者江涌
《环球》杂志记者/谢黎实习记者/任中元
香港，恒指不断攀高，楼市价涨量升。繁荣的背后，不难看见国际热钱的躁动。
花旗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近期流入香港的资金，已经达到2007年牛市高峰每周流入的资金量水平，致使香港银行间同业市场隔夜拆借利率调低至0.05%，为2004年11月以来最低水平。有估算认为，目前重新积聚在香港的热钱，可能高达5000亿美元。
野村证券不久前发布的研究显示，在13周内，中国内地证券市场流入的资金约有67亿美元，金额是全亚洲之冠。
这一股股已呈汹涌之势的资金暗流，不能不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与警惕。为此，《环球》杂志记者专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
“各方资金都有向中国流动的趋势”
《环球》：很多人最近都在关注境外资本流动的问题，不少专家认为5月份以来全球资本流动进入了一个比较活跃的时期，从您了解的情况来看，是不是如此？
江涌：我个人认为这并不是空穴来风。目前，在整个实体经济复苏之前，主要的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正逐渐趋向稳定。美国是个典型代表，它的主要金融机构已经偿还了政府的钱，这就显示出，由次贷危机引发的信贷危机已经过去了，当然，别的危机现在看来还在持续，没有见底。
信贷危机有了较大的改善，流动性就会大量释出。而如今，发达国家的经济基本“整体塌陷”，表现不错的只有一些主要的新兴市场。中国在这些新兴市场当中是比较亮丽的一景，在这样的情况下，各方资金都有向中国流动的趋势。这正是我本人一直强调的，中国很有可能在世界经济大国中“率先复苏”，而“率先复苏”者则很有可能率先遭遇热钱的困扰。
《环球》：现在除了中国以外，是不是其他新兴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据我所知，上半年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国家的金融市场表现也还不错，是不是也有热钱的作用在里面？
江涌：新兴市场不仅有金砖四国，还有“VISTA”五国（编者注：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阿根廷）等。而新兴市场间的差别很大，像土耳其、阿根廷这些国家的情况是很糟糕的。据我了解，今年土耳其的经济增长可能是-7%到-8%。相比而言，新兴大国的经济态势还比较好。国际资本向新兴大国流动的趋势比较明显。
《环球》：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许多国家都采取灵活的资本管制措施，而且新兴国家的地位也在提升，这些变化的因素会不会让国际资本的流动出现新的特点？
江涌：国际资本流动正在出现新的特点。经过这一轮经济危机，发达国家经济受到打击，对冲基金、共同基金等都缩水严重。它们面临没有办法向投资者交代，或者在未来支付的时候存在很大的缺口等问题。所以，它们极力要把这个损失找回来。到哪儿去找呢？到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资源输出国家去找，这就改变了金融资本的流向。而另一方面，国际资本的结构也发生了改变。西方国家的私人资本受到了一定的重创，对冲基金也受到较大冲击，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得到了一些扩张，金融力量明显提升。
“资金把香港作为跳板进入内地”
《环球》：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可以确定的是已经有热钱大规模地进入香港，下一站可能会大举进入内地。
江涌：确实如此。在中国内地，资本基本上处于一个管制的状态。香港则是一个自由港口，大量的资金把香港作为跳板进入内地，这是非常便捷的。
《环球》：那么，这些境外热钱是如何进入内地的，他们借助的是怎样的渠道和方式？
江涌：基本上，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资金流动障碍很小。渠道有多种，光是输运现钞和地下钱庄这两种就让我们防不胜防。罗湖海关每天出入几十万人，可以“蚂蚁搬家”，还有许多司机用集装箱来回大批量运送货物，如果他们携带现钞，几乎无法监管。地下钱庄参与的规模可能更大。当事人通过许多地下钱庄进行异地汇兑、结算，进行跨境资金的转移和拆借。有的资金看起来没有实际的出入境，但是事实上，已经通过地下钱庄完成流转。这种情况非常多，量也非常大。
《环球》：我注意到最近业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人说流入中国的热钱流量还不是很大，还难成气候。也有人说，从历史经验来看，当媒体发现风吹草动时，实际上，资本已经完成布局甚至到中盘了。您怎么看？
江涌：我觉得后面的说法有道理。热钱数量的评估是比较困难的。在金融危机前，就有大量的热钱在中国炒作。有人说一万多亿，有人说是几千亿，有的说很多，有的说不多，的确很难下结论。
所以，我们往往要依靠历史的经验。目前来看，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股票市场的上涨，这个上涨并不是一些内资“做庄”所能做到的，一定是有国际金融大鳄在中间兴风作浪。这些动作和一些大的机构、基金的手法是如出一辙的。
《环球》：除了股市、房市以外，您认为这些资本还会进入哪些市场？
江涌：这些金融资本是要追求短期收益的，它和产业资本是不一样的。凡是能有短期收益的领域，都是其心仪的对象。股市、房地产市场是表现最为集中的，还有其他一些可以被炒作的领域，比如一些金融期货，艺术品市场等。
《环球》：这些游资到中国来，很大程度上是预期人民币的升值，只要人民币升值，他们就能获利，而且有避险的作用，您认为是这样的吗？
江涌：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国际资本的流动主要有两种动力：一个是趋利，哪个地方收益高就往哪个地方去。趋利的时候分两种——套利和套汇；第二个就是避险。在金融危机条件下，趋利的动力降低，避险的动力就会提高。金融危机缓和后，国际资本趋利的特性就会显现出来，去追逐高利润，去套利、套汇。
现在的国际金融市场在渐趋稳定，金融资本趋利的本性就显现出来了。整个西方国家都在接近零利率，美元持续贬值，而新兴市场的利率相对较高，汇率又在走强，因此，国际资本流向新兴市场是必然的。
“不能被金融市场牵着鼻子走”
《环球》：一旦热钱大举进军中国之后，会导致什么后果？
江涌：一旦热钱大量涌入，金融泡沫、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就会出现，经济低速增长、通货膨胀的形势会日益明显，由此会呈现出经济滞胀的态势。
《环球》：它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复苏状况？
江涌：那是肯定的。中国是制造大国，处于工业化兴盛时期，实体经济在国家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实体经济的周期和金融的周期是不一样的。实体经济的周期是中长期的，企业需要投资、组织生产、销售这样一个循环周期。国家要为实体经济提供适宜的增长环境。所谓适宜的环境就是要有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稳定的货币政策与稳定的财政政策，这才能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而金融周期往往是很快的，有的甚至只有几个月，稍纵即逝。现在国家为了应对金融资本产生的泡沫，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在运用的时候往往会给实体经济造成伤害，从而给实体经济带来较大的压力。这就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
《环球》：面对这样的一种状况，您认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减轻压力呢？
江涌：我认为，国家干预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不能对国际金融体制的改变怀有过高的期待，热钱来袭，只有筑好自己的“篱笆”才是关键。特别是香港这一块“篱笆”要筑好，加强监测内地和香港资本跨境流动的情况，严厉打击资金非法跨境，这会起到威慑的作用，并增加跨境资本流动的成本。如果内地与香港的“篱笆”筑不好，想扭转国际资本对中国冲击的态势是非常困难的。
再有，就是宏观调控更应审时度势，要有预见性。要控制我们的金融市场，不能让它大起大落。否则，它对实体经济冲击实在太大。这些年来，我们往往舍本逐末，老是盯着金融市场，忽视了实体经济。实际上，实体经济是中国的“本”，实体经济关系到中国的发展阶段的问题，关系到战略，关系到社会稳定，所以我们不能被金融市场牵着鼻子走，要把国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考虑重心放在实体经济这一块。
《环球》：黄金是不是可以考虑的反热钱“武器”？
江涌：黄金储备是非常重要的。黄金是真正的货币，金银天生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生是金银，这是经济规律。在国际外汇储备中，欧盟的标准是黄金占到15%是安全的，而咱们的黄金只占到百分之一点几，远远不够。要做好我们的黄金储备，动用外汇到国际上去买，并且有技巧地择机买，才是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