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好外资是宏观调控成功的关键

江涌

原载：中国经济评论·产权市场

http://beijing.qianlong.com/3825/2008/02/01/2540@4293412.htm

07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08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做了部署，“完善和落实宏观调控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势头”成为要务之首。其主要手法就是，继续合理把握财政支出规模，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亦即适度的财政政策与从紧的货币政策。然而，近年来的宏观调控实践证明，外资业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变量，中央的宏观调控如果忽视外资，不监管好外资，那么肯定不会有显著成效，甚至可能招致失败。而且过往的经验表明，每实行一次“从紧”政策，都给在华外资提供一次扩张机遇。

“从紧”调控为外资扩张提供机遇

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年均增长9.7％。近年来，中国每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基本都在600多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投资目的地之一。到2007年年中，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超过7500亿美元。2006年，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量的58％，纳税占全国的21％，直接就业人数超过2800万，占全国城镇劳动就业人口的比重超过10%。实践证明，外资不仅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而且在推动经济增长，加速工业化进度，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出口，增加税收，创造就业，培养人才，乃至推动中国经济体制完善和创新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在华地位的不断巩固与提高，行业控制力与政策游说力不断增强，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负面效应越来越突出，呈现出尾大不掉态势，在中国境内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游离于中国政府监管的“经济飞地”。这些“经济飞地”依照国际分工配置资源、组织生产加工，使用的是国际资本、国际技术与国际销售渠道，普遍利用转移定价等多种手段转移利润。而且外资凭借其强大经济实力与影响力，将诸多中资企业纳入其生产、供应链，根据其自身需要，通过资金、技术、销售等，对中资企业实施或松或紧的控制，从而使诸多中资企业成为其附庸。中国所期待的“技术溢出”与“财富渗漏”效应微弱。诸多地方开发区，早就成了外资的“独立王国”，享有治外法权。如，当今资本主义所有为富人奢侈糜烂的设施，在中国的外商开发区一应俱全，包括红灯区与赌场，乃至奇特的“二奶村”；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明文规定，外资老板可以不受交通法规的制约、医院看病享受半价、子女随便选择学校、出入娱乐场所（包括赌博嫖娼）不受公安机关检查等。广东一位市政法委书记在解释为什么要让法院判决民工败诉时，竟然对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赤裸裸地说：“很简单，我这里民工多的是，引进外资却很难，不替外资说话替谁说话？发展是硬道理。”

为抑制房地产市场泡沫膨胀，自2004年开始，中央政府实施以紧缩银根与地根为主的宏观调控。但是，外资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独特与优越的法人地位，向本土房地产公司提供包括融资在内的各类金融服务。高盛、花旗、华平投资、凯德置地等国际顶级公司，直接或间接进入内地的房地产市场，中国房地产价格由此居高不下且不断上涨，宏观调控政策因此落空，严重损伤中国政府的威信。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自由度，实际远远高于中国“入世”的开放承诺，远远超出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所监管的范围。如高盛名义上是投资银行，实际上早就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高盛进入中国后，掌握许多场外交易，而且完全不为监管机构所知。当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高盛在泰国就进行大量场外交易做空泰铢，触发泰国危机爆发。

深入透视此轮宏观调控之所以成效不彰，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调控作用的对象可以获取与依赖境外资源，因此可以无视乃至蔑视中央政策；另一方面调控政策在境外等利益集团的影响下，已经无多大科学性可言；再一方面，相关部门、地方政府与境外等利益集团沆瀣一气，有组织对抗中央。中资企业，尤其是中资国有企业与大中型优质民营企业，是中资银行主要贷放对象，“从紧”的货币政策约束了中资企业正常的渠道融资。一些具有良好经济收益前景的投资项目，要么被搁置，要么被迫转向非正常融资渠道，如“地下金融”。这不但增加企业融资成本，助长了金融腐败（给银行信贷提供更高的贷款回扣与“佣金”），而且活跃了地下经济。过往的经验表明，每实行一次“从紧”政策，都给在华外资提供一次扩张机遇，使宏观经济更加扭曲。

“境内经济论”为外资扩张提供理论支撑

在华外资扩张在一些部门以及一些人来看，没有什么大不了，而且是好事。如此，“外资”、“民资”和“国资”三分天下，中国经济就会更加健康稳定。更有甚者认为，先进的、国际化的外资接管落后的中资企业，外资银行与金融机构全面接管问题重重的中资银行与金融机构，可使中国经济更有活力。

支持外资在华自由扩张这一主张的理论依据是，经济全球化下，“民族经济”观已经落后，而应当用“境内经济”取代“民族经济”，即凡是在中国境内的经济，都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为中国的税收、就业做出了贡献，就应当看作中国经济的一部分，甚至是最积极的部分。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们的地方政府打出“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旗号，纷纷效仿“苏州模式”，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不仅轻徭薄赋，而且在土地、环保、劳动纠纷等各方面大开绿灯，更有甚者，为彰显政绩，大肆展开“冲向底部”（run to bottom）的恶性竞争，给外资的优惠条件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甚至把以往帝国主义在华租界的政治法律特权都搬了出来，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吸引外资。

其实，以“境内经济”取代“民族经济”并非中国经济学者与相关官员的发明。早在20世纪80年代，一帮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拉丁美洲学者与官员就在鼓吹以“境内经济”取代“民族经济”，全面推行投资、贸易与金融自由化。阿根廷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二战后，阿根廷庀隆主义政党长期执政，强调保护民族利益实行进口替代政策，有力推动了国有企业和民族工业的发展，科技和工业制造进步很快，甚至能够生产喷气飞机和建造核电站。70年代阿根廷生活水平接近欧洲的西班牙，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居拉美前列。70年代中期阿根廷爆发军事政变后，新政府废除了市场保护政策。进入80年代，阿根廷加快了从发展民族经济转向自由经济的步伐，全面推行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彻底融入全球化进程，因此一度被美国官方褒奖为改革楷模。阿根廷私有化浪潮盛行之时，从银行、发电站到大油田、矿山，从港口、码头到飞机场、火车站，外资几乎接管了阿根廷所有的重要竞争性和战略性行业。随着外资在阿根廷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高，阿根廷经济开始走向动荡，最终跌入了金融危机的深渊难以自拔。阿根廷以“境内经济”取代“民族经济”，在拉丁美洲并非唯一，巴西、乌拉圭、秘鲁、危地马拉、玻利维亚等国都出现过亲美派主导的大规模以“境内经济”取代“民族经济”的自由化运动，因此都程度不一地落入金融危机的泥潭，巨额国民财富被“蒸发”，金融危机迅速酿成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以及政治危机，反私有化、反全球化力量由此迅速壮大，拉美政权由此出现集体“左”转。拉美教训表明：以“境内经济”取代“民族经济”的荒谬与彻底失败，如今拉美对新自由主义危害的清算还没有结束。

战略经济对话为外资在华扩张提供了新途径

很显然，外资经济除了创造靓丽的GDP数字外，其对东道国的实效越来越低，因为它要拿走关键的利润。谋取高额利润乃至暴利，是资本的本性。为获取暴利，外资必然要趋向控制与垄断。当在东道国取得控制与垄断地位后，资本的本性决定其必然要为所欲为，提高资本聚敛财富的效率。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美国核心人物保尔森表示，开放金融服务业不但会为美国创造机会，也有助于中国经济效率的提高。“提高效率”一直是国际施压中国开放、国内新自由主义派推进改革的旗帜，但是在“高效率”下，中国两极分化，贫富对立，资源紧张，环境恶化，劳动者生命健康严重受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是非得失制定了一个衡量尺度，即三个“有利于”。但是，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脱离三个“有利于”标准，背离了经济增长的实质意义。

在华外资有两大类，郎咸平先生称之为盘旋于中国上空的两只秃鹰，一类是产业资本，包括以宝洁、丰田、卡特比勒、家乐福、GOOGLE、达能等为代表的实业型企业在中国投入的资本；另类是金融资本，包括以花旗、高盛、美林、摩根士丹利等为代表的银行资本，以及以凯雷、IDG、新桥、红杉等为代表的风险投资基金。在华境外产业资本已经跨越“绿地投资”阶段，主要是通过收购中资企业来消除竞争或进行产业垄断，获取高额利润或暴利。与诸多新兴市场一样，中国金融业发展滞后，但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为金融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空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际竞争的核心，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教训一再表明，金融危机对一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关键的“一票否决”的巨大功效。在华境外金融资本，不仅挤占我金融业发展空间，通过各种灰色乃至不法途径，获取暴利（如摩根士丹利由于内讧，爆出了在中国创下高达900%的利润率）。为尽快取得对中国金融业的控制，在华境外金融资本一方面通过境内代理人积极向中国政府游说，另一方面不断通过母国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不断扩大金融开放。

当今世界，美国金融业最具竞争力，所以美国金融资本向中国政府游说与施压也最为活跃，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就是施压中国金融开放的重要机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可以说就是美国财长保尔森（前高盛总裁，美国金融资本的代言人）为中国精心打造的。历史上，里根政府时代的财长里甘（前美林总裁，同样是美国金融资本的代言人）就曾为日本精心设计了日美战略经济对话——“日元/美元联合工作组”（后更名为“日美金融市场联合工作组”），美国通过此机制不断向日本软硬兼施，诱导、迫使日本接受了包括“广场协议”、“卢浮宫协议”、“巴塞尔协议”等在内的一系列金融市场自由化方案与举措，日本的经济泡沫与金融危机由此生成，经济十多年一蹶不振。如今，保尔森如法炮制，一年一度的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早就被国际社会笑谈为“战术训话”，宣扬什么对话重点着眼于两国长期性、战略性、宏观性的经济问题，那更多应是中方的一相情愿。来日无多的布什政府以及保尔森财长，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为美国的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在中国争取最大的金融利益，一切经贸摩擦只是“敲门砖”而已。保尔森葫芦里的药其实对明眼人来说早就昭然若揭，不明白为什么中方要奉陪到底？孰知这就是中国民间流传的“凉水温火煮青蛙”。日本教训，世人哀之。然而，世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世人而复哀世人也。